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华盛顿特区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举办“工作、技能与社区:如何重振美国蓝领阶层”研讨会,会上发布了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机遇美国等三家智库共同组织编写的报告《工作、技能与社区:为蓝领阶层恢复机遇》(Work, skills, and community:Restoring opportunity for the working class)。报告主要分析了美国蓝领阶层的构成,该阶层有何烦恼,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境遇较其他社会阶层明显下滑,以及政府、企业、社会应如何帮助蓝领阶层改善生活条件等问题。
蓝领阶层陷入困境已久
美国企业研究所国内政策研究主任瑞恩·斯特里特(Ryan Streeter)介绍了该研究的背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竞选人特朗普将蓝领阶层称为“被遗忘的美国人”,承诺将满足蓝领阶层的诉求作为上任后的优先执政目标之一,并由此赢得了该阶层选民的广泛支持。此次选举将蓝领阶层的困境推到了美国政治的聚光灯下,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都开始重新争取这一在许多人眼中“退居”到无关紧要地位的群体。事实上,2016年大选不过是蓝领阶层“症状”的集中爆发期,此前他们已经“病”了几十年。
在美国的传统中,“蓝领阶层”与“穷人”之间存在明显区别,“蓝领阶层”更加自食其力,他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更稳定,结婚率更高,大部分蓝领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是全职工。然而,蓝领阶层与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中等及中上收入阶层的社会经济差距在持续扩大。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A.默里和罗伯特·D. 帕特南在各自的著作《分崩离析:美国白人五十年(1960—2010)》(2012年)、《我们的孩子: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2015年)中,通过实例揭示了蓝领阶层与中等收入阶层在财务状况、劳动参与率、教育、婚育、社会资本等方面的鸿沟。201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格斯·迪顿与安·凯斯在一项获得广泛关注的研究《21世纪非西班牙裔美国白人中年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中提出,1970—2013年,45—54岁美国人死亡率大幅下降,世界其他富裕国家也出现了类似趋势。但是,1999—2013年,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美国中年白人死亡率显著升高,原因主要是酒精和药物中毒、自杀、慢性肝病。可以说,他们是“死于绝望”。
2016年大选结束后,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杜克大学、纽约大学等智库和大学的十余位专家组成工作组,共同探讨美国蓝领阶层衰落的原因和政策解决途径。
蓝领阶层在多方面走下坡路
报告对美国蓝领阶层的定义是:25—64岁的成年人,位于收入阶梯前50%—80%(以一对夫妻、一名子女计算,2016年家庭年收入约为30435—69254美元),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但低于四年制本科。以该定义统计,美国现有1580万个蓝领家庭,约包括2900万名成年人和900万名儿童。最能说明蓝领阶层处境变迁的是其经济条件,尤其是工资收入。1979—2016年,美国蓝领阶层年均工资收入仅从24283美元升至27200美元,涨幅比收入阶梯后20%的群体还小(从9343美元升至12940美元)。从支出上看,1984年和2016年,蓝领家庭年均收入比年均支出分别少5454美元和5214美元,家庭财政“赤字”基本没有改善。对于大多数包括蓝领家庭在内的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他们的全部或近乎全部的财富是其房产净值。1980年,68%的蓝领阶层拥有自己的住房。2001年经济衰退后,蓝领阶层的住房拥有率开始下降,并于2016年首次跌破60%。
在工资和财富缩水的同时,蓝领阶层男性的就业率从1980年的81.3%降至2016年的73.8%,而同时期收入阶梯前50%的男性就业率仅从90.9%降至88.1%。蓝领阶层女性的就业率从1980年的56.1%升至2016年的62.7%,但在2001年经济衰退后呈下降趋势(2001年前高峰值为68%),而收入阶梯前50%的女性就业率受此次衰退的冲击很小。被问及为什么没有在工作时,蓝领阶层给出的最常见原因是需要照顾子女或其他家人(29.4%)、慢性健康问题(26.4%)、无法找到工作(19.4%)。健康状况不佳影响就业和收入是劳动者一直在谈论的问题,而且蓝领阶层处于一个“既不够穷又不够富”的尴尬境地,既不像低收入阶层可以申请政府福利,也不像中等收入阶层可以享受多种税收减免政策。
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蓝领阶层的婚姻家庭状况也发生剧变。1980—2016年,各收入阶层的美国人结婚率都在下降,但蓝领阶层最明显,降幅达到22.3%。目前,18—55岁的美国人中,中等及以上收入阶层有56%处于婚姻关系内,贫困人群和蓝领阶层仅有26%和39%处于婚姻关系内。结婚率的降低增加了财务不稳定、社会流动性下降的风险,且导致非婚生子女增加。在蓝领家庭和贫困家庭中,非婚生育现象格外普遍。拥有18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中,47%的蓝领母亲没有婚姻关系,这一比例在位于收入阶梯前50%的母亲中仅为16%,而在位于收入阶梯后20%的母亲中则高达67%。可见,蓝领阶层的家庭结构更接近低收入阶层而非中等及中上收入阶层。此外,蓝领阶层加入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宗教团体、体育或娱乐社团等公民团体的比例也显著低于位居收入阶梯前50%的人群。
从地理分布上看,蓝领阶层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南部、西部地区,当地的蓝领社群受困于社会资本的缺乏。社会资本指生活和居住在同一社群内的居民间的关系网络,包括家庭团结、社群健康、公民与宗教组织、志愿活动等因素。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社会资本项目主任斯科特·温西普(Scott Winship)对社会资本的地理分布进行考察后,设计了一组基于地点的社会资本评估指数并应用于美国各县。他发现,社会生活的健康度或社会资本的“供应量”在各地不同,这种差异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布鲁金斯学会政治治理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威廉·A.盖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说,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社群内部关系可对社会经济结果产生显著影响”这一基本理念,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提供工作是重振蓝领阶层的核心
机遇美国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塔玛尔·雅各比(Tamar Jacoby)表示,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涉及劳资关系、职业许可、教育培训、育儿、税收、公共卫生等多个方面,但都汇聚在“工作”这一中心主题之下。这些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促使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重回职场、使工资能够真正覆盖基本生活开支、教给人们找到更好工作所需的职业技能、加强家庭与社群对劳动者的支持力量等。专家工作组成员认为,对美国蓝领阶层最有效的扶持是帮助他们找到并且保持住工作。工作为个人及家庭提供生计,支撑国家经济增长,给人带来超出其他许多事物的满足感,并能让人拥有目标感、勤奋、责任感、自力更生等良好品格。针对蓝领阶层的工作问题,报告中的关键提议包括:
第一,拓展劳动所得税抵免制度(EITC)。全职工应该获得用以维持体面生活的报酬,EITC为中等及以下收入劳动者提供税收抵免,但以有子女的劳动者为主,现在民主党与共和党都赞成将EITC惠及面拓宽至无子女的劳动者。
第二,设计工资补贴计划。EITC等税收抵免制度并不总能完全发挥预期作用,立法机构可尝试出台直接体现在工资中的补贴计划,而非通过税收实现。这类计划成本较高,可先在部分地区试行。
第三,加强福利。提高工资或许能将许多人拉回劳动力市场,但也需公共政策配合,例如,就业机会匮乏时,允许州政府采取激励措施推动私人部门创造就业。
第四,改革失业和残障保险计划,引导失业者和残障人士积极寻求就业,鼓励雇主接纳残障求职者,而不是直接将他们定义为“不可雇佣的人”。
第五,增加联邦职业教育拨款。现有的联邦教育拨款主要针对传统学校教育,忽视了职业技能教育。未来应为形式广泛的职业教育项目提供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包括短期的、不颁发学位的项目。
第六,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政策为就业机会增长缓慢、贫困率高的地区吸引私人部门投资,消除当地经济增长障碍,整合附带资源,解决投资资金难以触及的问题。
雅各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蓝领阶层困难的长期积压让他们在2016年大选中爆发出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在2020年选举前,民主党与共和党预计都会争夺蓝领阶层选票,该群体对下一届选举结果仍具有较大的影响。
(本报华盛顿12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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