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我曾查阅了国内有关抗美援朝战争许多原始资料，1992年又受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之邀，前往参加了所购的俄罗斯有关朝鲜战争档案的整理和鉴别工作。看到这些解密的尘封的历史档案，本人更深感到爆发的朝鲜内战迅速演化成一场国际战争并牵涉到中国领土台湾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被迫下决心出兵入朝参战的正确性。面对众多历史资料曝光，有客观立场的国人可认识到朝鲜战争本不应该打，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中国打这一仗虽然牺牲了18万人、花费了62亿元的直接战费，却打出了一个世界强国地位。过去衰弱的古国和“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通过这一仗也走上了现代化之路。
换装为苏式装备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仅两天之后便发生了出乎朝、苏、中三国事先预料的事件，美国不仅宣布出兵朝鲜，还以第七舰队进驻台湾。这一对中国领土的严重侵犯和来自东邻的威胁，使中央军委不得不调动战略预备队第38、第39、第40军到东北，会同当地的第42军合组东北边防军，准备选择最适合发挥中国陆战优势的战场同美国较量。这支可称全军装备最好部队于7月间到达鸭绿江边后，首先采取紧急措施便是各单位“换枪”。
“换枪”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军人都难以想象的，因为当时刚获得全国胜利的解放军装备极为杂乱。官兵手中的枪支出自许多国家，有十几种型号，一个班内常常有好几种枪。其中日本的三八枪是6.5毫米口径，美式步枪是7.62毫米口径，国民党军的中正式步枪(仿德国K98式)又是7.9毫米口径，子弹都不能通用，而且多数口径的子弹在国内又没有生产线。
新中国若是出兵同美军这样的强敌打消耗多的大仗，枪支杂乱对弹药供应将会是一场灾难。全国解放时，中共中央便向苏联洽购武器，起初因经济困难只优先订购了战斗机，还未顾及陆军装备。东北边防军成立后，只好按枪炮的口径、型号作了调配，如第38军基本使用日制三八式步枪，第40军主要使用缴获的美制M1903A和M1步枪。
当时国内又缺乏上述弹药的生产线，中央军委便要求全国“打扫仓库”，把以往各地缴获的各种口径、不同型号的枪炮弹分类，统一送往朝鲜前线。志愿军入朝之初，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美军看到这支军服上没有军衔和徽章、扛着三八式、捷克式的军队，还以为是“朝鲜预备役部队”，随即却惊讶地感到其战斗力却是空前强劲，方知是“中共正规军”。
志愿军出敌不意发起反击，入朝两个月便将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呼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不过战争进行到1951年春天，出国部队原有武器损耗严重，打扫“仓库底子”搜集的弹药也用掉大半，下一步作战就只能全面改用苏联装备，国内部队因需要轮番入朝也要换装。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时，便要求苏联保障武器，斯大林满口答应，却表示中苏双方援朝应“共同负担”，提供的武器按“出厂价格五折支援”。考虑到中国经济困难，这笔钱算作对华贷款，年利为1%。此类条件若是和平时期的国家间贸易可算是优惠，然而中国要付出巨大的鲜血和生命牺牲，对于朝鲜的全部援助都是无偿的，相比之下苏联的风格便不高。彭德怀当时审看称赞苏联援助的文稿时，凡看到“慷慨”、“无私”的字样便马上删掉，这恰恰是他自己切身的感受。
中国对苏要求武器支援时虽产生过不愉快，不过这些武器毕竟使入朝作战有了保障。苏联的部分武器装备特别是战斗机也已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新中国军队通过在战争中学会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自己的战术技术水平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过：“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苏制武器在实战中学会使用
中国最早以“志愿军”名义入朝的第13兵团、第9兵团，所用的还是过去的杂式武器。1951年上半年入朝的第3、第19兵团以及炮兵、坦克兵便换装了苏联装备。中国突击建立的空军，则完全使用苏联装备，并由苏军进行培训并以“帮带”方式协助作战。
此时苏联提供的武器，只有空军装备比较先进，陆军装备大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旧货。如苏军在1947年后开始装备AK-47自动枪，对中国只提供波波沙-41冲锋枪(中国仿制品为50式冲锋枪)和更老式的莫辛-纳甘步枪即1891/30式(中国仿制品为53式步枪)。苏军1949年以后开始装备T-54坦克，将已逐步淘汰的T-34卖给中国(至1954年共售出2000余辆)，许多车上还留有旧弹痕，只是刷了一层新油漆。
苏联这样提供陆军装备，除斯大林有利已主义的吝啬心理外，起初也有应急抽调的因素。中国入朝参战非常仓促，苏联对提供武器缺乏准备，便从远东部队现役装备中临时抽调。苏军把远东的10个坦克团和若干炮兵部队开到中国，采取“师傅带徒弟”式的一帮一的办法，教会中方新组建的相应编制部队使用后，便留下装备回国。
炮兵是抗美援朝战争时陆军建设的重点，从1950年年底至1951年春国内紧急建立了6个炮兵训练基地，组建了5个地面炮兵师和4个高射炮兵师。这些部队接收了苏联装备后只进行了一至三个月的突击训练，初步达到走得动、摆得开、打得响即入朝。至1952年，志愿军火炮总数由运动战后期的6000余门增至1.5万门，并通过实战锻炼大大提高了技术水平，可以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火炮对战，据美军统计其伤亡60%系炮火造成。至1953年，解放军全军的地炮师发展到17个，多数还入朝参加了轮战锻炼。军委制定的陆军步兵军编制中，炮兵连数量超过了步兵连，至此炮兵火力已成为全军地面火力的骨干，这也是陆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解放军的坦克兵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前，临时接收了苏军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共500余辆，都系二次世界大战中生产和使用过的T-34、J-2(即约.斯大林2式)坦克和SU-100自行火炮。接收时中方打破训练常规，采取由苏军坦克乘员以手把手教的方法，进行了三个月的突击训练。中国坦克驾驶员仅驾驶了4-5个小时，炮手也仅发射过20-30发炮弹，刚刚达到开得动、打得响便入朝，随后在作战中逐步摸索出成熟的战术并提升了技术水平。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新中国空军几乎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创造了世界空军建设史上的奇迹。从1950年秋至1953年秋，人民解放军空军由只有1个航空兵师、几十架作战飞机，发展到拥有23个航空兵师，近3000架飞机，而且经历了当时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空战锻炼，从战机数量和空战水平看仅次于美苏而跃居世界空军第三位。
苏联起初向中国提供的空军装备，大都是米格-9这种已经快淘汰的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空军认为其无法同美军F-84战斗机交锋，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于1951年5月两次致电毛泽东致歉，并无偿送给372架米格-15战斗机，中国空军便能在装备水平相等的情况下抗衡美军最先进的F-84战斗机。
对中国提供陆军装备时，苏联也过有少量无偿之举。起初中方得到的是二战时用过的旧货还要付半价，许多人发出埋怨言论。斯大林得知后，为争取中国好感的需要便试图做些弥补。1951年中国从苏联订购了37个步兵师的装备后，见朝鲜人民军装备不足便无偿拨给3个师的装备，斯大林随后便决定再无偿地送给中国20个步兵师的装备。
掌握了新装备后，新中国军队马上实行战场练兵，“陪练”者又是有世界最高军事技术水平的美军，这种“边打边建”的方式，使部队迅速提升了战术技术水平。朝鲜停战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发表的公开讲话中便叹息说：“我们的失败在于敌人仍然没有被击败，并且甚至比以前更为强大及更具有威胁性。我说更为强大的意思，是指共产主义的亚洲陆军已学会如何打近代的陆地战争。”
建立了配套的军工体系
新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补救了斯大林等人错误决策造成的严重局面，因而在国家利益方面也获得巨大回报。按毛泽东的说法，斯大林从此真正相信中共是共产主义者，苏联对华援助大大增加，后来赫鲁晓夫又在此基础上大幅提升了援华质量，除了得到新式武器外，还获得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代表的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事实证明，正如毛泽东在出兵前预测的那样--“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用购买和仿制的苏制武器装备了106个陆军师，质量虽属二次大战时的水平，却实现了全军武器标准化、系列化。
抗美援朝期间斯大林对华的最大援助，是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提出追加15项，同时全面提升工程的技术水平。这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苏援的工厂设备虽然并非无偿，中国却只付成本费，中苏科技协定还规定提供技术都属无偿，苏联传授技术后完全由中国自主生产。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只花费几十亿人民币，就以堪称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80年代回顾此事时还感慨说：“比方说，苏联造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那真是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
中国对苏所欠军火债不多，且与三年困难时“还债”无关
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付出了相当代价，不过若是做一下定量分析，也可看出花费并不算太大。中方的直接战费为62亿元人民币，只占同期国民产值的3.5%和国家财政支出的12%，国家在战争期间还提前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战争期间苏联记下了中国30亿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的军火债，这笔欠款在50年代后期便全部还清，其数额也只占同期全国财政支出的1.5%。
中苏关系破裂后多年间，国内社会上和文艺作品中曾有一种传言，声称为还清抗美援朝战争中对苏的军火欠债导致了挨饿，当年中国政府的声明文件中却从未这样说过。看一看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的《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就能知道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不过57.43亿元人民币。
这57亿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再看一下全国的财政支出统计表，1959年便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抗美援朝所欠武器债务已还清，所剩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可见《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第135-136页，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三年困难时中国归还苏联欠款总数，也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左右，而且并非是用粮食还债。
1961年4月《人民日报》公布的中苏联合公报，即说明中国还款的方式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重要矿藏，便担负了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此刻中国出现的饥荒同归还对苏武器欠款并没有多少关系。
据1962年之前的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在80年代中期发表的回忆录中记叙，1961年春赫鲁晓夫曾表示中国出现经济困难，可推迟归还部分债务。毛泽东从“争气”角度考虑决定提前还清欠款。另外，中国在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前期的援外款额，也大大超过对苏还债数。后来国内有人解释三年经济困难时大谈所谓“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这种“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的说法成了推卸指导责任的托诿之辞。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系列决议和文件中已如实地说明了当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错误。
回顾从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及随后全面展开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可以看出50年代是新中国军队建设的第一个黄金阶段。抗美援朝战争打出的军威，也使任何国家不敢再大举入侵中国，后来国人几十年的和平生活，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享受这场血战的战略红利。新中国第一代军人在战争中边打边建、边打边学，努力掌握现代化军事科技的奋斗精神，也为后来的国防建设开辟了最初的道路。
(摘自《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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