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元旦，《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首次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谋生。对农活嫌恶的西北汉子等来了千载难逢的时机，他们要摆脱干瘪的土地，要穿上“的确良”，要成为最时髦的年轻工人;而女人则要做农活、学女红，被“最粗重、最辛苦、最使人愚钝的厨房工作及一般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被困在农田、土坯房和长条凳。
甘肃天水，同村妇女天南海北往外面跑，韩姐做了“贤妻”;年轻的姑娘去工厂做女工，韩姐做了“良母”;直到债务缠身，已经不那么年轻的韩姐不得不几经辗转来到北京，为家庭、孩子赚取读书生活的费用。
在北京，老龄化问题、中产工作的高强度以及二胎政策制造了庞大的家政工市场。韩姐做不了流水线工人、做不了服务人员，家政行业成了她的职业归宿。然而，十几年的家政生涯，却如渡劫渡难。
向东取经
2005年，生在甘肃天水的韩姐狠下心借了三万块，盖了四间瓦房，留给年幼的女儿们。这一年，从没有离开过西北的韩姐，背着债务离开盛产沙漠，干燥和贫穷的大西北，学两千年前的秦人，第一次“东出”。丈夫腿脚有伤，没办法一起出去务工，留在家里，养鸡种地，照顾三个女儿。
从天水倒汽车、长途客车和火车，颠簸了几天，到了青岛。花了50找了当地的中介公司，被派往贴膜厂干活。韩姐负责产品的最后一个工序——贴商标，领700元/月的工资。干了两个月，老板嫌她手慢，给了一千，“裁”了她。之后，她去了一家旅馆做清洁员，干到第6天夜晚，铺盖卷被老板扔了出去。
回到天水，韩姐反省第一次“东出”失败的原因：“不具备工厂看重的技能和体力，没有一般服务业需要的交际和外貌”。韩姐决定进入低门槛的家务行业。韩姐去妇联交了体检费，登记注册，成为当年700名赴京的天水“家政大嫂”当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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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北京市妇联成立第一家家政公司，“北京市三八服务中心”，北京成为家政行业最先兴起的地方。家政行业的出现正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剥离“企业办社会”，单位不再全面担负产前产后服务和职工生活、福利、社会保障，也顺势从照料福利中退出，从而制造出大量的家政需要。
先是为帮助农村家庭脱贫，各省妇联纷纷与家政公司联手，疏导农村妇女前往城市家庭从事家政服务。而随后国企改制，大量城镇女工下岗(据《中国劳动年鉴统计》到1997年，284万城镇女工下岗)，为快速解决城镇女工失业问题，低门槛准入的家政行业成为首选。
这一举动得到国家认可。1995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文件，将“家政服务员”列为新兴技术工种，2001年，将“家政服务”列为一种职业。
2004年开始，许多公益人士筹办的职业技能学校和家政服务中心开始与甘肃省扶贫办、省妇联合作，尝试构建新型扶贫模式，分批次输送、培训贫困地区农村妇女，鼓励她们前往城市提供家庭服务。
天津十经路每天有上百人涌过来等劳务活儿 图片来源：百手撑家摄影展
2005年，甘肃天水市政府也加入了这股劳务输送的潮流，构建“天水白娃娃”、“羲皇故里建筑工”和“天水女娲家政大嫂”三大劳动品牌，向全国多行业的输送劳务，截至当年8月底，天水市劳务输转达到51.6万人次。韩姐就是其中的一员。
到今天，“抛家弃子”的韩姐做了十二年的“替身”，忍饥挨饿，被语言侮辱，被劳累折磨，被隔离，被榨干，被驱逐。而企求从父权压迫中得到解放的女主人们，却成了父权的帮凶，接过皮鞭，挥向“替身”。
土逗记录了家政女工韩姐在北京6个家庭服务的经历，试图复现家政女工遇到的重重劫难。
第一难，克制的爱
2005年10月，韩姐从天水西口镇铁炉村出来。05年的望京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根本没有家乡人吹得那么天花乱坠。靠着当地妇联跟北京市家政公司的联系，韩姐和一百号人几夜间纷纷找到雇主。
来北京第三天，韩姐得到第一份面试。女主人和丈夫是北京土著，在商海翻滚难以抽身，照料的活儿长辈们因身患重疾无法帮衬，家里两个月大的女儿一天到晚不睡觉，一家人被折腾地死去活来。实在招架不住，决定雇个帮手。
中产妇女雇佣家政工主要看服从和可控制性。韩姐瘦弱，三十五岁，比女主人小几岁，外貌和口才普通，生养过三个女儿是加分项，面试结束。韩姐被录用。
“她一回家，就躲进卧室。”上户第一天，韩姐诧异女主人对孩子的厌倦。“也不是产后抑郁，好像不喜欢孩子。”女主人简单交代几句，要给孩子念三字经，启迪心智。之后，像是企划案有了专人负责，女主人对孩子不闻不问。
韩姐却是第一次舒坦地扮演“母亲”。大女儿一岁时，韩姐怀上老二，挺着大肚子，给老大换尿布。等到老三就更费事，两个小家伙在脚边绕着跑，动不动就要抱。公婆没出什么力，最后还是靠着自己硬挺着撑了下来。出村口时，小女儿追着客车跑了半里路，一家人的活路在前面，她不能回头抱起自己的姑娘。
韩姐把对三个闺女的爱全部倾注在“小不点”身上。韩姐陪着“小不点”唱儿歌、玩游戏，费了心思背下三字经，比紧箍咒还好使，一念“小不点”就安静。没多久，女主人一碰“小不点”，“小不点”就哇哇大哭，女主人闲暇时间挤出的笑容突然僵住。
孩子的错认令女主人非常焦虑和慌张。女主人先是不许“小不点”跟韩姐同睡，后来又要亲自帮孩子洗澡，孩子爱玩水，把水溅到自己身上，又埋怨韩姐太惯着孩子。25斤的“小不点”整天挂在韩姐身上，身体瘦弱的韩姐胳膊每天“像被皮鞭抽过一样”。四个月后，韩姐的身子终于吃不消，女主人松了一口气，“你离开吧。”
“孩子有没有哭?” 离开雇主家才两天，韩姐打给女主人。“孩子没哭，很乖。以后就不用你费心。”女主人掐断电话。
后来韩姐才明白，“婴儿最多只让带到一岁，七个月就会认人。离开之后，雇主也不希望再联系。”
家政工只是女主人短暂的“替身”。刚做家政的韩姐还不懂这个道理。
第二难，遭遇暴力
2007年2月7日，轰动一时的富平案的发生。这一天，一位叫小雷的家政工因为雇主家的孩子呕吐，弄脏了衣物，将小雨置于沙发后，把脏衣服拿去清洗。而就在此时，孩子从沙发落地，头部遭受特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次日凌晨三点，小雨经抢救无效死亡。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富平家政服务公司因雇员过失赔偿幼女父母47万元。而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保姆应当尽何种注意义务，以及保姆与家政中心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这个案子对于家政工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富平案”之后，许多员工制家政公司为了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转型为中介制。这就意味着，家政工的劳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难以确定，当面临雇主违约、欠薪、打骂、虐待、超长的工作时间及糟糕的食宿条件等劳动权益受损的情况，很可能无法利用《劳动法》捍卫自己的劳动权益。
韩姐也遭了秧。09年，被一个“富婆”雇佣，这是她头一回去高级小区当保姆。起初觉得挺新鲜，没几天，韩姐就被富婆各种挑刺。那阵子，“富婆”的老公出轨，跟一个大学生好上，和她离了婚，只给她留下了一笔钱。而“富婆”的女儿出国留学不在身边，“她得了抑郁症”，一个人苦闷，冲着韩姐大吼大叫，韩姐像丫鬟似的被她欺负。不想干了。“富婆”不是没钱，但是神经质般地要守住这笔“分手费”，一分不给韩姐，还扭着韩姐的胳膊，要将她扔出门外。
韩姐反抗，但身形瘦弱的韩姐敌不过体态丰满的富婆。韩姐伤了尾椎骨。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富婆一亮身份，警察一看是“官家人”，二话不说，扭头就走。韩姐孤立无援，打电话找公司，公司也支吾没法处理。韩姐去劳动仲裁局，被告知没有签署劳动合同，无法受理。没多久，韩姐从电视新闻上看到那个女人在自家的天台，把家里的现钞洒向天空。
韩姐在医院住了多半个月，每晚都梦见富婆在天台的嚎叫和大口吃肉时的狰狞。到最后，她也没从“富婆”那里要回自己的工钱。
第三难，恶意欠薪
2013年，患白血病的赵阿姨出院。出三千，请韩姐照顾。她老公得癌症去世，家里欠了几十万，赵阿姨换血又花了几十万，家里积蓄都花光了。赵阿姨把二居室租了出去，租了间一室一厅，租金几乎刚抵了房租。韩姐睡折叠沙发，但赵阿姨不许晚上十一点以前打开沙发，韩姐累了也没地休息。
韩姐早起熬了一锅红枣粥，煮了几个鸡蛋，端上桌。赵阿姨挑出韩姐碗里的红枣，又从韩姐手里夺去剥好的鸡蛋，“你没生病，我是病人，给我吃。”女儿女婿每天晚上都过来吃饭，做了肉菜都端在他们面前，韩姐够不到，赵阿姨倒是直接，“我女儿女婿工作忙，他们辛苦，都给他们吃。”
冬天，赵阿姨喜欢通风透气。赵阿姨把自己裹得紧实，打开窗户，而韩姐穿着单衣、凉拖，冷风飕飕窜进来。家里衣物都得手洗，韩姐在阳台上搓得使不上劲，手冻得通红，双腿发软。感冒了，脑袋沉想找个地方歇一歇，赵阿姨有洁癖，还不让她躺到自己床上，女婿坐在沙发上打游戏，韩姐去厨房摊开凳子眯了会儿，女儿见了非常生气，“付你钱让你干活，叫你睡觉啊。”
“我感冒了，别给老太太传染了，我现在就走。”韩姐说完，女儿呸了一口，“是你说要走，一分钱没有!”韩姐给家政公司打电话，没人愿意来。“没人管，是吧。哪里来的小偷，滚出去。不然我报警了。”一直耗到晚上十点，女婿下班回来，扬言要把韩姐铺盖卷丢到门外。公司给赵阿姨女儿一通电话，说“钱给她结了，我们给你找人。”赵阿姨闺女不答应，让公司重新找到人，再结韩姐的工资。韩姐背着铺盖卷，无处可诉，花了5块钱在公司大通铺过了夜。
那阵子，孩子要交学费，韩姐迟迟拿不到工资，韩姐丈夫向各路亲朋借了笔款子，孩子上学的事才有了着落。公司派新的阿姨上户那天，韩姐跑去赵阿姨家，被她女儿堵在门口，“你进来我告你入室行窃。你再纠缠，等我老公回来，不撕了你才怪。”韩姐被雇主打过，吃药看病花过不少钱，韩姐怕了，最后赵阿姨从门缝里塞给她四百块钱，打发韩姐离开。
第四难，严苛监工
2014年，韩姐拿到高级母婴护理证，当时北京高级月嫂月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韩姐所在的家政公司没有合适的雇主介绍给韩姐，家政行业明令禁止家政工接私单，否则会被拉入“行业黑名单”。
没得挑，韩姐接着做育儿嫂。女雇主是外企主管，男雇主则是国家电网的，家里一对龙凤胎，上小学，住校，韩姐照顾两个月大的双胞胎，月薪六千。
韩姐大女儿刚上了大学，老二老三考上了市重点高中，韩姐的老公跟着去天水市，做保安，一个月一千八，租了二十平米的屋子。每个月一大家子吃穿用度都靠着韩姐担着，“没活，一家人只能喝西北风。”
女雇主要求十分苛刻。韩姐需要在8开纸上准确记录自己的工作日志，包括孩子的作息、活动内容、洗澡、喂奶时间和份量、辅食份量、钙片的数目。她还经常向高级育婴师请教，指导韩姐的工作。
中午做完孩子辅食后，韩姐才能吃饭。家里还雇有一位四川人张阿姨，负责家里伙食，月薪三千五。韩姐工资远高于她，张阿姨心里不平衡，常常不给韩姐留饭。雇主一家来自湖北，爱吃米饭，爱吃辣，韩姐胃受不了，吃米饭反酸，就想喝点稀的。张阿姨不搭理她，做了肉菜，雇主家吃完，把肉全部夹到碗里自己吃光。到韩姐吃饭，只能干蹬着一盘辣椒，扒拉两口米饭。女雇主知道后也只是劝韩姐不要计较，“张阿姨节省，她怕剩下。”
没多久，韩姐胃病犯了，买了香砂养胃丸。吃药的时候，黑色的小丸药掉在地上，女雇主看见，又哭又骂，“你得啥病啊，你的药要掉我儿子辅食里怎么办啊，你要毒死他们啊!”韩姐生气又委屈，指着药瓶，“我这是治胃病的药。”拿出体检报告，“你看，我没有传染病!”女雇主自知理亏，晚上回家，对韩姐说，“你有胃病，给孩子做辅食的时候，也给自己做点。我给张阿姨交代了，以后每顿给你做点稀的。”
带孩子辛苦，带两个孩子更让韩姐吃不消。做了两个月，日夜颠倒，腰疼眼胀，身子垮了。韩姐想走，女雇主觉得她照顾得好，不愿换人，故退了一步，少五百，让韩姐只带管一个孩子。原先韩姐跟女雇主睡一屋，两孩子睡里间，夜里孩子哭闹，她就得起身去哄。现在，女雇主让一个孩子跟自己睡，另一个孩子睡另一个房间，由韩姐照顾。但女雇主又不放心，专门把孩子姥姥从县城里叫来，监视韩姐。
姥姥刚来第一天，韩姐心就凉了。累了一天，韩姐倒头就睡，没多久响起鼾声。姥姥一把从胸口揪起她，“打工的，你吵着我了。”韩姐被惊醒，“你别揪我啊，我以为我犯啥错了。”等姥姥睡熟，韩姐眼皮撑不住了，听见打呼声，被自己吓醒，接着几天不敢合眼。
年三十，韩姐过年回家。离开的早晨，女主人告诉韩姐，“年后不用来了。”
第五难，负荷超重
家政工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家里几张嘴等着吃饭的韩姐没性子等好活，只要酬劳不会太低，大都接受。
2015年12月，韩姐的月薪再次下滑。女雇主在物流公司上班，每个月四千五，“我挣的钱刚够付你工资。”奶奶带了田田两年，女雇主不愿意公婆再插手孩子教育，干脆花钱请人。又担心韩姐虐待孩子，在客厅安了监控器，除了去厕所，不允许韩姐离开监控器范围。即便如此，女雇主还是不放心，每天都要问田田，“阿姨给你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有没有骂你、打你?”田田之前被老人惯坏了，淘气，每天对韩姐拳打脚踢，“每天都想教训这个捣蛋鬼”，但有监控，只能忍在心里。
爸妈不在家，韩姐每天喂他吃饭，玩耍，时间久了，田田接受了韩姐。田田三岁生日很快就到了，女主人买了15寸的巧克力蛋糕，田田先切了一块给韩姐。女主人瞥了一眼，韩姐没有拿。买了草莓，女主人自顾自地吃，田田看见问，“阿姨没有吃，为什么不给阿姨?”田田妈说，“那你给阿姨拿一颗。”韩姐吃了。田田又说，“阿姨吃完了，我再给她拿一颗。”女主人烦了，“人家要吃自己会拿，你管那么多事干嘛!”田田被呛哭，韩姐心里也烧起火。
2016年3月24日，新修正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于条例》实施标志着北京市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观望很久的田田爸下了决心买了新房，为生老二做准备。田田爸每晚都要去新家开窗、关窗，除甲醛，经常11点以后才回来。韩姐睡在客厅，男雇主走动的脚步声和开关门声，常常吓醒熟睡的孩子。韩姐刚合上眼又得起身去哄。
起先女雇主不愿意韩姐接送田田。但是产期近了，只好让韩姐送田田上学。雾霾天，女雇主给田田和老公戴上口罩，唯独没有给韩姐，韩姐心里很不是滋味。
就是这一年，韩姐家的老二跟老三一起考上大学。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压得韩姐喘不过气。牙疼、肩周炎，被各种疼痛折磨到翻来覆去的韩姐将两个家庭的绳索系在腰间，打个死结，一步一步拖着往前走。
忍不住牙痛，去附近的小诊所种后槽牙，牙没种好，还把两颗前臼齿磨坏，因为小诊所消毒不好，其他的牙齿也受了影响。白搭了六千，协商了大半个月，诊所不愿全赔。去北大口腔医院治疗，又花了两千。大医院的医生说了，要补之前的后槽牙，还得再花六千。这就得一万五。为了补上这个窟窿，韩姐打算多做点活。
田田妈生了二胎，雇了月嫂照顾月子，熬过几天后，觉得人家伺候得不好，辞退了。让韩姐帮忙做月子餐，照料幼儿。韩姐有高级母婴护理证，可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按当时市场价格韩姐照顾大半月，服务费用七千块，而女雇主认为这是韩姐应尽的职责，只多给了五百块钱。
月子刚过，女主人看见韩姐在吃药，“我看你身体不好，你换一家吧。” 韩姐没有想到人会这么绝情。已经是17年的秋天，韩姐从雇主家里出来，天阴沉沉，没有阳光，脸却像被炉碳炙烤过一样发烫。
“三个闺女还在上学，三天半月没活，她们就得饿肚子。”韩姐的苦衷，田田妈大概不会在乎。
第六难，养老难题
赶在入冬前，韩姐找到一份新活，照顾老太。老太据说是中国计算机领域的领头人，“她写的书全是英语的，我看不懂。”老太太有些痴呆，而且看起来不好相处，但是两儿子都好，清华毕业，知识分子，挺斯文的，好说话。“每个月给5000元，平时给不少零花钱，他们跟我说我和老太太想吃什么就去买，吃好一点。”
这个工资比当育儿嫂的低，但韩姐急需用钱，凑合了。但韩姐开始愁，“两人咋说话啊?”老太去年是去年突发脑溢血落下的后遗症，老犯糊涂。半夜两三点，老太起来嚷嚷要吃牛肉面。住在次卧的韩姐听到动静，跑过去，跟对待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拉开窗帘，指着外面，告诉老太太：“黑，别出去。”老太一把推开韩姐，拿着钥匙要走。说不动，韩姐连哄带骗，折腾小半晚，老太乏了，躺回床上休息。
也不是每次都能哄住。老太“痴呆脾气又燥”，一不高兴，就摔东西打人。刚去的时候，韩姐老是挨打，也不敢还手，躲进卧室里，老太踹门，要她的退休金。韩姐哭笑不得，“你钱又不在我这。”老太儿子知道后，留下一句，“那你态度还不够硬。”毕竟八十多岁的老太，力气弱小，老太再动手，韩姐一把抓住她，她还不上手，“被震住了”。
没几天，韩姐就遭到老太“报复”。老太有风湿，一丝凉风都不能吹，屋子门窗紧锁，韩姐却被闷得喘不过气。韩姐借着倒垃圾，出去透口气，老太听到响动，将屋门反锁。钥匙插进锁孔，转不开，韩姐慌神了，担心她开煤气，或者乱吃药。使劲敲门，没人搭理，向老太儿子“求救”，听他儿子的建议，往屋子里塞纸条，“我被困在外面三四个小时，才进了门。真是怕了，再不敢出去了。”
今年夏天的夜，溽热又黏长。韩姐吃完去火药，拉开窗户又合上，最后露出一丝窗缝，躺在床上，额头的汗在皮肤褶皱处交汇，沿着脖颈和脊背，渗进枕头和床褥。韩姐脑袋沉了下去，传来阵阵鼾声，梦里被一只手捂住嘴巴，猛地惊醒。
已经48岁，家政平台注册的最后年纪。韩姐在四十多个家庭里扮演“厨娘”、“丫鬟”、“侍从”、“奶妈”的角色，却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三个女儿靠着她的辛劳都上了大学，但感情疏离，每年都得靠着丈夫的提醒才记得给韩姐祝福。
帮助数个家庭解决养老问题的韩姐，对于将来的养老，却没有自己的答案。
家政行业是我最后的避难所
韩姐并不想做家政工，更不想去北京。家乡但凡有一条活路，她也不想抛家弃子。
上个世纪70、80年代，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实施，集体劳动被瓦解，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被恢复。男人们拿起锄头誓要征服土地，创产增收;在公共领域也能“撑起半边天”的农村妇女们退回家庭，洗衣做饭，照顾老幼。“家家都想要男娃，女娃耕不了地，继承不了土地和宅基地。”
正是激进化的市场改革将照料的重负抛给家庭和个人，不论是中产女性还是底层妇女，都不得不重新背负家庭照顾的各种繁重事务，又在市场化的浪潮中，这两个女性群体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她们都是完成家庭照顾任务的主体，同时又是雇主和被雇佣者的关系。
如今的中产夫妇爱抱怨家政阿姨飞涨的工资，却往往对家政工本身的困境视而不见。家政阿姨的劳动者地位不被法律承认，也意味着当家政工遭遇家政公司跑路、雇主欠薪、性骚扰和暴力伤害时，她们每一笔“高收入”都将是最后一笔。
对于来自西北农村的韩姐来说，在北京做家政工的这十年，受的委屈太多，但家政行业却是她供养那逐渐疏离的家庭的唯一方式。她已经分不清，做保姆，是她的避难所，还是她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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