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矿工被控以尘肺病诈骗社保金，作出诊断的三名医生被控涉嫌失职，至今不明不白， 究竟有没有罪？他们都在等待答案。
01
尘肺病案中案
一场意料之外的纠纷，让三名医生和七名矿工的命运轨迹跨越时空，莫名地交织在一起。
被羁押超过七个月之后，46 岁的董有睿首次和家人团聚。据姐姐董有梅回忆，看守所外见面的那一刻，自己脑子是蒙的，连妹妹穿什么衣服都不记得，只记得她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抱着自己失声痛哭。
董有睿此前是遵义市贵州航天医院(下称贵航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2017 年11 月2 日，她与同院51 岁的放射科副主任医师张晓波因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被遵义市播州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前一天，54 岁的放射科医生黄亨平也因涉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被执行逮捕。
三人被羁押超过七个月，直到2018 年6 月23 日凌晨，他们的遭遇被媒体公之于众后，家属才收到检察院通知，可取保候审。
医生的被捕始于一年多前的举报。
2016 年6 月，因涉及矿工的尘肺病诊断和工伤赔偿的认定纠纷，遵义市绥阳县枧坝镇福来煤矿向县人社局举报医生与患者合谋骗保，此后医生先后受到公安部门审查。在三名医生被羁押半年以后，家人多方求助，事件逐渐曝光发酵，福来煤矿40 名矿工的困境也为人所知。
2018年7月1日，福来煤矿已被彻底封闭的矿洞口流出一股发黄的矿井涌水，一头牛正在饮水。
福来煤矿职工宿舍的楼梯背面，印着工人们带着煤尘的手印。
福来煤矿废弃职工宿舍的墙上，还挂着工人们戴过的口罩，上面布满煤尘。
年产量9 万吨的福来煤矿是当地小煤窑之一。2015 年6月起，包括任云凯在内的40 名矿工先后来到福来煤矿指定检测点——贵航医院进行职业病体检，均被诊断出尘肺病。贵航医院当时是遵义市惟一一家拥有尘肺病诊断资质且实际开展尘肺病诊断的医院。医生诊断是获得工伤保险赔偿的关键一步，诊断有病后方能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再据此向社保部门索赔。
2015 年6 月起，多名矿工先后拿到贵航医院开出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除了颜登全、罗先发及颜登平分别被诊断为尘肺贰期和叁期，数十名矿工的诊断结论均为尘肺壹期。根据诊断书上的签名，诊断医生均为黄亨平、董有睿、张晓波，即前述被羁押超过七个月的医生。
查出尘肺病后，根据以往的经验，矿工们随即按职业病的工伤赔偿办法进入了索赔程序，但接下来过程一波三折。
矿工陈仕平在福来煤矿矿井前看着X 光片上自己的胸部影像。2016年4月7日，他在贵州航天医院被诊断为“煤工尘肺壹期”。
“尘肺病是中国职业病第一大病，尘肺病患者常年从事高粉尘工作，由吸入的生产性粉尘在肺内潴留而引发，肺部逐渐纤维化，患者通常感到胸闷、气短、咳痰，继而胸痛、呼吸困难、咯血，逐渐丧失劳动能力，严重者最终可能呼吸衰竭而死。”
2015 年10 月起，矿工们陆续要求福来煤矿按国家规定作出合理的经济补偿。当年11 月，福来煤矿派人出面，将工伤保险伤残待遇、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个人信息录入上报县市人社局。遵义市人社局经审核后，将待遇数额下拨绥阳县人社局，后者将钱打入福来煤矿的账户。据矿工们叙述，这笔款项共有约200 万元，但他们并没有拿到，而是被福来煤矿“扣下”。多名矿工向财新记者反映，“至今没拿到一分钱”。
一场长达两年的纠纷由此开启。
在等待社保金发放的过程中，福来煤矿对这40 名矿工的诊断结果提出异议。2016 年6 月13 日，遵义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认定，37 名尘肺病壹期患者的鉴定结果均为“无尘肺”或因胸片质量差而无法诊断。2016 年7 月，绥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仲裁委)停止对矿工申请赔偿的仲裁，矿工们的赔偿进程不得已中断。之后，陆续有7 名矿工被指涉嫌诈骗社保基金被警方带走，其中包括任云凯。医生的厄运也由此降临。
02
牢狱之灾
针对新鉴定书反复上访之后，一些矿工遭遇厄运。
由于前后两次鉴定结果有出入，2016 年7 月13 日，绥阳县仲裁委发布《案件中止审理通知书》。人社局也采信新的鉴定书，对尚未获得赔偿的矿工不予赔偿。
任云凯“幸运”地在仲裁终止前拿到一笔社保金赔偿。
2016 年6 月20 日，尽管当时距“推翻诊断”的鉴定书出现已经过去一周，但福来煤矿还是按照此前的《承诺书》内容向包括任云凯在内的19 名矿工下发了社保金赔偿，任云凯拿到9万元，其余18 人的社保金也多在10 万元上下。
但很快，其中七名矿工被公安部门认定为“骗保”。2016 年7 月20 日，四名便衣警察驱车驶入枧坝镇中塘村，带走了任云凯。
任云凯之子任华均对记者转述，任云凯向家人回忆说，警方不断盘问他，是否在职业病鉴定书中作假，是否试图贿赂医生，是否涉嫌诈骗社保资金。在任云凯均予以否定时，被用手铐拼命按压左手。“我是一个农民，农活那么忙，哪有时间去贿赂别人，再说我谁也不认识，怎么作假?”任云凯对家人说。
直到任云凯去世时，左手的手铐痕迹依旧清晰。“那只手已经完全没有知觉，皮也脱掉了一层。”任华均告诉财新记者。
2016 年8 月11 日，在被关押一个月后，任云凯被放出。两天后，公安局对任云凯重新进行了职业病鉴定，鉴定意见仍为职业性煤工尘肺壹期。此时的他精神已不大正常，异常沉默，不愿见生人，体重从120 斤下降到90 斤。
任云凯的弟弟任云庆也遭到关押。在等待社保金发放过程中，三名便衣警察将其从家中带走。先后被带走的七名矿工收到的赔偿不尽相同，如任云凯被带走时已拿到社保金赔偿，其弟弟任云庆尚未收到任何社保金赔偿，仅拿到煤矿的3.8 万元赔偿费，王正富则连企业赔偿都没有拿到。
6月5日，遵义桐梓县，自建房过道内，48 岁的颜登全抚摸着一只小猫。他是被抓的七名矿工之一，如今跟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靠每月2680 元的补助金维持生活。
2013年，刘刚花了19万在桐梓县边，盖了两层的房子。这笔钱是他挖煤的全部积蓄。时隔五年，他至今都没能拿出钱装修。
7月8日，贵州遵义绥阳县，48 岁的王正富背起背篓准备去地里给烟草打烟脚叶。2016年8月，他因涉嫌诈骗罪被绥阳县公安局拘留一个月。回忆起这段经历，王正富说自己感到很冤枉，常会在深夜偷偷落下泪来。
7月份正是烟叶快要收获的季节。矿工李光有种了1 万株烟草。他需要弓着腰把每株烟草底部的烂叶打掉。因为尘肺病，他体力不好，每隔十几分钟就需要站直休息一下。
矿工收到赔偿的时间有先后，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矿工进行诊断、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的进度不同;另一方面，也和煤矿选择性付款有关。48 岁的福来煤矿主管矿长陈平告诉财新记者，是否上诉、上访，也直接影响着他们收到赔偿的时间。
“不上访的、不打官司的先赔，能私自协商的也先赔。要打官司的就经过法院，法院判多少，我们就给多少。要上访那就天天去上访吧。”陈平说。
被抓前，七名矿工都曾经上访。任华均认为，其父任云凯、二叔任云庆被抓，都是因为上访，被“枪打出头鸟”。“2016年7 月过了几天，二叔就跑到省政府信访办上书，过了一两天
就被抓了。7 月份，家里面两个人都进去了。”任华均说。
这位多年在井下工作的老矿工任云凯没有等到给自己诊病的医生被放出来的这一天。2018 年5 月17 日晚上9 点，绥阳县枧坝镇中塘村永庄组下了一场暴雨，52 岁的任云凯在家中病故。
任华均抚摸着父亲任云凯的遗像，他说父亲死前都没有洗刷罪名，含冤而死，希望事实真相能够早日水落石出，还父亲清白。
任华均和家人在一起吃饭，家里的房子还是上世纪80 年代用石头砌成的，年久失修。他本来已经走出大山去打工，但父亲去世以后，他回到家人身边，负担一家老小的生计。
任华均在废弃的烤烟房边围起了羊圈，养了60 多只山羊。每天下午1 点，他要把羊赶到离家不远的山坡上，天黑前再把羊赶回。
03
谁是罪人
在任云凯被运往县城火化的路上，110 多位村民头缠白布前来送行。对于他生前被卷入“诈骗社保金”的风波，多位村民认为他受了冤。“在矿上的时候，他是生产线的班长，没有多拿过工人们一分钱，怎么会诈骗呢?”矿工邓光荣说。
他们那时还不知道，最早为他们诊断的贵航医院的医生也卷入此案。对此，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表示，办案要以证据为重。
据矿工们回忆，在羁押期间，他们都被警方盘问，是否向贵航医院医生行贿，是否存在尘肺病诊断书造假，是否诈骗国家社保金?七名矿工均予以否认。
颜登全称，当时警方打印了四名医生的照片让其辨认，并质问他曾向哪名医生行贿;任云庆告诉财新记者，一名自称遵义市刑侦大队的工作人员曾经逼问他，是否与贵航医院联合造假、找的哪个医生行贿。任云庆屡次否认。
舒永霞则告诉财新记者，黄亨平在看守所时，公安人员“用吼、哄、骗，让他赶紧认罪，说认罪了可以重新出发”，但黄医生知道自己没有罪，也没有认过罪。
2017 年2 月，贵州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向贵航医院下发通知，暂停其工伤医疗服务等协议。据财新记者实地了解，贵航医院职业病门诊目前已停诊，相关医务人员已悉数离职，放射科等相关科室也有多人离职。
截至财新记者发稿，遵义市尚无新的尘肺病诊断机构获批，当地患者要进行诊断，只能自费前往100 多公里外的贵阳。
2018年7月1日，17名矿工来到了福来煤矿，他们手里拿着的是贵州航天医院出具的“职业性尘肺病诊断证明书”。
一个令人不解的例子，是矿工社保金被扣。据财新记者了解，早在2014 年，贵州省人社厅就明文要求各地的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直接支付给职工。而在两年后的2016 年，为何绥阳县人社局仍将有关赔偿金全部汇入企业账户?
陈平对财新记者确认，在2016 年之前，社保金的确是“打给煤矿，一起处理”，并表示当时因为这一流程，“有些煤矿不耿直，假设社保局打我12 万，我只打了8 万给工人，工人不就吃亏了吗?”但他没有正面回答福来煤矿是否存在“不耿直”现象。
贵州省人社厅一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2014 年，贵州省就已发文要求“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应直接给个人，凡是保险类待遇都要发放到享受人手里，所有经办机构都知道这一点”。
据财新记者了解，2016 年恰是福来煤矿被并购后的“主体公司”恒隆源财务几近断流的节点。财新记者查到恒隆源陷入债务违约的多起诉讼，原告多是重庆当地不同的银行。该企业也已被最高法院纳入失信名单。
7 月16 日，财新记者来到恒隆源办公室，找到了一名高管。这位高管解释，收购多家小煤窑的采矿权令恒隆源债台高筑。整合过程中过于仓促，被合并的煤矿很多细节没有考察，“后来出事，打官司的时候债主都找主体公司”。福来煤矿的尘肺纠纷遭遇诉讼后，“主体公司”于情于理难以承担责任，矛盾仍交由原福来矿主杨磊自行化解，而恒隆源也曾参与了福来煤矿与人社局等方面的协调。
这名高管认为，该赔的已经赔偿。他透露，“官司打了以后，假的就不赔了”，债务也就“没有那么多了”，司法机关介入后，公司“还缓了一口气”。杨磊则向财新记者表示，问题已经解决，矿工“爱怎么告就怎么告”。
至此，这场旷日持久纠纷的症结更加清晰。人社局的付款决定如何作出?推翻贵航医院诊断的鉴定书是从何而来?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的执法依据又是如何认定?纠纷的真正责任人是谁?迷雾有待拨开。
矿工和医生究竟有没有罪?他们都在等待答案。医生的律师常铮担心，一旦被取保了，案件就常常不了了之，但对于公正的判决，“我们不希望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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