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界新闻记者 孙俊彬
“再见，我的大学。”
2016年1月16日，打工青年尹章兴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下这句话。和普通人的大学不同，尹章兴的大学名为“工人大学”，而且学期也只有短暂3个月。
学校隐藏在北京市平谷区的一个破旧的小学里，全称为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 创办人孙恒6年来通过各种渠道，为来自各地的打工青年免费提供培训和食住。
工人大学创办于2009年，如今有200多名毕业生，共举办了13期。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在这里封闭式培训，他们的吃住都是工大提供。
他的办学初衷源于一项针对新工人群体的广泛调查，在这次调研中他发现这个群体存在两个社会缺失：“精神文化的迷失和社会支持的缺失”。
对于尹章兴来说，工人大学(下称工大)的时光并不是浪漫的青春记忆，经历过漫长的打工迷失之后，他和他的同学们希望能够在工大找到一个出路，弄清楚“我是谁?我的未来在哪里?”
这些问题不单属于工大的打工青年，同时也是当下1亿5千万新工人普遍的精神困境。
迷茫的打工青年
“所有的工友都陷入了一个怪圈：任你怎么努力怎么打拼，依然在底层里打滚。这个过程让你很痛苦，彷徨，迷茫，出路在哪里?”
尹章兴在自己的电影鉴赏课堂上抛出了这个问题。
2016年1月15日，工大举行第13期学员毕业答辩。尹章兴在展示自己的论文 ppt。
26岁的尹章兴长着一张消瘦的脸，皮肤暗黄，颧骨突出。在同学中因为擅长理论，且讲话抑扬顿挫，人们就称他为“教授”。
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多同学的共鸣。班长陈迪桥16岁辍学出来打工，当过建筑工服务员、保安、金矿工、销售员，曾经三度进出传销组织。
陈迪桥16岁辍学出来打工，当过建筑工服务员、保安、金矿工、销售员，曾经三度进出传销组织。
“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能力去回馈家庭，我觉得自己很失败。”陈迪桥说，“我一直很想去隐居，远离城市。”
陈迪桥在篮球场上打篮球，他一直有个隐居的梦想。
尹章兴的打工路线图比较复杂：家乡黄石—深圳—西安—青海—东莞—苏州—武汉，总共6年多。跟其他同学比，年月不算长，但是身体和精神的伤害却清晰地停留在他的记忆里。
2009年，因为父亲去世，家里失去经济支柱，尹章兴被迫放弃读大学的机会。他独自一人从湖北黄石跑到深圳，进入一家台资厂。头一次上夜班，“在冷库里工作，穿了连体工衣，只露出两个眼睛，回到宿舍浑身无力，直接摊在地上”。
一个月后，因此身体吃不消，他辞职去了西安另外一家工厂，不久又因为过度加班跟老板吵翻，随后又辗转至青海，成为一名地板砖推销员，每天到不同小区发宣传单。这一次，他只干了13天，却是“有生以来最迷茫最空虚的13天”。
“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就是要做一个很充实的人，我不喜欢那种很空虚，那种毫无目的游荡的生活。”尹章兴说。
2011年5月，在表姐的介绍下，他到东莞道窖镇的一家鞋模厂做学徒。12个小时两班制，一周一倒。南方天气酷热，库房里只有几台风扇。汗水里有铁屑铁灰，没有任何防护工具。干了一个月他再次离开，说好1000元老板只给了500。
之后，“我在东莞的厚街和道滘游荡了将近半个月，我感觉我就是一个流浪汉，一看到招聘简章有两班倒，我就讨厌。”
最终，他选择了去厚街一家超市工作。虽然工资只有1500元，尹章兴却颇为满意，把那里形容有“自由的气氛”。干了一年多之后，因为超市降薪，他再次离职。
为了更高的工资，他到了苏州，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
张彤禾在《打工女孩》里这样描写流水线工人的生活：“流水线上的工人从早上八点连续工作到半夜——工作十三个小时，另加两顿饭的休息时间——而工人们连续很多星期每天连轴转。”
这也是尹章兴流水线上的生活写照。“你一旦站在流水线前的时候就有一种心里压迫，你要跟这个线速，你有一丝一毫马虎就可能影响下一个，导致整条线出问题，这时候线长就会来找你麻烦，骂你侮辱你。最痛苦是，我手脚没有那些人快，精神绷得很紧，为了赶线速，整个身体都抖起来了，额头出汗，别人问我为什么出汗，我说我紧张，我怕我赶不上。”
在工厂的日子里，尹章兴得了肺结核，担心老板知道后把他开除，所以每天清早，趁别人还没起来，会一个人悄悄地拿着装满药的袋子跑到厕所里吃。最后终于熬不住，提出请假2个月，公司没有同意，于是他再次辞职。
2013年春节前，尹章兴回到老家黄石。母亲的腿因为工作时跌伤了，拄着着拐杖坐在门前等他。尹章兴至今难忘那个场景：“她看着我，我看着她。她病怏怏的样子，一下子老了很多，头上也长了白发。我也瘦得像个猴子一样，眼窝子深陷进去，脸色苍白。她看着我很伤心，我看着她也很伤心。但是我更伤心的是我没有能力，没有在外面混好，把这个家给撑起来。”
“她的悲剧就是对我失败的一种反衬。”尹章兴握着拳头，在说“失败”两个字时声调加重。
创办一所工人大学
在孙恒看来，尹章兴是个“特别爱学习和思考的人，他的分析能力，总结能力，都是非常不错的”。
事实上，尹章兴的经历是整个新工人群体的缩影。据统计，在中国，这个群体的数量超过了1亿5千万。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
孙恒的研究团队并不赞成农民工的称呼，在她看来，“新工人”的称呼“不仅包含我们对工人和所有雇佣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是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概念的学者。他这样描述这个群体：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更多地是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人们把这个群体的特征概括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这种特征已经明确区别于上一代打工者。
2010年的“富士康跳楼事件”给孙恒带来了巨大的内心震撼。“没有人关心工人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那晚，他连夜组织发起了一个200多人的悼念会。
41岁的孙恒出生于陕西安康，22岁辞去中学音乐老师的工作开始流浪。1999年，流浪时孙恒结识了建筑工“彪哥”，这次相识让他开始关注民工群体，还为这名劳动者创作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彪哥》。
如今他从事公益工作，也是国内打工音乐首屈一指的创。
2003年，孙恒和吕途开始着手对新工人群体的研究，并促成两本书的出版。最近的一本名为《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这是第一本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专著。
吕途称自己的研究并非源自某个谱系，而是从现实问题意识出发。她多年深入新工人群体，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书中集合了大量详细的案例和访谈，对这个群体给出一个结论：“呆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事实上，国内对这个群体的研究很早，早期王春光、谢建社就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做了大量研究。苏黛瑞则从公民权角度出发，邱林川从信息资源的占有状况来分析这个阶层。张彤禾的《打工女孩》用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来呈现这个群体的生存处境和精神世界。
但是，这些研究基本停留在学术创见和上层献策的层面，鲜有研究者从个体出发的持续建设行动。
2009年，工人大学创办。吕途把工大作为新工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她希望和新工人群体一起摸索出一条冲破迷失的出路。
工大的墙壁上写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在一份对工大学员的问题问题排序表中，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没有目标，无力感，生活学习迷茫。
孙恒希望工大能够成为新工人“文化教育的平台和社会支持网络”，以此来弥补迷失——在一份对工大学员的问题问题排序表中，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没有目标，无力感，生活学习迷茫。吕途把这种迷失具体化为：工作的迷失，教育的迷失，家在哪里的迷失。
据孙恒透露，工大每年的投入资金大概30万元，来自工大的上级机构：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这是孙恒、王德志、沈金花等人创办的NGO组织，工友之家又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的理事成员。
孙恒团队是新工人文化建设的行动者，工友之家下属除了工人大学之外，还有同心互惠公益商店、打工青年艺术团、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等，曾经名噪一时的“打工春晚”则为其作品。
工大的创办人孙恒(右)和第二期学员邓军辉。
2011年，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加强“职工书屋”建设和“农民工网(夜)校”试点等具体措施。意见还指出，到2015年，我国将形成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农民工文化服务将切实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孙恒说，工大的未来很难确定。事实上，工大是工商注册机构，但多年来一直没有任何盈利。目前，每期报名人数远远超出了可承受量。本来，2015年9月份12期毕业之后，13期因资金问题面临停办，经过协商，工友之家董事会最后还是决定坚持下去。
由于社会资助存在不稳定性，孙恒决定从外助转向自助。他在附近租了30亩地种桃树，以认养桃树的方式获得收入，所得用于支持工大办学开支，目前200棵桃树已经用150棵被认养。“未来如果有1000棵树被认养，那么工大的资金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毕业答辩的告白
工大的墙板报上，写着孙恒的一段歌词：“我们手牵手，我们肩并肩，我们团结一心向前走”，旁边三个大字“成功路”。
工大的课程是一种对症下药式的设计思路，包括电脑办公、电脑维修、平面设计等技能培训，同时也有语言表达、音乐课、个人成长与团队建设小组课这样的文化课程，除了两名专职老师，其他均为志愿者，其中还包括李昌平、刘枕这样的专家学者。
来自高校的志愿者老师在给学生们上电影鉴赏课。
个人成长与团队建设小组课是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程，由孙恒和吕途担任老师。 孙恒经常让学员自问的是：“我是谁，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未来方向是什么?”
这些颇为形而上的问题常常引发学员对自身的思考。“我以前从来没有跟别人坦诚地聊过这些事情。”学员温超说。
29岁的温超挺着肚腩，发际线很高，来工大之前他一直在河北老家的一个搅拌厂工作，每天除了上班，基本就呆在家里，对世事不闻不问，他甚至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
“很多问题和名词我以前听都没听过，来到工大之后我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温超说。
孙恒把工大的办学目标定为两个阶次：“最低目标是培养有技能的合格劳动者，最高目标的教会学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多的承担社会责任。”
事实上，在工大毕业的200多名学员中，有多名投身公益，分别创办了东莞蓝衣公益服务中心、陕西工友之家等公益组织。
2016年1月15日，工大举行第13期学员毕业答辩。
在毕业答辩上，尹章兴的论文题目是《志向乡建》，他做了一番告白：“我冥冥之中一直在寻找一条改善家庭、改变家乡的道路，这不就是一条摆在我面前的正道吗?”他说的正道，指的就是乡村建设。
尹章兴毕业答辩论文的题目是《志向乡建》。
这番告白让台下的师兄邓军辉激动不已。邓军辉是工大二期学员，眼下正在老家湖南永州筹备一个乡村读书室。高二那年，因为家庭拮据，他被迫退学出去打工，外出时身上还带着课本。
“我以为干一年就回来读书，可是最后还是没有实现。”这成为了他心里的遗憾。
从工大毕业之后，作为优秀学员，邓军辉留校工作。在邓军辉的印象中，儿时的村庄人们经常互相往来，可是现在都各自在家里看电视打牌，人也少了很多。今年，他回到老家从村委会那里租借了一个空屋子，通过各种途径筹备了500本书。“我希望给村民们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同时也让孩子课外可以去那里阅读。”
本期(即13期)报名入选的16名学员，中途陆续有7名退出，让孙恒意外的是，剩下9名学员中有6名的志向是乡建。其中就包括陈迪桥和尹章兴。
来自湖北十堰的陈迪桥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跟尹章兴不同，他的 ppt描述自己的精神路径是：老子—陶渊明—梁漱溟—沈从文—梭罗—温铁军。
陈迪桥热爱阅读，他的精神导师是梁漱溟，梭罗等人。
来工大前，陈迪桥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该中心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的一个分支机构，从2005年至2014年共有209名学员参加。
对于乡建，陈迪桥引用梁漱溟的话说，不只是建设乡村，而是建设整个社会。另一名学员梁中蕾则认为，就是农村建设，包括文化、教育和乡俗。来自四川雅安的黄秀清则希望运用在工大学到的技能回家支持父亲的农业合作社。
来自邯郸的温超到工大之后才第一次听说合作社，他打电话回家问妈妈知不知道合作社，他妈说知道。这一点让他惊讶不已，觉得自己太闭塞了。
尹章兴对乡建的认识最开始来源于陈迪桥，后者能够流畅地将晏阳初、梁漱溟、李昌平、温铁军这些名字连接成一块近现代乡建史版图。其中，温铁军的对他的影响尤其巨大，李昌平的屋舍就在工大里面。
事实上，尹章兴的未来方案即是投身到中国社会农业(简称 CSA)项目中，温铁军是这个项目的领头人。
尹章兴的周记反映了内心的变化。在入学10天后的第一篇周记上，他写着：“这样的三个月又能改变多少东西，之后我还是要投身到社会的洪流中，投入到激烈角逐的人才市场，为更高的身价而殚精竭虑。”在毕业前一天的1月14日，他周记的最后一句话是：生活就像一场战斗，生活因为你的努力而精彩。
春节过后，他要到山西永济蒲韩乡村合作社集训，然后到重庆上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习。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哪怕开始工资还是很低，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再耗下去了。”尹章兴说。
与尹章兴的坚定不同，经过了乡建的理论浸染之后，陈迪桥的内心已经过了激荡期，迷茫和彷徨又重新浮现。
在提交的论文里，他提出建立一种“书店+镇上图书馆+村庄微图书角”的综合联络模式，旨在推进家乡的阅读文化。可是，当台下的导师询问其拥有什么资源、怎么实施时，陈迪桥显得茫然。最后，他说，“目前这只是个设想，如果条件允许我会去做，但是我也可能会回市区找份工作，毕竟这么多年来我对家庭没有尽到什么责任，他们很需要我的支持。”
孙恒用一种比较诗化的语句来概括工大的价值：“对于来工大的学员，我希望能够在他们的生命片段中打开人生想象的可能性。”
1月16日，领完毕业证之后，尹章兴和另外8名同学离开北京，带着各自的可能性，奔赴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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