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底层的工人和农民们绝不需要袁立的“心灵鸡汤”,也不需要作为挽歌的被代表的“从头再来”。无论是皮村的现实还是共和国的历史,无一不向我们证明底层的大众完全有能力书写出自己的故事、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而沉重和荒诞的现实、被抛弃和被消费的底层大众却又一次又一次地提醒着我们底层大众之所以重新沦落至底层,是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过去“当家作主”的地位,因而注定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在“文明世界”的角落里无奈地书写自己的伤痛,发出低沉的悲鸣。
一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鲁迅《祝福》
4月24日,微信公众号“正午故事”发出一篇题为《我是范雨素》的长文,一个44岁的女家政工用举重若轻的笔触写下三代人的故事,她平静地讲述家暴、征地、家人的命运沉浮和中国的贫富差距。和余秀华一样,她的名字很快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当天这篇文章便收获了100000+的阅读量,各种媒体报道也迅速跟风,次日《人民日报》也刊出了题为《谁是范雨素?以文学为武器对抗存在的荒芜》的评论文章。
在舆论升温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范雨素自己的反应。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紧追热点的媒体,最初她不得不请假来接受采访,她说这是她“生命中偶遇的沙尘暴”。在告诉孙恒“我早已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寂寞生活,对于现在的关注太不习惯”之后,她最终选择了逃离。在失踪了一天之后,她托人传出截图说“请转告诸位,因媒体的围攻。我的社交恐惧症,已转成抑郁症了。现在已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你截图转吧。我不能见任何人了。”
过惯了平凡生活的范雨素对于记者的录音笔和媒体的聚光灯并无什么好感,在《我是范雨素》中她写到“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真实的。艺术源于生活,当下的生活都是荒诞的”,当下生活的荒诞迫使她逃离,因为她的写作只为“满足自己”,而不是在聚光灯下被消费、被评头论足、挑三拣四。
然而荒诞的现实才是常态,舆论场上每天都有新的热点被制造出来,每天也都有被遗忘的话题像被榨干的橘子皮一样抛在路边再无人问津。文化消费品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更新换代最快的消费品,“伪楚”事件引发的讨论尚未平息,白百合婚变的新闻立刻吸引了更多的眼球。
腾讯新闻的文章说“去掉打工妹的标签,范雨素的文字什么都不是”,《人民日报》则极力将她描绘成“一位具有底层经历的特立独行的天才文学家”。有闲暇的文化消费者和文化制造者们同样举重若轻地从文学的角度品读范雨素和她的家庭所经受的苦难与坎坷,范雨素在他们眼里仅仅只是一个茶余饭后的文化消费对象,而文学对范雨素而言则只是她忙碌的生活中有些奢侈的一点精神寄托。
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从不缺少范雨素这样的故事,区别只在于范雨素用一种平实的可被消费的方式把它们书写了下来,无数同样在苦难中挣扎呐喊而又从不被听见的灵魂甚至连被消费的资格都没有。而有资格被消费的又怎样呢,媒体对于新的热点的追捧使他们很快就被忘记,范雨素笔下的一切只是被当作文学欣赏的对象,她的一切不幸以及她背后整个庞大的打工群体所遭受的一切也都被诸如“如若一篇好看的文字,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公义的到来,也能在实现文学社会价值的同时,展现人文精神的另一个向度”这样象征性的话语在轻描淡写中消解掉了。没有人真正在意范雨素想要讲述什么,想要控诉什么,在舆论狂欢的旋涡里她只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消费对象。不出一周的时间,也许只要几天,在榨干了这个话题的一切价值之后,善于锁定热点的媒体们又会找到新的猎物,而对范雨素和她背后千千万万的普通打工者来说,一切还都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
被消费的又何止是范雨素一个人呢?经济下行下的焦虑与恐慌使得有闲暇的中小资们常常把乡村当作一个想象的对象,希望能从农民的淳朴和坚韧当中收获一种廉价的精神满足,常自我感动于自己对底层所怀有的这种“高尚的同情”,以为自己已经收获了“灵魂的升华与救赎”。从赵本山的小品到《乡村爱情》再到《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他们又常怀着一种鄙夷和猎奇的心理有样学样地谈论乡人的野蛮与粗俗,试图略微平复一下自己受伤的道德与文化优越感。我们所能见到的对于乡村、农民、打工者的充满幻想的叙述往往也来自于他们,底层自己的声音总是缺位的,即便偶尔能被他们发现也只能是像余秀华和范雨素这样被他们处理成一个洁净无害的文化消费品,而喧嚣之后,便没有人能再把她们记起。
二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
——许立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聚光灯照到哪里,文明、优雅、冠冕堂皇的灯光便投射在哪里,以一种被想象的消费品形态推向大众的视野。而在聚光灯很快转走之后、在更多无法被照射到的辽阔大地上,野蛮、贫穷、艰难生存与痛苦挣扎还都不得不照旧继续下去。
身处底层的工人、农民们极少有闲暇也极少能有一支笔,更不可能拥有一家报纸、一个网站、一个出版社、一个电视台能像那些有闲暇的人一样真正述说自己的故事,创造自己的文化,提出自己的控诉,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存在几乎是无声的,他们几乎是被文明世界所抛弃的一群人。所以他们总是被消费、被代表,之后又很快被遗忘,总是被抛弃。
2014年10月1日,打工诗人许立志从深圳的楼顶一跃而下,他没能张开翅膀像鸟儿一样划出一道弧线,而是被坚硬的大地所拥抱,走向没有贫病交加和绝望的彼岸。许立志虽然走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诗篇,每个打工仔和打工妹都能从中间找到自己的影子。比起他们的父辈,他们有着更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完全可以更多地阅读和思考。他们也会在疲劳之余与绝望之后拿起笔续写许立志的诗篇,而且他们一定可以写得更坚强,并更多地发现希望、寻找曙光。
而皮村工友之家的存在也带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范雨素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皮村,皮村的图书室和文学小组想必也都为她拿起笔书写自己的人生、创造自己的生活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接受采访时她也说到:“我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我是很不舒服的。我还跟文学小组的慧瑜老师抗议,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写啊,他真的比我们高贵吗?”
“我是范雨素”,范雨素就是范雨素,她不愿被消费,也无法被代表。中国的底层民众不需要被代表,他们有着自己的尊严,也会像范雨素一样拒绝成为被消费的文化商品。他们不光可以书写,可以思考,可以自己代表自己,他们还可以呐喊,还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创造自己的文化,掌握自己的命运。
三
我们的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劳动者最光荣
——新工人艺术团《劳动者赞歌》
1998年,因为觉得自己的授课方式不能适应当时的教育体制,孙恒放弃了在河南做音乐教师的工作,北上进京。他想要流浪,并寻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2002年他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这便是后来的新工人艺术团的前身。同一年他们成立的“工友之家”也正式落户皮村,在这里他们为附近聚居的打工朋友们带来自己创作的歌曲、小品、话剧,也为工友们提供法律服务、帮他们维权,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工友之家”逐渐热闹起来,他们又创办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他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同心实验小学”也于2005年八月正式开学招生。
皮村是个大的舞台,十多年来这里也发生了很多故事。从2012年起,工友之家开始筹办“打工春晚”,在这里他们和工友们一起登台,唱着打工者自己的歌,上演取材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各种节目。在一直被剥夺、被边缘化的命运之外,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从2012年第一次“打工春晚”开始,崔永元就多次来皮村为工友们当义务主持人。2016年他自己没能过来,便推荐自己的朋友袁立来皮村主持晚会。但袁立的致辞显然昭示了作为一个“成功人士”的她和工友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为崔永元代班的主持人邱启明当时问她,你现在把精力主要放在公益事业上,自己的事业怎么办?袁立回答说,她做了财务上的安排,钱自己可以生钱,就能把时间用来做慈善关心他人了。
袁立的诚实表态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她的潜意识里,社会的阶级结构是明明白白的,有些人的“钱可以自己生钱”,他们已经摆脱了生存的压力,因而可以去做慈善,去怜悯去同情去帮助那些卑微的为了生存而奔波劳苦的底层劳动者。可是这种杯水车薪、故作姿态的所谓慈善又何尝不是一种消费呢?
在这种消费之中,除了社会声誉之外,袁立之流收获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他们自我感动于自己那“伟大而纯粹”的灵魂,她们的每一句话里都流露出深为范雨素所不齿的那种“高高在上”,在遭受质疑时她还不忘以一个成功人士的姿态向“低低在下”的工友们传授一些人生的经验,推销她那拙劣而又毫无新意的“心灵鸡汤”。
底层的工人和农民们绝不需要袁立的“心灵鸡汤”,也不需要作为挽歌的被代表的“从头再来”。无论是皮村的现实还是共和国的历史,无一不向我们证明底层的大众完全有能力书写出自己的故事、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而沉重和荒诞的现实、被抛弃和被消费的底层大众却又一次又一次地提醒着我们底层大众之所以重新沦落至底层,是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过去“当家作主”的地位,因而注定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在“文明世界”的角落里无奈地书写自己的伤痛,发出低沉的悲鸣。
但这悲鸣何尝不是未来雄壮歌声的前奏?被消费的终将随风飘逝、化为梦幻泡影,被抛弃的亦不必成日伤感于自己的“被抛弃”,更不该低三下四,摇尾乞怜。举重若轻的文字里召唤出的是从不曾散去的幽灵,当中国的底层民众重新找回自己,发现自己的力量,他们的怒吼将使所有的高高在上者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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