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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繁华“小香港”成废墟 矿工子弟家园今何在?

沙丘 · 2018-11-06 · 来源:谷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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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矿纪录片”透过对厂矿工人的生活境遇、地位转变、身份认同等方面勇敢的揭露,折射出社会转型给个体带来的疼痛。这类影片不管是厂矿子弟的青春故事,还是社会变迁带来的尖锐矛盾,总能引发厂矿子弟的集体记忆。

  撰文 | 沙丘

  编辑 | 韩萌

  “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路是那么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飘泊……”

  每逢节假日,老杨的猪脚粉店总会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坐着大巴车,唱着《故乡的云》,从珠三角地区远道而来,在矿务局的废墟之上拍照,寻找故人,对着仅存一面墙的大礼堂,深鞠躬祭奠父辈,然后吃一碗老杨家的猪脚粉,品尝“过去的味道”。

△ 《他乡》剧照。

  他们是梅田矿务局的矿工子弟,也是李婕纪录片《他乡》的拍摄对象。李婕的奶奶是梅田人,她成长的部分记忆与梅田矿务局有关。她记得,小时候梅田是一个繁华的地方,人特别多,煤也特别多。

  “经常穿着一条白裤子出门,逛一圈回来,白裤子变成了灰色。”李婕虽然没有见证梅田矿务局的黄金时代,但是她从小就知道那里与周围农村不同,医院、学校、电影院、百货商场等配套应有尽有,就是一座小城市。

  但是,2012年当她再次回去时,梅田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曾经那些工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李婕对梅田的改变产生了好奇,她向大学共同爱好影视制作的小伙伴讲述了矿务局的变迁,随后大家一拍即合,决定将其拍摄成纪录片。

  时代变迁背景下工人的生活困境与情感波澜是国内大多数“厂矿电影”的不变主题。从王小帅的“三线三部曲”到董越的《暴雪将至》,从王兵的《铁西区》到王杨的《纺织城》都是如此。

  与它们相比,李婕的《他乡》显得温和很多。影片以梅田矿务局所在的小镇为拍摄对象,记录矿务局关停后,留守者和搬离者对故土的不同情感:留守者将田园塌陷、生活不幸归罪于矿务局,在破败萧条的小镇艰难度日;搬离者则更多回忆无比美好的厂矿岁月,以及他们所见证的厂矿单位变迁。

△ 片中人物欧小立手绘梅田过去的情景。

  影片中两条线交叉并进,完整地呈现出一座煤矿小镇的前世今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一大批“国营”字头的厂矿单位应运而生。它们像一块块“飞地”散落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因其完善的配套和优越的待遇,成为繁华的代表。后来,随着社会转型,厂矿单位被关停、改制、合并、拆迁,工人也被迫下岗、转行、搬离。

  从社会主义乌托邦到资本资本主义淘金梦,不少厂矿单位被看作中国当代历史的缩影。在李婕看来,梅田矿务局也是社会变迁的样本,“当年一个政策,造就了一座大型国有煤矿以及先后近十万人的迁徙;半个世纪后,又一个政策出台,繁华小镇人去楼空。”她不仅要探寻记忆里煤矿小镇的历史,还要追问这些年厂矿单位到底发生了什么。

  山间小城

  宜章县梅田镇地处广东与湖南交界处。据公开资料记载,上个世纪60年代,为了响应中央“要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现状”的指示,1962年10月24日,广东省委递交的“建议将梅田煤矿划归坪石矿务局经营”报告,得到中共中央中南局认可,11月13日,经过湘粤两省经济委员会签署协议,将整个梅田矿区划给广东省开发。从此,梅田矿务局地理位置、行政规划属于湖南,而人员隶属、资源调配属广东。

  来自全国各地的矿工进入梅田镇,矿务局从最初山间的几排简易房,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小城。它有一条专属的铁路,铁路两边是村庄和11个矿区所在地,最多的时候矿务局有5万多人,有14所小学,有医院、食堂、电影院、公检法单位。

  《他乡》中,矿工和矿工子弟们谈起当年梅田矿务局的美好时光时,总是一脸幸福。童年,爬山摘野果子,在田间沟边捉蜻蜓、抓青蛙;过年,炸油果,邻居相互帮忙,一家炸完到另一家,最后交换着口味吃。

△ 《他乡》剧照。

  坐在父亲肩头看露天电影是小孩最快乐的事,但电影放映员却一直记得,有一次放《刘三姐》,山坡上来了一只老虎,从此梅田流传着“老虎也来看刘三姐”的说法。

  1980年矿务局俱乐部建成开放,能容纳两千多人,露天电影进入俱乐部放映。他们至今都记得放映《少林寺》一票难求的景象;记得第一次约女朋友去看电影的悸动;记得放映《我来也》时,连放三天三夜,场场爆满,电影放映的射灯都因为过热而爆炸。

△ 《他乡》中提到的梦都歌舞厅。

  除了看电影,流行文化也开始传入小镇。年轻人为了在晚会上演出,跟着电视学跳霹雳舞、孔雀舞。他们穿喇叭裤、留长头发,引领当地潮流。梅田以前有个叫“梦都”的歌舞厅,晚上一到7点就挤满了人,唱歌跳舞,热闹非凡。纪录片中,“梦都”的牌匾,吊顶上的彩灯,废弃的音响仍然留在那里作为故事的背景。

  “神话”坍塌

  在本地人眼里曾经的梅田矿务局是“小香港”,代表着时髦和高不可攀。那个时候,本地人很少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做点生意,或者搞煤炭托运都有不错的收益。他们羡慕工人的福利待遇,也享受着小镇的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对于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又爱又恨,有人甚至称“如果没有矿务局,小镇上人人都是千万富翁。”

  1985年7月12日,梅田矿务局发生重大瓦斯突出事故,56人遇难。三十多年后,矿工对着镜头讲述这件事依然心有余悸。“大家不知道井下情况怎么样,一有人哭,三矿全部都哭了起来。”“用黑色的风筒布包裹着,一斗车一斗车地往外拉,记忆中永远抹不去,那个声音,那个黑黑的颜色。”

△ 欧小立手绘的遇难矿工追悼会。

  欧小立在矿里工作时,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去世的矿工画遗像,他说每画一次都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矿务局有一个专门埋葬去世矿工的坟地,矿务局叫它“烈士山”,但私底下工人都称其“十二矿”,一到清明节不少矿子女都去那里为父辈上坟烧香。

  煤矿事故频发,一些矿工开始害怕下井,想方设法找关系调到其它单位。矿工的子女也开始离开梅田,到外面世界闯荡。当他们来到珠三角地区,发现高楼大厦,商品琳琅满目,曾经梅田在心中的“神话”坍塌了。

  梅田矿务局进入末期后,与当地村民的矛盾越来越频繁。因为挖煤,地陷严重,很多稻田不能耕种,村民房屋上的裂口也一年比一年大。村民私自接矿务局的电,矿务局不得不派人去强行管理,暴力冲突时有发生。

  如果说矿难和冲突让矿务局的大厦产生了倾斜,那么社会转型就几乎推倒了大厦。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梅田矿务局步入衰退期。1996年,梅田矿务局实施“关、停、并、转”,矿区相继关闭,2000年12月全局停产关闭,2002年,经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布破产。

  废墟上的回忆

  梅田矿务局解散后,三代梅田矿务局人,几乎在几年之间,陆陆续续走光了。曾经喧嚷忙碌的梅田矿区,渐渐荒废。据统计,留在梅田的矿务局职工仅剩263户,他们有的是矿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庭;有的是没办法到城市开展新生活的家庭;还有的是物质条件发生巨变,精神受冲击的人。

△ 《他乡》剧照。

  纪录片一头一尾,青山环绕下的矿务局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矿区办公楼、宿舍门窗脱落,雨水已经浸入斑驳的墙体;篮球场上坑坑洼洼,长满了青苔,厂房的红砖墙上还残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标语;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大礼堂只留下一面正墙,伫立在荒野中。

  曾经歌舞升平的“梦都”歌舞厅成了当地的一家制衣厂,结着蜘蛛网的彩灯下,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衣物,机器声中混杂着她们的谈笑声;曾经见证厂矿子弟成长与爱情的俱乐部成了一处蜂窝煤小作坊,屋顶已经千疮百孔,走廊堆满煤球;曾经繁忙的梅田车站,列车员一年比一年少,很快,这列火车也将停运了。

  矿务局的矿井后来被梅田当地人接管,目前仍有零星的生产,但产煤的质量、规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今,梅田的矿务局子弟在节假日,会经常组团返乡。他们的到来,成为了小镇为数不多的“旅游经济”。

  “‘你老家是哪里的?’这是中国人见面最常见的一个客套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对付,但是对我来说,每每遇到这个问题,就真的成了问题。”王小帅在《薄薄的故乡》里讲述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出现在返乡的这些矿务局子弟身上。

△ 《他乡》剧照。

  纪录片中,他们觉得自己是“无根之人”。他们父辈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省人,他们在梅田出生或者在梅田长大,父辈的家乡基本没有去过,梅田这个家乡也已物是人非。

  “在广东我们说自己是梅田人,但是在梅田我们又被认为是外地人,你说我们哪里人?”一位矿工子弟说,梅田作为一个地名还存在,但作为他们的家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它解散了,我们都出去了,那里只留下回忆。

  “厂矿纪录片”

  在中国电影类型中,“厂矿电影”很长时间内是小众题材,没有被专门归类,也没有过多研究。近几年,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繁荣,新生代电影人开始步入舞台,他们与厂矿有关的记忆得以搬上大银幕。不管是厂矿子弟的青春故事,还是社会变迁带来的尖锐矛盾,这些“厂矿电影“上映,总能引发厂矿子弟的集体记忆。

  媒体人徐元是较早关注“厂矿电影”的。他发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除王小帅的《青红》之外,只有贾樟柯拍过一部半剧情半纪实的《二十四城记》。 “这是一个颇为奇怪而尴尬的状况。”

  他撰文称,几代厂矿职工,经历了超英赶美、三线建设、下岗改制、国进民退等一次次的大时代的风云际会,逐渐从意气风发的共和国的主人翁,变成了边缘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群人。“作为整体,他们是中国当代史最浓墨重彩的构成之一;作为个体,这些天南地北厂矿职工的人生,极富戏剧性,本该都是各种‘内容产品’的素材库,可是,在代表官方意志的主流媒介里,一直以来,似乎只有序章期的激昂的王进喜故事,而中段和尾声部分,却是被有意无意忽略的。”

  其实,除了王小帅的“三线三部曲”,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以及近年陆续出现的《钢的琴》《八月》《黑处有什么》《暴雪将至》等剧情片。中国还有几位纪录片导演以厂矿变迁为背景,创作了非常重要的“厂矿纪录片”,包括王兵聚焦东北工业基地的《铁西区》,林鑫深入西北铜川矿务局的“生存三部曲”,以及王杨关注西安纺织城的《纺织城》。

△ 纪录片《梦都》剧照。

  它们作为一个群体,透过对厂矿工人的生活境遇、地位转变、身份认同等方面勇敢的揭露,折射出社会转型给个体带来的疼痛。

  《铁西区》片长545分钟,分为《工厂》、《艳粉街》、《铁路》三个部分。全部拍摄于沈阳铁西区的冶炼厂、轧钢厂、电缆厂。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王兵在铁西区待了很长时间,拍摄了三百多个小时的素材。

△ 《铁西区》剧照。来源 | 豆瓣网

  对于《铁西区》里的工人阶级,王兵曾说,“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我拍的是一个主流人群的生活,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他们自己生命的印迹。”

  2005年,作为厂矿子弟的林鑫,怀着对去世父亲的歉疚,利用工作之余,拿起摄像机,开始寻找当年与父亲一同来铜川当矿工的300位上海热血青年。在记录下了这些活着或死去的父辈的生命肖像的同时,也将那个消逝殆尽的时代留存在了影像之中。

  他在完成了关于父辈支边建设的《三里洞》后,又继续进行拍摄,完成了关于三里洞煤矿中学同学30年后不同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的《同学》,以及关于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矿难的《瓦斯》。这三部与铜川矿务局有关的纪录片被统称为“生存三部曲”。林鑫曾说,这是一群人、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记录。

△ 《纺织城》剧照。

  王杨的《纺织城》记录了曾经西安繁华之地——纺织城,艰难的拆迁改造工程。王杨通过对两个纺织工人家庭长达6年的记录,深入观察了他们面对巨大物质变化时所经历的精神冲击,从平凡个体身上,审视中国社会在不断变化过程中,人们情感生活的幽深波澜。“我希望能做到以小见大,通过对家庭命运的记录,去触碰一个时代的本质。”王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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