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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产阶层危机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缩水的家庭资产，一路攀升的负债表……各国的中产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在拯救经济危机的努力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他们，已然成为这场危机最大的牺牲品。
中产阶层群体的频频告急，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
早在今年1月，奥巴马政府率先打出“为中产阶层而战”的口号，日、德、法等主要发达国家也陆续将稳定中产阶层提升到优先的政策性高度。在中国，温家宝总理关于“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表述也让人们对于这个新兴阶层的成长有了更多联想和期待。
而受挫的中产们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愿景：是跟随国家经济的停滞而重返贫困，还是有能力在挽救全球经济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产阶层的愤怒
“远离喧嚣的城郊，一辆轿车利落地驶进其中一栋房子前院，灿亮的阳光洒满院子，两三个孩子和一条狗在绿草地上嬉戏，这时，大门敞开，优雅的女主人走出来，与刚下车的男子拥抱亲吻。”
这是许多美国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画面，画面呈现的幸福生活，是许多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写照，也是许多追求美国梦者的理想生活。但是，这般好景对一些美国中产家庭已是明日黄花了。
如今美国中产阶层曾经普遍拥有的优越感在下降，他们被形容为“集体向下沉沦”。受经济危机影响，房地产泡沫破灭，借款紧缩，许多中产阶层的生活越来越难过，很多人被裁员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顿。
而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险已经成为背负在美国中产阶层身上的“三座大山”。《经济学家》周刊曾引用美国马里兰大学专家的话说：经济衰退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数百万新增贫民人口，而是中产阶层遭到“巨大打击”。
在欧洲传统的中产阶层市民社会，愤怒和躁动的情绪在蔓延，最近包括希腊、法国、西班牙等国在内的欧洲多国一系列的中产阶层罢工，冲在队伍最前面的中产们已非昔日有车有房、衣食无忧、时常全球旅游度假的白领，而是成了走上街头抗议降薪和退休年龄延迟的工会先锋。
一向以社会和谐、均衡以及财富分配均匀自居的日本，也因连年的经济低迷而加剧了中产阶层的瓦解。10年前，9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去年东京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接近一半的日本人把自己的经济地位定义为“中产阶层以下”。
在2009年，日本有16000多家公司倒闭，比前年增加了12%。有媒体称，破产潮很可能会继续下去，破产的工厂主和被解雇的员工自杀数量也会上升。
而新近崛起、受惠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国家中产们，旺盛的消费能力和积极的进取意识使他们在经济危机中被全世界寄予厚望，然而，基础脆弱的他们更易受到经济转轨阶段各种不确定因素的袭扰，一个不小心可能随时跌入贫民阶层。事实上，金融危机打击下最大的受害群体，可能正是新兴市场那些刚刚摆脱贫困、进入中产的人们。
中产社会集体倒退？
自2007年夏季开始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对美国的中产阶层而言，衰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经撰写《中产阶层美国的终结》一书，引起不小的轰动。该书透露出一些中产人士颇为窘困的生活状况。克鲁格曼说，二三十年前，美国的中产阶层占据社会重心，可是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益却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
美国并不是这一情形的孤例，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普遍贫困化正在蔓延。
法国中产阶层在二战后三十年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法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当时中产阶层普遍对未来生活感到乐观且有保障感，堪称是法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代。
但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法国中产阶层开始普遍出现一种焦虑心态，特别是在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持续高于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的情况下，许多理论上处于中产阶层位置的人无力购买其同样属于中产阶层父母居住地同等环境的房产，而不得不置业于房价更便宜的区域，因此产生了“身份倒退”之感。
法国生活条件研究中心社会学家雷吉·比戈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在过去三四十年内法国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法国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进而使得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比戈所指的“强制性开支”包括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水电、煤气等无法缩减的开支。比戈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下层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上层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此外，比戈举例说，2008年，法国居民税后可支配月收入中间值为1467欧元。对于收入接近该中间值的人群，每月支付完“强制性开支”，再支付过食品、交通、医疗、教育等开支，每月大约只能剩下300欧元用于娱乐、服装等消费。在这部分人群里，48%的人当年没有外出旅游，37%的人没有去过电影院，34%的人没有汽车。
而在拉美地区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崛起的国家，高通胀、高债务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使得拉美的中产阶层的境遇每况愈下。圣保罗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马西奥·波奇曼估计，在1980年以后，巴西有700万人退出了中产阶层行列（其中有300万人进入了上层阶层）。
脆弱的“夹心层”
中产者曾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拥有光明无比的未来，被誉为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但当社会学家把这项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他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们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夹心层。
在金融风暴爆发后，那些享受千万年薪下台的华尔街高管不断引起轰动，但更普遍的事实是成百上千万的中产阶层集体失业。人们常常叹息于所看到的关于富人身家大幅缩水的报道，但富人有着更丰厚、更多元化的资产，有更大能力来吸收冲击。至于穷人，他们通常远离金融市场、与房产无缘，收入并无实质上的变化，政府也不愿意遗忘了他们而背负指责。所以，真正可能被冲击到的，就是中间的夹心层。
在老牌的发达国家，这个夹心层通常都占据国家人口结构的一半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甚至超过90%。这些国家的中产阶层对国家的经济贡献最大，但同时又是极为脆弱的一群，他们往往有少量“资产”，例如一两套房产或市值缩水的股票等，不大可能靠这些东西在短期里重新“生产”出新财富。一旦因经济形势不佳而失业或者因一场大病、一次意外事故而丧失元气，容易很快向下沉沦，跌入工薪和贫民阶层。
以韩国为例，中产阶层作为韩国社会的主要部分，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发展到逐渐减少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中产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曾达到顶点。根据韩国政府的统计，1995年中产阶层比重曾高达73%。但其后开始下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呈锐减之势，仅1998年一年就减少超过1个百分点，其后每年减少0.55个百分点，至今已累计减少10个左右百分点。受2008年发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这一递减趋势还可能恶化。
纵观国际上的经济危机，中产阶层都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所以有经济学家说，经济危机的结果，就是消灭中产阶层。1929-1932年美国遭遇重大经济危机，成千上万的中产阶层一夜之间跌入赤贫，很多人失业，甚至无家可归。上世纪末阿根廷开始的经济危机，让这个国家的中产家庭从80%降到了20%，多数中产跌入贫困，直到现在，阿根廷依然未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淖，曾经的中产还在为重新进入中产而苦苦打拼。
虽然中产是经济危机最为直接的后果人，但实际上，中产阶层的投机天性，也使其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直接制造者。最早发生的经济危机——400年前的荷兰，当时的中产阶层疯炒郁金香球，当郁金香球泡沫破裂后，数不清的新兴中产阶层倾家荡产。从那时起，金融性投机炒作形态便已完成定型，400年来，所有的投机炒作，都在重复着400年前荷兰郁金香的模式。
这种投机天性恰恰来自于中产阶层的集体不安全感。在当今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成长轨迹中，正清晰显现出这种线索：这些国家的新兴中产阶层多数没有什么背景，都是从平民一步步经过多年辛苦打拼勉强步入中产的行列，担心财富的失去，使他们即便在收入丰厚时也处在恐慌之中。所以他们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一样，有了钱就会奋不顾身地用来投机，不管是炒股，还是炒房，他们都是绝对主力。
但显而易见，当泡沫破灭后，他们最为直接地感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寒意。在后危机时代的这些国家，这样的情形仍在不断上演：因全球贸易遭逆转而饭碗不保；投资了房屋和股票，但房价下跌和股市崩溃令其损失惨重；拥有储蓄却不敢肆意消费，而这样的经历教训又只会加剧了中产们天生的不安全感。
稳压器还是加压阀
在社会学看来，中产阶层早已不是一个财富标杆的象征，而往往被认为起着政治“稳定剂”和“缓冲带”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不仅可以积极缓冲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而且具有拉动内需、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北欧等富裕国家，这种功能性尤为明显。
芬兰是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其实行的高收入者高税收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均衡。在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兰中等收入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从而保证了芬兰的长期稳定发展。
芬兰的中产阶层主要由白领和小企业经营者构成，主要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医疗护理人员、会计、教师、政府和私人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以及小型服务行业的经营者等。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较高文化知识和较强专业技能，拥有稳定的收入，并具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享受较高的生活品质。
富足而安宁的生活是芬兰中产阶层的人生目标。他们在勤奋工作的同时，注重个人修养，尽情休闲，享受生活。在消费方面，芬兰的中产阶层也相当理性。他们注重收支平衡，量入为出，主张适度消费，而不追求超前消费。“知足常乐”是他们心态的真实写照，而这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恬淡知足的生活态度，也使他们乐于用生活之余的钱财来帮助弱势群体。当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灾难时，芬兰中产阶层通常都友善地伸出援助之手。此外，芬兰中产阶层关心社会，积极参政，并且对环境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芬兰庞大的中产阶层的政治影响不可低估，始终是芬兰各党派竭力争取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芬兰的中产阶层是芬兰福利社会制度的主要奉献者，通过纳税来帮助生活贫困的人。
对于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稳压器的这一认知，在许多老牌发达国家已成为执政之基，统治集团对这一阶层非常重视，并有意识地加以培育和扶持。
在英国，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不是处在金字塔顶端的5%左右的富人，也不是年收入在2万英镑以下的工薪阶层，而是中产阶层，他们贡献了全国70%左右的个人所得税。
中产阶层还是英国市场上的消费主体，他们几乎决定了英国消费品的定价和品位。对于主要靠内需拉动经济的英国来说，近4000万中产阶层人士的消费倾向将决定它的发展前途。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专家肯特·邓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是中产阶层的兴起和壮大维持了英国的经济繁荣。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并没有如一些人士预测的那样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资本主义也没有灭亡，原因之一就是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由于社会并没有简单地分裂成富人和穷人，而是出现了庞大的中间阶层，穷人和富人这两个“天然的敌人”才失去了相互斗争的社会大环境，社会得以保持长治久安。
另外，由于人数众多，地位重要且把持了各行各业的关键岗位，中产阶层成为英国各政党和历届政府最为重视的阶层。不管哪个政党想上台，都会极力争取获得中产阶层的支持；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会采取有利于中产阶层安居乐业的政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府政策的大同小异和连续性。
肯特·邓表示，西方战后的中左政权几乎都是中产阶层政权，由于中产阶层的壮大，这一格局未来也不会发生改变。不管是哪个政党，得罪了中产阶层就无法上台执政，“西方国家已经走上中产阶层成为主人的道路”。
在许多新兴国家，培育一个健康充实的中间阶层也正日益成为迫切的施政需要，俄罗斯前总统普京在任期间，一直想培育起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中产阶层。2008年，他在国家杜马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努力在2020年前使60%甚至70%的居民进入中产阶层。在中国，温家宝总理也明确表示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这也是中国迄今对于建立中产阶层社会最为明确的表述。
而事实上，由于中产阶层的脆弱和不稳定性，被许多国家奉为稳压器的这一群体，也容易瞬间变成加压阀。
无论是泰国当前的动乱、希腊债务危机的街头示威还是前段时期的欧洲罢工潮，都隐含着中产阶层对于自身权益的强力诉求。而一旦国家调控性政策出台，利益最容易受到触动的，也通常是中产阶层。
尽管发达国家普遍设立了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养老保险和带薪休假等保障性制度来稳定这一群体，然而对于这一基数和意识主张都在膨胀的中产阶层而言，如何趋利避害，成为考验各国政府智慧的执政之难。
不仅如此，许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高速扩张的中产阶层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游戏规则，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能源、粮食价格上的压力也正在显现。针对这一新增中产阶层，世界需要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调整了。
新兴中产尤可期
全球中产阶层在人数与财富方面的增长速度仍在不断刷新人们的想象。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曾表示，新兴市场中产阶层的崛起已经成了“10年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他们将于20年内在全球消费力方面超越西方中产阶层。摩根士丹利亚洲区总裁斯蒂芬·罗奇则认为，在5至10年内，光是亚洲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就能够填补过度消费的美国消费者所留下的空白。
仅在拉美地区，有数千万人成为了这个地区来之不易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受益者。在摆脱了贫困之后，他们初步的繁荣正在促使这个地区的消费市场快速增长起来。这里曾经是一个少数精英分子和多数贫苦大众形成鲜明对比的地区。拉美中产阶层的出现，为改革这个地区的政治带来了希望。
然而，新兴中产阶层有着自豪又不安的复杂心理。如在巴西，近30%的新兴中产阶层都在非正规市场中谋生，收入很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网络，创业机会有限。许多人是通过借贷的方式来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准的，这可能是53%的中产阶层说自己生活在对失业、收入减少甚至破产的恐惧之中的原因之一。他们受益于私立学校的爆炸性扩张，但却见证了教育质量的一落千丈，这也破坏了中产阶层惯有的社会流动途径。
《巴西中产阶层》一书的若泽·奥古斯都·费尔南德斯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产阶层是巴西迅速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主力军，由于政府提供更多的贷款，让这一阶层的消费能力增强，有效拉动了内需，这是巴西摆脱危机的关键。
但对这一进程的可持续性他也感到担心。他说：“巴西的消费观念造成中产阶层通常债务沉重，这样危机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当他们面临困难时就不得不减少支出，同时这一阶层的人对生活有紧迫感，他们非常害怕变成贫困人群。
如今，随着西方中产阶层深陷债务与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都将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费尔南德斯则认为，新兴中产阶层面临的挑战是人们的期望和社会体系能为他们所提供条件之间的矛盾。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俄高等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吉哈诺娃则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新兴国家应努力改变“资源和原料供应国”角色，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型经济。不过，由于经济危机影响、国际行业竞争加剧和国内实际情况的限制，发展创新型经济并非易事。
吉哈诺娃表示，很多发展中国家同样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模式尚未定型，她建议，在人才政策上，应对中产阶层倾斜，鼓励使用该阶层人才，这是社会创新最有力的来源；在税收政策上，应加强立法，加大税收对缩小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在具体操作上，增加“吃财政饭”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收入，提高管理阶层的生活水平；最后，中产阶层的发展跟国家整体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应努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夯实中产阶层壮大的经济基础。
拯救“社会脊梁”
发达国家的执政者正日益达成这一共识，中产阶层是西方社会的“脊梁”，若这根“脊梁”被折断，西方市民社会将走向毁灭，复兴中产阶层的呼吁愈来愈响亮。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1月上任后第10天即成立中产阶层工作组，任命副总统拜登为主席。奥巴马认为，“美国经济实力可以通过中产阶层的实力来衡量”。拜登则说，“中产阶层强健等于美国强健”是他所领导的工作组的指导原则。
奥巴马政府意识到，尽管中产阶层是按多种综合标准划分的概念，但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收入来源仍是工资，因此保证就业成为奥巴马政府帮助中产阶层的核心任务，他特别重视通过加大对住房市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为中小企业减税等来创造就业。
而在英国，自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后，英国经济遭受重创，一些企业倒闭。在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金融服务业受损最大，许多白领失业，一夜间由有着稳定收入的中产阶层变成了贫民。为了帮助中产阶层度过这场危机，英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鼓励银行恢复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以维持最能“制造”中产阶层的中小企业的生存；拨款4000万英镑对公司高管、职业经理人和其他失业人员进行求职培训；动用1300万英镑资金向失业人员提供心理咨询。
此外，布朗首相曾表示，要利用国家的教育体系培养更多中产阶层，让多达75%的30岁以下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各大院校扩大了研究生招生规模，以使未来的中产阶层能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避免出现本科毕业就失业的状况。著名高等学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近两年的研究生招生扩大了近一倍，硕士和博士生的人数已经超过本科生。一些失业白领选择去高校充电，既积累了学业资本，又度过了目前的就业困难期。
在韩国，针对中产阶层持续萎缩现象，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制定了“扶持中产民生新政”方案，该政策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应对危机的能力，提高经济增长动力，以达到使平民阶层更加温暖、让中产阶层更加丰厚的目的。
意大利社会投资研究中心负责人罗马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给意大利中产阶层也造成了诸多影响，例如，对于商人和手工艺者而言，出口下降直接导致其收入下滑。但总体来看，意大利在金融危机阴影下至今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大利家庭债务压力相对较小。目前意大利只有12%的中产家庭需要为购买住宅而还贷。
罗马说，目前意大利政府为中产阶层所提供的最大保障就是“收入补贴基金”。这是政府专为失业人员提供的、最长可以领取一年的补助。罗马认为，从意大利的经验来看，发展壮大中产阶层，需要保证消费和储蓄平衡增长，也就是说，普通家庭进入中产阶层后，要拥有一定积蓄和财产，这是确保他们安居乐业的基础。
来源：2010年5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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