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帮勇带着孩子送外卖的画面，触动着人心。
2012年，李帮勇来到浙江嘉兴打工，期间，他的右手被卷进机器致残，虽然拿到了赔偿，但无法再从事车间工作。2017年，妻子离家出走再没回来，李帮勇独自带着女儿生活。2018年，39岁的爸爸用电瓶车载着3岁的女儿送起了外卖，女儿每天要坐10多个小时的电动车，中午困了也不能好好睡一觉。下午3点后，李帮勇才能和女儿吃上午饭。女儿哭了，李帮勇塞给她一个面包;女儿睡了，李帮勇就放慢车速，尽量减少颠簸。
如果用抽象的数据或者宏大的叙事来解释打工者的苦难，一声“干什么都不容易”的无奈的叹息——或许就能解构旁观者的同理心。但孩子天真无辜的眼神，还有爸爸坚忍的背影、沉默的神态，却很难被忽视。
批量化生产的鸡汤文章把“勤奋”、“眼界”、“朋友圈”等视作致富之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高姿态评论暧昧地暗示着贫穷和懒惰的关联。但是，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七点半，李帮勇只给自己留40分钟的时间吃午饭，扣分、扣钱，像大棒一样驱赶着外卖员以惊心动魄的车速与差评赛跑——如果李帮勇懒，那谁才勤奋呢?一学期学费47500元的星河湾双语学校因为一个五岁小朋友的简历而走红，在复旦大学任高管的父母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题目整理了他读书和旅行的记录汇总，这样优越的成长环境固然令人羡慕——李帮勇的女儿可能也会在电瓶车上在五岁以前行万里路，但是由于缺乏语言环境，快3岁的女儿只会说“爸”“抱”两个字。大龄外卖小哥的无奈，出走妻子的窘迫，3岁女孩的困顿，是由于个人品质高低造成，还是由系统性地社会关系所引起?
经媒体报道，此事引起不少社会关注。幼托机构称可以让他女儿免费入托，商会的人说可以帮他换一份工作，红十字会为他发起了募捐，还有医院表示可以给他的右手做康复手术，费用全免。李帮勇是幸运的，几个媒体的报道在流量巨浪中动员着一座城市的善良和同情心，社会关注集中于一人身上，他的特殊困难不难缓解。但李帮勇之外的外卖员群体，或者流量热点被冷落忽视之后，生活恢复平淡的李帮勇的处境能不能得到关注呢?工资、社保、安全、尊严、健康，这是每个打工者都关心的。“顶层设计“不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被设计“往往是常态，一个普通的被雇者，当他明白自己的个人命运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同伴、社会群体彼此影响的时候，他该怎么在”被设计“的命运中积极干预自己的未来呢?
一个外卖员的特殊困难可以由舆论帮助缓解，一个外卖群体的处境则需要制度性的、常态性的关注——社会工作机构、NGO组织、或者学生志愿者社团，除了节日里突击式的“送温暖“，固然可以通过调研报告引起更多人关注打工者群体的生活状况，再或者通过法律援助、《劳动法》普法活动引导打工者关注自己的权利，但立足于更长远的社会进步，如何使一个需要被同情、需要被帮助的弱势群体，成长为一个有着权利意识、维权能力，又关注社会(与自己的生活处境息息相关的社会)的自主赋权的强者——更值得关心。
39岁的李帮勇一代能为3岁的女儿这一代子女，做些什么?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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