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下雨，天没亮，赵建荣就上山捡蘑菇去了。不过，不下雨的话，林子里的蘑菇也不会窜那么快。
一斤肉蘑能卖上八到十块，松蘑也就值个块儿八毛。甭管值多少，捡回来总能换点钱，家里生活要开支，还要给丈夫看病买药。
赵建荣的丈夫叫宋守春，48岁，是一个煤矽肺患者，已经尘肺3期了。
走窑
宋守春夫妇的家，在河北围场县蓝旗卡伦乡砖瓦窑村。马路边，平房，外墙没刷，露着红砖。这房是宋守春身体好时盖的。那时，他在北京房山“走窑”挣了些钱。盖完房，他给儿子娶了门媳妇，积蓄也就花光了。
宋守春的病跟“走窑”有关。北京西南方向，房山史家营乡盛产无烟煤，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煤炭是当地支柱产业。成千上万的外地农民，涌入史家营的大山挖煤为生，有河北的、四川的、山西的……这种营生，在围场称为“走窑”。
而“走窑”的河北人当中，则以围场籍居多。高峰时期，围场籍工人有2万有余，每天有班车从县城直达史家营，朝发夕至。
宋守春去的晚。2005年他才去，2009年就回来了。在矿上他打过岩石，“干打，没有水。”他并不知道，那些弥漫在矿洞里的煤尘，在身体里埋下了定时炸弹。
2010年，房山关停最后一批煤窑。也就是那年，已经回到围场生活的宋守春得了肺病。咳嗽、气喘，胸闷憋气的时候，脸上泛红。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打个比方，跟别人一块儿干活，别人背100斤，我只能背50斤，走的还没人家快。”渐渐地，他干不了力气活。
生活离不开药。开始吃治咳嗽的药，后来吃治气喘的药，中药西药都有。因为免疫力差，他经常感冒，频繁去诊所输液消炎，严重的时候，得去县医院住院。后来，医院的诊断结果是尘肺2期。
尘肺2期患者(左起)赵月军、韩淑军、韩清。赵月军当过副矿长，韩清当过矿长，韩淑军是他侄，18岁跟着叔叔到史家营走窑
洗肺
确定尘肺的诊断结果就像一道催命符。“走窑”的围场人，有不少染上尘肺病。在县官方掌握的一份名单上，持县级以上医院诊断结果的有120多人，宋守春是其中一个。这份名单上死亡的有两人。还有更早病逝的，并没有被记录到名单里。
2010年，房山关停小煤窑时，曾给一批患上尘肺病的矿工解决工伤待遇。但漏网之“鱼”太多。围场籍矿工登上120人名单的，都没有被认定为职业病，他们多次去北京和房山上访，却毫无结果。
因为身体差，宋守春几乎没参与上访。他手里的证据不多，只有一张暂住证，在矿上时，他听说矿上给交保险，但后来，没有查到给他缴费的记录。
像他一样缺乏证据的众多围场籍尘肺患者，对打官司望而生畏。因为即便申请劳动仲裁，也很难确认劳动关系，而即便确认劳动关系了，也未必能打赢索赔的官司。有不少人这么想：真有一天官司赢了，等法院执行赔偿时，可能人都不在了。也因此，当围场县官方组织的维权律师为准备好诉状时，他们拒绝在纸上签字。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信访上，期待某一天精诚所致，出现奇迹。在等待奇迹的日子里，他们希望活得更久。
洗肺，是延长生命的一种手段。宋守春听洗过的人讲，洗肺之后，身体好受许多。他决定洗一次。
实施手术的是秦皇岛北戴河的一家医院。时间是2012年的冬天。花费15000元，只洗了一侧肺。
事实上，术前他的肺就感染了。手术本不该操之过急。“医院没提醒，没说不能做。”赵建荣说，如果知道不该做，他肯定不做。
宋守春躺在手术台上，全麻之后苏醒过来，他看到矿泉水瓶里污浊泛黑的水，里面溶解了从肺里洗出来的脏物。一周后，宋守春出院回家。事后他想，应该带走一瓶留下来做个纪念。
因为时机不对，洗肺加剧了病情恶化。咳嗽，气喘，胸闷憋气，比以前更加厉害。过了两个月，2013年的春天，宋守春不得不到县医院住院。2014年，他在北京朝阳医院被鉴定为尘肺病3期。
我去宋守春家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不想说话。两只鼻孔接着透明的输送着氧气的塑料管。塑料管的另一端是立在床头的制氧机。这台机子叫神鹿牌，是宋守春的儿子在网上买的，花费2000多元。
宋守春已经形成依赖。制氧机一天要运转10多个小时，离开了那根塑料管，他浑身就不得劲。
妻子把一幅观音像挂在墙上，希望保佑宋守春
采蘑
一天的绝大部分时光，宋守春都在床上度过。赵建荣说，天气好时，他也会出门走两步，但他不太和人说话。而赵建荣每天休息的时间则很少。丈夫睡了她才睡，经常夜里十一点才躺下。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她总是伴着丈夫的咳声醒来。
8月的最后一天，上午一直在下雨，天阴沉沉的。这天上午，乡里因为走窑而患上尘肺病的农民，都聚集下新房村委会，来自北京的大爱清尘基金会的工作组，正在围场做尘肺农民工农调研。宋守春没法出门，而赵建荣则要照顾他，脱不开身。
两人都没吃早饭，中午时分，她切了一根黄瓜，一只土豆，拿电磁锅炒成一盘菜。这就是午餐了。她盛了一碗饭，把饭和菜端到房间，放在制氧机上。宋守春睁眼看了一下，扬了扬手，说吃不下，便继续睡。赵建荣拿他没办法。
赵建荣也吃不下饭。过了12点，太阳从阴云里钻了出来，天放睛了。她决定上山转转，捡点蘑菇。每年的夏秋两季，都是松林里长蘑菇的时候。
蘑菇长生在阴凉潮湿的地方。能食用的主要有肉蘑和松蘑，松蘑较白，肉蘑则是红棕色，与松针相似。
赵建荣穿着儿子穿旧一件迷彩服，一头钻进了绿色的林子，就像那红棕色之于肉蘑一样，绿色是她的保护色。她的目光能轻易扫描到两米之内露头的肉蘑，当她看到微微隆起的松针时，便料定下面不只一朵，而是长了一堆。
穿梭在林子里的也有别的妇女。她们是赵建荣的竞争对手，所以长得小的肉蘑也只能捡了，不捡的话，就会落进别人的篮子。
捡了一个小时多她就下山了。回到家，宋守春床头的饭菜都不见了，听到妻子回来的动静，他不言语。赵建荣走进厨房，拉开柜子，发现饭菜在里面，丝毫未动。她脸上有些落寞，拿筷子扒拉着饭，迅速吃完。
下午有人上家来收蘑菇。赵建荣捡了不到3斤，一共抵了23元。肉蘑现在的市价8元钱一斤。碰上行情好的时候，一斤能卖10元。在乡上的餐馆里，一盘肉蘑炒肉片卖38元。虽然捡蘑菇挣不来多少钱，围场很多尘肺家庭都靠它贴补家用。
宋守春现在用的是地塞米松，一盒10多元，以前他用硫酸沙丁胺醇，这种20ML小瓶的药15元一支，现在用不起。宋守春参加了新农合，但门诊药费不在报销范围内，得住院才能报销七八成。
“我有钱，我就上好点的医院给他治。”赵建荣说，宋守春一个月的药费得两三千。家底早就空了，欠了亲戚好几万元。就连吃的大米，也是她在街上赊的。她承诺秋天卖了谷子再给，或者拿粮食抵，粮店老板信得过她。
宋守春每天虚弱地躺着，与制氧机为伴
宋守春住的是南屋里间，赵建荣睡南屋外间，方便照顾他起居。外间很整洁，里间却很杂乱。宋守春睡的床后堆着被褥、衣服，还搁着几只毛绒小熊。在南面的墙壁上，赵建荣贴了一张观士音画像，祈求保佑丈夫健康，不过摆在下方箱柜上的香炉已经长时间没有上供，积满了炉灰。
宋守春夫妇的儿子在宁夏固原打工，开推土机。儿媳妇在家带女儿。孙女今年4岁，宋守春很喜欢。但他觉得自己拖累了家庭，精神时常濒临绝境。“我不是没想过自杀，主要是舍不得孙女，舍不得媳妇。”
赵建荣说她和丈夫感情很好，“原来脾气还行，就打有这个病，脾气就不好了。”当他莫名发火时，她总是顺着他，“他是病人，不能跟他计较。”
和我单独谈话时，她念叨着没钱看病，突然言道：“要不行你帮我联系各家医院，我想卖一个肾。”
她用衣袖抹了抹湿润的眼说：“我真有这种想法。”
(李宾客，生于江西，流落京城，纸媒记者。喜慵懒自由，好四处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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