韦拔群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与毛泽东、彭湃被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大农民运动的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同时韦拔群还是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之一，曾经与邓小平并肩作战在百色这片土地上，二人面对面在一起时，邓小平亲切地称韦拔群为“拔哥”，韦拔群牺牲后多年，邓小平称赞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不愧是名符(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今年是韦拔群125周年，也是百色起义90周年纪念，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发生在韦拔群身上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他是我国农民运动第一人
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共产党党内组织农民运动第一人是彭湃，但彭湃组织农民运动的时间是1922年，而韦拔群组织农民运动的时间是1921年11月，可见，韦拔群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组织农民运动的第一人。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历史错误呢?主要是因为韦拔群刚开始组织农民运动的时候，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党内就把彭湃看成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人了。
1921年8月，韦拔群跟随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省长的马君武从广州回到南宁，并被马君武先后委任为南丹、东兰县知事，但他看到当时广西的政权已被广东军阀陈炯明所篡夺，全省一片腐败混乱局面，他谢绝了马君武的任命。回到家乡东兰县武篆，他发现了中国广大农村中农民的力量。鉴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之横暴，韦拔群首先召集有志青年建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后改称“农民自治会”，韦拔群亲自担任会长，他还确定了“同志会”的宗旨：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韦拔群还成立了演讲团，向广大农民发布各种有关社会革命的宣传品，有时候，韦拔群还会与同志会的成员一起，拿着白纸旗，打着“广西不得了”“实行社会革命”的旗子到武篆街头进行宣传活动，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
依靠“农民自治会”的力量韦拔群为农民做了不少好事，并深得农民爱戴。1921年12月，韦拔群在武篆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团结一致，抵制强加在人民头上的苛捐。会后，韦拔群与陈伯民二人日夜兼程赶到百色，跟桂系旅长刘日福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斗争，迫使刘日福撤销了征收苛捐杂税的命令。
1922年3月30日，即中国农历的三月初三，韦拔群召集黄大权、陈伯民等11名同志会会员，在一个可容纳1000多人的大山洞——武篆北帝岩举行会议，为了更广泛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活动，以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把“改造东兰同志会”改组为“东兰公民会”。会议还讨论通过了韦拔群起草的东兰初期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敬告同胞》，并以“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的名义，印发广西各地，号召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祸国殃民的大军阀，实行国民革命。
为了进一步壮大农民运动的革命队伍，1922年10月28日，即中国农历的九月初九，韦拔群以重阳节登高游览为名，在武篆东里村的银海洲，召开有东兰、凤山、百色等县革命青年共180多人参加的同盟会议。会上，韦拔群明确地提出了同盟会的任务：联合劳苦大众，团结广大人民，彻底推翻反动政府，打倒军阀，铲除土豪劣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拥护俄国共产党，实行社会革命，建立新的国家。会议还决定秘密成立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同年冬天，韦拔群在前往南宁联络旧时的同学开展救国救民革命活动时，因大土豪杜瑶甫向驻南宁“自治军”副司令黄琦告密，韦拔群被捕入狱。1923年春，韦拔群获释回到东兰后，在武篆北帝岩召开会议，会后，全县许多区、乡纷纷建立了公民会和农民自卫团，县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兵员达千余人，韦拔群任总指挥，下设东、南、西、北四路军，分别由覃孔贤、黄榜巍、黄大权、牙苏民指挥。
1923年6月26日，韦拔群根据贫苦农民的控告，带领公民会会员及农民自卫军100多人，到东兰县城去清算大土豪、六哨团总韦龙甫的罪行。由于县知事蒙元良勾结驻军营长罗颂纲出兵镇压，他们不仅解救了已被农民自卫军控制的韦龙甫，还把7名公民会会员、农民自卫军投入监狱。残酷的现实使韦拔群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拿起枪杆子，才能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接下来韦拔群率领农民自卫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最终农民自卫军占领县城，县知事蒙元良和六哨团总韦龙甫逃往凤山。农民自卫军打开牢门释放了被关押的无辜群众，还没收韦龙甫的财产分发给贫苦群众，同时在县城召开千人大会，追悼牺牲的战友，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废除压迫剥削农民的契约，提倡民族平等，男女平等。
韦拔群率农民自卫军三打东兰县城，揭开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驻百色桂军旅长刘日福在接到农民自卫军攻克东兰县城的消息后，立即出兵镇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农民自卫军在占领县城28天后被迫撤退并分散隐蔽。不久，广西省长张其锽下令通缉韦拔群等农民自卫军领导人。
他被中共中央称为广西的“彭湃”
1924年8月，韦拔群化装成商人，绕道贵州、云南、越南、香港，于1925年1月到达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进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 、广州第三届农讲所所长阮啸仙等共产党员。学习结业后，他被委任为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回广西开展农运工作。1925年5月，韦拔群回到东兰，同年8月13日，他在武篆成立了广西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东兰县农民协会。为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韦拔群参照广州农讲所的做法，于同年9月15日在武篆北帝岩举办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任主任。第一批学员来自右江、红水河地区的东兰、凤山、百色、河池、南丹等12个县共276人。1926年冬至1927年夏，韦拔群又先后两次在武篆育才小学举办了两期农讲所，他既当主任又当教员，亲自给学员讲课，三期农讲所共为右江、红水河地区各县培训了近600名农民运动骨干，促进了各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6年2月，广西当局派百色驻军刘日福部龚寿仪率一个团的兵力到东兰，勾结县知事黄守先和大土豪杜瑶甫，先后在韦拔群家乡武篆及附近区、乡大肆烧杀劫掳，血腥镇压农民运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东兰“农民惨案”。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屠杀和镇压，韦拔群一方面率领农民自卫军退入西山，在西山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另一方面，利用当时国共合作之机，以东兰县农民协会的名义向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广西党、政、军和社会各界发出《请看军阀官僚劣绅土豪烧杀东兰农民之惨状》的《快邮代电》，控诉军阀和官僚豪绅互相勾结镇压东兰农运的罪行，要求“惩办其惨杀农民烧掳农村之罪犯官僚”，“恢复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但广西省当局对东兰“农民惨案”迟迟不作正确处理，为摆脱困境，韦拔群率领农军1000多人分四路攻下东兰县城，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从西山搬到县城办公。经过东兰农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及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对东兰农友的声援和支持，广西省政府不得不派出以省党部青年部长、共产党员陈勉恕为主任的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到东兰进行调查，并由陈勉恕代理东兰县知事。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广西省政府被迫承认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
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利用陈勉恕代理东兰县知事的有利条件，派严敏、陈洪涛、陈鼓涛等共产党员来到东兰协助陈勉恕指导农民运动。1926年11月，成立了中共东兰支部，韦拔群经严敏、陈勉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东兰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年全县有11个区、134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8.7万人，位居广西各县之首。12月5日，中共中央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韦拔群“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与邓小平一起领导百色起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面对蒋介石的屠杀政策，1927年6月，中共恩奉特支书记余少杰与田南道农运办事处主任韦拔群等在恩隆县七里区召开右江各县农运领导人会议，决定在没有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之前，暂时成立“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会议选举余少杰、韦拔群等5人为委员会常委。7月，余少杰在奉议县花茶村召开右江各县农军领导人会议，决定将右江地区农民自卫军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路军，韦拔群担任第一路军总指挥，第一路军由东兰、凤山、凌云、百色农军组成。
1927年8月，国民党新桂系军阀命令第七军第五师师长刘日福出兵重点“清剿”东兰、凤山农运，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韦拔群闻讯后，立即在东兰县兰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将第一路农军整编为3个自卫团和1个独立大队，准备迎击来犯敌人，后因寡不敌众，韦拔群率农军总部转移到东兰西山继续战斗。1928年春，韦拔群指挥农军攻占武篆、江平、太平等圩镇，同年6月将国民党龚寿仪团余部逐回百色，粉碎了桂系军阀对东兰、凤山地区的重点“清剿”，并趁势开辟了以东兰武篆为中心，包括东兰、凤山、凌云及百色边境地区的农军游击区。1929年春，韦拔群又派干部到凤山、南丹、河池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农军第二次攻占南丹县吾隘、那地等圩镇，并组织了8个乡农会和农军。从而为百色起义的举行和红七军、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29年6月，蒋桂军阀混战结束，广西政局发生变化，掌握广西新政权的俞作柏、李明瑞，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比较靠近革命，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同年7月党中央选派中共中央秘书长、25岁的邓小平带领一批党员进入广西南宁，邓小平化名邓斌，以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的公开身份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邓小平早就知道韦拔群在广西搞农运很出色，但为了保密起见，没有直接和韦拔群见面，但对韦拔群的农民运动十分注重和支持。邓小平通过做统战工作，使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开放工农运动，1929年8月间，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邓小平让韦拔群出席会议，并被选为省农协筹备处副主任。更重要的是，俞作柏、李明瑞还同意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名义拨给韦拔群一个营的武器装备，即300多支步枪，两万多发子弹，还同意韦拔群的东兰农军300多人到南宁郊区西乡塘进行军事训练。
不料，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不到3个月，就贸然决定参加广东军阀张发奎组织反蒋活动，他们不顾邓小平的劝告，于1929年10月1日在南宁召开了反蒋誓师大会，并挥师东进与蒋军作战，结果部队还没迈出广西省界，反蒋之战就宣告失败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邓小平命令中共党员俞作豫掌握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转移到左江龙州，命令中共党员张云逸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携带南宁军械库所有的武器装备西进右江地区，命令在西乡塘的韦拔群立即停止农军训练，率队赶回东兰，为“工农武装割据”做准备
1929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韦拔群等人组织领导下，百色起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诞生，由邓小平任军前委书记，张云逸任前委委员、军长，韦拔群任前委委员、第三纵队队长，首先韦拔群将自己领导的右江农军全部编入红七军，壮大了部队的力量，增加了部队中的工农成分，成为百色起义的基本力量和红七军的重要基础之一。接着，韦拔群率领红七军第三纵队投入了肃清各地反动武装的斗争。1930年2月，在红七军主力部队作战失利后，红七军军部从百色转移到韦拔群发起农民运动的中心地，也就是韦拔群的家乡东兰武篆。同年3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邓小平带着一班警卫从左江冲破敌人层层封锁来到右江苏维埃政府、右江特委机关所在地东兰武篆，这也是邓小平与韦拔群第一次见面，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韦拔群激动地说：“邓政委，辛苦了!”邓小平连忙回答道：“拔群同志，你好!”
邓小平来到武篆，主要是向红七军传达中央指示，这期间，韦拔群随邓小平一起住进魁星楼，趁此时机邓小平还在武篆旧州屯开办了一期县区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班，邓小平亲自编写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党的问题》等重要课程，还亲自给学员上课，当时，韦拔群既是教员又是学员，每逢邓小平讲课，他都要到场听讲。在邓小平、韦拔群等的正确领导下，东兰县率先在右江地区完成了土地革命任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他的侄子、警卫员割下他的头颅
1930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在红七军前委会议上，传达了中央要红七军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指令，前委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中央的指令，决定集中全军到河池整编，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将红七军下辖的三个纵队分别改为19、20、21三个师，全军主力北上打柳州、桂林等城市，21师由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等留守右江。
红七军在河池整编时，韦拔群按照军前委的决定，把21师的绝大部分官兵和装备分别编入19、20师，他只带了80个体弱多病的同志和一些破旧的武器，还有就是21师这个番号，返回了家乡东兰。在主力部队出发前，邓小平和邓拔奇亲自来到东兰武篆，同韦拔群一起研究如何坚持根据地斗争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加紧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的战略决策。临行时，邓小平和韦拔群依依不舍，握手辞别。但在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一个多月后，韦拔群领导的21师由原来的80多人迅速发展到了4个团和2个独立营，总共3000多人。
从1931年春到11月间，桂系白崇禧指挥数千国民党军队，对右江苏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围剿”，韦拔群指挥根据地军民，坚持游击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这两次“围剿”。1932年8月，白崇禧亲自坐镇东兰，指挥国民党正规军近万人，在当地民团的配合下，对右江根据地的中心东兰县西山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围剿”。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韦拔群将队伍化整为零，继续开展游击战。1932年10月18日韦拔群带领他的两名警卫员秘密来到赏茶洞开会，这两名警卫员，一位是韦拔群的侄子韦昂，一位是名叫罗日块的瑶族年轻人。开会的赏茶洞位于东兰县东里屯韦拔群家乡附近，当晚，韦拔群头部滚烫发烧，长期的劳累和饥饿把韦拔群给折磨病了!韦昂趁夜黑回到家中，韦昂的老婆看到丈夫回来，就劝韦昂说，现今国民党正悬赏韦拔群的人头，赏价为1400块大洋，而现在你跟着韦拔群东躲西藏的，一旦被国民党抓着，就没有了性命，我看你不如杀了韦拔群然后去领赏钱。在1400块大洋的诱惑下，韦昂决定杀死重病在身的韦拔群。19日凌晨，韦昂从家中回到赏茶洞，他见韦拔群一人睡在山洞里，当时韦拔群正发高烧，枕头下放着一把驳壳枪，韦昂先推了一下韦拔群，他见高烧中的韦拔群没有任何反应，就从韦拔群的枕头下抽出韦拔群的驳壳枪，对着韦拔群头部开了两枪。韦拔群牺牲后，韦昂为了领赏竟然残忍地割下韦拔群的头颅，迅速逃离山洞。刚走到洞口不远处，迎面就碰到下山打水回来的警卫员。韦昂用枪指着警卫员罗日块不许动，然后狂奔下山。
而国民党见到韦昂提来的韦拔群的头颅后，一分钱都不给韦昂。为此，韦昂天天去吵、去闹，最后，国民党给了他500块大洋，韦昂拿到钱后，为了逃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地下党的打击，就带着老婆逃到南宁藏了起来，在南宁韦昂和他的老婆不到一年的时间，500块大洋就花完了。接着韦昂又去找国民党要钱，国民党不但没有给他钱，而且还要抓他去坐牢，这下韦昂害怕了。没了钱，韦昂就去贩卖烟土。不久，韦昂的行径被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地下党知道了，地下党埋伏在他贩卖烟土必经的路上，最终将韦昂这个叛徒处决了。
韦昂的老婆听到韦昂被地下党处决的消息后，立即逃离南宁，跑到融水县，改名换姓并嫁给当地的一个裁缝匠为妻。1964年6月，融水县开展“四清”运动，要求每个外来人口，都必须如实地交待自己的历史，就这样，杀害韦拔群烈士的主谋在躲藏32年后终于伏法了。
韦拔群牺牲后，东里屯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到赏茶洞内将韦拔群的遗骨背回来，并秘密安葬在东里屯的特牙山上，并在坟上建了一座小庙，起名为“红神庙”。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韦拔群烈士，人民政府将他的遗骸重新安葬于东兰革命烈士陵园内。
毛泽东与韦拔群从未谋面，但他非常钦佩韦拔群，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议为韦拔群等牺牲的同志致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每次见到广西人，都会动情地谈起韦拔群，说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 “搞农运很出色，是个好同志”。邓小平对韦拔群更是怀念，1962年12月，在韦拔群牺牲30周年之际，邓小平挥笔写下了长达205字的题词。
寻找烈士头颅和生前照片
全国解放后，1950年，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寻找韦拔群烈士头颅的下落。经查当年韦昂把韦拔群的头颅送给了国民党桂系军长廖磊，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就把韦拔群的头颅放在一个玻璃金鱼缸内，用防腐药水泡着，然后在广西东兰、百色、南宁、柳州、梧州等地“示众”，最后头颅在梧州大较场“示众”三天后便不知去向了。在查阅了大量史料后，终于在国民党时期编写的一本名叫《东兰痛史》的书中找到了答案，“韦拔群的头颅最后转到梧州，埋于梧州之公园”，但梧州的中山公园范围很大，到底埋在公园的何处呢?又经过10年查访，1961年12月，梧州市园林处退休工人周十五提供了埋葬线索，14日，在周十五的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那个脸盆大小、盛着一个头骨的玻璃金鱼缸，随行的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将这个难忘的时刻还拍成了纪录片。为了慎重起见，依据韦拔群生前战友黄举平、谢扶民提供的韦拔群遇害时的年龄、相貌、特征和嘴里左上牙床镶有一枚金牙、额上有枪伤等情况，广西医学院在整复头骨时发现左额上方确有两个弹洞，一弹直穿左耳后部，一弹头尚在骨缝中，头骨牙床有一枚金牙。经科学鉴定后，证实这个头骨正是韦拔群烈士的头骨。随后，中共梧州市委派专人将韦拔群头骨护送到广西首府南宁，后又送到北京。
在寻找韦拔群烈士头颅的同时，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还多次发动群众征集韦拔群烈士生前照片，但照片只征集了一张，1984年7月5日，邕宁县档案馆提供说，一个叫黄肖彭的人，与韦拔群曾经是好朋友，1929年黄肖彭任龙州县长时，曾经与一个戴黑纱的高个子男人拍摄了一张照片，有人猜测照片中的高个子就是韦拔群，最后这张照片让韦拔群烈士的亲属、当年与韦拔群共过事、见过面的老同志等30多人进行鉴别，鉴别的结果是：韦拔群烈士的妹妹韦武月、韦武丁及韦拔群烈士警卫员韦钟文等13人认为戴黑纱的高个子完全像韦拔群，其中韦武月、韦武丁两位老人看后还留下了眼泪;另外14人都认为戴黑纱的高个子仅有部分容貌像韦拔群;曾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秘书吴德林等5人则认为完全不像。1984年8月23日，就韦拔群烈士的照片问题给邓小平去信，邓小平回信答复是：“照片上的人，有点像韦拔群，但认不大清了。”所以，韦拔群的真实相貌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而当时，广西博物馆有二张韦拔群的照片：一张是国民党把韦拔群烈士的头颅“示众”时拍下的照片，此照片十分模糊，几乎看不清;另一张是韦拔群烈士的画像。当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兰、凤山一带搜寻韦拔群，但他们都没有见过韦拔群，也没有韦拔群的照片，没有办法，最后一个曾经见过韦拔群的国民党特务，凭记忆画了一张韦拔群的画像，画像虽然绘画技法是差一点，但据说画得很像，后来，版画家雷时康先生参照这张画像，因为韦拔群的亲属都说韦拔群与他的胞妹韦武月老人长得很像，雷时康先生就找来韦拔群烈士的胞妹韦武月老人的像，两张像结合起来就绘制出了韦拔群的画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韦拔群的画像其实就是雷时康先生画的那一张。
2002年建军节期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人民军队早期将领(一)》邮票一套五枚，分别是红军时期的杰出将领黄公略、许继慎、蔡申熙、韦拔群和刘志丹。但右江老区人民看了邮票上的韦拔群后，都说一点也不像韦拔群，据说，邮票上的这幅画像是国家邮政局委托画家根据广西博物馆藏两张韦拔群的照片结合创作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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