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是2009年。那年我第一次听见“尘肺病”这几个字。
2009年之前，大家对尘肺病一词还非常陌生。但张海超在那年进行的“开胸验肺”，使得大家对这个病有了印象。
就我来说，对开胸验肺事件印象最深的，除了张海超那双时常紧皱着的眉头，以及那个全是阴影的肺部x光片之外，还有就是劳动部门以及职业病防治院以法律为缘由，光明正大地对尘肺病人置之不顾的官僚形象。
一年后，《让子弹飞》这电影上映了，电影里六子为了证明自己没多吃一碗粉，自己剖开了肚皮，把肠子里的粉挖出来放碗里，看究竟是一碗粉还是两碗粉。而设计害他的胡万，则带着既惊悚又掩盖不住的笑意，坐在六子对面继续怂恿着他。
如今想来，张海超当时就像六子，孤立地一个人，想不到任何办法来在法律上证明自己有尘肺病。但电影中的武状元、胡万以及背后的黄四郎，在现实中却是难以看见，而又更加强大。
胡万没吃那碗粉，要用刀剖开自己来证明；张海超做了那份工作，却同样需要开刀证明是尘肺病工人
2009年，除了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之外，还有耒阳、桑植两地的尘肺病工友，在深圳的“尘肺门”事件，一样的是因为没有劳动关系证明，被拦在法律之外。
当时还在学校的我，每天上课都在看《资本论》。看到这些尘肺的新闻之后，我发现，即使是马克思描述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起码还能每周领到工资，那时候的资本家还没有发明出分包制度，能够如此“自由”地一边剥削工人，一边又声称工人与自己毫无关系。
到了10月，我参加了到张家界桑植的尘肺病工人调研。
到了桑植，我第一次见到尘肺病的工友。初次和工友交流的时候，刚好是10月1日，建国60周年。当时，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首都举行，工友们和我们也一起在电视上看了阅兵仪式。
在电视机里头，是我们国家一副繁荣强大的形象，而在我身边看电视的工友们，则都身患尘肺病。工友才是这些所谓繁荣形象的真正建设者，深圳市所有绚丽夺目的高层建筑，包括京基101、地王大厦、海关大楼，甚至还有深圳的地铁，都是靠他们打风钻后，才能建设出来的。
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那象征着繁荣强大的阅兵仪式，而坐在我身边的，则是真正建设一切繁荣的工友，但那些工友，却可能没有几年寿命了，在这些工友当中，最年轻的只有25岁。这种强烈的反差，一直存在我的脑海里。这甚至比资本论分析资本是如何剥削无产阶级剩余劳动的文字，更加直观地使我认识到什么叫做阶级压迫。
明明事实上就是存在劳动关系，而且如果工友们不是从事大量接触粉尘的工作，就压根不可能患尘肺病，为什么张海超需要开胸验肺，为什么湖南有如此规模的尘肺工友，深圳市还能一直装聋扮哑呢?
2009年深圳尘肺门新闻报道。当时还能引起媒体重视的尘肺病工人，如今已经没有媒体敢于报道
2009年的时候，一个政府官员接受媒体采访，称深圳是一个法治社会，要依法办事，所以只能先确立劳动关系。既然要依法办事，为什么大量的深圳建筑工没有劳动合同?为什么在这些工友工作的时候，甚至工作内容是帮政府建机关大楼的时候，深圳劳动监管部门都不去检查一下这些工人有没有劳动合同?为什么工友的依法上访，还会遭到你们的暴力对待?为什么政府部门的失责，现在需要尘肺工友用他们的性命来做承担?
如果说这就是法治社会，那只能说这样的法治是为了资产阶级追求更高利润的法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剥削剩余价值，而是调动社会上一切可以利用的统治力量，来保证这种资本剥削的方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从2009年到2018年，我看到的除了是尘肺病工友维权一直受阻之外，还有就是作为一个阶级，是如何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
在深圳维权的尘肺病工友，在深圳打工的工友会一直支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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