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学者以往在谈及美国对华研究类档案时，想到最多的应该是中央情报局制定的系列情报评估报告，其次便是美国国务院制作的相关研究报告，但对其他美国政府部门制作的研究报告则甚少了解，美国新闻署的研究报告便是其中之一。尽管随着文化冷战史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考察美国新闻署，但由该机构制作的数量庞大的研究类档案仍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鉴于此，笔者拟在简要介绍美国新闻署研究类档案整体馆藏情况的基础上，特别对该机构制作的对华研究类档案予以重点推介，以便更好地推进国内文化冷战史研究和中美关系史研究。
一、美国新闻署研究类档案的整体馆藏情况
作为美国独立的政府机构，美国新闻署成立于1953年8月1日，持续运作至1999年9月30日，之后其相关职能并入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5/1号文件(NSC165/1)对其职责所作的界定，该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向外国民众讲解宣传美国政府的目标和政策;(2)富有想象力地描述美国政策与世界其他地区民众合法诉求之间的关联;(3)揭示和对抗那些歪曲或者试图挫败美国目标与政策的敌对企图;(4)描述美国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以便使外国民众更加容易地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目标。不过，美国新闻署自身却认为其职责界定可以更为简化一些，那就是由其负责“向世界讲述美国的故事”⑤。
早在1954年，美国新闻署便在世界79个国家设立了210个办事机构，而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发展巅峰时期，它更在17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机构，国内外雇员数量超过1.2万人。这种国际网络布局为该机构提供了便捷的信息搜集渠道。经过考察，美国新闻署于1954年特别设立研究和情报办公室，由其负责分析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获取的情报信息并制定相关研究报告，以便从各个层面考察共产党的宣传活动、关注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的外国公共舆论变化以及评估美国新闻处的行动效果。这些研究报告考察内容纷繁复杂，数量庞大，其中一些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美国新闻署并入国务院之前，相关的档案资料主要存放于该机构自己的资料室中，但1999年并入国务院后，它们统一交付给美国国家档案馆。为便于读者查阅，美国国家档案馆将与该机构相关的档案集中收录在美国新闻署档案合集(RecordGroup306:RecordsoftheU.S.InformationAgency)中。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的档案目录，该档案合集现在共包含800多个档案子集，类型有纸质档案、缩微胶卷和影音资料等。
仅就美国新闻署研究类档案馆藏情况而言，数量最为庞大的是该机构制作的综合性研究报告，内容主要包括考察世界各国和地区宣传能力的发展变化、关注国际舆情变动以及考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内政外交变化等，如“1954—1956年研究报告”档案子集3盒、“1956—1959年研究报告”档案子集7盒、“1958—1962年研究笔录”档案子集4盒、“1960—1999年研究报告”档案子集61盒、“1953—1997年特别研究报告”档案子集54盒、“1963—1999年研究备忘录”档案子集78盒。当然，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还有其他档案子集亦收录了一些综合性研究报告，但由于其数量较少且基本不涉及中国问题，此处不再列举具体名录。
作为负责美国对外宣传的专属机构，美国新闻署对国际舆情变化极为关注，专门制作了多个系列的舆情考察和媒介报道评估报告。收录比较完整的主要包括“1954—1964年国际调查研究报告”档案子集38盒、“1970—1974年关于公共舆论调查的记录”档案子集3盒、“1973—1989年外国舆论笔录”档案子集5盒、“1984—1994年外国媒介趋势和分析”档案子集2盒、“1975—1977年共产党媒介评估报告”档案子集1盒、“1978年研究和国际调查文件”档案子集10盒、“1980—1985年外国媒介反应摘要”档案子集1盒、“1992—1997年美国公共舆论备忘录”档案子集1盒、“1993—1999年舆论预警简报”档案子集5盒。
此外，美国国家档案馆还收录有“1954—1962年核查报告及其相关文件”档案子集10盒、“1958—1962年核查报告”档案子集3盒、“1963—1968年核查报告”档案子集1盒、“1953—1971年行动评估报告”档案子集3盒。这部分档案的内容主要是美国新闻署评估部门制作的行动评估报告。同上述研究类档案基本按制作时间整理完成略有不同，该馆收录的“1966—1967年研究项目主题文件”档案子集1盒和“1961—1966年研究项目文件”档案子集14盒所收录的档案则缺少排序，内容包括美国新闻署研究和分析人员的整体工作和活动情况，美国新闻署研究分析部门的历史、功能和主要活动，以及美国新闻署研究部门与其他美国政府机构的合作等。档案类型包括备忘录、报告、笔录、通信、问卷、电报和媒体摘要等。此部分档案资料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美国新闻署研究报告的制作流程等情况。
尽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新闻署在界定其职责时，都使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方话语，但在冷战背景下，帮助美国赢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冷战却是成立该机构的最根本原因。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再加之在冷战初期它还是苏联的坚定盟友，寻求扩大对华文化冷战自然成为美国新闻署的重要活动内容。据笔者初步统计，前述各研究类档案子集收录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报告总计超过1000份。尽管这些与中国相关的档案资料分散收录在不同的档案子集中，但得益于美国国家档案馆馆员的出色工作，这些档案子集内的档案大多都已按时间顺序重新整理，同时该馆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各档案子集的档案目录，这使得读者可以较为容易地依据事件发生的时间，查找出与中国相关的研究类档案。鉴于此，在下文介绍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时，笔者将不再罗列推介各个档案子集究竟收录有哪些与中国相关的档案，转而重点介绍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的主要特色内容，在此过程中附带将相关档案的馆藏信息向读者予以推介。
二、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的特色内容
概括而言，冷战期间美国新闻署为扩大对华文化冷战，重点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研究。
第一，跟踪评估中国对外宣传能力的发展状况，力求探明中国对外宣传的活动技巧。出于知己知彼的考虑，美国新闻署成立之后并没有仓促开展对华文化冷战，它首先是寻求系统地评估中国的宣传能力。深入解读已经解密的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可以获知，该机构倾向于从两个维度进行评估:一方面，将中国的对外宣传活动视为国际共产主义宣传运动的组成部分，在系统评估国际共产主义宣传能力发展变化的同时，部分考察中共宣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将中国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分专题考察中国广播、电视、图书杂志出版、参加海外博览会以及开展其他文化交流活动的情况。从1954年正式成立研究部门至70年代初这段时期，美国新闻署基本会逐年开展上述两方面的评估。与之相关的档案资料主要收录在“1954—1956年研究报告”“1956—1959年研究报告”“1960—1999年研究报告”“1953—1997年特别研究报告”等档案子集中。而就评估结果而言，该机构从一开始便认为中国拥有强大的对外宣传能力，且判断在整个冷战时期都在不断发展壮大。
除整体评估中国宣传能力发展变化外，美国新闻署还对中国开展宣传活动的技巧极为重视，为此它还特别进行了一些个案研究。例如，“1960—1999年研究报告”就收录了该机构如何研究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寻求掌握宣传主动的研究报告。美国新闻署特别制作了冲突高潮阶段中国宣传该事件的大事年表，梳理了危机前后不同阶段中国宣传重点及手法的变动，并最终于1963年5月出炉了题为“中印边境冲突中北京的宣传技巧”的研究报告。当然，这只是美国新闻署考察中国宣传技巧的个案，其制作的对华研究类档案还收录多份该机构考察中国如何报道其他国内外重大事件宣传技巧的档案。
第二，高度关注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演变，试图从中找寻新的对华宣传切入点。
尽管美国决策层从一开始就将美国新闻署定位为负责美国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活动的专属机构，但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华文化冷战，该机构却没有纯粹就宣传而宣传。它特别关注中国的内政外交问题，并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希冀从中找寻新的对华宣传切入点，进而更好地提升文化冷战效能。
美国新闻署关注的中国内政问题主要包括镇压反革命、中国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百花齐放”政策、反右派斗争、中国的核能力、中共的执政特点、中共的宗教政策、中国经济问题(如分析中国的对外经济声明、断言中国经济数据存在通胀)等;关注的中国外交问题主要包括中国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看法、中国对波匈事件的看法及其与东欧的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中印边境冲突、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国外交政策的整体变化、中国参加国际海洋法会议、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等。对美国新闻署究竟如何评估上述问题的具体内容，读者可以根据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在多个研究类档案子集中查找阅读。
第三，实时关注与中国相关的公共舆论变化，希冀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华公共外交。
所谓与中国相关的公共舆论，主要包括中国对重大国际事件所作的评论以及国际社会对与中国相关事件的评论。从档案收录情况来看，在美国新闻署成立初期，与中国相关的公共舆论并没有引起该机构太多关注，最明显的是“1954—1956年研究报告”档案子集并没有收录此方面的内容。根据笔者统计，首份与中国相关的公共舆论研究报告收录在“1956—1959年研究报告”中，即美国新闻署于1956年9月制定的“日本专家眼中的中国共产党”。除此之外，在整个50年代，笔者只找到另外两份涉及中国公共舆论的研究报告，分别为1957年7月11日制定的“苏联和南斯拉夫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应”和1958年9月29日制定的“共产党中国的印象”。但从60年代开始，涉及中国的公共舆论研究就开始明显增多，如“1960—1999年研究报告”就收录了诸如印尼人对来自中共压力的反应、公共舆论在中国的角色和结构、邻国对中国的看法、全世界对中印边境冲突的反应、国际社会对中苏冲突的看法、外国媒介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应、国际社会对尼克松访华的反应等研究报告;“1963—1999年研究备忘录”档案子集同样收录了多份与此相关的档案资料，内容包括印度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中国媒介眼中的美国等。
及至70年代，关注国际舆情和评估外国媒介报道更成为美国新闻署考察的重点。仅就与中国相关的公共舆论档案收录情况而言，“1970—1974年关于公共舆论调查的记录”收录了美国新闻署在台湾和香港开展公共舆论调查的相关信息;“1973—1989年外国舆论笔录”主要介绍台湾关注海外华人的观点、国际社会对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评论、中日旅游交流以及中国对美国的了解等;“1975—1977年共产党媒介回顾报告”收录了苏联媒体如何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的相关内容;“1984—1994年外国媒介趋势和分析”收录了中国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西欧媒体报道1984年里根访问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对1989年中美会谈的反应;“1952—1990年世界范围的公共舆论问卷文件”收录有“美国之音”和中国的英语教学、《交流》杂志的读者调查、外国广播在华收听情况、香港图书馆的发展调查等，尽管该档案集收录时限是从1952年开始，但涉及中国的档案制作时间基本都集中在80年代;“1993—1999年舆论预警简报”则重点考察了香港回归前香港民众的表现以及美国在中国人眼中的形象等。
分析美国新闻署考察与中国相关的公共舆论的特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该机构倾向于进行长时段的考察，特别是对一些热点问题或重大事件，都会跟踪制作多份舆情报告。以国际社会对中苏冲突的舆情变化为例，该机构从5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并持续至80年代;而从考察对象来看，既有从国际社会、自由世界、亚洲国家等角度开展的宏观调查，亦有围绕某单一国家如日本或远东市民、远东编辑这样的细分群体开展的微观调查。
第四，围绕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群体大作文章，谋求提升对华文化冷战效能。
鉴于冷战初期难以直接与中国接触，美国新闻署选择尝试通过在台湾、香港开展宣传活动，并特别在这两个地区设立美国新闻处，将之作为扩大对华文化冷战的关键据点。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在台湾开展工作，美国新闻署于60年代特别制作了关于台湾的交流资料手册，内容既包括介绍其人口、主要城市、语言和读写能力、教育、海外留学生、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电影等常规交流因素，同时还对台湾独有的一些非常规交流因素予以介绍，并详细界定了美国新闻署在台湾的目标受众群体。这两份交流资料手册都收录在“1960—1999年研究报告”档案子集中。
海外华人同样是该机构关注的重点。早在1954年，美国新闻署便制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华人的立场”的研究报告，通过对多渠道获取的相关信息汇总分析，试图探明中国政府针对海外华人将会作出哪些政策变化，并考察如何依据这些新变化来调整其对华文化冷战活动。而为了扩大利用海外华人的效能，美国新闻署还尝试研究如何更好地与海外华人接触，如“1960—1999年研究报告”档案子集就收录了1966年美国新闻署针对在泰国的海外华人制订的交流资料手册。
第五，探查美国新闻署对华文化冷战的作用，希望找寻扩大对华文化冷战的建议举措。
冷战初期，由于中美断交，美国新闻署在开展对华文化冷战时，可资利用的资源极为有限，国际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对华广播是其最为倚重的工具。正因如此，探明“美国之音”在华收听情况就成为美国新闻署关注的焦点。该机构重点通过如下渠道了解相关信息:其一，通过采访一些叛逃的中国人和中国战俘(主要是朝鲜战争战俘)，部分了解中国收听“美国之音”的时间、潜在的受众规模以及节目和内容表现等;其二，努力寻求同其他国家的驻华外交工作人员合作，由他们提供一些“美国之音”的收听信息等。此处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即便作出了上述努力，但诚如美国新闻署在1963年制定的一份研究报告明确提出的那样:“这些受访者虽然非常正直和客观，但他们对广播收听所作观察，并不能完整呈现中国大陆的整体广播收听习惯。”
就调查结果而言，美国新闻署对“美国之音”在中国的整体广播效果感到满意。在其看来，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如干扰、对偷听者实施短期监禁、公开谴责并对被捕人员进行思想改造等措施，但“美国之音”在中国大陆仍有部分忠实听众，主要是那些可以接触到短波收音机的大学和高中学生、政府官员、军事人员以及市民。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新闻署都高度关注“美国之音”在华广播的效果，即便在8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之后，相关评估工作仍继续开展，如“1952—1990年世界范围的公共舆论问卷文件”档案子集便收录有1987年美国新闻署如何以成都市区和郊区民众为样本开展“美国之音”听众调查的档案。当然，通过1987年美国新闻署此项调查的样本选择亦不难发现，随着冷战的缓和，美国新闻署得以更加深入地接触中国受众。
除重点考察“美国之音”的广播效果外，美国新闻署还对在台湾和香港开设的美国新闻处的活动效能进行过系统评估，与之相关的档案资料集中收录在“1954—1962年核查报告及相关记录”和“1958—1962年核查报告”档案子集中。这些评估报告系统分析了驻台湾和香港美国新闻处的主要活动内容，对项目的计划协调、组织管理、项目行动以及同其他部门的合作等内容进行了考察，并就如何更好地提升驻台湾和香港美国新闻处的活动效能提出了具体建议。当然，有关对华文化冷战效能评估的档案并非仅仅局限于专门考察“美国之音”和香港、台湾。自美国新闻署成立以来，该机构还要每半年向国会递交一次行动评估报告，以便及时向美国决策层汇报其全球活动的最新进展情况。“1953—1971年行动评估报告”档案子集便收录了美国新闻署自成立以来近20年的活动评估情况。但由于这些报告是介绍该机构全球整体活动的效能，在涉及中国时亦只是介绍一些核心活动，受文章篇幅限制，此处不对其具体内容作更多介绍。
三、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的主要价值
尽管当前中国文化冷战史研究正在不断热起，但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宏观考察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范围开展文化冷战的相关内容，对冷战时期中美之间的文化冷战交锋等问题仍鲜有细致考察。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缺少研究资料应该是首要原因，与宣传话题相关的中文档案资料馆藏分散且不成系统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不过，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由于其考察内容涉及中美文化冷战的各个方面，对之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更好地完成中美文化冷战史研究的学术拼图。
除有助于推动国内文化冷战史研究之外，仔细研读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它还包含以下几方面价值。它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了解中国的冷战表现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美国情报顾问委员会认为，美国新闻署的系列研究实际上是宣传情报的一种，它是“构建完整情报拼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加情报评估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有重要意义”。美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之所以如此断言，主要应该是有别于中央情报局及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在制作评估报告时更多关注决策层活动，美国新闻署在制作对华研究报告时，除关注国际重大事件之外，还高度关注底层舆情的变化，尤其关注普通中国民众对美国形象的看法变动;同时，这些研究报告更多的是通过对公开信息进行独家解读得出，而这些内容在很多时候恰恰容易被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所忽视。这都成为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的独家特色，为研究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冷战时期中国的新窗口，展现了一副有别于以往认识的中美对抗图景，由此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冷战时期中国如何看世界以及世界如何看中国。
此外，仔细研读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还可发现它们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笔者认为，这些研究类档案至少向我们展示了美国新闻署在开展对华文化冷战时的以下几方面原则经验。第一，开展宣传工作应具有宽宏视野，打破为宣传而宣传的窠臼。应该将对外宣传活动的开展纳入国家整体战略框架下加以考察，使之充分服务于国家战略。同时，还应该高度关注对象国内政外交的变化，并适时调整宣传重点和内容，力求宣传活动能够充分激起目标受众的共鸣。第二，作好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宣传行为有的放矢。美国新闻署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众多的研究报告，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要探明缘何开展相关行动、开展相关行动有哪些基础和资源、开展相关行动可能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和影响等问题。此举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该机构在开展对华文化冷战时，尽管受到中国政府的严重干扰和抵制，却仍能部分实现其目标。第三，在追求实现短期目标的同时，更要力争实现长期目标。在很多时候，宣传效果难以在朝夕之间就得到实现，这在美国新闻署对华文化冷战过程中有明显呈现。但即便如此，在整个冷战时期，该机构却从来没有放弃维持和扩大对华文化冷战，此点尤其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当然，上述几方面经验教训只是笔者在整理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过程中得出的比较粗浅的认识，更多的借鉴经验仍有待学者通过对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得出。比如在“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强力推进的今天，如何向国际社会作好该战略的讲解工作，如何有效动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参与到这一战略建设中来，除需要中国政府充分发挥政治智慧之外，积极从历史案例中找寻借鉴方法亦不失为好的途径。在此背景下，深入解读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并从中归结出可资借鉴的教训，其现实价值尤为凸显。
在注意到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所具有的价值的同时，需要提醒研究者注意的是，在使用这些档案资料时仍需要对之加以甄别和考证。受制于中美对抗的现实以及谋求从国会获取更多的活动经费，美国新闻署在评估中国宣传能力和对华文化冷战效能时，很多时候会进行一些夸大处理，这影响了所作评估报告的准确性。此外，国内学者在利用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时，还应及时跟进了解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解密信息。例如，2011年笔者前往该馆查阅美国新闻署档案合集时，它共有近600个档案子集，但当2016年底笔者再次查阅时，其档案子集数量已扩充至800多个，如前文介绍的“1970—1974年关于公共舆论调查的记录”档案子集就属于新增内容。这些新档案的添加，无疑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内学界对中美文化冷战史的理解。
(本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讲师上海200241，原题：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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