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日益深化，一国的国家利益溢出领土范围以及国家间利益交融的现象日渐普遍和深入，并导致了国家疆域及边疆形态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最早由西方国家提出的利益边疆概念，逐渐演变为界定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海外利益范围的基本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并运用于国家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仅无须对利益边疆说“不”，而且完全可以也应该顺势而为，运用此概念来界定中国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重要的海外利益区域，并构建自己的利益边疆。为此，中国既需要进行利益边疆的理论构建，形成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利益边疆理论，也需要进行利益边疆的现实构建，恰当地界定利益边疆，并以巩固的战略边疆来支撑自己的利益边疆。
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是在全球化日渐深化的背景下实现的。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的国家利益溢出领土范围而在海外的拓展，也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不断发展。中国的海外利益不仅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重要，其中的某些方面甚至直接制约着国家的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成为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并对中国的崛起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放眼世界，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家的疆域和边疆形态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用“利益边疆”来界定自己的海外利益范围，并用自己的国家力量来维护利益边疆。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可以也应该用“利益边疆”来界定海外利益的聚集区域和关键节点区域，并用国家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边疆。概言之，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利益边疆。这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利益边疆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利益边疆”是20世纪末期，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以描述和分析国家的新形态边疆，以及制定地区或全球战略时经常使用的概念和思维。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利益边疆的概念出现得更早。“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使用了‘利益边疆’概念。”[1]但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纪末期西方国家在界定、描述和分析国家的疆域和边疆时，已经逐渐在使用利益边疆的概念。而且，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全球战略和太空战略中，都明显地包含利益边疆的内涵。美国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高边疆”计划，就是利益边疆的一种具体表述。在人类刚刚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迈克尔•瑞安更是明确强调：“从历史上说，商业发展到哪里，我们的国家利益伸展到哪里，军队就应该跟到哪里，不管是在陆地、海洋还是在空中。”[2]
任何一个国家，都占有或控制着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这样的政治地理空间范围，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国家不仅是人类创造的政治形式，也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同时还是政治地理空间单位。国家占有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就是国家的疆域。国家的疆域又是随着国家形态的演变和人类活动范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国家主权体制确立以前，国家的疆域是一种非主权形态的疆域;国家主权体制确立以后，国家疆域由国家的主权管辖，成为主权形态的疆域，即领土。但是，在全球化全面深化并对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以后，国家疆域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新的变化。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进程和现象。虽然“到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相当明显”[3]，但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全面深化，却是在两极对立格局随着苏联解体而瓦解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造成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足以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相提并论。”[4]随着全球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突破性发展，国家的利益越来越多地超越于领土的限制，而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展开。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的人类活动的范围迅速拓展，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利益在领土外拓展的进程。
在国家利益溢出领土的范围，而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聚集和形成利益节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而运用国家力量，去占据或控制领土外地理空间的活动也日益凸显，并形成对领土外的某些地理空间的实际控制——这样的控制并不意味着主权性和排他性的控制。相对于主权的排他性控制来说，这是一种“软控制”。于是，便出现了国家对地理空间范围的新的控制形式。这样的控制形式，显然超出了“领土”这个主权性疆域概念①的描述能力。于是，超主权疆域的问题便出现了。超主权的疆域，不过是国家通过自己的能力或影响力形成某种程度实际控制的领土外地理空间。它不是主权性质的，却是国家能够对其实际控制并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区域。这样一种不同于传统疆域的新疆域形态，便是所谓的利益边疆。换句话说，现在普遍使用的“利益边疆”概念，指的就是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或施加有效影响的海外利益范围。有的学者更是直接认为：“利益边疆主要是指，在历史过程中产生并在全球化时代凸显出来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判定主权国家之间或与其他行为主体利益划分的界限和范围。”[5]因此，利益边疆是相对于领土边疆而言的。领土边疆有明确的地理范围，而“利益边疆则没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它突出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地域不确定性”[6]。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利益边疆’的存在已是事实，并成为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和制订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点”[7]。
当我们突破意识形态的樊篱，而以客观的态度理性面对利益边疆的时候;当我们抛弃传统、褊狭的边疆观，而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边疆视野来看待利益边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利益边疆不过是以新的国家疆域观来界定国家海外利益范围的结果，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用国家疆域理念来描述或指称国家的海外利益聚集区的概念。也正是因为如此，利益边疆概念才在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中国无须对利益边疆说“不”
利益边疆概念在介绍西方边疆理论的论著中出现以后，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更鲜有学者用它来描述或界定中国的边疆。利益边疆概念在国内的正面使用，首先出现在军队专家学者的论述中。近年来，《解放军报》陆续发表了一些阐述中国利益边疆的文章和言论，从而使利益边疆的概念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益边疆概念仍然未被学界广泛接受。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总体上对利益边疆的概念、思维和理论持否定和拒斥的态度。一些专家甚至拒绝谈论中国的利益边疆。有的报刊还刊文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要“慎言利益边疆”。
诚然，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对利益边疆采取怀疑、否定乃至拒斥的态度，也并非对西方思想或观点的盲目排斥。对此现象进行冷静的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学者持这样的态度不仅是有原因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利益边疆概念的形成和使用，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具有相当大的关系。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各种手段来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并挤压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空间，而苏联则大搞“社会主义新边疆”，通过压低或模糊阵营内各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地位来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两极对立格局因为苏联的解体而瓦解以后，美国不仅乘势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并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且开始使用“利益边疆”来界定自己的利益范围。因此，利益边疆概念在西方国家使用伊始，就难免会使人联想到大国争霸甚至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代的利益范围概念，并对其心存疑虑。
其次，利益边疆的概念和思维，与中国传统的边疆观念之间的差距或反差过于巨大。中国自秦汉之际开始界定边疆并形成边疆观以来，中国一直是以中央政权所在地为核心来界定边疆的，将边疆视为围绕国家核心区的外围区域，并且赋予边疆以深厚的文化和道德涵义。在这样一种由内而外地划定边疆并将边疆置于道德差序等级之末端的观念中，边疆是从属于和服从于核心区的，而且常常被视为“民族地区”。这样的观念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根深蒂固。对于这样的边疆认知来说，利益边疆因其不符合传统的边疆的定义而与之格格不入，所以，遭到拒斥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说中国学界对利益边疆的拒斥态度情有可原，只是说，这一态度的形成是有某种“根据”的，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态度应得到肯定。在利益边疆的概念和思维流行多年，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付诸实践进而对世界格局构成深刻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无须对利益边疆说“不”。相反，中国必须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利益边疆，既要用利益边疆概念和理论来描述和界定自己的海外利益区域，更要主动地构建自己的利益边疆。一味地批判和拒斥利益边疆，并不能使自己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独善其身”，反而会自缚手脚并错失历史提供的难得机遇。
首先，利益边疆的概念和思维已经广泛运用于许多国家的国家战略中。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全面深化，国家间的利益交融日渐拓展和深化。一个国家排斥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交融而单独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已经不可能。可是，国家间的竞争并不因这样的国家间利益交融而有所减弱。恰恰相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的竞争不仅向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全面拓展，而且变得越来越深入，从而使今天的国家间竞争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在这样一种复杂的交融和竞争加剧同时并存的环境下，将利益边疆的概念和思维运用于国家战略，运用国家力量去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乃至于全球利益，已经被许多国家所采纳。诚然，在相关国家的国家理论和疆域理论或边疆理论中，利益边疆的论述并不突出。然而，观察相关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全球战略乃至太空战略，都会看到利益边疆的内涵。这一点在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的国家战略中，都有突出的体现。不仅大国、强国如此，就连越南、菲律宾这样的蕞尔小国也在试图构建自己的利益边疆。这样的事实表明，利益边疆不再浮于水面上，也不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是沉入了水下、渗透在相关国家的国家战略中并通过国家战略而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拒斥利益边疆。
其次，中国也需要构建自己的利益边疆。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大大超越于领土范围而遍布全球的情况下，用“利益边疆”概念来描述和界定自己的海外利益聚集区域，已经成为不二之选。而且，中国也需要通过利益边疆的构建来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
中国今天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的结果。而“改革”和“开放”本身又是相辅相成的。“开放”的实现并取得巨大的成效，与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快速推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商品流通、投资的自由化和跨国公司的普遍化，在两极对立格局瓦解背景下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从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在这样一种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迅速发展的中国，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和程度融入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实现的，而且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也正是因为如此，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遍及全球，并且由于投资、商品运输通道、能源供应、国家安全等，而在海外形成了利益聚集区和利益交汇点或节点。这些利益聚集区域和利益节点，不仅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且直接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关系着中国能否完成崛起并最终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对于这些海外利益范围，国家必须充分运用国家力量去维护。而利益边疆及其所表达的国家疆域观，是对其进行描述和界定的恰当方式。
此外，我们也不用为利益边疆的主张会违背长期坚持的原则而担忧。1950年代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70年代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赢得了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拥护，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1990年代以后坚持的韬光养晦，为国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那么，我们今天主张利益边疆会不会与这些传统的原则相冲突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今天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的国际方针也应该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只要处置得当，就不会陷入前后不一致的困境。
虽然国家主权原则通过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确立，但国家主权得到世界所有国家的认可并因此而确立国家主权体制，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同时展开。争取国家主权和实现主权平等，不仅是众多民族独立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时代的最大主题。1970年代，美苏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极大地威胁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土主权，而中国举起的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旗帜则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和平共处的原则和反对霸权的原则，本质都是为了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但是，19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全面深化，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国家间的联系和利益交融的加深，国际规则和通过相互间利益共融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观念，被普遍地接受。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日益呈现全球化的趋势”[8]。与此相适应，国家主权的形态也发生了较大改变。绝对化的国家主权观已经在实践中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逐渐为相对主义的国家主权观所取代。在不危及领土主权的原则下通过国际合作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理性选择和根本利益。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构筑自己的利益边疆的过程，虽不免会与其他国家的领土发生重叠，但中国对特定利益范围的控制并不是侵占他国主权的硬性控制，而是在与相关国家的利益交融基础上形成的有效影响，实质是一种软性的甚至是柔性的控制。这与相关国家的主权之间并非是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关系。只要我们在发展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尊重相关国家的主权和合法权益，实现互利互惠，有利于相关国家的利益，就不会干预更不会侵犯相关国家的主权，也不会违背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基本宗旨。
另外，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危及西方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之前，中国的发展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我们可以通过韬光养晦而营造外部环境。但是，当中国的发展已经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的地位造成实质性影响的时候，尤其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之后，宽松的国际环境给中国提供的战略机遇已经逐渐逝去，示人以弱的做法不仅不能消除相关国家的疑虑，反而会影响国家利益的有效维护。中国迅速崛起以后，不仅是西方大国要限制和围堵中国，周边那些与中国战略利益有冲突或侵吞过中国利益的大大小小的国家，也采取各种手段来侵害中国的利益。在中国的海外利益日渐增长，而国家发展的战略空间和安全空间并不宽余的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构建自己的利益边疆，并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边疆。从这个角度来看，构建利益边疆既是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迫切需要，更是国家的战略空间和安全空间被挤压后的必然反弹。在这个时候，仍然抱着过去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原则不放，只能是坐失良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必将以大国和强国的姿态出现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而大国尤其是强国地位的获得，靠的首先是国家实力，其次是恰当的战略和策略。中国快速地发展起来以后，必须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战略和策略来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
实现利益边疆的理论与实践构建
面对国际上愈演愈烈的利益边疆拓展，改变拒斥态度并主动地接受利益边疆的概念和思维，只是应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第一步。构建起中国自己的利益边疆，才是应对挑战的根本性步骤。而要构建现实的利益边疆，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的宏大的国家行为。这是国家治理中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首先要构建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利益边疆理论。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通过恰当的国家战略来实现这一目标。
利益边疆的理论构建是现实构建的先导或前提。如果没有完整的利益边疆理论，就既不可能使关涉边疆问题的研究者和执政者接受利益边疆，也无法对中国的利益边疆进行恰当界定、描述，更无法对利益边疆的构建和相关战略进行必要的论证。要真正构建起利益边疆理论，在我国的边疆理论中确立利益边疆的内容，又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改变传统边疆观念的问题。
在秦汉之际，为了实现对国家疆域中具有明显异质性的边缘性部分的有效治理，便开始将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与核心区区分开来，采取特定的政策措施进行治理。国家疆域中这个被专门界定的边缘性区域，就被称为所谓的“边疆”。
从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边疆观包含以下基本内容：一是边疆是在以王朝中央所在地为中心，并将王朝国家统治的传统范围确定为核心区的前提下确定的，因而被视为拱卫国家核心区的外围区域，是远僻的蛮芜之地;二是边疆生活着与核心区的汉族不同的其他民族群体并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因而被视为少数民族地区，被赋予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和道德涵义;三是边疆在传统的政治和文化的差序等级中处于末端或亲疏关系的远端，因而在王朝国家的统治和治理战略中的地位和受重视的程度远低于核心区，远离核心区的海洋边疆更是不受重视甚至是被漠视;四是边疆通常被视为核心区战略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屏障，是国家的军事设防之地;五是边疆及其治理必须服从于、服务于核心区的利益，这样的战略地位决定了边疆稳定的意义远高于发展，因而其发展的要求总是从属于稳定的要求，并在特定条件下被束之高阁，甚至连边疆的某些区域都有可能被舍弃。
传统边疆观念形成并稳定以后，也随着社会历史条件、边疆治理实践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这样的调整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得最为突出。辛亥革命在结束中国王朝国家历史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在如此巨大的历史变迁面前，传统的边疆观出现了重大的调整，按照民族国家的要求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并增添了反映民族国家内涵的新内容。但传统边疆观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内容并未根本改变。从总体上看，这是一种自我封闭和内敛式的边疆观。按照这样一种站在中央政权所在地，以国家疆域的核心区为中心的边疆观，离核心区越远的区域越不受重视——远僻的海疆不受重视就在情理之中;处于国家疆域之外的利益边疆，自然就不在边疆的范围之内，更不用说受到重视了。
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状况已经不能与现今的状况同日而语了。一方面，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已经由国家建设时期转向国家发展时期，国家更加注重整体性发展。这就要求将国家的核心区与陆地边疆、海洋边疆结合为一个整体来谋求发展，不断增强的国家能力以及发达的通讯和交通也为这样的整合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融入到世界，国家的海外利益日渐突出。这就要求将国家领土范围的发展与领土外的发展结合起来，并用国家力量维护此种结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范围内的领土空间与领土外的发展空间结合起来，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便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地理空间场域之中。中国需要借助全球化时代逐渐显现的疆域理念来重新定义自己的边疆。这样的边疆不仅要在领土的范围内划定，也要在领土之外界定。所以，中国的边疆既有陆地边疆、海洋边疆、空中边疆、底土边疆，也要有利益边疆、战略边疆乃至太空边疆、信息边疆。当然，前者为主权性质的领土边疆，是排他性的;后者则不具有主权性质，并不具有排他性。前者为硬边疆，后者为软边疆。
只有在这样一种开放的、外向的宏大边疆观念中，利益边疆才能得到准确的界定，进而构建完整的利益边疆理论。不过，利益边疆理论不仅要对利益边疆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还必须对构建利益边疆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利益边疆与其他边疆形态的关系、利益边疆的治理等基本问题进行全面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利益边疆理论的构建，将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工程，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论证。
利益边疆的现实构建，是将经过理论论证和国家认定的利益边疆，变成真正的并受到保护的现实利益范围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既是利益边疆理论到利益边疆实践的过程，也是利益边疆从构想变成现实的过程;既涉及利益边疆的规划，也涉及相关国家战略的制定，还涉及实践操作等基本的环节。
实现利益边疆的现实构建，首先就要对中国的利益边疆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这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的复杂过程，因而是利益边疆构建中的重点和难点。从理论上说，利益边疆的规划，既要依据国家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既要厘清国家海外利益拓展的范围，更要明确国家利益在海外的聚集区和节点。就现实的情况来看，将国家利益所及的范围都确定为利益边疆，一是力有不逮，二是也无必要，三是不符合中国发展的总体定位。中国真正要建立的利益边疆，应该是国家有能力维护的国家海外利益的聚集区和汇集的节点区域——这样的区域是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具有根本性影响的区域。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利益边疆必须要有战略边疆的支撑或保障。有的学者将“利益边疆”与“战略边疆”等同起来，认为“战略边疆是‘利益边疆’的代名词”[9]。“国家利益与‘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是对同一内容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认识和概括。如果说‘利益边疆’回答的国家利益的范围，‘战略边疆’则回答国家利益的战略要求。”[10]这实在是对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两个概念的误解。利益边疆是一国海外利益的重要区域，而“所谓战略边疆，是指一国国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可控制的地理空间区域，它是国家实力、战略意志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投射范围，也是国家利益的延伸区域，更是衡量一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尺度”[11]。从总体上看，利益边疆侧重于国家海外利益的聚集区，强调的是国家的海外利益范围;而战略边疆则侧重于国家在海外的战略控制或战略影响的范围，强调的是国家战略能力。因此，也可以说，利益边疆是一个描述国家海外利益范围的概念，而战略边疆则是描述国家的海外战略控制范围的概念。可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海外利益范围，只有得到了其战略能力的支撑，它才能成为国家有能力控制或施加影响的区域，国家的海外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的海外利益范围，只有得到其战略边疆的支撑，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边疆。所以，中国在界定利益边疆以后，必须使国家的战略边疆与之配合，在利益边疆的范围建立主导型军事存在，确立军事力量有效行动的范围，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
利益边疆的现实构建，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进程，还必须得到一系列支持利益边疆的战略措施的配合。利益边疆的形成，常常是基于由投资、商品运输通道、人员流动，以及战略资源供给地、能源运输通道、战略通道、国家安全要冲等形成的国家发展利益。当这样的利益在海外形成聚集或节点区域，而国家又运用国家力量去保障这样的区域，利益边疆便会形成。但是，为了将这样的利益边疆做实做稳做牢，国家还需要通过战略投资、战略合作、地缘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等措施，去打造和巩固国家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因此，利益边疆的现实构建过程，还必须有国家的投资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和外交战略的支撑。
注释：
①领土以及作为领土之分界线的边界，都是在国家主权出现以后用以表达国家主权的相关概念，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参考文献：
[1][6][7][8][10]于沛.从地理边疆到“利益边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2).
[2]美国要向空中挥戈称可能在太空部署武器.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1-08/03/content_5599.htm.
[3]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3.
[4]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5.
[5]杨成.利益边疆：国家主权的发展性内涵.现代国际关系，2003(11).
[9]徐黎丽.国家利益的延伸与软边疆要领的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11]陈迎春.战略边疆与中国和平发展.太平洋学报，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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