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阿永
“我们老家有农保，一年交两百，交满15年份，听他们说到了60岁，每个月能领90块钱左右。我之前没有交，家里经济各方面，没有这个能力。”
51岁的莲姐在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她想在家乡给自己买一份农保，但还没有拿定主意。这笔看似不高的费用，让她从多年前就踌躇不定。
“一个女人有多大的能力?家里孩子上学，各项开支。种地年景好就有收入，年景不好就没有。挣这么一点工资，省吃俭用，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哪里顾得上给自己买什么保险呀。”
莲姐在一家塑料厂做着三班倒的工作，夜班要从晚上11点半上到早晨7点半。法定退休年龄和她并没有关系，只要能干得动，她就会继续干下去。
在莲姐所在的工业区，还有许多像她一样的大龄女工。她们几乎有着同一张面孔：她们是家庭里的顶梁柱，也是家庭里的牺牲者。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使得她们终日在城市奔忙，做着辛苦却又报酬微薄的工作。
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男人养家”的印象不同，这些大龄女工是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很多时候，她们才是那个真正的养家之人。
劳无所得
苗姐和莲姐同龄，在同一家塑料厂工作，今年是第7个年头。到了退休年龄后，又和工厂续签了一年合同。她对目前工资的评价是“一般般”，通常一个月能赚三千多块，赶上没事做的时候，就只能拿到一千多。
苗姐的丈夫在保安公司，工资稳定在两千左右，夫妻俩一个月的总收入最高也只有五千。“没办法啊，年纪大了。”
塑料厂是22天制，底薪1510，平时除了法定节日之外都不放假，周末也没有休息，不管是因为个人原因请假，还是工厂没活干停工，都要按三倍工资扣钱——1天扣150。唯一的福利是做满一年以上有带薪年假。
如果停工超过4天，工厂也会给适当的补贴，通常是一天几十块钱。莲姐解释说：“他们也怕工资太低，员工跑掉嘛。”
即使是这样不合理的规定，员工们也只能接受。莲姐不喜欢经常换工作，每一份工都会尽可能做久一点，因为每换一个厂都要先适应环境，刚开始的时候，工资待遇也都会很低。
莲姐出来工作十多年，做过零工，待过私人小作坊，待过玩具厂、伞厂，现在在塑料厂做广告膜、打包装，基本都是计件制。一个月三千多的工资，全靠她“拼死拼活地做”。
钱来之不易，因此她花钱能省就省，就连用在伙食上的钱，都要考虑是不是“吃得太多了”，省下来可以做些别的事情。“现在这个社会，你没钱人家就歧视你，所以尽量能省就省，吃好吃坏也没人管你，是不是?”
同处一个工业区的女工大姐们，如今都在面临相似的处境。52岁的容姐就正在为日渐降低的工资发愁。
容姐一直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出来打工。她91年进城，当时25岁，请老乡帮忙介绍工作，结果人家说：“你们25岁都是大姐了，哪个厂要你们!”
正规的工厂只收18~23岁的年轻女工。最后她进了一家小厂，在临时搭建的简陋铁皮房里工作，晚上睡觉男女混住一间，宿舍的洗澡水都是冰冷的。她做了半个月就跑了，不但工资没到手，连身份证都被押在厂里。
回想起来，容姐有点遗憾。“我不算第一批出来的，要是当初知道第一批出来打工，这辈子就没这样命苦了。”
现在容姐已经成了当之无愧的“老大姐”。她工作的手袋厂，员工平均年龄在40岁，大部分是已婚妇女。这是一份年轻人不会干的活：辛苦，工资低，待遇差。
杜姐和容姐是上下楼的同事，她对工厂的薪资制度颇有微词。杜姐2011年进厂，第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只有400块左右，第二个月是1200多块，现在涨到1510，7年过去，一直在东莞最低工资标准线上徘徊。不包吃不包住，一个月大概能拿两三千。
一位手袋厂女工的工资单。这是加班比较多的月份，容姐说按照今年的加班情况，这个月可能拿不到2000。
工资到底怎么结算，很多员工都搞不清楚。杜姐的岗位是个人计件制，加工一个像拉链这样的小部件，完成三道工序，单价约是1角。单价时高时低，从没有个准数，“我感觉他(厂方)是看见员工的工资高了，就把单价降低一点，看见我们工资低了，就又加一点上去。”
容姐的情况更复杂一点，她所在的部门，工资又算计件又算计时，而且经常被以“没达到效益”为由克扣奖金。
她作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十二月我们上了250多个钟，元月份上了270多个钟，工资还比十二月少一百多块钱，那是在上什么班?”她怀疑少的工资是被“当官的”给吞了。
她们也曾向厂方抗议：单价一会加一会减，菜钱和房价一直在涨，工资还是这么多，让人拿什么钱去吃住?
去年三四月份，容姐参与了集体罢工，之后工厂把她们的工资提升了一点。结果过了几个月又低了，平均工资还是两千多块。
即使如此，她们也没有考虑离职。对已经到达退休年龄的她们来说，合适的工作机会少之又少。工厂通常不会主动辞退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女工，但一旦她们离开后，再找别的工作又是一件难题。
年龄越大，可供选择的工作就越少。但同时，工作也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老无所养
“真的，我做人真的好失败。”
谈到自己的儿子，莲姐连连叹气。因为常年在外打工，顾不上家乡的孩子，导致孩子到现在都对她没什么感情，莲姐给儿子打个电话，他也是待理不理的，动不动就不接电话。
莲姐想起这件事就心酸，有什么办法?都是为了钱。
眼下除了儿子，她还有一大堆的事要操心。老家建房子欠了一笔债，要靠打工慢慢还上;丈夫习惯了在家种地的生活，吃不了苦，不肯外出打工，在家乡的发电站领着每月一千多的固定工资;家里还有八十岁的婆婆，不能走动，有老年痴呆，也要人照顾。
虽然丈夫就在老家，但莲姐依然对自己无法回去一事感到愧疚：“讲道理，我作为儿媳，是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她。但是又没有钱用，欠人家的钱也要去还，没办法。”
一家大小，里里外外的事压在她身上，压空了她的积蓄，把她的个人需求压缩为零。对她来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工作赚钱，养老?想这个也没什么用处。“面前的绊脚石都没搞开，哪里想得到以后。”
同龄女工姐妹的处境大抵都是如此。退休退休，不要说“休”，她们离“退”还远得很。
杜姐和容姐工作的手袋厂正在面临迁移，整个厂都会搬去东南亚。搬厂的时间还没确定，但工厂规模已经在不断缩小，大量的机器被搬走，职工也从五六千人锐减到七八百人。
年轻一点的工人，眼看没活干，都早早离职走了。剩下她们这些做了六七年的老员工，还在等厂方给个说法。
“现在工厂没有明确的答复，就说想辞工的就走，但是人家都做了这么多年，也不想这样白白地走。现在大家都在议论纷纷，根本没心思干活了，一天上八个钟，没班加，大家都知道没钱的，就是在这里耗，多少也要赔偿一点我们才走。”
根据劳动法，经济补偿金应该按劳动者在公司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1个月工资，月工资按照近12个月的平均工资来计算。但杜姐和容姐心里没底，她们不熟悉劳动法，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赔偿，也不知道赔偿多少。
不过杜姐自有主意：“老板如果要找我去谈判，问我要多少，我就说按劳动法。我也不要他三五千，也不要多少，就算劳动法上算我一千，我也认了。”
不管最后能不能拿到补偿金，她们也都要考虑另谋生路。
杜姐想着无论如何在城里找一份工作，“打零工也可以，或者找到一些厂，愿意收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在那里做一做也可以了。什么事情都要考虑一下。”
容姐还没想好之后要做什么，留在城里，工作不好找;回老家，农村几乎已经没什么人了，地都荒在那里，再说回家也弄不出钱来。家里的老房子要倒了，没法住人，盖好的新房还一点没装修。之后儿子又要娶亲，彩礼加酒席，少说十来万，样样事都等着用钱。“出来打工也不好，待在家里也不好，反正是难。”
她们工作期间都没有购买社保，这在大龄女工中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不规范的年代，她们错过了交社保的最佳时期，等到强制执行的时候，她们已经面临退休。男工还可以交到60岁，她们只能到50岁。缴纳不满15年，此时买社保也失去了意义。
容姐一提到买保险的事就来气，她当年进厂签合同的时候，工厂明明白白地说了会给每个员工买保险，结果进来之后一次都没买过。去年厂里给一些四十多岁的同事买上了保险， 而她因为年龄太大失去了机会。
而苗姐所在的塑料厂，只有个别从事体力活、风险高的岗位的工人，和办公室职员能享受缴纳全额社保这项“福利”，普工都只缴纳了医保。
去年厂里突然说要统一买保险，苗姐跑到人事部质问了一通：“保险到底保什么的?买要买多久?是不是把以前的一起补上?为什么工作好几年都没买保险，现在我们都要退休了，突然说要买?我五十岁之后，要签合同也只能签一年，就算你不辞退我，我还能干多久?我不买。”
她们在老家给自己交了农保。每月几十块钱的养老金是杯水车薪，但总好过没有。
虽说不知道还能在工厂待多久，苗姐还是打算“做到自己不能做为止”，毕竟年龄大了，回老家也找不到工作，只能种田。至于那之后，她想回家借笔钱，把家里的木房子重修一下。儿女都生活在城市，丈夫也在城里当保安，家里一个人也不剩，至少得把房子修得能住人才行。
莲姐也做了决定——农保还是得交。“不交60岁之后怎么办?想着还是要交一点，(不工作之后)在家里钱从哪里来?现在在外面(挣钱)，能交就交一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农民工总量在2016年达到28171万人，男性占65.5%，女性占34.5%，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9.2%。计算下来，50岁以上的女性农民工约为1742万人。
4位“退而无休”的女工大姐，背后是1742万到达退休年龄，却迫于生活压力继续忍受长时间、低报酬劳作的女工，她们将青春和健康消耗在城市，在工作岗位上、在家庭中耗尽了心力，如今到了应该“退”而“休息”的年纪，却发现无论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家乡，“养老”于她们都只是奢望。
我们赞美她们的坚强和勇敢，然而也要问：谁来为她们的付出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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