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然 徐道衡
帕沙•查特吉，1947年生于加尔各答，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剧作家。后殖民研究的庶民研究学派主将。在以《后殖民时代的殖民城市》为题的演讲中，他透过加尔各答黑穴故事的变更，描述了250余年来帝国的践行的变迁，指出：正是帝国经验构成了现代国家正常化的重要基准，那就是一切的政府形式在单一而普世的规范性架构下都是有可能相互比较的。以此为标准来宣布例外，则是帝国的权力所在。而今天我们所处的显然正是这样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帝国时代。
2012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10月14日
主题演讲：帕沙•查特吉 后殖民时代中的殖民城市
【本文为听会笔记，对演讲者、评论者和提问者的发言记录，未经其审阅。如有错漏，欢迎大家补充更正!】
与上海一样，加尔各答是典型的亚洲殖民城市。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筑堡防卫的贸易站，于18世纪迅速成长。这一回，查特吉对殖民问题的讨论，是从一座现在已经被灌木和成堆的垃圾包围的纪念碑开始的。
公元1756年，在一些关于课税与管辖权的争议之后，孟加拉的统治者西拉吉-伍德-道拉(Siraj ud daulah)挥军袭击威廉堡，英国人随即弃守。人们宣称约有150名为西拉吉俘虏的欧洲人被强制监禁于一间小囚室里，也就是著名的“加尔各答黑穴”(the black hole of Calcutta)，其中多数俘虏窒息而死。一年后，英国人返回孟加拉，在一连串的阴谋之后，于普拉西战役中击败西拉吉而成为孟加拉事实上的统治者，由此奠定此后两百年英国统治印度的基础。此后，为纪念这一黑穴事件而建造的纪念碑几经拆除迁移。而最原初的纪念碑的设计者与建造者，从“黑穴”中幸存的指挥官霍维尔则参与了这则故事的所有版本的生产。然而，霍维尔的叙述是别有用心的，它的重点在于应对意想不到的灾难时，那种自我约束以及明智道德判断的价值。他似乎在说，他的任务乃着眼于英国人自己的道德教育，让他觉得自己值得统治那些浸淫在暴政与堕落之中的东方民族。
在查特吉看来，这个不断被重新讲述的黑穴故事及其被论述的方式(出版、纪念碑、相关的争论等等)，显然和整个殖民过程之中殖民者企图赋予的殖民的历史正当性密切相关。人们总是说英国是在心不在焉中征服了世界，而此时，发明一套关于征服的正当性的说法也变成了必需。在重新取得孟加拉的统治权之后，东印度公司很快就发展出一套关于征战孟加拉有其历史正当性的说法。在英国殖民者看来，印度的土著居民尽管勤奋，但天性卑屈，没有以武力保护自己的能力，而为了捍卫自身贸易利益而卷入该国政治的英国人，也就不得不夺取政权，以便保护和促进商业的发展。英国国会的辩论终结于这样的结论：帝国可提供的好的专制统治会比印度在被征服前的坏的专政要好。
现代国家是19世纪才被正常化的东西。在这一正常化的过程中，帝国经验显然构成了其基本的要素。因为若仅有欧洲政权而无越洋的帝国，那么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国家就会很不一样。在这里，帝国提供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一切的政府形式在单一而普世的规范性架构下都是有可能相互比较的。以边沁，穆勒为代表的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则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种族，宗教，语言，地理，历史传统，诸如此类皆可作为标准，以判定殖民地是否为代议制政府做好准备。而这一判断的权力，实质上也就构成了十九世纪所定义的现代帝国的理论及其基础，即将殖民地宣称为例外的权力。差异被视为对规范的落差，在一个比较政府的普世框架中被正常化，而在功利主义者与福音派人士看来，这一差异恰恰是可以被逐渐修正的。既然如此，现代文明教化任务于是就在十九世纪诞生了：帝国成为一件教育工程。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帝国的时代。各个国家仍旧被放在普世的全球标准下拿来比较，仍旧被普世的全球理想规范拿来进行分级，那些不断宣告例外状态的人们也仍持续在行使帝国的特权。安栖于自以为是的后殖民性中，我们最好不要忘记那段帝国的历史。
学者回应：
冨山一郎(京都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全球化研究系教授)：
在殖民统治中，对文化差异序列化，合法化，不光体现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更是帝国主义现存权力的表现。解殖民事业也不会以主权国家的成立而告终。
于英帝国相比，日本的扩张速度更快，并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与战争。在殖民过程中，日本不像英国那样具有文化召唤力，例如基督教，而更多的是强制管理，例如指纹管理。这其中的逻辑是：将他者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则有助于日本自己的人种定义。在扩张过程中，谁是日本人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在冲绳和台湾，以质询方式而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在当时相当发达。劳动训练也是日本殖民的重要部分。劳动意识取代文化差异用以标注人种，大量于此有关的人类学和科学应运而起。当时有关“为什么岛人不能变成日本人?在半岛与冲绳工作的人难道不是日本人吗?只要工作谁都可以是日本人”的争论就暗示了以劳动来超越人种的想法。在此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以管理劳动和劳力为标准的帝国治理方式。
在一份长达三千页，名为《论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政治秩序》的秘密文件中，日本被作为标准，用来定义大和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与差别，并要求保持民族间的上下关系，整片行文直接而露骨。文中还反复攻击混血现象，其本质原因是害怕社会流动带来的联合抵抗。这对我们也有所启示，今天的解殖民运动被分断在各个主权国家之中，民族主义已不能提供解放能量。
金杭(首尔延世大学韩国研究所助理教授)：
查特吉关于加尔各答黑洞的叙述具有一种研究方法上的示范意义，可供其他殖民城市借鉴参考。无论是西方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秩序的主导，还是其所倡导的主权国家概念的普遍化影响，都可看出当今世界殖民主义痕迹远远未曾淡化。就殖民主义而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并不是单边的，而是双方的。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化力量使殖民统治合法化。单一的、普世的价值观成为了殖民统治的有力武器。而要超克这种意识形态是困难的，我们总是难以超越其架构，例如人权，自由等范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缺乏一种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理想架构。
王智明(台湾中研院欧美所助理研究员)：
在查特吉看来，后殖民民族国家在对抗殖民统治的同时也挪用了殖民主义的遗产，并以此建构了自身的现代性与统治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对立共生物。后殖民民主社会由此产生了一种由资产阶级精英来治理广大多元人口的治理模式，并相应地产生了政治社会的概念，即广大无产的，被治理的人民团结起来同国家协商生存空间与权利。这种政治社会作为一种“例外情况”，挑战了西方主导的市民社会概念，后殖民主义的抗争也藉此更为注重地方经验，更为异质多元。
在这一点上，查特吉教授同阿冈本(Girgio Agamben)的观点是类似的：治理本身，不论是在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的架构下，从来就不是普遍一致的，而是依靠各种不同的“例外状况”。依据查特吉和阿冈本的说法，王智明提出了“后殖民例外状况”这一概念，用来重新思考后殖民空间，进一步理解和分析中国本土的后殖民状况。他以今年七月香港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为例，探讨了殖民记忆对于不同亚洲国家后殖民都市的影响。他认为殖民者自身当然不会主动提及帝国主义的黑暗过去，而当今的人们也正在逐渐忘却殖民历史，转而去追求资本主义生活模式。面对这样的状况，王智明表示，在民族主义重新掌握国家机器时，我们更应深入思考殖民主义的影响及其运作方式，同时，如何及为何保有、重建或是消除殖民记忆将是一个更需面对的重要问题。最后，由于查特吉谈到主权概念的重新界定，王智明希望能够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也就是钓鱼岛问题上得到查特吉的回应。
倪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查特吉的演讲以加尔各答的一座纪念碑为例，阐明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现代国家与殖民历史的关系，文化差异与普遍主义模式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后殖民时代依然存在。
倪伟探讨了查特吉关于殖民经验与现代国家关系的论述。早在19世纪，“现代国家”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化、标准化的概念。一方面，殖民经验使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都认同一种规范文化的存在，并用这一标准去衡量所有国家。同时，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和福音派基督教的结合孕育了一种典型的、深入人心的帝国思维：欧洲的代议制政府是现代国家的标准形态，适用于世界各地。这种殖民主义与文明等级论的彼此勾连，使欧美列强建立了其殖民统治的合法性。
对于后殖民时代的殖民城市而言，这种文明等级论的阴影依然存在。全球性城市的出现即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在炫耀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力的同时，加剧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寡头化，并将更多的人口群体排除在各种决策过程之外，这不仅会压缩政治社会的空间，同时也会削弱市民社会的作用。以前的殖民城市在向这种全球化性城市的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复杂问题(比如上海对于殖民时期的怀旧炒作，视疮痂为珍宝)。这种种问题是否能够借由殖民记忆进行抵抗?而如果可以的话，这些抵抗又将以何种形式实现?倪伟希望查吉特能够对此进行回应。
查特吉回应冨山一郎：
我对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太多知识，但比较英日是很重要的。他们在殖民过程有某些相似，都有“文明化”和“解放”殖民地的逻辑，都认为自己比较高等，当提升了这些“落后者”的标准时，自己就成功了。
古老的自由派认为，欧洲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原来“劣等”的民族，去教育和文明化他们，保护普世的人权;而现实派则强调政治的现实利益，即否弃了自由派的做法。吊诡之处在于自由主义政府如何维护殖民地的反自由主义状况。穆勒认为代议制政府无权为别国立法，对于殖民地的管理要交给专家，殖民地政策的制定与本国政策的制定是两件事。
随着资本主义繁荣的加深，发达国家的工人逐渐变成中产阶级，而低下的工作则留给了移民，这会来带来某种社会流动，也许对被分断在主权国家内而丧失解放能量的解殖民运动现状有所冲击。
查吉特回应王智明、倪伟：
关于殖民记忆能否成为一种反抗的动力，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印度，全球化跨国公司是否应该被授权开设，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对印度的再度出卖。这是一种非常容易被动员的情感力量，殖民的记忆从未真正消除，并且非常强烈，易于唤醒。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有各种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但是帝国却依然存在。事实上，帝国是现代政权组织的内在结果，采用这种管理方式即意味着普世性标准的广泛、永久的应用。而解决的办法应该先从反对一种排他的、毫不含糊的领土主权意识开始，我们应该质疑这样的既定概念。或许还有其他的反抗形式可以应用，但是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探寻，它有可能已经在某些特定的例子中得以实现，但是却无法一时间广泛应用。
至于王智明所提出的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我认为，不一定要坚持独一无二的主权，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式去行使主权。不同的权利其实是可以重叠的，双方政府可以以某种形式实现共同管辖，并且这种选择显然要优于战争。
现场听众提问：
听众：殖民主义的阴影与全球化的阴影的关系是什么?
查特吉：殖民主义与全球化非常不同，全球化并不一定与殖民主义相关。我们看到的全球化结果是在一系列具体的，特定的实践当中的，例如WTO，国际贸易的规范化，后殖民时期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实践等等。全球化必然带来劳工的跨国流动，而主权国家因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则会限制劳工流动。劳工的全球化并非真正的具有联合意义的移民流动，因此也很难产生具有解放意义的社会运动。
张智慧：父权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殖民主义与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是什么关系?
查特吉：帝国的，“文明化”的力量与家长制，父权制有着很深的关系。例如，有人会认为美军在阿富汗起到了保护年轻女性上学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去考察历史，事实根本不是这样。阿富汗女性原本可以自由上学，因为同苏联进行军事对抗，塔利班取得了控制权，之后女性才被禁止自由上学，而塔利班长期接受来自美国CIA的大量资助。一种与殖民主义相类似的说法是“男性将文明带给了女性”，因此，是妇女解放还是解殖民，依靠内部改良还是外部力量，仍然是未知的。
Christopher Connery：诸如领土主权一类的概念已经成为了一种有污点的范畴，而共产国际在20年代对此有着不同的叙述，并且被拉美等地作为一种抵抗性资源使用，对这种传统经验的应用，查特吉教授有何看法?
查特吉：伴随着殖民地的主权独立，形式上的帝国主义已经终结了，但是这个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要应对这一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重新定义主权概念。比如在政府管制内部，可以借由不同场域的打开，释放出某种新的管理办法，一种含糊的，不那么层级分明的管理方式，去对抗帝国主义的主权管理。主权的层叠管辖并不需要一个明确的可以复制的概念，而是要因地制宜。以欧盟为例，它曾经是一个超越主权架构的模板，但是今天，这个架构是值得怀疑的，其单一的宪法也无法适用于每一个成员国。我们并不能给全世界都开出同一个药方来解决所有问题，christopher所说的拉美国家对于共产国际思路的继承也是有问题的，共产国际的内部成员地位并不平等，苏联的意志在其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同时，拉美革命也并非完全是成功的，如玻利瓦尔革命，其经验是否值得借鉴，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陈光兴：大众很难对领土主权概念的历史脉络有清楚深入的理解，那么，对于已经被教化相信西方主权概念的大众而言，怎么能够让他们再度认知这一问题?
查特吉：普通群众对于主权概念的忽视或无知，是由于抽象的概念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谈到割让土地或向他国进贡财宝，民众的主权意识就会突然出现。主权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力量，内化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对于重新认知和界定主权概念而言，这种情感力量有些时候是起到阻碍作用的，即便是好的、理性的解决方案也可能受此影响而不被认同，无法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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