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赎农民工（商）弃田入城市民化，破解三农难题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课题中有两个长期为人忽视、迟早会成焦点、迟作不如早作的世纪性的难事、大事。一是农民工顺利市民化，一是土地经营规模化集约化。二者一体两面，却至今少见联动。笔者主张利用“四万亿投资”之机，城乡联动，导赎农民工（商）弃田入城市民化，推进土地集中，破解三农难题。
一，推进农民工（商）市民化，有天大的理由和意义
1， 工业化、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民市民化，无论痛苦还是快乐、顺利还是艰难，都是必由过程。早抓早主动。
２，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无役不与、战功卓著的主力部队，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反哺农业、扶助农民工天经地义；农民工当前还处于边缘、弱势、应当改善的境地，在国家基本解决原产业工人和城市人口的就业、民生问题、使其成为老板、股东、证券持有者、房东、个体工商户、至少是社会保险、低保、再就业优惠对象后，腾出手帮扶农民工，顺理成章。不扶助农民工是人性上的忘恩负义人。
３， 丰富、低廉、勤苦的农民工大军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投资热土的关键因素。这只队伍先天不足的是文化偏低、技能缺乏，后天影响的是环境不公、政策不平，自身城乡两牵挂、两头忙、两影响、两彷徨、溶入城市的信心、准备、投资不够。要使中国长期、持久作为世界经济引擎永动不衰，改善燃料品质、提升农民工素质促其安心、专心、专业、乐业是必为之事，是当务之急，是基本国策。
４， 农民工是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最庞大的群体，绝大多数农民工将人生规划放在了城镇，不会返农，市民化是人性使然，民意所在。关爱农民工是亲民、是清醒。不重视农民工是政治上的白痴和天大的玩忽职守者。
５， 进城农民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就是最大的拉动内需。
二，导引农民工（商）有序“弃地”是破解“三农”难题的关键
土地问题历来为中国之大事。“制民之产、不违农时，五亩之桑、可以衣帛，百亩之田、可以无饥”，是古先贤勾勒的王道政治的经济基础。然而，由土地私有性、财富性产生的无限占有和集中往往打破这种田园诗的平静，并成为无数次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动因或导火索。“耕者有其田”自然成为了千百年中国农民最渴望的梦想和近代进步者革命或改革的诉求。
中国共产党及其同盟者们通过激进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平均了地权，解决了近代以来土地占有不公和失衡酿成的社会危机，亿万农民获得梦寐以求、安身立命的土地，迅即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坚定拥护和主力，从而形成了国共战争“一面倒”的历史必然。嗣后，通过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国实行了农村土地及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彻底摈弃了土地私有制，从而消除了“土地集中、流民四起、社会动荡”的千年梦魇。人人有其田，成为最原始、最简明的社会保险和稳定器：六十年代初，经济大调整，几千万人返农村，中国渡过了难关；文革十年，城里乱透了，农民还在种地，经济终于未崩溃；上山下乡，仅管初衷是锻炼接班人，但实际作用是化解了就业难；此次金融风暴，中国不像其它国家现乱象，很大原因在几百万农民工默默地回土地而不是上大街。在人口多、底子薄、农民比例高、人均耕地少、政治又多有折腾的条件和环境下，中国能够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民稳定、农村发展，其中重要的政策因素即在这种“抑制兼并、确保农民最基本生存条件”的土地公有制。这种制度自然应当“长期保持稳定不变”。
但是，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需要人们满足其自然属性。
一是劳的积极性问题。一大二公的大锅饭易产生出工不出力。
二是土地与劳的量比问题。人人有份地，可以活命、安民，但富民却需要足够的地，中国南方不足一亩、北方不足三亩的人均量是难以富民的。
三是农业经营者的问题。“户为单元，自作、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难以成为现代农业，难以长期支撑现代工业。
其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发端于三十年前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并逐步定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自主经营权，纳了国家的（税）、缴了集体的（提留统筹）、全是自己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积极性，并成为几十年来中国农业持久的动力。近十多年来，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的不断开放，农民工（商）应运而生，形成蔚为大观的世界性、世纪性大潮。这是大好事，今后还应鼓励促进之。但在大好的背后有两个需要重视的现象：一是留守农业现象。年轻人不学农，壮劳力外出殆尽，993861（老人、妇女、儿童）部队支撑种植业几成普遍情况。这一现象折射出土地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大多数农民未打算在土地上安身立命。二是农业政策的“抗生素效应”。近年来，国家免完了农业性税收、全包了集体提留统筹，实行了粮食直补、农机补助，政策不可谓不多、不惠矣，然效力日减。尤其是一些政策是按农民身份而非实际“耕田者”制定或者落实的，自然费宏效微、甚至于逆向操作。其表征就是抛荒地越来越多。这说明任何一项政策都不会一劳永逸永久解决所有问题，当农民的质与量都发生巨大变化时，与时俱进、完善土地制度和政策措施已成必要。
其第二个问题，依赖农民工大量外出，腾出相对生存空间，人们父子相与、亲友互帮，、村社协调，提高了留守农民的实际土地耕作量得以缓解。但这毕竟是自发的、部分的、易变的、缺乏制度保障的民间权宜行为。发展好的农民工（商），不在乎土地上收益、不在乎荒芜费多寡，荒地而不弃证；发展一般的，城乡两牵挂、两头忙、两影响、两彷徨，既想下决心在城市学技术、投资谋发展，又随时想到可能回乡种地、自然不敢转包土地，到头来弄不好两耽误；在乡的农民，种（拾）别人的“份地”，谁心里踏实，谁愿多投入，谁会长期规划？时间长了，地种出感情了，有土地经营承包证的“正爹”与实际耕作无证的“偏父”纠纷如何处？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原本为“耕者有其田”，然而现在实际上是有农民称谓且赶上承包土地时机者有其田，至少一半以上务工经商的“非农者”占其田，而留守的实际农耕者无其田、缺其田。
其第三个问题，经过农民的创造发展和政府政策扶持，几十年来，不少种、养能手发展、转型成为较有实力、以农为本、面向市场、新型、专业的农业经营者，然受土地系“代耕”、“租佃”的限制，此种转变未成气候，难壮规模，不足以构成现代农业的基础。近年来，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工商资本，推出了“公司加农户”模式。笔者曾全程参与被原省委书记、现中央一高官称为全省“农业产业化的一面旗帜”的“ ** 山”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其主要作法：公司（业主）长期租用农民土地从事农业开发，返聘农民打工，公司（业主）获得土地经营权，农民获得租金和打工收入。这是在不动现有土地政策大架构的前提下，确保农民权益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双赢”设计。然而这一构想未能彰显，除了“新官不扛旧旗、官走事凉”的政治弊因外，其自身亦存在缺陷：第一，受“能集中成片”提供“闲置”土地的条件限制和公司利润原则的驱使，这种项目大多集中在城市郊区和特产农业，不构成农业的主体，难改观分散经营的大局面；第二，地租加工资的商业核算，使“大公司”在与“小农户”不计成本的“自然”行为比较下，倍感压力，尤其是近年来农产品长期买方市场，将“大生产”的优势抵销殆尽，大多数业主并不好过；第三，这种模式，大多系政府强力推动，政府对农民和业主往往存在“双保底”，尤其是在城郊，此届政府热热闹闹花钱栽风景树，下届政府就要依依不舍忍痛赔林木款，这种政府的“强力”无法普遍，模式自然难以普及；第四，最根本的，还是土地的归属，租千家万户、法律政策严格保护的“保命田”，麻烦、犹豫、裹足不前是必然的。难以想象，中国现代农业能够以几千万集中的“经营者”向几亿分散的“地主”租地来完成。显然“公司加农户”亦无法成为现代农业经营者蓬勃滋生的主要摇篮，尤其是其无助于“留守农民”、自耕农的自然转型升级。
总之，中国农村确保社会稳定的总体制是好的。但农民多、耕地少的资源性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反映在体制上的问题是分户承包（占有）土地，与规模经营、集约经营的农业社会化大生产需求不相适应。
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减少农民，减少包地人口数量，提高实际农耕者、农业经营者的土地耕作或经营量。
其途径为一手帮扶农民工（商）顺利市民化，一手引导、赎买条件成熟的农民工（商）有序弃地非农化。
三，城乡联动，推进农民工顺利入城与有序弃地
１， 调整指导思想
（1） 把减少农民当作长期 目标和能动行为。
不要把劳务输出当成权宜之计、无奈之举，动辄就喊农民工的“退路”，而应把工作的作力点认真放在农民工的“出路”也即“市民化上。
不要因“土地荒芜”而误判，笨蛋，那是土地制度问题而非农民工的责任。
不要导引农民工“返乡归土”，那是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动、逆老百姓求富民意而为。
不要以为土地就是一块可任意予取予求、百灵百验、硕大无朋的海棉，能涵养十亿农民而风平浪静，从而掉以轻心、忽视农民工的感受、放任金融风暴、向农村、农民工转移危机。殊不知，在中国，农民稳定，其它群体可能不一定稳定，但农民工不乱，其它的群体乱也乱不倒那样；殊不知走出山沟、接受现代城市化工业化熏陶的农民工足可掀动巨浪，陷官僚主义者于灭顶之灾。
不要把减少农民仅看成一方一地、自然而然的事，那应是全中国、全社会、长历史阶段的整体能动和共同责任。
（2） 把农民工工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和重要突破口。以更宽阔的视角思考，新农村不只是新屋檐，不应是一届、两届书记县长扬名立万的T型台，不能搞成大跃进。新农村不可能是现在农民数量上的新农村，而是大量减少农民后六亿、五亿甚至二亿农民的新农村。新农村要在新农民。新农民重在农民工。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和突破口也许在城镇。新农村建设失败或失效一定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源于不正确的政绩观。不正确政绩观滋盛的“功劳”多半在“组织部”。新农村建设，治吏要先行。
（3） 把城乡统筹、区域联动、部门协调、政策配套作为基本工作方法。改变“城乡二元”天然、永恒旧观念，打破城乡、地域封锁，尤其经济发达地区，要矫正只想要劳动力、不想要市民的消极心理，主动担当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责任。克服部门封闭、各自为战、互设藩篱的“衙门病”，实行农民工、三农工作真正意义的“大部制”。提倡开动脑筋、解放思想、民事急办。一个农民养老保险、几十年想不出个办法，一个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傻子都知道理应该转、就是转不了。诺大一个中国，这么多高官，硬是在身体力行印证“肉食者鄙”的古论！！
（4） 把注重政策的“落实”提升到注重政策出台同等重要的地位，避免“善政扰民、烦民”。目前，相当多的善政落实不理想。如粮食直补，不少地方简单地以包地人口为对象，荒地者、转包出土地者依然得补贴，多种地的无补贴，这无异是粮食生产的负刺激；在就业优惠、低收入保障中，普遍存在口子宽、水平低、最困难群体扶助力度不够的问题，并且许多地方发了优惠证后缺乏后续、动态管理，成了扶贫、救助终身制等，难怪人们会有“开宝马享受失业金，乡长太太吃低保”的传言。出现这些现象，一是上面定调子，有时不准确，下面削足适履；二是上面给票子，下面抢盘子，自然要放口子；三是社区工作不到位，不能按政策的立意落实政策；四是关系网、说情风这个中国人的霉菌往往使一切美好的东西变味发馊。当前，应在提升地方惠民实力、惠民能动性、惠民实效上下大功夫。
２，促进农民工（商）市民化
（1） 敞开城门，便捷农民工（商）入城。除少量特大城市需继续宏观控制人口增长外，其它城市应完全放开入户限制。
（2） 将农民工（商）纳入现行就业再就业体系。首先纳入就业、失业统计指标和政府考核体系，不要把农民工不当工人；第二，强制推行失业保险制度，对农民工全覆盖；第三，尽快、尽可能实行农民工与原城镇产业工人就业优惠同等待遇。
（3） 实施农民转业指导和扶助。将“农民转业”纳入国家宏观计划；设置农民转业基金；广泛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实施农民转业指导；给予农民转业扶助。具体参阅拙作《四万亿大饼，给农民工培训百分之一》
（4） 推进全民社会保险。首先落实农民工社会保险百分之百全覆盖并可转移；第二，尽快实施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险；第三，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可以相互进入、转移，直至合一的统一社会保险制度。
（5） 鼓励农民工（商）购房。按“居者有其屋”的总目标，将农民工（商）住房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将“能长期入城定居者有其屋”作为近期目标，对符合一定条件（主要是在城市的生存能力、购房能力）的农民工（商）、实行购房贷款和贴息。具体方案见拙作《四万亿大饼，给进城农民工（商）购房货款、贴息》
（6） 抓好农民工（商）子女教育。一方面增大城镇教育投入，扩大城市学校的生容力，确保进城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一方面，强化农村教育基础，抓好“留守儿童”的关爱教育。请参阅拙作《四万亿大饼，为“留守儿童”推行“寄宿制”》
３，导赎农民工（商）有序弃地非农化
（１）坚守土地公有制。
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土地作为稀缺、难以再生的资源，公有制才能确保鳏寡孤独残及天灾人祸弱势者的“份地”不被“自由、公正地交易”，从而保住生存底线。在日益城市化的现代，土地作为一种快速增值的资源，国家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尽可能掌控土地收益，用之于城、取之于城，再用之于城，让全民而非土地投机者或少数近郊农民享受城市化利益，天经地义。近些年官商勾结、侵蚀国有土地资产，主要在政治体制不完善、在廉政建设不严密，在民主监督不完备，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而不是土地公有问题。认为土地国有是腐败根源，是头痛怪脚；开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药方，是饮鸩止渴；放松政府对土地的控制、管理，只会继出卖国企、国资后再次掀起侵蚀、鲸吞国土的狂潮。
（２）落实“耕者有其田”。
在土地公有的模式下，理当种地者包地、不种地者不包地，多种地者多包地。鉴于农民工长时期看还有可能回乡种地，保留第二轮包地关系非常必要，但不能将这种“承包”关系变为“所有”、“私有”关系，不能忘记“联产承包”中“联产”的含意和责任。农民工（商）离乡，应当将承包地委托代耕或二次转包、并在村社签具相关手续或登记；自行委托、转包不出的，应当委托或退回村社调剂代耕；村社应继续发挥土地发包者和农业生产组织者的功能，搞好土地代耕、转包、调剂；国家应当立法，对非休耕农地荒芜责任者征收土地荒芜费。，
（３）完善农业补贴政策。
改变按农民身份、按承包人头发补贴的作法，实行谁耕种谁享受补贴、多耕种多享受补贴，不耕种不享受补贴。
（４）国家赎买承包地
设置国家农地收贮流转基金和中心，赎买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商）的承包地。
其条件主要为两方面：一是具备了在城镇长期生存的能力，包括就业能力、就业状况、收入水平、住房条件、社会保险情况等；二是确实未耕种、并不再需要耕种土地。
除“农转非”人员、享受养老金人员必须退回承包地外，其它农民工（商）实行自愿、有偿退地。
付给农民工（商）的赎买金，应当优先用于农民工（商）参加社会保险、购买住房及创业。
严禁不符合条件人员以及因普通消费原因退地。
收回的土地由国家掌控，进入农地收贮、流转中心，农地农用。主要用于：国家建设占地失地农民自愿农耕者再承包；原村社自耕农扩大规模再承包；规模化经营土地调形、调整、调剂、互换及化零为整；产业化、农机化、水利化、村道化用地；农业性公司农业性经营承包。
再发包的标的依据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和市场化原则产生，可以零承包、甚至负承包，但必须阳光运作。
严禁农地非农使用，严禁中心土地进入二级市场，严禁“贱包”中心土地。
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是一个长期进程。
国家赎买承包地应当长远规划、积极实施、稳步推进，不搞急风暴雨、不搞行政命令，不搞一刀切。
通过十至二十年的推进，逐步使全国包地人口减少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使中国农业经营规模扩大一倍以上。
天人合一之从JL看中国 08年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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