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欧战略大反攻与环环相扣的全球布局，中国应采取哪些国家战略?中国应从历史规律中找力量。工业革命以来，从经济与金融角度看，除了军事外，世界财富分配主要是通过六个基本力量实现的，即主权货币全球运转能力、强权左右市场规则、对全球资源控制能力、引领地球产业能力、国家间的利益约定、具有全球传染力理论。因此，中国国家战略选择也应该从这六个方面进行顶端设计。
战略一：把握美元变动规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美元是美国国家金融战略的载体。二战以来，美国通过美元这个主权货币达到了在全球运转财富的目的。仅就直接收益看，美国通过发行国际货币可以获得铸币税收入。经典意义上的铸币税，为货币面值与铸币成本之差。由于发行纸币成本的边际成本很小，铸币税就相当于国家投放的基础货币量，即国家几乎可以无成本地获得发行货币的购买力。另外，借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兼具融资的便利性和经济性，可以非常容易地以低成本融资。
问题是，美国在获得直接收益的同时，却给世界带来风险。回顾美元汇率走势，我们发现美元指数的每一次大的升值和贬值，都恰巧对应着世界经济的升腾和沉沦。通过1973-2013 年40 年间美元汇率走势的周期性特征分析，可以得出与美元变动相关的五个基本规律：
规律一：每当全球经济发生危机时，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呈升值状态;危机之后，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呈贬值状态。
规律二：美元历次升值都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灾难性打击。每次美元贬值，都给世界某些角落带来泡沫。
规律三：美元是商品和资产波动的“指挥棒”，美元指数是观察市场风险的风向标。美元与大宗商品、原油、黄金、粮食以及新兴市场的股市指数往往有着高度相关关系。
规律四：美元走势呈政治经济周期，历届大选之前美元走强，之后美元呈贬值态势。
规律五：美元走势与新经济的关系。美元呈周期性特点，即每次美元走强都与美国新经济到来高度相关。
把握美元变动规律，其重大意义在于：一是通过美元升贬的窗口了解世界经济变化趋势;二是把握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机遇期;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战略二：设计让美国独自承担汇率和通胀风险的特殊机制，规避美债风险。
截至2014年3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95 万亿美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3 万亿美元，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主要有两大风险，一是对外贬值，即汇率风险;二是对内贬值，即通胀风险。解决美债风险的的根本之策，是要设计一种让美国独自承担汇率风险和通胀风险的特殊机制。
特殊机制一：要求美国发行“奥巴马债券”以对抗汇率风险。“奥巴马债券”是一种以“非美元计价”的债券。此设计主要是借鉴“卡特债券”的历史经验。从“卡特债券”当年发行历史看，有其重要的特定背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冷战和长达15年的越南战争，使得卡特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提高;在国际收支方面，外围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而美国则累积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美元对主要货币发生了恐慌性暴跌;在全球层面，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经济陷入了“滞胀”，卡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缓解国防开支压力，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通胀率进一步攀升;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当时欧洲货币共同体正在积极组建中。卡特政府当时意识到美元走跌的严重性，认为如果不拯救美元可能会丧失美国最核心利益。于是，出台了“拯救美元计划”，“卡特债券”就是该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拯救美元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欧洲国家的支持，为了获得资金和支持，美国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即独自承担汇率风险。1978年，卡特政府发行了以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计价的美国债券，总价值为52亿美元。这种发债模式不仅为美国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也有效地促进了美国干预外汇市场的国际合作。
对比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上世纪70年代末情况极为相似。如果能够促成美国发行“奥巴马债券”，不仅有利于外汇储备持有国规避汇率风险、提高资产的多元化水平，而且有利于转变美国过度消费和过度借贷的增长模式，美国以承担汇率风险为代价促进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变。如果美国有发行“奥巴马债券”的意向，接下来中国可以提供两种可供选择方案：第一套方案：直接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这种方式可以将对外提供资金、规避汇率风险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结合起来。第二套方案：美国以其他币种如日元和瑞士法郎等发行债券，中国购买这类债券。这将直接提高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多元化水平，完善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
特殊机制二：要求美国将中国的存量美债置换成“通胀联动国债”以规避通胀风险。“通胀联动国债”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一种根据通货膨胀指数调整收益率的债券类型，能够有效排除债券投资者因为美元通货膨胀蒙受的损失。在存在通货膨胀风险的条件下，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与美国通货膨胀率挂钩，能够有效保护我国外汇财富不因通胀上升而缩水。美国政府虽于2009年8月4日开始就向中国承诺将继续发行通货膨胀保值债券(TIPS)，但这只解决了增量问题，中国还有巨额的存量美债仍然存在贬值风险。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美元贬值引发的通胀风险，中国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持有的存量美债置换成“通胀联动国债”，防止美债泡沫破灭的风险。
特殊机制三：将“债权变股权”投资美国实体经济。近年来，各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都在动态变化中，但其变化趋势是逐步从传统的政府债券投资演变到兼做股票投资。新加坡淡马锡从成立之初的3.54亿新加坡元增加到1640亿新加坡元，公司净值增加460多倍。其中，有38%的资产组合为金融类股权。成长为全球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投资管理风格日趋主动活跃，其资产分布不再集中于G7定息债券类工具，而是着眼于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经验，通过把债权转换为股权，实现对欧美金融投资转换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这既能解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和保值增值问题，又能回避主权财富基金直接投资的敏感。目前，美国正致力于发展新能源、绿色环保、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为了实现“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美国正新建和改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电网等基础设施。中国以自身所持有的部分美国国债和金融债做抵押，以抵押贷款参股等多种方式投资于美国的新兴产业和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把中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速铁路技术、装备、劳务输出到欧美发达国家。这样，不仅可以实现资本输出带动和扩大国内各种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的出口，创造出口需求，缓解中国相关产业和企业的产能过剩压力;还可以借此扩大劳务输出，促进中国的国内就业。
战略三：提高“制海权”和“制陆权”，保持贸易和能源安全通道。
全球资源分配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海洋分配和大陆分配。中国是贸易大国和资源需求大国，保持贸易和能源安全通道，必须提高“制海权”和“制陆权”。
一是实施“海权金融”战略。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中国最大优势，海上贸易和金融的安全对中国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一旦发生战争，国际社会对华实施海上封锁，阻断中国大部分海上贸易。这一最大优势将会转变成中国军事上的一大劣势。马汉的“海权论”认为 ：以贸易(商品输出)立国的国家，必须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利益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一百多年来，海权金融成为世界贸易、金融、政治和军事的核心，并诞生了诸如纽约、伦敦、香港、上海等世界或者区域金融中心。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一直以来，以进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每年需要从海外大量进口石油，马六甲海峡是主要的原油运输通道，海上贸易和金融的安全对中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上海自由贸易区将是中国“海权金融”的重要载体和依托。
二是实施“陆权金融”战略。“陆权金融”是对海权金融的补充。自贸区网络和新丝绸之路则是“陆权金融”的重要载体和依托。
中国以自贸区网络破解美国双洋战略。一方面，与东盟和亚太各国建立广泛的自贸区，以应对美国的TPP挑战，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以及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另一方面，与欧洲和俄罗斯建立广泛贸易合作，以应对美国的TTIP挑战。这主要是通过启动新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战略来实现。
在这样框架下，欧洲、俄罗斯和中国互相靠拢，以此对抗美日英同盟。乌克兰问题的背后是中俄试图联合欧洲冲击美国整个TTIP结构。俄罗斯与欧洲就乌克兰问题达成了妥协，而这个谈判是绕开美国进行的。欧盟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和在中东问题上的战略协同，欧洲将被迫绑在美国的船上，即欧洲“日本化”。
在具体实施上，中国启动了大陆版“马歇尔计划”。2014年3月习近平访欧，在加快推进中欧金融合作的同时，也全面向欧洲让渡利益。如与欧洲大陆国家签订的第一个FTA《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7月1日即将生效。与德国央行签署了关于在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德意志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即将落地等。其目的有三个：一是打通欧亚大陆桥，实现与欧洲的合作;二是带动西部地区的富裕;三是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
战略四，中国产能海外布局战略
一国产业强大最终将转化为货币金融力量。可以从两个层面重塑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刚刚开始的新能源革命中，哪一个国家能否迅速占领全球产业制高点，主要取决于对“新一代能源体系”如何设计。新一代能源体系应具备经济高效、能源替代、兼容利用和互动运转的特点。中国“新一代能源体系”能否具备这些特点，关键是要从国家战略调高度作好“四张网”的前期基础设计工作。第一张网——分布式能源网络。对内，要进行能源利用体系的革命，即对国内能源“吃光用尽”，不浪费。目前，分布式能源网络是欧洲领先，而我国是“逆世界”潮流。——对外，要进行能源利用体系的革命，即能源网络设计要具有兼容性。目前，洲际兼容能源网络是欧洲领先，而我国也是“逆世界”潮流。第三张网——智能电网。进行能源运转体系的革命，实现能源“双向互动”，即新能源网络不仅要实现不同能源之间的互动，而且要实现生产端与消费端之间的互动，以解决“短缺”现象。目前，智能电网是美国领先，我国也能跟上世界潮流。。进行能源效率体系的革命，即修建能源高速公路，跑得快。目前，超导电网是美国领先。2011年5月我国首座超导变电站，也是世界首座超导变电站，在甘肃省白银市建成并安全运行。
产能过剩和产业升级是所有制造业大国都面临共性难题。通过产业国际转移是发达国家消化过剩产能的共性规律。产业海外布置国际上有两种模式：一是日本“边际产业”，二是美国“比较优势产业”转移模式。借鉴国际经验，中国产业海外拓展可走两种道路。一是低端道路：通过“边际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获得资源、合理避税、消化过剩产能和转移碳排放;二高端道路：通过“优势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扩散，以获得技术、销售网络、规避“双反”和主权财富保值增值是。
战略五：国家间的利益约定：不挑战现存体系
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必须处理好与现在体系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能否找到一条与大国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
西方学者总结出的“世纪性规律”值得我们思考。大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启示，尽量减少与现存世界体系正面冲突，不要挑战霸权国家，以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打压中国?是因为中国是世界老二吗?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吗?地缘政治学已给出了答案。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认为 ：谁控制了世界岛(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欧亚大陆板块有两个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只要美国有霸权思想，中国和俄罗斯永远是他打击和肢解的对象。
中国不称霸，不是策略选择。第一，没有这个可行性。第二，没有这个利益驱动。美国尽管在经济上走下坡路，但是无论哪个方面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敌强我弱。美国军费开支占GDP4.4%，他是中国4倍。我们一定要有“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第一，要抓住并努力延长战略机遇期;第二不要把美国军事力量吸引到我方。
中国的战略，要避开其锋芒，找它的弱点。美国有两个不可控因素，一个是经济霸权在逐步丧失。这个趋势是历史性的和战略性的。 二是美国的联盟战略逐渐失效。这分别代表了经济和外交两个领域。这恰恰是中国有所作为的领域;但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上，我们要处于战略防御态势。在经济领域中国与美国更多的是合作，对抗要少一些，但是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上对抗会多些。
在经济领域，第一，我们要对美国进行全面渗透，与美国要保持相对摧毁的态势。第二，利用经济生态渗透影响共政治生态。美国在全球霸权根基是经济霸权，在经济领域多极化最可能尽快结束美国霸权。
战略六、建立全面强国理论体系。
一个国家强大，往往是思想先行、理论先行。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强国家就开始将其“经济理论”逐渐普遍化，向全球传播与渗透。那些政治上和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为了不断地开辟国际市场,以此来推行他们认同的经济理论,力图使之成为世界文化。这是强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上霸权的表现。弱国由于急于摆脱落后局面，认为强国所建立的经济理论是国家繁荣的真谛，于是强国的经济理论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新自由主义就是美国金融霸权主义理论基础。该理论全球传播，成为世界范围的财富转移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首先在拉丁美洲国家得到实践，并扩展到东南亚和东亚各国，且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得益于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使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得到了巩固。在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世界的20多年中，世界上20%的富人与另外20%的穷人的贫富差距增加了280%。没有自己的全国强国金融理论，只能陷入意识形态的陷阱。
中国能不能就此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要看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强国理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强国理论，就如同没有主干的大榕树，即便是GDP总量全球第二，枝繁叶茂，那也只是短暂的繁荣。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如何实现中国的理论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金融危机期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祸首时，也强调了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自己的全面强国的理论的必要性。那就是要将本国的“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这不仅适用于危机时刻，也适用于繁荣时期”。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经济学评审组专家，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个人，中央国家机关“巾帼建功”先进个人。获得中央国家机关首届公文大赛“特等奖”(调研报告)，荣获得国家行政学院教学一等奖和咨询报告一等奖。
近年来，董小君同志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国际金融研究》、《经济学家》、《管理世界》、《财贸经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等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财富的逻辑》、《金融的力量》、《中国潜在的金融风险研究》、《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研究》、《投资银行与企业并购》等专著10余本。其研究领域涉及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国家金融战略、低碳经济等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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