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外交战略之全球均势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的具体含义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可以作为和平崛起的标志?回答这个问题，仍然要以中国美国关系为标杆。中国和平崛起不同于历史上一个霸权衰落另一个替代的模式(美国对英国霸权的代替)，也不同于美苏冷战模式(全面对立直到一方垮台)。中国和平崛起最终的标志是中国、美国、欧盟成为战略盟友，这不是历史上通常的国家间的结盟关系，因为结盟的目的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国家，而是全球治理问题。历史上中国美国的盟友关系(上世纪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也不是这样的，当时有针对的国家。中国和平崛起的结果是中美欧合作共同治理这个世界，在这个结果中中国主要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完成国家和平统一、周边地区和平友好稳定局势、能源安全、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的制定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美国会有一系列的对抗和博奕，在必要时我们要敢于而不是害怕对抗，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合作，以平等的身份而不是被纳入美国体系的合作。
上述全球战略目的的实现，除了中国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发展外，还需要形成一种均势制衡的全球格局。这样一种均势制衡的全球格局逐渐形成，部分依赖于中国的稳定的全球外交战略：全球均势政策。
全球均势政策的要点：
1、坚持中国自主发展的定位：坚持哲学权利、基于中国自身内在的要求而建设政制和法治，发展经济，制订外交政策。中国不是基于对美国的崇拜而存在，也不是基于对美国的仇恨而存在。
2、中国要和美国、欧盟一道，成为全球格局中的第一级游戏参加者或者说是文明世界的主要支柱，不能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次级大国，如俄罗斯、印度、日本、巴西等。
3、中国不称霸，全球均势格局中的主要相互制衡力量也不同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列强。一级大国的荣誉、利益和对世界的义务要平衡。
4、绝对避免出现中国、美国或中美为首的两个阵营对决的情况。
5、全球均势格局的形成必须削弱美国的霸权，包括(1)降低所谓美国软力量的魅力;(2)在全球各个区域使美国的力量受到牵制。
一个国家的软力量包括它的历史文化、自身成就和行事引起的羡慕、尊敬和它宣扬的政治哲学。各国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对此不必多说。我们这里重点关注的是现实中一个国家在外交领域的行事和各自宣传的政治哲学。不能把美国现有的成就等同于它推销甚至强加给别国的政治哲学的正确性，也不能把中国现有的成就和中国奉行的政治哲学等同起来。中国需要思考和提炼她的政治哲学，不宜妄自菲薄，陷入失语的状态。中国不是不能建立起她的软力量，也不是只靠孔子和饺子来建立她的软力量。试以中美两国对比，现实的和潜在的优势就可以发现：彼混淆普世和现实的区别，我则清醒于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对立;彼神化自身的政治制度，制造自由民主的政治神学，我则依靠实践理性的政治科学;彼意识形态教条，我则实事求是;彼真理在握，我则追求有限范围内的可能的知识;彼偏至，我则中庸;彼骄横，我则谦逊;彼事先就有确定的答案，我则在具体中深思熟虑和审慎判断;彼以牧师为包治百病的医生，我则为不弄玄虚收费合理的医生;彼无视大道理掩盖下的不平等利益分配，我则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利益格局。当然，我们不是要忽视美国政体的优点和来自美国的政治科学，我们要学习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卡多佐和霍姆斯的政治法律科学，也正如我们已经学习了和使用爱迪生和比尔 盖茨的技术一样。但是，我们不能把美国的中学公民读本当作圣经和建国纲领。
各种国家如次级大国、有着独特历史传统的国家都可能与美国有各种冲突，自由民主阵营的旗子不能掩盖作为仆从的屈辱，也不能掩盖利益的冲突。除非共同面临外部现实的威胁，其实这样的阵营在国际层面无法形成。促成这些国家成为在某个方面、某个区域成为美国的牵制力量，也使他们彼此相互牵制，中、美、欧在全球范围内相互牵制，也制衡那些次级大国，就可能形成全球均势。
所以，中国要努力做到相对超然于各种纷争之外，促成各种均势制衡局面的形成。我们要广交朋友，成为摆脱冷战意识形态最彻底的国家，冷战意识的残留对我们最不利。沙特的君主、古巴的共产党、委内瑞拉民粹主义的查维斯、东欧的美国仆从国、伊朗都是我们的朋友。朋友没有意识形态门槛，但不支持残民以逞的政权，国内人民憎恨的，如萨达姆。美国的意识形态思维使他们不能分辨伊朗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区别。我们不和他国建立全面的盟友关系，并在这个意义坚持“光荣孤立”，我们只是根据事情的性质，一事一议地每个个案地和其他国家合作或介入国际事务。例如，我们不怕在某件事上行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阻止美国的行动;我们也可以在联合国决议的前提条件下，强力制裁某些国家甚至在武力制裁中充当主力部队以实际战争的洗礼，取得经验练好兵，发现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作为一个相比于伊拉克的正面例子，是中美两国治理世界能力的一个对比;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一次实地演练;继续遏制日本的武装化。
因此，要大力研究世界各国，以分门别类地确定针对各国的外交政策。
(二)中国要坚持普适自为
政治论述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否定依附性;第二个强调中国追求和中国实践的普遍性，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中国自主发展、坚持走中国自己道路的论述应该避免变成特殊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的论述。不能说普遍正确不存在，通过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来论述。任何政治论述最终的逻辑说到最后就是两句话，一个就是上帝存在，第二个是说我们才是上帝的选民。美国就是这样的逻辑。即使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政治哲学的深层逻辑结构是一样的，我们也要坚持说自家的话，以免自身被矮化，落入他人未必自觉设立的语词陷阱中，利益被冠冕堂皇地损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现在看来也没有突出中国主体性，强调了特殊性，甚至微有中国在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劣等含义。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在内，基础太薄弱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文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基础已然奠定。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5000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古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封建宗法时代、皇朝平民时代、人民共和或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秦朝开始大致是皇朝平民时代。在每个时代的末期，处于新旧转换的时期，分别有一段旧时代的延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件事的意义，正如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也许若干年后才为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文明第三期的开端，是新纪元。需要从中华文明的大格局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新中国是对前两期中华文明的继承、综合和超越。新中华文明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自主借鉴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今天中国当理直气壮地宣称其道德哲学，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政治经济基本制度。
古典与现代西方文明都不具备普适性。众所公认，古代西方文明以奴隶制为基础。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成本的对外转嫁，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原来殖民主义制路径的延续。古典和现代的西方文明形态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别人不能学，因为这个文明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惨为代价的。就道义而言，中国不该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就现实可能性而言，无法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强行转型，只会菲律宾化甚至印第安化。中国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文明形态，已经超越了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在不奴役或者剥削其他民族的条件下，能够建立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社会。普适性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对中国的适宜性和民众认同基础，不是宣称是绝对正确、终结历史的;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可以学习和效仿。
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和西方不一样。其道德哲学也不一样，不是奠基于个人权利之上而是德性为本。和古代一样，中西因此有一个不同的文明进路，西方走到奴隶制的时候中国是封建制，西方走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又找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原来不一样，现在为什么就要一样?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最优越的，中国不重复走一条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对人类文明具有最大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将为人类展示某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从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需要强调新“华夷之辨”。“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新“华夷之辨”的实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重点在于防止西方现代性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悲剧的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
因此，各种说法，诸如补课论、转型论、接轨论、现代性理论，皆不足取，唯有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尽管论述粗糙，但大本未失。
中国社会主义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被欺辱人民的希望所在;它促使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自身进行深刻的反思，一如1840年以来中国人所进行过的那样，不同的是，这是凭道义的力量，而不仅是靠强力和财富。因为中国社会主义蕴含的人类普遍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高明手段，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具有真正折服人心的力量。
(三)周边经略与中国的世界责任
中国的世界责任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其实，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张。在较长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着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和包括G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话语权。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能有效解决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等国际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并由此造成国际贸易冲突频发，贫富差距加大、人与环境关系恶化等，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些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日趋迫切。2003年5月，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提出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点主张，明确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社会在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贫富愈加悬殊、南北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趋利避害，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均衡、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是各国共同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要求。”
但是，不容否认，主张归主张，在采取坚强有力的行动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我们明显做得不够，同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崇高地位不相称。同时，我们的主流媒体，鲜少这方面的讨论，反而使“国际惯例”成为政治正确，似乎谁反对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反对普世价值，但“国际惯例”往往是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言行，使得世界弱势国家和人民感到失望，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损害，这也是我们在对外各种争议中处处被动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应当反思中国在世界格局当中的定位，思考我们对于世界人民的责任。
中国怎么做才是对世界人民负责?要从义利关系的角度思考。古语云“义也，未尝不利”“义也，利在其中矣”。如果决策者心中只有身家性命或只有狭隘的民族利益如所谓人民币泄洪，心中没有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那么最终不会获得利益。我们深信，建设上述建议的合理中外经贸关系的步骤，不仅对中国人民有利，也是对世界人民负责，是中国切实改变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
中国的这些探索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的发展因此将成为当今世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被欺辱人民的希望所在;它促使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自身进行深刻的反思，一如1840年以来中国人所进行过的那样，不同的是，这是凭道义的力量，而不仅是靠强力和财富。
什么是中国经济“全球化”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中国如何发展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方面，今天这句话特别适用。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到难，我们需要摆脱“国际化”或“全球化”的浪漫想象或政治正确思维，需要批判主流经济学狭窄偏执的视野，但是，建立什么样的认识框架来理解中外经贸关系、采取哪些具体的政策步骤?这些问题，还只在逐步探索中，远没有取得共识，新主张的提出者也没有系统全面的认识——需要综合提炼一系列个别问题上的见解。
一系列问题剪不断理还乱，只好尝试在全局长远视野中考虑具体问题。大问题不妨先提出来思考：中国如何定位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低劳动成本、低环境成本的世界工场，外资特别是美元资本的投资天堂且让它们进出自由;还是周边区域甚至整个亚非拉世界的技术研发与高端制造中心，人民币资本起主导作用。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要对世界负责任，这个世界具体包括哪些部分——是华尔街吗?孟加拉的童妓和尼泊尔的农民在其内吗?不同的回答，决定中国经济国际化全球化根本不同的内容。也许我们要修正原来意义上的国际化，而从事一种新的国际化。
当下的人民币国际化是陷阱
《环球时报》代表了一些中国人的倾向。他们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也不是金融部门，但他们主张坚定不移走人民币国际化道路，理由是可以动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奶酪。《环球时报》认为，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各国储备每一美元都意味着分给美国一点利益。人民币一旦最终挤进国际储备货币的行列，意味着真正动了美国的奶酪。中国为此需要变得更加不怕风险，敢于承担责任，为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大利益，勇于做一些国内舆论未必能理解的国际付出。他们很自信，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和归宿不会与日元命运相同。日元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化与日本经济后来的衰退形成“巧合”，人民币背后的经济前景更宏大，政治因素更牢靠，我们的“运气”也因此应当更好。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当然人落入陷阱都是因为抵制不了诱惑，明白告诉是陷阱人掉不进去。为什么不可能是这种情况：人民币国际化仅仅意味着放弃资本管制撤掉金融藩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为高杠杆交易的投机资本决定，但是并没有获得国际储备货币之利，超发人民币也没有可能向世界泄洪。
人民币完全介入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无非是成为日元、英镑那样的角色，意味着同美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战斗当中，到时怕连原有的中国地盘也可能丧失。日本、英国、巴西都遭遇金融危机，英国和日本、巴西也是美国国债的大额持有者，仍然累积巨额外汇储备。民族国家、主权货币和资本自由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有严重的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不一定需要参与这样一个坏游戏、愚蠢的游戏。为什么不能笑看国际货币体系风云变幻，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了美国资本对民族企业的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资本在韩国排前10名的大企业中的股份不到10%，危机之后超过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20世纪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
中国资本自由化后情况可能更严重。资金可以大进大出，导致人民币基础货币随之大增大减，杠杆方式(倍增方式)导致商业信贷资金之成倍宽松与紧缩。设想一下资金运动之潮起潮落之情形，资金进来，发生资产泡沫，由于土地彻底资本化，商业银行的土地金融机制根本上只能是制造而非防止金融风险，放贷的原因是已经放贷。资金潮退，则必然发生大规模坏账，沙滩上充满了裸泳者。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日本、香港、东南亚、美国的实践，都说明金融危机就是这么来的。
早在19世纪末期，韦伯就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危险，韦伯写道：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起来反对民族的未来。针对当时德国东部的农民问题，即德国东部农民受到外来的波兰劳工的竞争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波兰农民在德国东部日益坐大，波兰农民凭借着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韦伯提出的建议是关闭东部边界、国有化东部土地。
作为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文明共同体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规模最大的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应该最先反思资本自由流动货币自由兑换的经济全球化，反思其对民族国家政治能力和权威的根本危害。对国家来说，政治逻辑必须压倒资本逻辑，人民主权必须驾驭资本。我们当不为浮言所惑，自主建立保护中华民族共同体之稳固团结、保护世界大多数人福祉的金融体制。
自成体系的人民币经济体
我们只能逐步探索正确的对外经贸关系制度与战略。
2月初，伊朗石油部长访问中国，其核心就是推动使用本币(事实上就是人民币，而不会是里亚尔)来结算中伊石油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伊朗对华石油出口，可以大大缓解伊朗面临的金融压力。从2011年最新签订的进口协定看，中国目前已成为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中国进口了伊朗石油出口20%的份额。青年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李巍认为，一旦伊朗改用人民币结算石油款项，伊朗通过石油出口可以换回大量人民币。由于中国盛产伊朗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这足以保障伊朗的外贸和经济发展需要。而对中国而言，此举也意味着人民币开始打破美元和欧元在石油贸易中的联合垄断局面，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大宗商品结算货币的开始，给人民币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
著名财经学者张捷认为，把朝鲜纳入与中国合作的信用体系，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是有合作前景的。在朝鲜的国际贸易结算被美国监控的情况下，中国应当为朝鲜提供帮助，让人民币成为朝鲜国际贸易结算的手段，让银联卡能够在朝鲜使用，让国民更多的到朝鲜旅游给朝鲜带来外汇收入。朝鲜有中国需要的丰富的矿产资源，森林面积丰富，朝鲜还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朝鲜的这些资源本身可以作为他们国家信用的保障，与中国开展国家间的货币互换和人民币借贷，与此同时朝鲜的经济也可以融入到中国的产业链条当中，给朝鲜创造更高的收益。
著名学者丁宁宁同我交谈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制定一项“周边共同发展计划”，对经济欠发达的东南亚及周边国家，以政府低息贷款、项目公开招标的方式对外投资，引导中国企业规范地参与国际竞争，还可以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因此，周边共同发展计划也有利于稳定中国当下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我同意他们的见解，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同中国的产业战略、经济安全、国家定位联系起来考虑，要走一条独立自主、自成体系之路。
中国在对外交除对西方坚决保持独立自主之外(包括严厉限制美欧日资本，甚至挤出外资)，还应该进行周边经营战略，建设东亚经济政治共同体。我们不是融入欧美人主导的世界，而是建立自己的世界。中国全方位发展同朝鲜、蒙古、中亚五国、尼泊尔、不丹、东巴、西巴、东南亚诸国的关系。在经济上，中国对上述国家进行人民币投资、人民币贷款和人民币援助，实现经济互补，中国输出工业品，输入能源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上述地区，建立人民币的储备和支付货币地位，此为人民币国际化之根本要义。此种经济关系，使我国国民就业更多在收入递增行业中，维持内部和谐;而且保证我国的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此种经济关系长期发展，我国必须给予周边国家无偿援助，此为国际间的转移支付，转移人民币铸币税和中国经济上的一部分利润，深化友谊并加深其依赖，以结成牢不可破的政治经济共同体。
周边经略不是结盟，是建立自己的后院，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包括经济、文化、政治三方面的一体化。东亚(广义)是东亚人的东亚，是中国领导下的东亚。我们不是融入欧美人主导的世界，而是建立自己的世界。
至于日本，彼已经脱亚入欧，就在外边风凉吧。
俄国远东地区，也是我周边经营的对象，所以不同意中俄结盟的主张。和俄国只需具体事务配合就可以，其他国家也一样。中国自身的体量已经足够，无需结盟，结盟没有实质意义，反而促成美欧日团结对我。中俄形成一极很难不失败。俄罗斯的底蕴太差了，石头地上种不出庄稼来，传统、文明、人民素质、目前的工业能力，和它联在一起会被败坏。中国当下不尽如人意，经过整顿，不难再度辉煌，中华复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大力发展高铁建设也只有在上述发展思路中才显出全部意义，因为只有高铁才能将欧亚大陆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一天，陆上交通运输的成本及效率，真的能与海运有一拼，中国的优势，绝非美国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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