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恒嘉/文 贾玉川 赖犁/图
在许多工厂，90%以上的员工都是女工。
从入厂的人群就可以看出某些工厂男女比例的悬殊。
拥挤着换鞋进入车间，开始一天的工作。
“女工”，在过去的两年多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某杂志关于富士康女工的报道，《打工女孩》等关于普通女工的书籍的出版等，都是诱因。
搜索“女工”，性骚扰、强奸、职业病、工伤、讨要工资等新闻出现频率最高。在深圳，女工因为堕胎、妇科病而被黑心诊所、医院坑骗的新闻，几乎成为例牌。
因为自卑或内向，许多女工一度以为许多问题是自己或自己的家庭的特例，羞于告诉他人。但在工友互相的交流中她们逐渐发现，这是许多女工共同的遭遇。晶报记者直接或间接取得的数百女工的访谈记录显示，许多女工认为：十年来，因为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基本工资的提高，底层工人整体境遇有所改善。但就女工所遭遇的特殊辛酸来说，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一些女工意识到，只有让公众明白女工所面对的问题和背后的深层原因，彻底转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和认识，才能改变女工的境遇。
●阿珍每月挣1700元，自己却只能留200元零花，其余的1500元要寄回家以偿还父亲的赌债。而她同在深圳打工的哥哥和弟弟则不用寄一分钱，父母认为“男孩子用钱的地方很多”……
●阿燕在月经来的时候请不到假，甚至拿不到“离岗证”去上厕所，因为担心被扣钱和贴通告批评，她一直坐在工位上，最终，血水一直往下流，染红了整个凳子……
●一个女工被同事性骚扰，报警，警察却责问她为何不搬家换工作。向厂方反映后，男工遭遇了警告，可事件引发的舆论却对女工不利，她最终被迫辞职……
●女工们讲述的细节有很多让人震惊。
家庭：
感受不到应有的温暖
今年20岁的阿莲去年11月到深圳某酒店做服务员，一个月1700元，工作也并不轻松，可阿莲却相当知足，说“这里的生活挺不错”。她今年春节没有回家也不想回家。
阿莲出生在西部某省，有4个兄弟姐妹，因为是女孩，被寄养在外，11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她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局外人，感受不到应有的温暖。
阿莲说母亲甚至连买文具的钱也不给她，五年级时母亲说“女孩上学没用”，劝她辍学，最终她坚持到了初一。辍学后，她在家乡工作，母亲要走她所有工资，不给就会遭遇痛骂。为进一步控制她的收入，也怕她自己交男朋友，母亲逼她辞职去亲戚的餐馆上班。餐馆每个月800元工资直接给母亲，母亲给她50元。下班后她还要去姐姐的麻辣烫夜市义务帮忙，帮忙一年后，姐夫一天过意不去给了阿莲50元，母亲知道后大骂她不该拿，阿莲觉得“妈妈从来没有考虑我。都是赤裸裸的交易。”
15岁，母亲逼她去母亲在甘肃的老家相亲，看了好多个，最终没成。母亲带她到新疆做摘棉花等工作，仍然拿走她所有的收入。她一直希望家里帮她申领身份证，但没如愿。
18岁的时候，她终于要领到身份证了，可母亲怕她拿到证后出去打工，要求她在拿到身份证前“不嫁也得嫁”。母亲决定把她嫁给一个据说家里有钱的人，阿莲觉得“这辈子真的就这样毁了”，天天哭，可是没用。
父母收了男方三万五的礼金，还有20颗小粒金子，金子让阿莲自己挑，因为挑的金子小了，父亲又痛骂了她，她结婚的时候心里全是痛苦。阿莲说“男方家周围都是山，好像把人困住了。我吃不下饭，就一直坐着、望着、哭着。”
后来，“那个男的”怀疑阿莲和别人联系，打她，阿莲打电话回家哭诉，妈妈说“男人是天，打也是应该的”。阿莲说自己的心当时死了，她想到母亲也许只是怕退回彩礼，她想到“我该有自己的生活”。她隐瞒了自己怀孕的事情，一个人去做了人流，拖着刚做完人流的身子去了乌鲁木齐，火车上，她想，“我才18岁，就要承担这样的事，我真傻，为什么只会顺从。”家人的电话随后追来，说她自私，没良心，“以后不用回来了，我们就当你死了”。
唯一还关心阿莲的是她的小姨，因为她是“上过学的”，她曾问阿莲缺不缺钱。
一个同龄好友说，“你太软弱，一味逃避忍让才有现在的结果。不能再错下去了。”阿莲于是坚强起来，和朋友一起来了深圳。先进内衣厂，后来进了酒店。她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回不去了。如果有合适我的对象，我会接受。我要主导自己的人生。”
奉献：
家里人觉得“天经地义”
阿艳的经历与阿莲类似，她是家里抱养的孩子，记忆中总是要做很多农活，体重60斤时就要挑60斤的稻谷，腿摔破很多处。后来她出来打工，钱几乎全寄回去。收到钱时，家人会和她通电话，提醒她，她欠父母和这个家庭的。她在深圳有了男友，两年后告诉了家里，可父母却并不祝福她，她夹在爱情和家庭之间不知道如何才好，不管怎样选择都“注定要背负忘恩负义的罪名过一辈子……”
女工丁丁说，女工中有被送养经历的人不少，自己接触过4个。女工阿宝说，虽然阿艳和阿莲的经历比较特别，但80%乃至90%的女工都有类似的感受，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阿宝曾和一个女工友聊天，谈到自己的旅游计划要花多少钱，工友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哭了，说“为什么我哥结婚要花我的钱，他老婆生孩子要花我的钱，家里修房子又要我出钱，房子还没有我的分。”原来她的哥哥，没过门的嫂子，还有她都在深圳打工，哥哥嫂子却不用寄钱回家，她却一定要。后来她就反抗说，哥哥不寄她也不寄，结果妈妈就和哥哥联合起来骗她说哥哥也寄了，可最后她发现根本没有……
阿珍月工资的1700元里要寄回去1500元，剩下200元自己用。家里缺钱是因为父亲在外面赌博输钱，而她同样在深圳打工的哥哥弟弟则不用寄钱，父母认为“男孩子用钱的地方很多”。
一位女工，和男友交往多年，想结婚，父母的条件是，“先把家里的房子盖起来”。
一位女工，在按摩场所工作，寄钱回家给哥哥修了小楼娶了媳妇，供弟弟读了大学。27岁那年满怀希望地回家想休息一段，却在几天后憔悴地返回深圳，原来她的家人知道她在按摩场所工作，认为一定是丢了家里的人，新嫂子天天指桑骂槐怕她回来占房子……
阿宝说，表面上看起来，女工们是自愿的，可背后却是严重的“道德绑架”。乖女儿是怎样的，好妹妹是怎样的，这些从小被灌输，成为根深蒂固的认识。因此，大部分女工其实并不能像阿莲那样反抗，只是被动地接受着命运。实际上，女工们并不是没有奉献精神，她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希望家人不要认为那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
月经：
无法公开讨论的痛苦
除了所成长家庭的“隐私”之外，女工们觉得最难启齿的话题，是月经造成的麻烦。女工们说，千百年来形成的月经“太丑”、“不好讲”的观念，导致各种歧视和痛苦。
一切从各自家乡的原始禁忌开始：江西说大年初一来月经，一整年都会倒霉;广西说来月经时，早上梳头不能被男人看到，否则男人会倒霉，还不能割韭菜，否则韭菜头全空了;四川说来月经时不能进祠堂更不能烧香，不然会倒大霉;贵州说来月经时不能走大门要走侧门，也不能走别人家的大门;湖南说来月经时不能结婚，否则家破人亡;云南说来月经时不能摘果子，否则来年果子长出来里面都是蛆……
女工阿东说 ，因为这些没有任何科学道理的荒唐禁忌的熏陶，加上与性有关，月经成为话题禁忌，人们一般用 “那个”、“大姨妈”、“倒霉”、“亲戚”、 “例假”等来替代。
因为不能谈论，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在“制度上”得到解决。最新的《女职工特殊保护条例》取消了“痛经”假，代之以不得安排从事某些特殊岗位工作的规定，可现实中，普通岗位上的苦恼是广泛存在的。
比如站立作业的问题，很多岗位站立唯一的好处是让人处于紧张状态，让动作更快。平时女工站12个小时脚会肿，月经期间站12个小时更受不了，曾有女工在来月经期间站着站着就晕倒了，被送往医院抢救。平时痛经痛到不能忍受，在床上打滚的女工大有人在，可上班时也只能坚持。
白班和夜班颠倒，女工们因此经期严重紊乱，“最开始知道不正常，后来就认为正常了，大家都是这样”。
许多工厂会控制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没有拿到“离岗证”去厕所，会遭遇严厉处罚。流水线上工作量很大，即使可以去厕所，回来后也会“被埋在货堆里”。所以，女工们尽量不上厕所，带来妇科病等很多问题，来月经的时候没办法换卫生巾则更痛苦。
阿燕曾进过一家小厂，七八十人只有三个厕位，上厕所要排队等离岗证，没有离岗证去上厕所则要罚款还会被贴通告批评。因为等不到离岗证，阿燕来月经了也不敢动，一直坐在凳子上，血往下流，染红了整个凳子……阿燕尴尬至极，第二天上班时一度不敢进车间……因为昼夜颠倒且站着上班，阿燕的月经出现紊乱，最后甚至觉得子宫在往下掉……离开那家厂半年后，阿燕才逐渐正常。
没有月经假，而如果自行休假就只能请病假，一天的工资失去外，还要被扣掉全勤奖，损失几百块才能换来一天的休息。
没有制度支持，在月经问题上，个体的努力往往并不能起到好作用。曾经有一个女工痛经，鼓起勇气说了出来，主管也通情达理，让女工拿个板凳坐在旁边不用工作，这样也不算请病假和旷工。但是忙碌的流水线上，坐在旁边，还是因为月经的原因，其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觉醒：
她们开始用脚投票
各种辛酸之外，女工们也有坚强的一面。
有一个厂的女工，宿舍里没有地方给手机充电，而在充电房充电则经常被偷。后来她们团结起来给厂方写了联名信，最终迫使厂方在宿舍安装了插座。
女工阿梅最初根本不懂劳动法，通过学习后她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连打几场劳动官司并且都获得了胜利。
阿东说，其实最有自我意识的是年轻的90后女工们，她们“用脚投票”，非常坚决地离开不好的工作环境，影响很大。最典型的事情，是某工厂为了留下年轻的90后女工，竟然专门给90后女工设置了一个有空调、装修条件的车间，而工龄较长的女工们则继续被安排在条件不好的车间里。
阿宝说，社会观念的改变还是最重要的。目前社会评价一个女孩，标准经常是：是否处女、胸是否大、皮肤是否白、是否温柔等，而评价男人则大多用事业成就，这本身就很不公平。还有一些商业宣传则近于无耻，比如某医院宣传 “三分钟无痛人流”，把人流形容得仿佛没有任何伤害，“上个厕所似的”，负面效应也不小。只有社会对女性的观念变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工的境遇。
(本文中所涉及的女工均为化名)
女工们的四大困惑
1
女工只能做底层工作吗?
有许多工厂在招普工的时候声明：只要女工。
起初，女工们把这看成一种优势。可后来她们认为这是一种变相歧视。丁丁说，女孩子一直被教育要乖要顺从，而工厂喜欢女工，并非是因为女孩子手脚更快更细心等，只是因为女工更听话。
阿宝说，普通女工的发展，到文员、QC(品质控制员)已经很好了，再向上几乎没有机会。女工找普工工作很容易，但找好的工作却很难。
在许多工厂，90%以上的员工都是女工，可管理架构上却是不到10%的男工来管这90%以上的女工，原因在于男工几乎都可以得到提拔，女工却只能做到组长、拉长……经理必须是男的，主管必须是男的，几乎已经成了潜规则……
而许多与丈夫做同样工作的女工，回家后要做全部的家务，丈夫乃至婆婆都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女工阿玲曾经写日记表达过这些苦恼——“当我们从一个普通的员工辛苦地做到一个小小的领导，我们又要面临着结婚生子，放弃自己的工作。当你在这个家做看起来不起眼的洗衣做饭、送孩子上学，任劳任怨，老公却觉得你用的是他的钱，对家没有贡献。可我出去做保姆一个月工资都有几千块呢。”
2
性骚扰大声喊出来可喊过之后呢?
阿宝说，媒体现在提到性骚扰总是要女性大声喊出来，可女工喊出来却未必有用。
一个女工遭遇工友持续一个月的性骚扰，“电话骚扰很频繁，短信很恶心”。她先到派出所去报警，警察却说“你为什么不换电话，为什么不换工厂，为什么不搬家?”她舍不得孩子刚刚获得的学位，于是又找到厂长，厂长开除了该男工，但并没有公开做出任何宣布，结果厂内舆论全部倒向被开除的男工，女工被迫辞职……
阿东所知道的另一个女工友在遭遇骚扰后去厂方投诉，厂方接到投诉后对当事男工作了警告，可从此所有工友都觉得该女工有问题，大家从此都不和她说话……
还有一个女工，一男工在工厂厨房从后面抱住她意图不轨，将她按倒在地，女工挣脱后报警，可是警察最开始说不能采取什么措施。该女工反复投诉后，男工被拘留了几天。可女工因害怕报复、被人议论，在工厂也呆不下去而走掉了。
丁丁说，在一些上司对下属的骚扰中，漂亮女工被迫去经理的饭局上陪酒是常见现象。女工为了晋升到拉长、组长，甚至只是换一个轻松的不用站立的工站，不得不这么做。
阿宝说，性骚扰和月经有些类似，说出来，外界也许觉得问题存在，但同时又会认为说的人本身也有问题。
3
人流选择黑诊所只是因为无知吗?知吗?
为什么许多女工选择人流的时候，不选择安全正规便宜的公立医院，反而到黑诊所黑医院里去忍受各种敲诈?
女工们总结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误解，对大城市不了解的许多女工认为大医院是有钱人去的;二是环境和态度，大医院的工作人员一般态度不很热情，胆怯的女工走进医院徘徊良久还是离开，而“黑医院”却相当热情，嘘寒问暖，甚至把大厅搞成女工喜欢的粉红色，女工进去会逐渐消除胆怯;第三也很关键，正规医院一定要有亲人或男朋友签字才做手术，可许多女工找不到任何人签字，而黑医院却反复和女工承诺不要任何身份证件给她保密等等。
所以，虽然女工中流传着绑在手术台上流着血被要求再交钱的恐怖传说，可许多女工还是最终选择了黑医院。原关外很多以欺诈为生的医疗机构甚至得以发展壮大。
4
工伤带来的慢性伤害如何维权?
阿东说，女性要怀孕生孩子，因此在工伤中出现很多特殊情况。比如受了外伤要进行治疗，可女工怀孕了，担心药物影响到孩子就不得不打掉孩子。此外，许多女工慢性中毒，在不知情状态下离开工厂，等到发现自己受到伤害月经持续紊乱乃至生不了孩子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工厂来负责了。《女职工特殊保护条例》中有些规定挺好，但执行起来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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