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郭松民讨论样板戏和人性的文章，非常感慨。郭文较为具体地讨论了革命年代，革命者的真实利益结构是集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存在的，这是一个由统治阶级所设定的事实。同时，这个事实在反面来界说也是成立的：在革命年代的生存境况中间，多数人追求个人利益其实没有现实出路，作为个人利益艺术再现方式的爱情和亲情在现实中间也是稀缺的，为实现个人利益也必须把集体利益先行实现，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先决条件。
据精英们说，样板戏之所以罪该万死，关键证据之一是疏漏了人性，以及人性所必不可少的亲情与爱情，所以，有些性急的人性主义者，就给样板戏扣上泯灭人性的帽子。这实际上是未加考察就已经预先认定：对于革命者那样的代表性群体来说，个人利益是可以单独存在的，这就涉及到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对照关系了。忽然想到，对于样板戏的历史逻辑解读，可以对照阅读《我是范雨素》来观照和加深理解。
不仅对于那些革命者来说，亲情和爱情是奢侈品——这是那种个人利益无从实现的文艺描写的现实起点，今天也是那样的呀。《我是范雨素》作为非虚构写作，并没有刻意地去选择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她以自己对母亲和女儿的愧疚，无意之间写下些许文字，就充分暴露了今日异化社会的最高机密——亲情和爱情是极度稀缺的。范雨素大姐有一个康健的强大心灵，她没有标榜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她在自己的生活和思考中间，确实做到了。
一、革命年代和革命者的亲情和爱情
依据曹征路教授的看法，艺术确实应该有着自身的逻辑，但是，艺术不能够脱离历史逻辑和生活逻辑本身，凌高蹈虚，凭空捏造，那样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曹征路：从《秧歌》到《软埋》，将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到底】我们可以沿着对样板戏的批评，返回到历史现场去看看当年那些热衷于革命的穷鬼，在亲情和爱情方面的状况，然后再来检验样板戏的艺术想象力与现实的对应关系。
应该说，亲情和爱情对于穷人和穷队伍来说，还真是奢侈品，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客观上也没有按需分配的条件。在革命年代，哪怕是晚至解放战争期间，条件最好的东北解放军中间，成家和结婚都要算是一件奢侈的事项，当时林彪的秘书季同志想要结婚，因为不满足“三七八团”(三七年之前参加革命、八年党龄和团级以上干部)的条件而强行结婚，就受到林彪明确的疏远，以至于后来自觉申请调离。【参阅张正隆《血红雪白》】
我们知道，共产党一贯穷的叮当响，绝大多数人不具备家庭生活条件(极少数高官是例外、且夫妻均在革命岗位上)，再考虑到共产党队伍均采取供给制，若结婚则老婆孩子均需要纳入供给制的供给范围，在此情况下，为保证一线作战人员比例，且在老百姓同等负担程度上最大化战斗力，不轻易结婚乃是一件心照不宣的禁忌，各人需要自觉地权衡和节制，这是一种共识基础上的强约束，虽然并没有硬是规定。
除了为最大化作战队伍而节约费用目标之外，还需要指出的是：革命队伍中间的大多数成员均来自于社会底层，完整的家庭亲情和爱情，本就不大具备条件，因此也不持过高期待。
正如同样板戏所提点的，在革命成功之前，对于那帮子最热衷闹革命的穷鬼来说，革命成功确实是比亲情爱情更为优先的目标，这不是样板戏编剧或者导演的失误，而是大体准确反应了那帮子穷鬼的平均社会处境——这帮子穷鬼原本就没有多少享受亲情和娶媳妇的机会。这真不是说说而已，不要说娶媳妇，就算穷小子享受父母亲情也一样是奢侈品。读《陈锡联回忆录》得知，这个穷小子的母亲对他有关爱有亲情，但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被送到苛刻的雇主家里受虐待，对他来说享受母亲给予的亲情就意味着没有丝毫吃食让他活下去，二者不可得兼，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成为不得不接受一个有一个苛刻雇主的虐待对象，最终他在14岁的时候半夜投奔红军去了。大批家里养不活的孩子，在别人家受到苛刻虐待，这是革命受到拥护的现实状况之一。
二、今天阅读《我是范雨素》
不要说战争年代的困难时节，即便是以今天中国人均GDP之丰饶，完整的家庭亲情依然是奢侈品。我们知道，新进网红“冰霜男孩”王福满就是单亲家庭，气温骤降时节并没有母亲帮助或者督促他添加衣服，所以他走到教室之后才满头白霜。范雨素大姐虽然有过短暂婚史和两个女儿，实际上也少有完整的家庭生活和亲情，亲情体现方式之一反而是她半夜偷偷流下愧对和思念女儿的眼泪。【参阅《我是范雨素》】在范雨素所在阶层之上的王磊光博士，也还处在挣一份完整家庭生活所需高成本的半路上，以至于春节回家被母亲教诲：房子可以等到四十岁五十岁再买，但是孩子不能够等到那个时候再生。【参阅王磊光新浪博客：《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理是处在王博士和他母亲意见的中间，他母亲的建议很有道理——人的生命周期与购买力处于不等速运动中间，但是暂不生小孩的道理也很充足，如果没有房子还生一个小孩的话，各种现实的困难之多，本身就足以减少此类决策的概率——由大概率事件削减为小概率事件。
在今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范雨素大姐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其工资所得是不包括维持城市家庭生活的高成本的，所以必需在农村老家完成生命再生产。同时，大多数小资白领的收入，哪怕如同王磊光那样博士学位在手，也是买不起大城市住房的，只是，相比较农民工群体而言，这群人还依然不甘心在农村低成本完成生命再生产过程，拒不放弃挣得完整家庭生活高成本的努力，由此，这一群人就成为任志强、潘石屹等地产大佬的理想盘剥对象，以其不懈努力和挣钱去支撑房地产业的繁荣和高利润。这两个部分的就业，应该占据中国就业市场百分之八九十的比重。
1980年代读李敖《传统下的独白》，书中模仿一个准丈母娘的口气说“谈恋爱，谁让你跟那个穷小子谈恋爱?”那时候读来的感受是：势利眼似乎到处都有，共区和国统区也没啥区别。后来才知道区别大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陆，穷小子完全不配谈恋爱的社会条件，还需要等到改开搞事业高歌猛进几十年之后才会全面实现。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才算真的明白了，穷小子真的不配谈恋爱，这不是丈母娘的势利眼和偏见，而是一个社会现实中间的门槛条件：你连房子都没有，用什么来承载完整的家庭生活?既然连结婚的初始条件都不具备，那还不如在恋爱之先就掐断非分之想，免得自误误人。马列毛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说是社会存在的变化会改变人的意识，没有朱镕基任上及其后“房地产三头同盟”(地产商、银行和地方政府)炒高房价到多数人买不起的现实教育，还真的体会不到台湾丈母娘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势利眼。老田算是体会到了，没有现实的教育，人的认识进步是很难真正到位的。
这样一来，逻辑链条就清楚了，家庭生活需要一个完整的单独空间，在高价高企的城市里这个高成本是大多数人无法挣到的，由此，结婚也一样成为奢侈品了。这个务实考量向前传递之后，在今天的城市里，没有稳定体面的工作，没有房子，要找一个稳定的对象，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艰难，这带来双方面的困境：大批剩女，大批单身狗。更重要的状况是，据说很多男生连追女生都自觉地加以放弃了，毛时代有一个说法叫做“革命靠自觉”，现在的状况是：一个人在达不到结婚条件之前，不恋爱不追女友已经是一种高度的自觉性了。到了今天，曾经引起干群巨大冲突的计划生育政策，好像差不多过时了，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1.3左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据说这样的生育率维持下去，只需要百把年时间中国人口就能够恢复汉朝的鼎盛水平——五六千万。
似乎是孔夫子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之所存焉”，人这个方面的欲望还无法一下子泯灭为零，就这样，临时性的购买或者消费性事，就作为一个地下消费产业而兴旺起来了，如果嫌交易过于不干净有害于伦理光正，那就还有大量的暗婚、同居、一夜情等等作为补充形式。穷鬼不配有老婆，富人可以有很多老婆或情人，乃是一个常识，而且，恋爱爱情什么的，慢慢变得不常见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日渐消失，一些恶毒兼且灭尽人性和人伦的词汇——性资源及其不平等分配——都开始广泛使用了。
爱情和恋爱向来不是一件便宜的事，似乎东西方皆然。1968年的红五月运动中间，巴黎街头的大学生们喊出口号说：“我越是造反，我越要谈恋爱;我越是谈恋爱，我越要造反。”假如这个口号还具有一些写实性的话，显然也是因为恋爱遭遇到现实的否定，需要花大力气在现实中间开辟通道，推测是法国也有很多台湾那种老是妨碍自由恋爱的准丈母娘。法国大学生估计有着丰富的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处的经验，知道单纯改造准丈母娘的效果不佳，所以，正确方法是通过改造异化社会来改造那些准丈母娘，所以，他们喊出另一个有名的口号是“异化社会不得好死”，而不是准丈母娘不得好死。以前在课堂上听西哲老师讲到法国学生这两个口号，只觉得很有新意很潮，现在知道了，这代表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深刻体验，说明他们那一群有着高度的资本主义觉悟。
在1949年之前，中国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虽然不存在高居住成本的障碍，但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均土地资源稀缺，养家糊口的土地和生产力水平并不容易达到，要娶一房媳妇也是相当比例人口难于具备的。黄宗智教授依据日本人在华北搜集的调查资料，研究后指出：如果一个贫农丧失了自己的土地，那么他肯定会成为家族的最后一个男丁，因为他基本上不再有结婚和留下后代的机会了。不过，在老家那边，农民生生不已的生命力还是挺顽强的，为了应对这种结不起婚的状况，一个普遍流行的机会主义方法到处都在采用，并显著地提高了穷人的结婚率，穷人家捡一个父母养不起的女孩当童养媳养在家里，如果双方都能够顺利长大就让他们完婚。我的祖母就是捡来的童养媳，要不然的话我祖父是不会有结婚机会的，今天更为糟糕的状况是：这种穷对付方案也已经不能够在现实中间成立了。
今天中国，城市青年中间的非成功人士，绝大多数挣不到恋爱和结婚的门槛条件。农村的年轻人也不轻松，相比城市，农村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男女性别比问题，得益于一胎化政策和医疗事业的市场化机制，出生性别选择业务是一个无法掩盖的假秘密，相当多的农村地区性别比在一百二三十(100个女孩有120-130个男孩)，累积下来的状况是今天农村肯定有五分之一左右的男青年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结婚对象的。同时，彩礼数字也在节节攀升之中，动辄十万打底，高的要到二三十万，再加上房子等方面的要求，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挣不到的数字。更为重要的变化是，今天的农村不仅生产链条是残缺而不完整的，家庭链条也日渐残缺不全——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是普遍的现象，亲情啊亲情，那是多么稀缺的稀罕之物。
无论任何时代，亲情和爱情都是很重要的，这些看起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可或缺之物，但那也不是人人都能够得到的，而革命前夕的情况往往是多数人得不到这些东西，对于那帮子最热衷于参加革命的穷鬼来说，是全部社会成员中间最先得不到亲情和爱情的群体，就算他们心中还存有这样的奢望，那也得拼命把革命搞成功之后再说。
进城之后很多老革命在此问题上栽了跟头，因此受处分的真不少，无他，因为革命胜利了，所以个人所面临的机构结构彻底改变了——那群从前寻寻觅觅找不到个人利益良好实现路径的人，今天已经有了最好的个人利益实现机会，为此，革命后第一天就有人忘乎所以背弃了集体利益和最低原则。样板戏出现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而且还是有着针对性的，对那些现实中间拥有最优先个人利益膨胀机会的人群来说，样板戏所要肯定和否定的东西，都是直接冲着他们这一群来的。样板戏通过那种方式去再现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牢记住陈年旧事，还常常带有批判和干预现实的“险恶居心”。
三、统治阶级其实也是有着不得已的
老田始终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那一场革命，可以用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进行解释，而且解释起来也很贴切和符合经验实际。历来公认孔夫子不是革命家，但是他说过“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大多数老百姓没有活路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必要要完蛋;孔夫子这个认识非常适合用于表达革命要成功的初始条件是什么。而孟子就说得更清楚了“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孟子·离娄上》)孟子的这个说法，更透彻地解释了革命队伍为什么极其壮大——所谓革命意识都是统治阶级强制性地输入给被统治阶级成员的。按照孔夫子的说法，统治阶级要完蛋的革命是统治阶级自己制造出来——他们用各种方式让多数老百姓感到活不下去了，之后才会有革命;而孟子也说得很清楚，革命队伍的成员越来越多，那是因为统治阶级源源不断地强制性输送的结果，这也符合《水浒传》的故事逻辑——上梁山多数是被逼不得已，才选择的最后一条路。
舍此之外，没有任何高人能够用任何高招，忽悠老百姓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推翻统治阶级，神仙都没有这样的能耐，有且仅有统治阶级自己能够以自己的强大，制造出被统治阶级多数无法生存下去的境况。在这种情况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和梦想再执着，都是无用的，样板戏不过是恰好反应这个平均状况而已，这是艺术逻辑忠实于生活逻辑的写照。
在今天，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和庙堂显要，真的不知道文艺应该表现什么，但是资本家却无比敏锐。萱萱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好小说，但是资本家无比清楚，《我是范雨素》发出之后，短时间内点击率超过300万，资本平台迅疾给予屏蔽了，这个事实说明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相对于萱萱的高度敏锐性和自觉。
《我是范雨素》作为非虚构写作，无意之间暴露了今日异化社会的最高机密——亲情和爱情是极度稀缺的。一篇底层自况的文字，得到了小资白领阶层的高度关注和热心传播，使得这篇文字具有了极大的力量，也充满着对异化社会的巨大危害，结果被资本平台迅疾删除。这篇文字，还隐约揭示出，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的初始条件——恰当地破坏穷人的意义生产网络，使得他们不再能够安贫乐道——守在老家保留住完整的家庭和亲情，然后，才能够把底层人口改造成为市场上流转不休的廉价打工仔和打工妹。
要是底层民众还硬是守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陈旧理念，中国的低工资劳动力供给就会出现大问题了。因此，改开搞最初阶段，大量的宣传是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美誉，哪怕是在一时无法产生成功人士的农村也要树立一些虚假的“万元户”典型来宣传，通过这种对成功人士和成功标准的高扬，目的是贬低每一个人自己，就这样近乎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是不成功人士，自己的现状需要不计一切代价来改变。“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种旧观念必须及时破除，每一个人都需要告诉他们需要尽快努力爬上高枝，我们看到范雨素大哥规划未来是想要当作家脱离农门，范雨素本人太小还无法独立规划人生但是也积极行动起来，在一分钱旅费都没有的情况下也出门去看看家乡之外的好世界，她的小姐姐头脑里有一万首古诗词的内存卡(这个看起来也象是合格统治阶级必备的人力资本)。
我们看到，异化社会最先教会你的第一课是：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是不值得珍惜的，真正的价值和好生活在别处，在远方，你必须为此而积极地行动起来。在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被实际榨取的时间之先，是被榨取对象的自我贬低和自我矮化必须先行实现，从而带有高度自觉地把自己投身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劳动力市场上去。也就是说，依照中国的历史演化经验，榨取剩余价值有一个社会前提：被榨取对象的意义生产网络需要提前断开。结果是清楚的，在被榨取对象找到好生活与好世界之前，他们已经丧失了曾经的亲情和爱情守护网，在范雨素女儿得到奶粉之前她们已经先失去了妈妈的守护和关爱，这其实就是《我是范雨素》为什么极度危险的原因所在。范雨素说她本人的命运之书不忍卒读，也装订得极为拙劣，在今日中国，这难道不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和小资白领的共同命运吗?我们被统治阶级从原有的意义生产网络上断开了连接，我们也怀着十万分的自觉自愿预备接受统治和雇佣了，但是，我们再努力，能够挣到的数字不也是离好生活所需越来越远吗?亲情早已离我而去，爱情永不到来，范雨素的非虚构书写，之所以极度危险，不属于建设和谐社会所需，原因就在于此。
由此看来，统治阶级也面临着实际的两难：如果不彻底断开被统治阶级的意义生产网络，就很难把他们改造成合格的低工资劳动力，把低端人口改造成为合格的低工资劳动力之后，亲情和爱情就成为难得奢侈品了，无法在低端人口中间敞开供应了，这就无法据此来降低革命造反意愿并对守护统治地位作出贡献了。因此，统治阶级发现总是有着剥夺被统治阶级价值维度和意义生产的绝对必要性，结果是统治阶级以自己的强大制造了革命条件和革命本身，但是，统治阶级绝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承认就意味着需要统治阶级预先的自觉妥协，不去破坏被统治阶级的生存条件及其意义网络守护，但这就根本取消了最大化先富先贵的可能性乃至于统治地位本身，这恰好是统治阶级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的。所以，就先秦儒家的思想看，统治阶级因为执着于统治地位，也就永远无法具备统治阶级的最低觉悟，所以，教育统治阶级明智起来是一项无法取得任何教学效果的徒劳努力。
所以，在真正的革命家看来，推翻一个具体的统治阶级是不够的，必须让统治阶级永远不再被生产出来，避免下一次革命的方法不是如何有效镇压民众的反抗，而是让总要追求最大限度先富先贵目标的统治阶级无由产生。
四、统治阶级为什么永远教不好和学不会
对于教育统治阶级，让他们明智起来，这个事情儒家很感兴趣。其实老子也想要教育一下统治阶级让他们明智起来的，但老子似乎对统治阶级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对此没有抱多大期待就是了。老子先从反面谆谆告诫统治阶级——“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不要破坏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起码条件，然后又反过来进行正面引导“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统治阶级只有不那么狭隘自私才能够守住优势地位;因为已经估计到没有统治阶级愿意听这些唠叨，老子在逻辑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小国寡民结绳而治”——在此种素朴的社会中间，没有基于技术和政治的任何社会分化，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也就无由确立，少数人据以破坏多数人的生存境况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看起来，老子似乎从来就没有指望过统治阶级会听他的——因此，他推荐的唯一逻辑解决是杜绝让统治阶级和统治关系产生的一切条件。
在制造了一场革命之后，统治阶级会依然拒绝觉悟起来，这样，对于样板戏的抹黑方式就不足为怪了——他们不认为这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平均生存状态，或者反过来说，统治阶级不理解样板戏所表现的缺失，体现了那种自古以来统治阶级的平均非理性和情绪——既不听儒家的说教，也不理道家的隐喻;统治阶级在这个方面极其坚定，不是今年不听，明年不听，而是千百年来一直不听。
如果人人都有一个难于割舍的家，有一个倾心相恋的爱人，恐怕革命是很难发生的，就算是发生了也很难壮大，不要说派军队镇压，就算是动员老婆孩子去拉后腿，也会把革命队伍瓦解掉的。所以，对统治阶级来说，让被统治阶级有一份难于割舍的亲情和爱情牵挂，乃是一个明智的自我保险，但是这份保险事业与先富先贵有着内在的矛盾性，一时还兼顾不到。
在精英们告别革命并抹黑样板戏的时候，在用亲情和爱情缺失来攻击革命者的文艺想象力的时候，往往也是在统治阶级最卖力地制造条件让普通人得不到爱情和亲情的时候，这正是漫长的中国历史循环揭示出来的、屡试不爽的统治阶级再循环逻辑。我们再一次亲眼看到，正是在那些人攻击完样板戏的非人性和不人道之后，男女青年人谈不起恋爱结不起婚的概率就日益渐高涨了。毛时代提倡晚婚，要求男子二十二岁、女子二十岁之后再结婚，那时候这个晚婚倡导也真的妨碍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今天如果你能够在三十岁之前挣够结婚条件，算你有大本事。
大胆假设一下，如果还有下一次革命，革命后假如还有样板戏或者类似的文艺表达，今天人们的生存状况和记忆，也肯定只会有利于文艺想象力在人道和人性方面的极度萎缩，这是生活逻辑和历史逻辑作用于文艺逻辑之后，肯定会产生的一致性状况。之后，新生的统治阶级及其喉舌们会再一次重新发现：那帮子革命者是多么狭隘呀，他们竟然看不到亲情与爱情的可贵。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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