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指导方针主要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兵民是胜利之本[1]P509;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2]P1247-1248，等等，都是根据国内革命战争的不断变化创新出的可行的战争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争中形成，同时也在战争中不断发展。然而，抗美援朝战争与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同：一是朝鲜半岛东西狭窄，北部多山，不利于大规模大范围的迂回作战，限制运动战效能的发挥;二是交战双方武器装备水平和技术兵种数量质量差距极大，严重影响志愿军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三是志愿军出国作战，损耗无法就地补充;四是战争规模有限且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不能有效发挥志愿军游击战、运动战、积极防御作战等作战长处。这些特点要求志愿军的作战指导思想甚至作战观念都要顺势而变，发展创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创新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
一、劣势情况下的外线作战思想的提出
在敌人总体实力占优势的情况下，隐藏主力，诱敌深入，在战争初期实施有目的的战略退却，寻找有利时机，以内线作战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后转入反攻，最终歼灭敌人，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条重要策略。解放战争中，面对国民党军连续发动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解放军都是先期进行内线作战，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待双方总体力量对比开始对己方有利时，转入外线作战，以一个“品字”阵型突入敌人防御纵深，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为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然而，朝鲜战场的情况却迥然不同。“联合国军”自仁川登陆以来，迅速向北推进，待志愿军入朝时，已占领志愿军预设防御阵地的地区，毛泽东构想的在朝鲜北部坚持防御一段时间，等待苏联武器装备到达并换装训练完毕后再发起大规模反击的作战计划无法实现。由于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不容侵犯，志愿军既不能在中朝边境消极防御，更不能进一步诱敌深入，将敌人放入中国境内①。根据“联合国军”情报不明、轻敌冒进、兵力被朝鲜北部山区分割的战场实际情况，毛泽东果断更改战略指导思想，指示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抓住敌我态势战略上对我不利但战术上对我有利的时机，主动出击敌人侧后，在运动中歼灭冒进之敌。志愿军根据命令，在运动中发起第一次战役，一举歼灭“联合国军”2个团又5个营，击溃3个团又12个营，歼敌1.5万人，并在云山战斗中重创美骑兵第一师[3]P44，在朝鲜战场站稳了脚跟。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指挥志愿军不进攻反而后撤，迷惑了麦克阿瑟，使其继续做出分兵北进的部署。这一经典的战役诱敌动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诱敌深入原则在战术上的灵活引用，迫使敌人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与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两次伏击日军的战例有异曲同工之妙，为第二次战役从根本上扭转朝鲜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零敲牛皮糖”——持久战思想的创新
毛泽东在指导战争过程中历来强调“战争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每战力求全歼，不使漏网。[2]P1247解放战争时期，由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连续进行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斗就是在劣势条件下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最后迫敌防守的经典战例，而辽沈、抗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更是创造了歼敌有生力量的纪录。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②作战中，每次战役，志愿军均设定歼敌一个或几个成建制师的目标。然而，由于朝鲜地形所限和双方装备和技术兵种差距太大，志愿军没有空中掩护，几乎每次穿插、迂回、包围目标敌人后都无法全部歼灭，反而造成己方较大伤亡，与敌人形成拉锯，对己方保持持久作战能力十分不利。鉴于此，毛泽东根据整体作战形势果断命令志愿军改变指导思想，提出对美英军在几个月内只打小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强调：“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随后，毛泽东将其概括为“零敲牛皮糖”并在前线执行。[4]P490,492“零敲牛皮糖”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的积小胜为大胜、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同时也是对以往大规模歼灭战理论的发展创新，填补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两军正规作战的战术歼灭战作战指导思想上的空白，使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关于歼灭战的理论更加完善。这一指导思想的提出和实践极大的遏制了敌人的进攻势头，有效抵消了敌人的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同时减轻了己方伤亡，稳固了既得阵地。仅在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中，志愿军和人民军就先后对“联合国军”团以下兵力防守的51个阵地攻击65次，歼敌4.1万人，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志愿军伤亡仅1.7万余人。[5]P411
三、阵地防御作战与战术进攻作战的结合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作战范围广阔以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大多采用大步进退，调动敌人，取得主动，歼敌有生力量的方法作战，其中最著名的防御性作战莫过于两万五千里长征，进攻性作战莫过于千里跃进大别山。阵地防御作战对志愿军来说比较陌生，以往也很少进行战略意义上的阵地防御作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以后进行的阵地防御作战由于不符合当时战场实际，从而造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执行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战略方针，没有进行过战役规模的阵地防御作战。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由内线机动防御直接转入外线战略进攻直至战略决战，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阵地防御作战。朝鲜战场空间狭小，南北瘦长，东西狭窄，尤其是半岛蜂腰部，不足200公里，志愿军无法进行大范围迂回作战，调动敌人，争取主动，再加上政治因素，无法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双方均未歼灭对方主力，从而结合停战谈判进入阵地攻守作战阶段。1951年9月上旬，彭德怀代表志愿军党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今后的作战样式主要是“阵地攻坚和阵地防御”，并确定了积极防御，节节抵抗，对每一阵地必须进行反复争夺，不轻易放弃阵地，采取不断的阵地反击和小反击，歼灭出犯或突出部之敌以求多杀伤敌人，争取时间的具体作战方针[5]P105，同时加强东西海岸反登陆防御和二、三线防御工事的建设。在阵地防御作战中，正面第一线作战的志愿军将“零敲牛皮糖”的指导思想充分贯彻到阵地防御作战当中，将战略上的阵地防御作战和战术上的反击战、拉锯战相结合。在大规模构建坑道防御体系的同时，以连、排、班为基本单位，不间断的主动出击，发动小规模战术反击，挤占敌前沿阵地，同时广泛开展“冷枪冷炮”运动，以单兵作战和战斗小组作战的方式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此种作战方式也被称为“小兵群”作战)。这一创新弥补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阵地防御作战理论的不足，同时取得了巨大战果。
四、新形势下的人民战争理论的发展
人民战争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和精髓。中国共产党从领导武装斗争开始，就奉行人民战争的理论，并且总结出了人民战争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想和理论。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各级指战员始终坚定“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6]P136的指导思想，以人民为根本，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然而，抗美援朝战争给人民战争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志愿军出国作战，以往取之于敌的补充方式不能适用，国内的人民群众很难直接支援志愿军作战，发动“联合国军”占领地区的群众组成第二条战线支援中朝方面作战的效果也不强。更何况，抗美援朝战争是冷战开始后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仅仅依靠中国政府的能力是无法支撑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会直接导致志愿军作战不利，甚至失败。
然而，事实证明，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一次掀起了一场人民战争———抗美援朝运动。中国共产党深知：人民战争需要广泛的动员，“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是胜利的最基本条件[1]P513;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民族各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7]P381”。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个传统，依托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次人民战争不同以往，人民群众不直接参战，而是通过“三视”(“仇视、鄙视、蔑视”)[8]P436宣传教育、游行示威、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和捐赠飞机大炮等运动，组织青年参军，组织民工、司机等支前等方式间接支援前方作战。据统计，战争期间，仅作为战争总基地的东北地区③就动员30余万人参加志愿军，394万余人参加战勤工作，直接入朝服务民工74万余人，各类技术人员4万余人。[9]P180自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31日，全国各省人民银行汇解抗美援朝武器捐款共为55650亿元人民币，折合飞机(每架15亿元计)3710架，尚余6230万元。[5]P46可见，“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P511，人民战争理论是有强大生命力的。纵观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初期的主动出击，诱敌深入;阵地防御作战时期的积极防御，“零敲牛皮糖”;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这些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总的思想理论是持久作战———依靠人民群众，积极主动的进攻和防御，积小胜为大胜，用持久战是敌人知难而退，最终取得胜利。这是对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持久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持久战理论中正规战、国外作战方面的补充和创新，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得以发展和完善，继续指导解放军的作战和军队建设。
注释：
①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这是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这样可以发挥志愿军内线作战的优良传统和补给优势，但从政治和经济上讲，这是不可能的。
②抗美援朝战争按政治局势和作战形势通常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到停战谈判开始之前，称为运动作战阶段;第二阶段从停战谈判开始到停战协定签字生效，称为阵地防御作战阶段，亦称“边打边谈”阶段。
③当时辖辽东、辽西、热河、吉林、松江、黑龙江6省和沈阳、旅大(现大连)、抚顺、鞍山、本溪5市，总面积12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
战争史(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
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
战争史(第3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92.
[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
战争史(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20期，摘自2012年第6期《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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