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背景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发展面临重大考验。以为外资进行出口加工为主、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来赚取利润的的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首当其冲，当时已出现了一波倒闭潮，因老板突然跑路而一夜之间失去工作，同时又因劳动合同法实行不到位而领不到经济补偿金的工人不计其数。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大力推行“腾笼换鸟 ”政策，鼓励企业和劳动力的“双转移”，让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不转型升级，要不往内陆迁移，将沿海的工业用地腾空，作为其它高增值产业如高新科技、金融服务、房地产等使用。在深圳打工者中心附近，近年土地用途的变化尤其明显：原本工厂林立的龙岗一带，地铁沿线的大片工业区和荒地在几年间陆续消失，相继变成房地产项目，作为从事在市中心发展的高新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购房社区或后花园。与此同时，原本在深圳的工厂也陆续倒闭或搬迁，目的地可能是省内外其它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甚至远至东南亚的发展中经济体系。剩下来的企业也响应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有计划地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化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
2014年至今，我们观察到工厂的倒闭潮、搬迁潮、转型潮持续，在深圳仅2015年，淘汰、转移、转型各类低端企业3047家，最近5年累计达1.4万家1。 许多工厂倒闭，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赔偿工人，工人失业之余，还遭受合法权益受损。在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低端劳动密集的岗位也大量减少，许多在深圳长期在厂工作的工人失业之后，找同类型工作似乎不如以前容易。
在打工者中心接触到的失业工友当中，不少都因为产业升级转型而面对重新就业的困难，特别是年龄较大、知识技能单一者。他们的积蓄和社会保障不多，但是住房、医疗、教育、赡养老人、抚育孩子等开支并依然存在，失业对这批工人造成的影响很大。我们认为，工人来深圳工作多年，为工厂消耗了青春和劳动力，现在无法跟上转型升级的步伐，不全是他们的个人责任，所以也不应由他们负上全责。基于各种原因，不是每位工人都能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另觅生计(例如返乡务农或依靠养老金过活)，或者追随资本迁移的脚步，他们对于再就业的需求可见一般。政府和工会在这方面的角色我们过去少有关注，因此希望透过此调研，了解工人在此等新常态下的生存状况。
2 调查方法
去年，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一群在深圳一家玩具厂工作的工人。玩具厂为日资，成立于1997年，主要为迪士尼生产绒毛玩具和其它纪念品。工厂在2014年中开始，陆续把生产转移到菲律宾，期间工人的加班时数大量减少，扣除社保缴费的每月工资比深圳法定最低工资还要少，引起工人罢工。2015年6月，工厂正式宣布倒闭，导致之前没有办理自离的196名工人终告失业。他们以女工为主，大多在这家厂或者类似的玩具厂工作多年，也没有其它行业的工作经验，失业对他们来说，影响并不是一般的少。经过一轮抗争和谈判，厂方派出的代表只愿意给工人支付法律规定百分之10的经济补偿，也拒绝为工人追缴2008年前拖欠的社保缴费。工人抗争差不多一年，期间不少人失业后在深圳的生活无法维持，于是回家再作打算;也有人因为在深圳生活习惯了，或者其它家庭成员也在深圳工作，所以流动性没那么高，于是也留在这里另觅出路。
这个玩具厂倒闭搬迁，与深圳市内玩具业转型升级和广东省内行业佈局重组的背景互相呼应。金融海啸之后，媒体已经开始报道玩具业撤离深圳、东莞等传统玩具业重镇的消息，尤其是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要不搬走以应对用工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涨，要不进行升级，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于创新高科技接轨。2 单就深圳而言，2008年是从事出口的玩具企业有800多家，2012年只剩下300多家。3 有别于其它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服装业、鞋业等往东南亚发展的迁移路径，大部分玩具企业进行的都是省内迁移比较多，产品升级的同时发展内销市场。4
与这群工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普遍面对再就业的困难。以往我们知道工人换工作并不是罕见的事，但是他们失业之后，似乎不只找新工作的时间长了，而且因为产业转型升级，同类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不倒闭，就是为了追求更低的人工成本而外迁，以至工人的选择也少了，造成待业期间的生活困境。
为了更有系统的了解他们失业之后的生存状况，我们与这些工人保持连系，在2016年1至5月期间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内容触及他们离开该厂之后的就业情况、待遇比较、家庭负担等等。由于在问卷调查进行期间，不少工友已回乡，因此我们尽力联系还在深圳的工友，甚至透过电话或QQ让不在深圳的工友填写问卷，最后回收问卷98份。我们还另外邀请了分别来自手工和车工部门的工友进行比较详细的访谈，以了解他们在厂里面培养的职业技能和工作经验能否配合行业转型升级的发展。
另外，为了更了解现时政府的失业和再就业的政策对这类型工人在找工作方面的作用，我们也访谈了几位最近失业的工人，看他们对失业保险的看法，以及寻找再就业培训机会时，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
3 调查结果
受访工人基本资料及劳动状况
受访的工人当中，逾8成为女性，年龄介乎25至5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1.5岁。他们主要来自四川、湖南和重庆，外出务工时间平均为18.4年，在该玩具厂工作的平均年期为10.3年。76.3%的受访者是普通工人，其余属管理级别(包括班长、指导员、主管)。差不多90%来自生产部门，覆盖岗位包括手工、车工、电绣、充棉、裁床、质检、包装、杂工，少部分原任职技术部、维修及其它部门。工厂倒闭前，他们平均每天工作10.9小时，月工资中位数为2300元，管理级别的平均工资比普通工人的高大概1000元。厂里一般不包普通工人食住，有些管理级别会食住全包，但也有一些只领生活补贴。
受访工人的参加社保的平均年龄为4.44年，与他们在厂内的平均年龄相差很远。他们平均在进厂5.9年后才开始买社保，接近6成在该厂工作的一半年期都没有买社保。这牵涉到厂方自设参保门槛，有工人指以前厂里只为职员级别的员工买社保，到2008年以后才开始也为普通工人买。截止该厂倒闭为止，有买养老保险的工人占百分之80.61，有医疗保险的占百分之93.9，有缴住房公积金的仅仅过半，百分之5.1的受访工人说他们什么保险都没买。可以想象，他们即时工作多年，但缴满15年社保者其实少之又少，一旦失业，就算刚好或快到退休年龄，享受不了退休待遇，为了生计，很难决定索性提早退休。
4 家庭负担
受访工人的平均每月生活开支为995.5元，一般是指个人开支，有些情况是指在深圳的家庭总开支，这样的话就是把总开支除以在深的家庭人数所得金额。
绝大部分受访工人表示家中有老人需要供养，不但是自己父母，还包括配偶的父母。老人平均年龄为69.8岁，通常都在老家务农及带小孩，每月赡养开支平均为615.9元，普遍都是每年一次性的支付。同时，绝大部分的受访工人也有子女，超过6成工友有两名子女或以上。子女的平均年龄是16.2岁，大部分人在老家或其它地方上学，也有一些已踏上父母的旧路外出打工。工人用于子女身上的平均开销为1149.7元，主要是学费开支。
他们大多数是和配偶在深圳生活，孩子在老家读书及由父母带，一家子同时在深圳的属极少数。老人多数在老家务农，尚可维持生计，但一生病就很麻烦。有工人反映，处于他们这个年龄段(40来岁)的人夹在老人和小孩之间，不上不下。一方面，他们对老人有供养责任，而且父母年龄也大了，身体开始出毛病，以前为了省钱，三年才回家一次的工人，现在可能每年都因为老人生病，往返深圳和老家照护。他们当中，有些小孩年龄可能较大，已完成学业出来工作，但他们的薪酬水平并不比父母高多少，而且也有成家的需要和压力，因此也不能期望他们帮补很多。如果既有老人要供养，又有在学子女的话，工人的负担就更大了。
除了工作以外，他们的休闲娱乐相对简单，除了打牌之外也很少会花到钱的。不少人说空闲的时候会“打零工”，其实是厂里面绕过劳动法对每周加班不得超过36个小时的规定而衍生的另一种算工资的方法。他们说周末周日加班，非自愿性，不算在正常上班时间内，以件计薪，所以又称“打零工”，但其实工作内容跟平日上班并无二致。
5 在厂期间的技能培训
这家玩具厂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员工的技术要求和培训基本上都是非正规或按产品要求而定的。为了更详细的了解他们的技能发展与工厂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我们与几位从事手工和车工的工友进行了深度访谈。
基本上，这些工友都是带技术进厂的。有些进厂之前已经在其它玩具厂工作过，累积了一定的技术。有车工表示以前在老家的小厂，有空出来的衣车就会让人来学车工，他们先付几十块钱让人来指导，自己再练习6个小时就算学成。不过，就算有熟人介绍或者是有相关工作经验，还是要先经过考试才能进厂。
该玩具厂多年来都是为迪士尼生产绒毛玩具。绒毛玩具所需技术层次多年来没有太大变化，所以据受访的工人说，厂内的设备都没有怎么升级，衣车也没有换新的。不过这并不代表厂内每年的工作内容都一成不变，客户对于产品花样变化的要求还是有的，比如以前一个款可能就只有一种公仔，现在可能要求一男一女;玩具穿的衣服款式也会随着时代变化，使用的布料也不会永远一样。
虽说基本技术先得在进厂前自行学会，但实际上还是要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调整，边做边学，而培养出什么样的技术视乎当时厂里接了什么订单，完全是生产需要主导。其中一位受访工人是样板岗，属于技术级别较高的岗位。她的工作主要是把一个工在样本从零开始做出来，有时候是两三个不同款，有时候是十几个一模一样的，客户看了满意了，再在厂里大量生产。这种情况下，即使遇到很难处理的材料和步骤，厂里也不会有什么技术指导或培训，完全靠自己摸索，不断地尝试才能掌握。手工指导员得到样板和工序流程后，再自行摸索如何在车间里可以简化工艺流程，经老板向客户请示之后再向班长传达，才开始大量生产。在大量生产阶段，如果产品要求的质量比较高，材料难处理或耗费时间，就由每条生产线上的1至2名指导员和班长紧密跟进和传授技巧。对中层员工——特别是班长和指导员——而言，管理车间员工是重要任务。有车工班长说被提拔后管理员工压力很大，又没有人可以跟着学习，完全自己来，于是跟上级讲不想再做管理，继续作普通车工算了，可是上级叫她要不继续作班长，要不走人，只好硬着头皮做。
由此可见，虽然说是劳动密集型，但观乎工人的具体工作内容，可见其实并非轻而易举，手艺也非垂手可得，而是透过多年的操练才能获取。获取技术的过程并不系统化，而是完全取决于厂里面的生产需要，遇有之前没有处理过的困难，也不会得到来自厂方、客户或其它技术体制的支援，只能自己反复尝试解决。被问及她们对自身手艺水平的评估，她们都很自豪，而且认为至少在绒毛玩具制作这一块来说，机器并不能取代她们过往多年来所累积的技术。可以说，她们本身手艺发展的轨迹，跟这家玩具厂多年来的生产系统是密不可分的。而在运营的十几年间，厂方也视之为理所当然，并没有为员工进行生产需要以外的培训，而政府和工会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角色。
（未完待续）
注释：
吴德群、李世卓、周元春、杨丽萍(2015)，〈深圳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加快布局未来产业〉，《深圳特区报》，2015年3月13日，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5-03/13/content_11301220.htm。
邓小国、傅江平(2010)，〈深圳玩具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中国质量报》，2010年3月18日。http://www.cqn.com.cn/news/zonghe/yw2/302854.html。
刘虹辰(2012)，〈出口形势逼深圳玩具业转型升级 研发后内地生产〉，《深圳商报》，2012年12月7日。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2-12/07/content_7474643.htm。
李溯婉(2016)，〈玩具业逆袭：2015年出口同增12% 欧美市场一片飘红〉，《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4月6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4-06/doc-ifxqxcnp86263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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