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从外地赶过来讨工资的工人，没有地方住，在工地宿舍外烤火，辛苦一年的工资没有着落，大家绝望而愤怒。在工地打工至少需要具备两门手艺：干活儿的手艺和干活儿之后讨薪的手艺。否则，你就真的成了地产资本下的“杨白劳”了。讨薪也有讲究，单个容易被打，人多了容易被抓，都得掌握火候。
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一直持续至今，经济危机的基本矛盾表现越来越突出，严重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尤其是2015年，房价依旧居高不下，普通百姓很难买得起，以至于大量房屋空置积压，资金极难周转，从开发商到劳务分包都不愿意再往房地产行业投入资金，这对建筑工人来说是极大的灾难。首先是工作难找，工价也是老板说了算，只要工人提出半点不适合资方的条件就有失去工作的可能。再者就是要钱困难，因为这时候工人如果有组织有行动去讨薪，往往会被政府的维稳严厉打压或是以踢皮球的方式忽悠拖延，以致使工人无可奈何地“自动”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更让工人头痛的事是被劳动监察部门推到施法程序中，去打那种很难有休止的马拉松官司。
北京2015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比以往什么时候都来得更早一些，这给了在外漂泊了近一年的建筑工人能够早早回家与妻儿团聚筹办年货——享受天伦之乐的一个最好最适当的借口。有一句唱响东西南北的歌词：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有很多建筑工人能够静下心来想：我好不容易找到活儿干，在干的过程中可说是付出了生命和血汗，干了活儿的工钱如果用往常的办法拿不到，那就要用往常不易用到的方法手段去拿回属于自己的工钱，绝对不能放弃，不给钱坚决不离开工地。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农民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至少应获得卖出产品(劳动力)的钱，而现实中，开发商、建筑商、劳务分包商、上层包工头等一系列的大小食利者却在白白拿走劳动者“劳动”之后，拒绝给付酬劳，直到劳动者以命相博，真是可悲可叹啊！
有一位叫聂绍宏的建筑工人说他去年的工钱到年底只给了极少一部分，仅仅够过年的开销，大部分工钱至今都不给，要急了的话，老板就叫他去告去打官司。他无计可施就去找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在得知他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却忽悠他去仲裁，去申请仲裁时却拿不出劳动合同或类似这样的一些有力的证据而打住。今年他已有所警惕，不想再让今年一年的血汗钱泡汤，忠心希望他的愿望能够实现。
在眼下建筑行业的这种用工方式的情况下，工作岗位愈少工人愈不敢提出比往常高的，哪怕是一点点高的要求，这样会丢饭碗。小包工头为了能够继续保持跟上线的承包关系，往往会降低条件或请客送礼，有部分小包工头会把这笔开销转嫁到工人头上，有部分小包工头的收入会有所减少。更有像马永平这样的包工头，因拿不到工程款，被工人追讨，被高利贷债主追讨，无路可走，走上极端。我认识的一位小包工头，他们班组在2015年11月干完中央直属机关职工住宅楼的工程后，竟然遭遇欠薪，而且建筑公司雇佣三十多个打手在工地十几名保安的注目礼下，对工人进行砍杀，导致一名工人代表头部和身体多处刀伤。黑恶的建筑资本胆敢在中央直属的工地上对讨薪工人大打出手，还有什么可以忌惮的。如果马永平有错，那就是他杀错了人，他伤害了无辜，他没有杀该杀的人!对在房价只涨不跌，建筑工人的工资只降不涨的情况下（建筑材料也是一路下滑），这硕大的利润只有建筑商独享了。
建筑行业，除了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主要技术人员以及劳务公司的部分固定管理人员享有社保待遇外，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建筑工人及其部分管理人员和大小包工头都享受不到社保待遇，甚至这些人连一份正规的劳动合同都没有，何来社保呢？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从农村出来的建筑工人都在老家购买了每年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等不同档次的农村养老保险金。可是我们多年为城市的建设付出心血和青春，得到的是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微薄的工资。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但只付给工人工资，还要负责工人的医疗、工伤、失业、养老、生育和住房补贴。中国的建筑公司几乎都是各级政府的企业，属于央企或地方国企，可是，自从改制至今，有哪一家建筑公司给一线的建筑工人购买了社保?又有哪一级政府部门对这些违法用人的央企、国企过问过、处罚过，并督促其改正过呢?所以，这一切的原罪应该由各级政府承担，如果各级政府还是真正负责的人民的政府，那么，建筑工人将来的养老问题理应由各级政府负责。然而现实却是：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工作，活儿干完了，工钱都难以要到，去找相关的政府部门协助讨要眼下的活命钱都难上加难，更何况依靠政府解决我们建筑工人明天的养老问题呢！
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建筑工人今天找工作难，讨薪难，养老难，也不能全怪罪政府，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我们和所有的弱势群体一样，依赖性太强，总希望有一个青天大老爷帮我们主持公道，殊不知这是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的文人们为顺应劳苦大众而虚设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愿景，让亿万劳苦大众在无为的等待中一代代老去。越是经济危机，政府为保经济增长就越是保护资本的利益，被遗弃甚至挨打受气的也就自然地轮到我们工人了。但是，如果就业无法保障，农民工的收入无法保障，又如何能够扩大内需，让经济走向复苏呢?
附：部分建筑工人的工作生活状况
我在北京及其周边打工十多年结识一些我们同行的工友、基层管理人员和包工头，最近一年多时间已经有近半数离开北京及其周边或者是换手机号了。
下面是我们最近几天得知的部分结识的建筑工人的工作生活状况：
1.苏建波，男，40岁上下，河北承德人，木工。今年在三个工地干了五个月，做了100个左右的工，工价是每天160元管吃，工资还没有结，包工头承诺春年前直接送到家。自己手里没有劳动合同。
2.侯玉川，男，50多岁，河北承德人，木工，其他情况跟1同样。
3.胡科学，男，30多岁，河南人，水电工，今年在一个工地干了九个月，出勤工天230个左右，工价比去年每天少30元，现在已经放假一段时间，但仍然在等工资，大小老板都叫等。工人都签订了劳动合同，但自己手里没有。
4.李守印，男，40多岁，河北人，刚找到一处活儿，才干了一个多月，工资140，比去年少10块钱。上半年一直都没联系到活儿。包工头是老乡，不愁拿不到工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5.李云飞，男，30岁，河北人，泥水工工头，今年因活源少工价低一直没敢包活儿，干脆在家种地了。
6.李红杰，男，30多岁，山西人，今年在北京干了一个工地，要工资在了一个礼拜，工价是150，管吃，比去年少10块钱。接着就去给别人看库房打杂了。
7.刘富志，男，40多岁，河北保定人，专干装修小活儿，今年干了十四个工地，钱有保障，只是工价没涨，还是去年那个价，麦收的那几天不回家的每天多50。是跟小老板干，没有劳动合同。
8.李兵，男，约40岁，四川人，钢筋工，在北京九个月干了近200个工。绑扎单价还是前年的价格，工资要年底才能结算，钱是否好拿还不知道。只是签字了，没合同。
9.刘长河，男，26岁，河北定州人，电工，因活儿难找，便在老家找活儿干，工价很低，比在北京等大城市干要少几十，且活儿还不好干。只是口头说说，没有合同。
10.龙兴庆，男，40多岁，重庆人彭水，木工工头，因近一两年在北京周边难找活儿，今年去了新疆喀什，情况比北京及周边好一点儿，只是工价稍微低一点儿，但工人干一天也能挣到300块钱。工资是总公司年底给每个人打到卡里。工人都签订了劳动合同，全部放在公司的。
11.聂绍红，男，50多岁，四川仪陇人，水电工，今年在北京九个月干了近200个工，换了三个工地，每个月只能领生活费，工资都是要等年底才结算。目前为等工资已经呆了近20天，这事一直卡在劳动监察部门。只是在合同上签了名字就收走了。
12.饶志山，男，40多岁河北衡水人，水电工带班，今年一直在天津一家建筑公司干，整整一年才干了近200个工，工价没有涨还是前年的价格——220，工资是每个月结60%，其余的年底结清，钱是打到每个人的卡里。签了合同，但自己手里没有。
13.向中伦，男，50多岁，四川广元人，木工，现在改行开工地的升降机今年因活儿不好找，六月份才外出内蒙，后又去广州，工价仍然是去年的工价，工资能拿到，毕竟只有3000多块钱嘛!没有要合同。
14.范中锋，男，1975年生人，40岁，河南太康县人，油漆工包工头。全年有活，二百八十个工左右,日工工资没涨，二百二十，包工也沒涨，单价不等，四个工地，做不到人走帐清，钱不好拿，房子不好卖，各层都缺钱。
15.姜日富，男，50岁，安徽人，劳务分包公司生产经理。有活干但大多数不正常、我们工地还行，但是整体大环境不行。我们工地工人工日160一200左右、师付180~230元、我是管理年薪15万、包工单价很少涨、其它管理人年薪10万左右。两个工地。目前工人、人走拿路费、个别的走帐清。如有讨薪不好要、难在开发商没钱、总包没钱、劳务包工头就没钱、严重的是层层转包拿回扣多的更没发要钱。现在好多公司項目经理是挂靠的、一级、二级建造师在职不在岗、有证的管理不了现场，管理好的考不到证的、为什么现在考证的多，挂靠能拿钱、自己不用上班，出证不出人、这是建筑行业通病!
16.李公布，男，39岁，安徽宿州人，木工，2015年有8个月在工地上，做了200个工，先后做了两个工地，一开始在上海工地，八月份到了北京工地，北京工地工钱已经结清，上海工地工钱已经拖欠了四个月了，去上海讨薪已经有一个月，但从总包到劳务分包到包工头相互推诿，李公布只好临时找了一份快递的活路，一边做着快递，一边等工钱。
17.丘占胜，男，53岁，河北张家口蔚县人，壮工。春节后直到五月底才找到活儿来北京打工，只在工地做了一个月被辞退，之后干过保安、物流、搬运工等四份工作，均遭遇交押金、拖欠工资的事情。五月底外出至八月底回家，三个月工钱累计7000元，但除去押金、被拖欠的工资和自己的日常花销外，回到家时只带回了三四百块钱。
18.麻友军，男，1974年生，41岁，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力坝镇杨坪村清坪组，听力残疾，木工。2015年春节后包工头联系他来工地，当初许诺做包工，结果到了北京工地后，持续三个月没有活儿干，后来有活儿之后，包工头约定日工资230元，但需要返还包工头20元/工，自己垫付生活费。他六月底回家后，就再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19.刘彦军，男，30岁，河北邯郸人，水工。2015年春节后来北京工地做工，从三月至11月一共有9个月时间，但只做了200个工，活少，包工头告诉他工钱年底结算，让他回家等。因为在北京也找不到其他活儿，所以只好回家等着。
20.张四季，男，40岁，河南驻马店人，木工，工伤残疾工人。2015年春节后一直没有联系到工作，下半年后主动外出找活儿，一连去了几个工地也没有找到活儿，原因是包工头承包的价格低，给工人的工资也低，还有就是干完活儿不好要工钱。原本村里的男人都是要去工地打工，但今年村庄里80%以上的男劳动力都没有找到活儿。再加上经济危机，房子不好卖，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压得下面的各级承建商以及包工头就拖欠工人工资，拿着工人的工资去运作下一个工程。
21.黄文宝，男，27岁，河南信阳人，木工包工头。今年活儿不好找，以前是有活儿不好找工人，今年是工人多，活儿少。以前都是劳务公司跟我们联系，让我们去干，今年是我们跟劳务分包公司联系，还要请客送礼才有少部分活儿干。工人日工工价比去年低了20块钱，每一平米的包工价格要比以往低至少五块钱。活儿也不稳定，今年已经换了三个工地，九个月下来，干活儿最多的工人也干不到200个工，不但没有办法做到人走账清，而且比以前的付款更少了，包工头垫资严重，工人完活儿后一般只领个路费回家。今年都不敢讨薪，以前讨薪还有底气，跟上面的公司合作不来大不了不合作，但今年讨薪一旦和劳务分包公司产生矛盾，怕以后找不到活儿干。现在建筑业跟以前比更难干了，总包施工企业压劳务分包企业，劳务分包公司压我们包工头，压得我们都快喘不过气来了。有两个工地已经结束好几个月了，付款连百分之五十都不到，钱比以前更难要。工人的工钱我也没法给，只能给个生活费和回家的路费，因为没办法痛痛快快给钱，我在工人中的威望也降低了很多。今年包活儿的人，别说挣钱，只要能给工人发下去工资就不错了。我身边有几个包活儿的朋友今年都赔了不少钱，钱垫进去，结果活儿干完了要不到钱。哎!一言难尽!
22.潘进仓，男，28岁，河南驻马店人，木工。今年活儿少，年后出来每个工只有150元-160元/工，从年后到现在已经干完了三个工地，没有一个结清的。今年普遍找活儿难找，要钱难要。
23.李玉亮，男，35岁，河南驻马店人，木工。今年活不好找，活儿也不多，从年后出来打工只做了170多个工，每个工210块钱，与去年工资持平。今年做了三个工地，之前做完的两个工地有一个还没有结清工钱。今年工钱太不好要了，款项下来慢，生活费都紧张。
24.李建廷，男，48岁，山东聊城莘县朝城镇前真村。年后来工地做工八个月，做了200多个工。他自己写的打油诗：“活儿好找，账不清，拖欠工资很严重。日工工资没涨钱，承包单价同以前，。一年工地换两个，挣工只有两百多。民工不怕苦和难，就怕年底不给钱。”
25.何正文，男，53岁，四川阆中人，木工(也是钢筋工)，今年在北京干了两处活儿。第一个工地是中央党校的周边安置房，施工方是北京建工三建，他们又非法将部分工程转包给河北承德一家建筑公司，这家建筑公司下面又有一家劳务公司，何正文就在河北承德的建筑公司所承建的楼房干木工活。劳务公司叫啥名，工人们一概不知，从管理人员那里也没有问出个究竟。六月的一天中午午饭时，太阳很火毒，管理人员命令工人要把活儿干完才能回去吃饭，工人们到下班时间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都下班了。工地便借故不再给工人们安排活儿了。工人们便找其论理，找北京建工，找劳动监察，都没有达成结果。劳动监察又叫海淀区劳动仲裁院副院长调解，副院长告诉工人说：走法律程序维权要工钱，虽然你们签了一份劳动合同又被收走了，而你们现在自己手里没有书面的证据能够证明你们在这个单位干过活，实事求是那是另外一码子事儿，我们只要书面证据。那么，你们想要钱只能是好好跟单位说说，同意单位答应的钱数，否则······!结果是：工人与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只有一个“偷”了一份劳动合同的工人认定了劳动关系并裁定了部分赔偿)，驳回其他仲裁请求。目前工人们又经过了海淀区法院的审判，工人们都在期盼“实事求是”的判决。第二个工地是在鸟巢附近做二次结构，活儿完了结算工钱时，由于中间几层包工头都想多拔毛，几方僵持两三天，最后是工人做了让步才结到工钱的——因为工人怕重蹈覆辙。
26.张金龙，男，51岁，河北保定人，电工。一年下来在工地上做了七个月，但是有活儿干的工天只有170多天。日工工资与去年一样，200元/天，他因为是老师傅，工价还没有降，其他电工师傅的工资都降到了170元-180元/天。包活赔钱的也多，在北京通州台湖城包电工活儿的工人在张金龙去之前已经走了六批，承包单价没有涨钱，而且还垫资，根本挣不到钱。张师傅今年做了两个工地，但都办法做到人走账清。今年讨薪很难，张师傅去年的工资也是今年通过集体停工给单位造成压力才拿到的工钱。很多工地工人被迫签订假合同，只让劳动者签名，其他涉及工资工时之类的内容都是由公司私下里填写。如果走程序要工资，公司拿出假合同，结果上面工资减半，白纸黑字，不认帐都难。要么就是公司无限期拖延工人工资，张师傅认识的一拨河北承德的水工，去年在门头沟的工资今年11月底才要到。一开始去劳动局，劳动局不受理，后来工人爬到自己盖的楼房的27楼楼顶声称要跳楼讨薪，这才把建委、公安和劳动局招来，工人才拿到工资。张师傅现在跟的包工头也说自己没钱，让他和工友先回家，春节前把钱打到银行卡上，对此张师傅心里也没底。
27.陈贵全，男，四川仪陇人，40多岁，钢筋工包工头，专门承包钢筋后台加工，自己带有20号工人，今年干了两处工地，承包的工价虽然还是前两年的价格，但内容却比往常增加一些，相应的工人们就多辛苦点儿，自己也少赚点儿。第一处工地是北安河地铁站，第二处是在大兴亦庄。大多数工人已回家，工钱要等年底结算才给他们打过去。估计今年结工钱的时候要比往年多出点血才行。今年给工人开的工资还跟去年一样——150~220元每天。劳务公司都给工人签订了劳动合同，都是放到公司，没发给工人。
何正文系四川籍建筑工人，建筑业讨要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赔偿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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