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语：
感谢魏贡农的来稿，其实最后还有一个章节，标题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公益机构的组织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启发。因为特殊原因，故无法发出。
我们都知道，得了尘肺病相当于得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因为这个病和癌症一样，无药可治。
根据公益基金“大爱清尘”在 2013 年年初的披露，中国尘肺病人存量已达到 600 万，年新增尘肺患者接近 20 万人（相当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尘肺病人的总量），每个小时就会有1.5 个青壮年农民工因尘肺而死。
那么，尘肺病是否当代才有？不是的。在1700年，意大利医学家、职业病和工业卫生学先驱B.拉马齐尼深入各地工厂调查，写成《论工匠的疾病》一书。书中分析了52种不同职业者所罹患的职业病，并最早提出了吸入粉尘对肺的影响等。
那么，尘肺病是否与科学技术有必然联系？为什么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尘肺病却越来越多了呢？没有必然联系，生产制度才是关键。
就拿我国来说，195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十周年前夕发现的大庆油田是新中国工业化的标志，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油田。同时，大庆油田也是世界级特大砂岩油田，在油田的勘探和发掘过程中，粉尘是严重的职业危害因素。但是，大庆油田从发现的这天起至 1978 年底的十八年间，油田没有出现一例尘肺病患者。对于一个拥有数万名工人的企业，没有出现一例尘肺病患者，你能想象吗？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工人能以企业主人的身份高度参与企业的管理。试想，工人直接参加生产实践，安全生产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最关心安全，也最懂得如何安全生产，在安全生产上最有发言权。因此，把抵制违章作业的权力授给他们，是保证安全生产的有效手段。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尘肺病患者仅新增 10%，而尘肺病患者染病后的存活时间也从解放初期的 9.5 年延长到 26.2 年。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消灭尘肺病”的要求就要变为现实。
然而，事情并未依照人们的预期发展下去。1992 年，中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原有的企业生产管理制度被作为“阶级余毒”予以消灭，市场经济无孔不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谓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工人失去对企业管理的参与，所有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是什么？
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讲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当工人失去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权力，沦为企业利润生产的工具，一切职业危害怎会不降临到头上？
自此，我国的尘肺病以几何倍数增长，以至于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也不得不承认“我国职业危害中，没有什么比尘肺病更严重的了，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凡是做一个调查，必须要弄清调查的目的和任务。我们这次去做尘肺病工人的调查就是如此。在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八，我们就是做调查，正月廿五开始做初步研究，供广大读者探讨。
正月十三一赶早，我们就乘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来到陕西东南部的镇安县车站，尔后转近三小时的中巴车到了米粮镇莲池村，到目的地时候，已经是三点多。因为提前联系了一个尘肺病工友，所以到了后，他们家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大桌子的好菜饭，我们着实美美的吃了一顿。
一边吃饭，一边了解了此村村貌村情。莲池村近1700人，约计480户，已查明患病者共计46户，百分之十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尘肺病。我们这次进行的是抽样走访调查，在莲池村共走访20名(家)，其中一次为六人尘肺病工友调查会。
一、自然环境和农作物
此村处于镇安县和山阳县中部，向南过一镇可达湖北。自然风貌以山地地形为主，以村委会安置点为中心(村小学)，两山之间约有南北二三里，东西长五六里的环抱地带，其余是山坡地，山坡较缓，坡上住有人家。该地土地最好的是，村委会南向，阴坡山下一片梯田。其余地带是坡地。
该地水源较少，主要河流冬季少见水流。山坡树木多以成片的麻栎树、橡树、板栗树为主，为村民生活燃料来源，取暖用柴火回风炉，本地未见有价值矿产。本地主要种植粮食有玉米、小麦、黄豆、高粱。其中黄豆(大豆)为经济作物，在此地产量较高。每家每户自己煮酒和制作豆腐，当地还有本地小麦手工挂面，6元一斤。房屋建造多是本地工匠，分别有砖木结构、泥木结构、钢筋水泥结构、足见本地手工业和小农经济有丰富的基础。
二、尘肺病人的及基本情况
这些尘肺病人大致出生在1970年前后(5至10岁)，百分之九十九是男性，出门打工时间在1982年以后(土地下户、分田单干后)，当时出门打工年龄在(约13岁以上)。
他们的文化程度情况，小学文化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初中文化占百分之四十左右，高中占百分之十几，文盲占百分之一不到。当时学费为几块到十几块不等，婚丧嫁娶是必要的开支外，其余的开支几乎不计。收入不高，开支不大。第一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不发达，村民基本才摆脱温饱，主要是生产粮食。第二是当时的教育和医疗还有住房等费用也没多少。
三、从土地下户后，大多尘肺病工人出门务工原因
1：金钱诱惑，物质刺激。
当时在本地做一天工，出一天力才挣两三块，而且还有有一个像样的手艺才能赚到。以当时的乡村教师为例，一个月才三十余元，而当时在外面务工，特别是矿山工作，每天可赚到十块以上。所以大多数人选择去矿山挖矿。
2：本村本地本家经济压力巨大。
由于土地下户后，然后结婚了的人要重新立户头，就意味着重新分家，新成立的家庭分到的土地很少，基本不够吃。如一位工人说他当时夫妻二人只分到三百余斤粮食产量的土地。同时还要交公粮(美其名曰：“交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3.先出门务工人员的带动，造成攀比风。
如：某工友最先出门去矿山，回到家之后，买了自行车和一台不错的收录音机。其余在家的农民见此也生发财之心。
总体来说，土地下户之后，资源稀缺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另外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人员，加上物质刺激、金钱诱惑，使得这一个个青壮年劳动力不顾生死向着矿山进发。
四、此地尘肺病工人的工作
这一代尘肺病工人主要从事矿山风钻爆破工作，属于地区性职业工人，而且据抽样调查了解到，本地工人基本都在河南三门峡西张村金矿干过5年以上的时间。因为都是同一个地区的，加之风钻爆破是一项技术性工作，有师傅带徒弟，与其他矿工职业相比较轻松，故此职业在本地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百分之九十九的尘肺病工人在被检查出尘肺病之前，都不知道从事这一类工作患有尘肺病的风险，同时也从未得到政府和企业预防尘肺病的宣传。尘肺病工人反映，在当时连基本的防护工具都没有。不过据工人自身生产实践，先后把毛巾打湿自己戴着，在90年左右，向矿主反映争取到“改干钻为水钻”，生产环境大为改善。而据资料显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代时候，就针对灰尘较大的工种进行过全国范围内的预防，并且对已患有尘肺病的工人进行积极治疗。
五、尘肺病工人的债务
这些尘肺病工人，大多在矿山工作长达二十年左右，尘肺病发作时间在35岁左右之后，正是人生壮年时候，用工人们的话说：“家里面的顶梁柱倒塌了!”上有老下有小，是他们整个的目前困难。
由于长期从事矿山风钻技术工种，在未患病前，家庭都是小康之家，房子是新式的，有的已经装修了。但自患病以来，一年不如一年，小康之家生活过了不到十年，检查和治疗尘肺病的开销，让有积余之家渐次变得负债累累，先是借亲戚朋友的还没有利息，最后就借银行的(农村信用社)有利息，再不够就借民间放贷(高利贷)。久而久之，家庭破败，人亡家破。
在一对一调查的20户中，每户都有欠账，最少的三万，最多的二十多万。一边在开支，另一方面没有经济来源，这就是尘肺病工人目前的苦难。经济压力再其次，更甚的是精神压力，他们说：“我们现在死都不敢死，死了婆娘怎么办？娃娃怎么办？死不得死，活不得活，我们该怎么办呀！？”这是尘肺病工友的撕心裂肺的痛喊。
六、在面对如此困境，我们的尘肺病工友向何求助?面临那些困境和压迫？又获得了怎样的帮助？
尘肺病主要是呼吸道和肺部疾病，严重者携带其他并发症状，有新闻工的描述是：他们死时都是跪着的。
第一：医疗报销。
尘肺病作为一种疾病，在合作医疗上面享受百分之七十五的报销。明面上可以减少一大部分药物开销，如果照此比例真正报销下去，他们也不会家家户户欠这么多账了。
原因何在?每一次尘肺病工人报销的条件之一是要求住院，当住院达到一个月左右，又被要求出院，在此情况下享受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报销。但是住院又要人照顾需要占用家庭劳动力，一般病人不是很重就不会住院。住院一次出去报销的，还要花二千往上的费用。另外药物报销就少得可怜，因为尘肺病工人需要的某些药物，医院并不销售，要去药房买，这是不在报销之例的。能够获得慢性病报销比例的，还需要有医院或者政府方面的关系才可以获得。
第二：办理残疾证件或争取贫困户或者低保户，以获得政府救济。
很多尘肺病工人在身体还能劳动的情况下，都不想做尘肺病鉴定。原因是他们害怕被别人看不起，同时吃低保和当贫困户他们是最不愿意的了，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极大的侮辱，但是为着生计，他们只能千方百计的争取吃低保当贫困户。低保不是年年有，贫困户也不是年年有。在当地这些国家救济都是轮流来的。如果和基层干部关系不好，或者没有打点，那么就会以各种借口取消这样的国家救济。这些借口有：房子修的楼房，装修很不错，有另外的劳动力在外赚钱。
第三，部分尘肺病工友向政府反映情况争取以上的帮助，但是多是被轻视。后来一些公益机构(如大爱清尘，袁立，韩红)的帮助和推动，当地政府在医疗和救助方面稍向尘肺病人关注。且商洛地区疾控中心对本地尘肺病工人进行职业病鉴定工作。
据了解这是除山东外第二个地区对尘肺病进行官方鉴定的，其余的地方对尘肺病仍然采取不予鉴定和承认，资料不完全统计600万的尘肺病人，还有许多不在被承认之例。
第四，由于当时在矿山工作，既无劳动合同和协议，也经常换地方，所以尘肺病工人面临维权都找不到对象。
很多尘肺病工人陷入绝望的原因不止于此。他们也能够明白，虽然自己经常换矿山，但是几乎都在同一地区，如这次采访的二十户，他们几乎都在三门峡西张村的金矿开发地带，他们就可以去找此地政府“讨债”，但是他们的身体太差了，稍有感冒就会得场大病，甚者丧命，同时气力和精力不支，导致无法维权。
第五，医院看不起病时候，就寻找民间阆中和草药先生，或者求神拜佛。
阆中好的不多，滥竽充数的不少，混同着部分宗教迷信势力进行欺骗和愚弄尘肺病工人。
第六，政府从没有表示承担责任，工人反映政府不负责和工作踢皮球。
在我们调查的地方，作为关注尘肺病工人的志愿者不是党员不是当地基层干部，而是一个自身是尘肺病工人的人。当时我们的志愿者带着我们去尘肺病工友家里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村支书。我们几个人跟着志愿者，村支书和几个人在屋檐下嗑瓜子，村支书说：“老方，你哪去?”
志愿者老方说：“我带他们去走访下”
村支书说：“要不要给你配辆车，走着挺累的。”村支书说完，他身边的人跟着他一起笑了起来，老方也笑了，没有理他就走了。
可见一斑，但是这还算好的，据反映，某志愿者去陕西南部的安康市做尘肺病工友走访，直接被当地公安局给关了几天才放出来，到现在安康地区还没有公益机构进行帮助。
七、尘肺病工人的后代教育与家庭关系
在尘肺病工人中，约百分之七十的小孩在上学，小孩教育费用的来源一部分是贷款(占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二十政府助学金，百分之二十是公益机构或个人帮助。家庭小孩子多的，十五六岁后也不读书了，也出门打工。（注：义务教育阶段的政府减免项目是全国性的，不在尘肺病工人获得帮助之例。）
约百分之二十的妻子离开丈夫和小孩，由于丈夫患病，家庭经济困难，或者妻子外出打工几年未回，已造成事实分居，家庭偶尔照顾。
约百分之十的是孩子没有结婚，而且只有一个子女的，重病患者只有躺床上等死。有个尘肺病工人已卧床七十天左右，我们去时，他孩子已经出门打工了，老婆上街去了，光景很是惨淡。
八、该村分地前后经济情况的对比
大集体时候，日子在温饱线徘徊的人群多是劳动力少，但是家庭人口多，这样的家庭主要是因为家里小孩多，(如家里三个劳动力，却有四个小孩，工分少，吃饭的多)。而日子稍微富足的家庭主要是劳动力人口多(如家里五个人，都有劳动力，可以挣工分)，而小孩子少。
在土地下户时，基于这样的情况，原先困难的家庭按人头分土地就分得多，而且小孩子长大了也变成了劳动力，就在五六年内变得宽裕起来。开始富足的家庭，由于土地按人口分，分的少，而且面临青壮劳动力成家分家的局面，所以土地就越分越少。
但是土地下户也只是一时解决了问题，当原来的小孩子变成青壮劳动力后，分田到户的土地就无法满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和吃饭。这时候造成大多数普遍的贫困，原来大集体过得好的和过得差的，都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那句话叫做“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于此，出门打工也就势在必行了。整个村子除了有公职的少数人员没有出门打过工，其余人员都在外面打过工。
九、调查会上的历史故事和社会缩影
在当时的矿山上杀人越货多是常事，在西安等车站经常被抢。每年干活赚钱是脑袋提到裤腰带上，钱拿到手后，回家的路上还要注意不被毛子(土匪)抢走了。有时候，老板还不一定能够给钱，老板一般不给工人钱时候，就叫上一帮人把工人打走，工人此时见有性命之忧，不得不走，此时工钱被老板和流氓共分。但是有的老板要是一分钱不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工人就采取：就进行雷管和炸药炸掉老板的矿道或房子，一走了之。
（一）矿主的状况
本次调研的尘肺病工人十八人都是在私人矿干活，其余两人在村集体金矿和国营矿干过。大多属私人老板也是当地农民，只是发现有矿产后，当地政府宣传号召他们去开矿，当地农民自己卖掉家当，购买开矿的工具和建造基础设施，当产量提高后进行招工，渐次变成矿老板，但是大多老板也患有尘肺病，还有者直接在冶炼金子时候中毒而死。另外，一些矿产量高的，要么被村霸或其他有势力的矿主抢夺，或者在几年之后被政府以国家名义进行剥夺。所以大多数的矿主也破败和倒了霉，也就导致了后来的尘肺病工人维权都找不到直接对象，因为他们干活的矿主跟他们一样，或者矿山已经倒闭，或被国家收购关闭。显而易见，这种圈套，就是政府的“养肥猪”。
（二）尘肺病人的维权对策和公益机构的帮助与尘肺病人自己的思考，还有我们的思考
尘肺病人主要自发争取短期的医疗救助和家庭经济支持，少有采取集体维权的方式。尘肺病人在公益机构的帮助下，尽量争取的是大病医疗互助和推动对尘肺病工人的福利待遇保障，比如纳入大病治疗保障中。
但是我们认为，在今天医疗市场化的情况下，同时中国经济整体下滑的情况下，把最低六百万的尘肺病工人纳入大病治疗保障中，纯粹不可能，这部分人在政府看来已经沦为负担，而不是服务的对象。所以这些推工作只能是说说而已，少数地方少数人可以得到解决，但是整体绝无可能。同时，改革开放四十三年来，这就意味着这些人或将沦为维稳对象，少数的救济，犹如抱薪救火，薪不止火不灭。
（三）尘肺病工人对现在的扶贫政策的思考和反映
基层农村有着大量的扶贫项目。如搬迁，修建安置房，在莲池村较安康地区此地还有些明智之举，那就是搬迁到安置点的人口并不是很多，其余的地方都是把公路修建到家门口，这样不至于使当地农民在完全失业的情况下没粮食吃，还有家门口的土地可以种粮食。
如栽种经济作物药材种植，他们普遍反映，此地只有大规模的种植，而没有销路，同时政府也不管销路，所以导致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的折价和浪费。比如黄姜，政府大面积倡导种植，到最后全部烂在地里，无人收购。这种政府的无计划不负责任的表现，在尘肺病工人得尘肺病中是一样的道理。政府不宣传不做政策宣讲，只顾有好处就捞腰包，不管群众。
尘肺病人由于身体疾病已经在家长期待着，但是由于当地环境空气好，疾病不至于立马死去，一部分人还要在外面打零工赚钱养家，无疑这是巨大的悲哀。同时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家失业。这样一些尘肺病工人，他们获得了公益机构的救助和政府扶贫政策的救助，但是根本上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说：“每年给我几千块钱，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但凡能劳动就不想吃这救济款，这不是光荣的事情。”“而且，我们的劳动力还并没有完全丧失，可以当保安，看仓库，做些简单的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就业的机会，同时被企业歧视。”“给这些死钱，真的没有用。”他们愤慨的说到。
同时，当地的贫困人口大大超出了扶贫项目扶持的计划。贫困户低保都是轮流的拿，这就意味着，在整个上报贫困户人口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瞒报和虚报情况。而且要获得这些国家救助还要与基层官员关系好，不然还没有机会。不到一两年，贫困户就会被脱贫，挂上脱贫光荣牌。但是尘肺病工人自己知道冷暖，户头上还欠着好几万的债。
（四）尘肺病工人对惩办贪官污吏的思考
对基层以及中国今天贪官污吏，尘肺病人有自己的思考。他们认为中国今天的这些赃官，是在于不贪就不用做官，因为做官也是一种工作，不贪那么就没有好的生活，在这人人得以求生存的年代，不贪的官也做不下去，做不长久。这是尘肺病工人的起码认识。当然也是最为直观的感性认识，虽然粗浅，但是“这么个理。”
私有制社会中，本身就是一个贪污腐败必存的社会。在谈论起如何惩办贪官污吏的问题上，他们做了这样的回答。“把贪官杀两个，他们就怕了。”继而又补充道“其实光这样还不行，他们有的贪了钱，自己死了享受了，还给子女留下一大笔钱。光杀人还不行。还要让他们的亲戚朋友，连坐个车都受限制。”
笔者的理解，这种说法就是类似现在的征信机制。如一人为贪官，其有关亲属必然承受政治惩罚，打上“标签”。光打上“标签”还是不够，还要建立将功赎罪的机制，通过一定的立功表现和人民的评价，把“标签”去除。这样一来，贪赃枉法就会为人人所抛弃，就不会出现曲婉婷式的“腐二代”。
在未来的中国，除开极少部分必须要剥夺其生存权的首恶分子，其余的人员将通过奖惩机制进行教育，科学技术可以支撑，同时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足够。
十、农村基层官员党员的情况
基层官员，以农村小组组长为例，都是无利不起早。所有农村情况要从他们手上过，但是他们通过送村民人情换取资源和钱财。如，到村民家吃喝，过年过节，办红白喜事，都是他们捞取钱财的好手段。因为他们是政府官僚体系最末端的毛细血管，一切都要经过他们的手。帮群众的忙，群众就欠了他们人情，借此他们就可以牟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欺骗和愚弄群众，一般时候不开会，有政策也不开会，但是要收款的时候就开会了。一尘肺病工友说：每年一两次会，而这会我们不想去，去的人也很少。
基层村务体系分为三块：村委会，党委会，监委会。原先只有前两会，近几年加了监委会，看似很多村务都要进行监督和公开，但是无疑加重了群众的负担，监委会主任也有了权力。工资：村支书一个月2300块，村支书一个月2300块，监委会主任1300块。本次采访的尘肺病工人中有一人就是监委会主任，党员，为尘肺病一期，他们家开有一个商店和淘宝电商站。
尘肺病工人反映，一些村官，年年在家不出门干活，又没有太多手艺，却开上了小车修上了楼房，“自家有钱，邻居有账。”他们说：“我们一年到头出门赚钱，不如他们赚得多，这不是被他们贪污了吗?”事实是这样。
一个八十岁的孤寡老人反映，他是五保户，他六十五岁把材料递上去了，由于没有文化，把印章什么的都给了某村官，但是75岁左右的时候，还是他自己去询问了好几次，这才享受到五保的补助金，但是由于找村官办事，又少不了送礼送红包，这种蒙骗群众的手段，无异于抢劫，属于“暗夺”，大部分欺负的都是当地势单力薄的穷苦群众。其余诸如，集体山林变更到村官手中享受国家土地补款，河流治理款，退耕还林款。据反映甚至教师队伍进行学费教育贪污也不胜枚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时代，政府官员和村官尤为残霸，拉猪宰牛，无所不用其极，被采访的这位孤寡老人说：“真的是比国民党蒋介石还狠啊！我都被他们拖下床打过，我年龄那么大了！”老人一边抹眼泪一边继续说道：“现在稍微好些了，至少我们这样的人不用挨打了，也没有其他的要求，就是不挨打，能吃饱穿暖就行了。”在当地属于一恶霸者名叫：某某祥。
十一、关注尘肺病工人的公益机构的组织结构和工作开展
他们采取的是北京有一总部，然后各地有工作处，如陕西工作处。然后再各地招募志愿者进行资料的填报活动，县一级的志愿者再寻找镇一级的志愿者，镇一级的志愿者在寻找村组或一地区的志愿者，借此到各个基层。
这其实是另外一套科学的组织系统，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基层志愿者，就算是这本身是关乎从尘肺病工人自身的事情，愿意投入的也不多，所以鲜有的志愿者就很重要。
基层志愿者有的是非尘肺病人，有的是尘肺病人。一方面肯定他们对广大尘肺病人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没有他们社会救助和公益机构的爱心就无法发放到每个尘肺病人手中。
但是，这无疑也是一种挤压和抢夺社会公权力的一种形式。一个县级大爱清尘志愿者，在当地很有威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官员，或者与之并列。在整个地区情况和资料摸清楚后，还有当地的公益组织的系统建立之后，这些志愿者就是组织的一份子，如果公益组织的上层可以对志愿者进行部分补助或相当的荣誉，那么志愿者会继续干，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志愿者到时候也会选择“罢工”不干，不出意外，这些公益机构的上层会向其妥协。
尘肺病工人在此地区接受两到三个公益机构的帮助，但是就志愿者而言这是一种“资源”。如尘肺病工人志愿者，他首先可获得公益机构的帮助，如小孩上学可获得学费资助，如果一些医疗设备，他们有权力进行选择发放给谁使用，这样无形的财富又到来了——人情。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志愿者也很困难，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通过为工友服务获得经济收入，是值得赞许的。
但是这其中反映的是大问题，政府基层农村政权摇摇欲坠。同时在此情况下，农村的负担又加重了。相当于一个地方有好几种脱产的势力在对群众进行剥削和压迫。当然，钱是从社会爱心人士哪里捐赠来的。但是我们了解到，该地区该公益组织县级志愿者同时又是别的志愿团队的志愿者，而且为基督教徒。
志愿者在开展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获得的福利与基层村官获得的福利和问题的机会是一样的。同是对资源的分配和划拨还有服务群众。如，有的群众不理解，说志愿者有工资(实际基层没有工资)，捞了好处，这让志愿者很不顺心，“我们为他们办事，他们还要这样说我们。”这里涉及一个自愿和不自愿的问题，同时任何一个人去干这样的工作都需要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但是如果没人愿意干，此地尘肺病人会更加困难。
志愿者一般比较正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他们的格言。他们受了委屈也能够去做，为着工人服务，这是不同于村官的，由于他们处于志愿者的地位，所以在争取社会救助方面比一般群众更有优势。而村官不同于此。从他们志愿者的谈话方面来看，这样的公益机构，也避免不了贪污和腐败，有的志愿者在互相配合的工作中有了权力的争夺和势力范围的划分。原因很简单，他们大多数人本身也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
同时，公益机构的活动就证明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崩塌和腐朽，但是群众却把这笔功劳算在了政府的头上，在我们录的视频中，他们大多表示是党的政策好，领导的关心，而我们自发送出的东西，也被当成了政府和党的关爱，但是我们进村调研的时候却是胆战心惊，生怕政府对我们进行干扰。这也好比帮助工人维权或者建立工会是一样的，是启发了工人的觉悟，还是麻痹了工人对现在社会的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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