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4年第1期 朱安东 蔡万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与我国的应对方略研究”(项目编号:12&ZD091)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分析方法，也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重要视角。以此分析危机前后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为我们认识危机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危机前的阶级结构是:以金融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家阶级力量膨胀，劳工力量被削弱，中产阶级被挤压;危机后的阶级结构是:金融资本家未受实质打击，力量继续膨胀，中产阶级继续萎缩，民众在觉醒，劳工力量在壮大，但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挑战资本的力量。基于以上阶级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短期内不会走二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之路，大资本将进一步右转，但是超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运动将最终壮大。
[关键词]国际金融 经济危机 阶级分析 阶级结构 中产阶级
作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自2008年持续至今，仍未完全走出泥潭。那么，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能否得到解决?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将向何处去?本文试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危机前后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从而为我们认识危机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趋势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引言:阶级分析的重要性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来看，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导致劳工力量被打压、贫富差距拉大、经济金融化、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全球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加剧和激化了矛盾。此次危机造成的冲击、持续时间及影响范围如此之大，以致2012年达沃斯论坛的第一场活动主题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现场将近一半人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①曾鼓吹人类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弗朗西斯·福山面对陷入泥潭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得不承认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资本主义的基础构成了挑战。②关于此次危机是否预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束，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将发生何种变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趋势如何，理论界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不会灭亡，而是将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调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资本主义将被新的社会所取代。
在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中，理查德·珀默弗雷特(Richard Pomfret)认为，历次危机都可通过金融市场调整和严格的宏观经济政策得以缓解，这次也不例外，政策调整是资本主义制度进化的一个部分，而非资本主义的衰亡。③杰拉德·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和多米尼克·列维(Dominique Lévy)认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失败后，资本主义发展有三种可能的方向，但工人运动兴起的“中左”路线和极右的军国主义路线可能性较小，最具可能的是所谓“新大公司资本主义”，即美国金融资本家为获得既得利益不会采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改革措施，那些原来积极鼓吹新自由主义和“小政府”模式的人，现在摇身一变转而支持“公司资本主义”模式，即主要由大银行家和大资本家通过政府来管制和管理整个经济，以继续维持大资本的利益，他们称之为“中右”路线。④
在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中，大卫·科兹(David M. Kotz)认为，此次危机为左派在未来几年内组织起来并寻找资本主义的现实替代提供了机会。⑤乔万尼·阿瑞吉(Giovani Arrighi)认为，中国独立于美国和欧洲之外的发展道路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一种替代。⑥西米娜·德·拉·巴拉(Ximenadela Barra)认为，全球权力中心正在经历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内在的尤其是环境和人的发展等结构性矛盾正在促生联盟，导致为后资本主义的选择、多元化和与自然和谐发展而斗争的运动正在拉美兴起，他称之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⑦李民骐认为全球阶级斗争的发展程度与此次资本主义危机的前景高度相关，全球阶级斗争存在三种可能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得以成功调整，全球经济继续由为利润而生产和无止境的积累主导;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推翻;全球阶级斗争为一个新的全球体系作好准备，这个体系将建立在生产可持续性和为全人类的基本需要而生产的基础上。⑧
理论界对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分析已深入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危机的根源、发生机制、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大量富有成果的讨论，但从阶级分析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试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危机前后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为我们认识危机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分析方法。以是否通过拥有生产资料而占有他人的劳动作为阶级划分的科学依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得出的《资本论》三卷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产物，阶级的存在必然导致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⑨。
阶级分析也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重要视角。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工人阶级相对狭小的消费能力与生产不断扩大、财富日益向资本家阶级集中的基本矛盾，而规模庞大的消费信贷最终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没有阶级分析，就无法认识危机的原因，从而也无法给出解决危机的有效方法。西方国家政府根据主流经济学开出的药方推行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包括注资救市、减税、削减社会公共支出等，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导致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2011年持续数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2012年声势浩大的欧洲大罢工再一次表明，无视阶级分化及阶级矛盾，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就找不到答案，政府出台的经济社会政策不但可能是徒劳的，更可能是适得其反的。
二、20世纪70年代至危机爆发前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变化
二战结束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段较快的经济增长时期，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从而带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所谓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与各国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有关，因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同时也与自由资本主义声名狼藉以及参加战争打败法西斯的大众要求分享更多政治、经济权利有关。⑩
在“黄金时代”，西方国家政府政策制定的经济学指导思想是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目标之一，是保持失业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在黄金时代，这个目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达到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争取更高工资的期望和能力都得到了加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也比较快，一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导致了利润挤压，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现了利润榨取的危机。因此，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导致资本家不愿意投资，经济停滞。另一方面，由于工人争取更高工资的能力和期望上升，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上升，对单个资本家而言，要保证自己的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就得提高产品的价格。但如果每个资本家都这么做，物价水平就会上升。由于工人阶级谈判能力较强，物价上升又转化为工资的进一步上涨，从而形成一个工资物价交替上升的恶性循环。
在这个“滞涨”背景下，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上台、1980年里根在美国执政，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得到大规模实践。新自由主义维护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利益，采取各种方式在生产过程内外对工人进行剥削和再剥削。新自由主义打击了劳工力量，降低了工人实际工资，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消费不足，促进了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和金融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和此次危机的爆发。
(一)以金融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家阶级力量膨胀
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机器，西方国家政府政策的制定旨在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危机前就已十分明显。例如，美国政府往往以低价将开采权出售给大公司。美国为医疗保险受益者提供药品福利的法案中有一项条款规定，政府不得与制药商讨价还价，这不啻于送给制药商一份厚礼——据估计十年间价值5000亿美元。11此外，美国热衷于推行以战争为手段的外交政策，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导向，但战争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担者之间由于利益问题产生了矛盾。例如，美国以国家名义对外发动伊拉克战争，动用纳税人的钱向军火商购买武器，战争结束后，石油巨头等垄断资本集团开采石油资源获得巨额利润，战争的成本则全部由国内普通民众承担。
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化技术迅猛发展，赋予了资本以高度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为资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技术基础和物质条件;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取消和缩减了国家和社会对资本逐利活动的各种限制，为资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政策保障。因此，金融部门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可以依靠吸收更多资本投入形成金融泡沫而获利，金融部门受到这些逐利资本的青睐。因为只有在金融资本这一形态上，资本才完全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其最大限度追求增值的本性。在资本形态变化的同时，资本家阶级内部也产生分化，出现一个“掠食者阶级”12即金融资本家阶级，他们凭借对金融资本的掌握而占据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动权和对利润分配的优先权，相对产业资本家阶级占据更大优势。
这一时期，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结构变化，全球范围内国家间的阶级分化也日益严重，全球最富的8%的人群占据全球50%的收入，其中最富有的1%占据15%。13经济全球化浪潮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阶级由于共同的利益而结成全球资本家阶级，然而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劳动力的全球流动，资强劳弱格局得到巩固。
(二)中产阶级被挤压
“中产阶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对阶级概念作的经典表述中已指出，不应根据收入高低来判断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阶级划分的科学依据应是是否掌握生产资料并以此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所谓“中产阶级”的产生并没有推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论述。以职业经理人为例，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他们的工资中包含剥削性收入即剩余价值。此外，应把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等优势，从外围国家源源不断地获取剩余价值，从而为在本国国内使部分工人分享剩余价值提供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形象地用“工人贵族”来描述这部分工人，即现代社会中的所谓“中产阶级”。列宁指出，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范围内领土已基本被瓜分完毕，资产阶级用从国内外剥削而来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培养出一个工人贵族阶层。列宁指出:“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14因此，本文并不赞同“中产阶级”这一提法，但为简单起见，本文暂借用这一表述，用来指称工人阶级中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阶层。现代西方国家社会中，“中产阶级”一词被频频提及。中产阶级界定标准一般认为有两条:一是那些从事律师、教师、医生等通过提供知识来获取收入的人群;二是年收入在某一区间范围内，例如一般认为人均年收入在4—25万美元间的人即为中产阶级。
此次危机前，金融资本家阶级利用消费信贷等手段，在消费过程中进一步将收入向资本家阶级转移，通过掠夺性借贷和滥发信用卡使部分工人群体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牺牲品，工人实际工资中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停顿甚至下降，导致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此外，危机前资本市场的泡沫也通过“财富效应”鼓励了居民的借贷行为。随着房价和股票价格的上涨，人们感到自己的财富增加，因而更敢于借贷消费。其后果是美国家庭部门的欠债越来越多，超过了美国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的130%。仅仅在2004年至2006年之间，美国家庭部门就以他们的房产做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8400亿美元。一旦房价下降，这些借贷买房的中产阶级就很可能出现资不抵债，成为无家可归者。
(三)劳工力量被削弱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为保证资本利润率，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工人力量的措施(如直接打击工会、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导致工会成员率下降、失业率攀升、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出现加剧并扩大的趋势，从而使得阶级矛盾尖锐化。
工人的组织遭到打击并被削弱的表现是，工会成员率下降。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绝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工会成员率下降的现象。美国工会成员率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急剧攀升，从10%左右升至近35%，但战后随着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工会力量遭到削弱，1975年工会成员率降至25.3%，经过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更严重的打击，到2010年下降至11.4%。其中，私人部门的工会成员率更低，到2010年尚不足7%。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工会成员率的平均水平从1978年的34%下降到了2008年的17.9%。15
在工会力量被削弱的同时，为使劳动力市场保持竞争从而压低工人工资，许多国家的政府以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经济为由，有意识地提高失业率。美国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失业率与之前一个时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攀升，本轮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其失业率一度超过10%。欧洲更是如此，失业率长期处于高位。
由于失业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再加上工会力量的衰落，各国工人斗争的能力和意愿急剧减弱，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出现了下降趋势。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美国工人的小时实际工资仍未恢复到1973年的水平。在西方其他国家，工人实际工资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要么基本停止了上涨，要么出现了下降。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就更加悲惨。
总之，危机爆发前，在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资本家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政策作用下，金融资本家阶级膨胀、“中产阶级”受挤压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断恶化，财富进一步向资本家阶级集中，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工人阶级地位远低于二战后的“黄金时期”。克鲁格曼把这概括为“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把美国带回到大危机前由少数富豪统治的时代。16
三、危机爆发至今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变化
危机后西方国家并没有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错误，也没有采取措施调整这种政策所导致的不合理的阶级结构，相反，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措施反而继续加剧了这种不合理。
(一)金融资本家未受实质打击，右翼势力膨胀
危机刚爆发时，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挽救了以大型金融企业为主的一大批公司，其实质是利用公共财政资金挽救了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即导致本轮危机的肇事者。这些措施确实在短期内避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并在很多国家阻止了经济的下滑，但同时却把西方主要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从一个高位推高到了一个无法持续的水平，从而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虽然西方国家政府的危机应对措施可谓“捉襟见肘”、按下葫芦浮起瓢，但对资本家阶级以及他们的大公司而言却是重大利好。为刺激经济增长，各国实行减税计划，受益最多的则是富人。以美国为例，不仅最高边际税率从卡特时期的70%降到小布什时期的35%，对资本收益的税率也大为降低。资本收益税率到2007年又从35%下降到15%，因为占人口90%的底层民众只得到不足10%的资本收益，对他们而言几乎没有影响，但对美国最富的400人而言，资本收益税率降低使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在2007年增长4500万美元、2008年增长3000万美元。17
2010年第三季度，全美企业获得1.66万亿美元的利润，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自从实行“救市”计划之后，美国的有钱人卷土重来，收入集中程度更上一层楼，95%的收入流向了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而超过60%的收入都流向了在总人口中占比0.1%、年收入190万美元以上的人。18可以说，此次危机中金融资本家并未遭受实质性打击，相反，他们借助政府的救市措施以及包括减税计划在内的财政货币政策度过危机并进一步壮大。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言:“过去20年一直存在阶级斗争，只不过我所处的阶级胜利了。”19就在各种经济社会危机需要统治阶级作出让步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许多西方国家统治阶级不愿意让步，以至于纷纷出现党派之争、政治僵局。例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为了维护各自背后不同统治集团的利益，互不让步，导致2014财政年度预算未通过，以至于2013年10月1日起美国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关闭，时间长达16天。在经济低迷背景下，右翼势力抬头，如美国主张采取保守经济政策的茶党举行多次抗议活动，主张政府要减小规模、缩减开支、降低税收、弱化监管。在长期深陷经济停滞泥潭的日本，极右势力不断膨胀，为转移国内危机其军费开支也持续攀升，2013年9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甚至公开宣称自己为“右翼军国主义者”。20
(二)中产阶级继续萎缩
尽管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的绝对水平远远高于马克思的时代，工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但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为工人工资的提高是与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价值本身的提高相适应的。而工人“相对贫困化”的实质在于工人的收入只能等于劳动力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即使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他们依然没有摆脱“贫困”。
美国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但是近年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被掏空了，相对于社会底层那些需要较少技能的工作以及社会上层那些需要更强技能的工作，那些曾属于中产阶级的“好工作”似乎正在逐渐消失。这种现象被称为劳动力的“两极分化”。瑡随着这类“好工作”的消失，这类工作的工资也随之下降，资本家阶级与中产阶级间的工资差距也随之拉大。劳动力的两极分化意味着，一方面更多的钱流向了资本家阶级，另一方面原本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滑落到了底层。
危机的发生使资本家阶级利润渠道减少，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原本分享给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利润便被削减，中产阶级普遍陷入困境:失去工作、工资降低、住房价值暴跌、社会保障缺失等。危机中中产阶级的地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一次未能支付的抵押贷款很可能升级为房屋的丧失;无家可归又很可能升级为失业以及家庭的最终破裂。目前，约有200万户居民因无法还贷而被收回房屋;23%的美国家庭背负的抵押贷款金额高于其房产的价值;大约有5000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一个人生病导致全家生活水平滑落到底层的事时有发生。
(三)民众在觉醒，劳工力量在壮大，但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挑战资本的力量
面对大量注资救市后出现的债务危机，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货币宽松”为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给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并未给实体经济带来所期望的影响。如果说宽松货币政策是“扬汤止沸”的话，当前情况下紧缩的财政政策则相当于“饮鸩止渴”。由于西方国家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归因于政府福利支出太高导致的财政赤字，因而对策是降低政府支出，而财政支出的削减主要针对的是福利支出部分。这必然导致中低收入阶层本来就很困难的生活境况更加恶化。如果把危机爆发时政府用公共财政“救市”和之后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结合起来看，可以认为这是又一轮的“劫贫济富”。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的贫富分化，使贫困人口增加，22导致消费更加不振，危机进一步深化。各国的失业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根据欧盟统计办公室(Eurostat)网站提供的数据，整个欧盟在2013年1月的失业率达到11.3%的历史高位，比2011年底上升了1.3个百分点，欧元区17个国家的平均失业率达到了12.5%，比一年前上升了1.8个百分点。其中情况最差的是西班牙，全社会失业率在2013年1月达到了26.6%，青年(25岁以下)失业率更是高达55.5%。23
实际上，在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采取的诸多政策中，没有任何一项是针对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在危机后出台的财政政策四大法案中，仅有雇用激励以恢复就业法案涉及刺激就业的内容，而且也基本上是利用政府补贴的手段。尽管财政政策部分试图直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但是这些政策基本上是试图通过降低税收来增加需求，但是由于这种减税政策的乘数作用较之于投资要小很多，而且这种增加企业和个人收入以增加需求的方法在过度负债的美国经济中很难奏效，新增的收入往往被用于缓解负债压力而不是增加新的消费和投资。
随着生活境况的恶化，阶级矛盾也更加激化，各种抗议、游行、示威以及罢工的事件层出不穷，金融和经济危机逐渐发展为社会和政治危机。2011年席卷欧美的“占领华尔街”、“占领伦敦”等运动打出的“银行被拯救了，我们却被出卖了”、“向华尔街而非穷人征税”等口号和标语，更是道出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心声;2012年11月14日欧洲23国的工会组织成员走上街头，以大罢工方式抗议政府紧缩政策，此次罢工人数达到数百万人规模，成为欧洲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24但是，由于没有从20世纪末社会主义的巨大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没有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实际道路，所有这些运动并没有形成像20世纪上半期那样的动摇资本主义秩序的力量，因此资强劳弱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四、从阶级力量对比角度看危机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趋势
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前，西方国家自诩本国的社会呈现“橄榄型”结构，极富阶层和赤贫阶层少，中产阶级却相当庞大。他们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高品质民主的前提条件。然而危机前后西方国家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使“橄榄型”社会向“沙漏型”社会转变，资本家阶级不断膨胀，中产阶级被挤压滑落到底层的工人阶级，阶级结构的两极都在不断壮大。这种“沙漏型”的阶级结构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1.短期内不会走二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之路
除了单独发生在货币信用领域的特种货币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广大工人阶级购买力的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危机的结果往往会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激化。因此，每次在危机解决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都会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对劳资关系等进行调整，如与工会组织进行劳资谈判、适度提高工人工资、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北欧瑞典、挪威等国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就是私有制加二次分配调整，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仍然坚持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二次分配中政府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过高收入，并通过横向上覆盖社会各阶层、纵向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缩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形成表面上看似较为和谐的劳资关系和“两头小、中间大”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许多西方民众和学者怀念二战后资本主义增长的“黄金时期”，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回到二战后的社会政策环境中去。
在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美国和欧洲等国也曾试图采用改良主义以限制高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社会消费水平，从而摆脱危机。如美国政府在向华尔街提供巨额救市资金的同时，奥巴马公开抨击华尔街金融高管的贪婪和不负责任，并表示要限制华尔街金融高管的年薪;敦促国会通过薪资税及失业救济金延期法案，同时密集推销其医疗保险改革，宣称要提高美国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等等。但是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只是资本家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经济稳定及其统治的工具，这些措施可能暂时缓解问题，但基本矛盾仍未得到解决，而且这种缓解还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经济发展很好，这一点利润转移不危及资本家的总体利益。一旦危机爆发，利润率下降，又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阶级在没有充足的利润分出的条件下，必定抛弃这一制度。
在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美国除了实行很有限的带有社会民主主义措施的政策外，还实行了很多有利于大资本的政策，但是结果很不如人意:一方面，经济持续低迷，就业水平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不断注资减税，结果造成主权债务危机。于是，以茶党为代表的美国右翼力量就把矛头指向本来就很微少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敦促政府减少政府赤字、削减政府债务规模、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支出，这一措施下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在欧洲，大致相似的原因也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欧洲的右翼也将矛头指向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认为过高的福利水平导致欧洲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不断有削减福利开支的呼声响起。面对右翼的进攻，在欧美当前资强劳弱的大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在危机后短暂的迟疑后又一次走上“劫贫济富”道路，从而为不久以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一次更大规模地爆发埋下伏笔。可见，短期内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会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
2.大资本正进一步右转
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右翼分子不仅没有反思危机的根源，恰恰相反，他们主张一种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措施的奇怪组合:削减赤字和减税。他们认为，削减赤字能恢复人们对国家和经济的信心，减税能提高经济效率并把钱放到那些善于花钱的人手中。25如果按照这些右翼分子所说，既要削减赤字又要减少税收，那就意味着必须大幅削减政府支出、缩减政府规模，事实表明这果然被列入欧美国家政府的议程。
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在国内事务上，右翼分子不仅要求缩减政府规模，还要求去监管化、削减社会公共支出、减税;对外，右翼分子则推行单边主义，渲染他国威胁论和恐怖主义威胁，借此推销战争，以战争带动国内军火工业并转移国内矛盾的焦点。这两条政策都是大资本主导的，代表了大资本的利益。
冷战时期，美国以“苏联威胁论”为由，动用大笔财政支出用于装备军事力量。冷战结束后，对于美国而言，过去的敌对国或敌对集团已经不能对其构成军事威胁，但美国仍热衷于增加军费支出、装备军事力量、在全球各地建立军事基地。
“9·11”事件后，美国推行先发制人战略，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还频频打着“人权”等幌子武装干涉他国内政，导致利比亚乱局和所谓“阿拉伯之春”。这表明，美国国内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抬头，这不仅与美国企图在全球加强和巩固其军事霸权地位有关，也是其国内军工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使然;尤其是在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新兴经济体却表现优秀，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动，因此美国必然依靠武力强行维持自己的经济霸权地位。可以说，美国已走上了“军事凯恩斯主义”之路。
美国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必然会形成战争冲动。战争对美国经济增长有刺激作用，战争增加了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扩大了对军工产品的需求，促进军事工业的生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军费开支对美国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远大于20世纪90年代且持续上升，攻打阿富汗的2001年其贡献率为0.14个百分点，2002年为0.28，发动伊拉克战争的2003年剧增至0.36个百分点，2005和2006年曾一度下跌至0.07，但危机爆发后的2008、2009和2010年这一数据分别又上升为0.36、0.27和0.22。26
危机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力量相对二战后时期更为膨胀，掌握了国家绝大部分财富，并且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均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危机后，资本家阶级攫取剩余价值的活动更加变本加厉，动用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挽救了自己并进一步打击工人力量、挤压中产阶级。然而这却是一种短视行为，长远来看是行不通的。此次危机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之间贫富差距过大，危机后资本家阶级的做法及右翼分子的主张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其后果必将导致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出现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局面。
五、超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趋势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当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所有生产力全部释放出来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7。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规律下，从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的衰落与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成为历史的大趋势。
从横向比较来看，在解决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带来的各种矛盾方面，社会主义已经并将更进一步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性。十月革命和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盛，使许多国家纷纷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收入两极分化、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和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之后，委内瑞拉实行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实行社群社会主义，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为改观;此次危机爆发后，“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欧洲23国工人大罢工中，游行的人群也纷纷打出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要求。
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8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绝不会自动灭亡。资本家阶级为了维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和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必定会动用国家暴力工具对工人阶级运动进行无情的打压。因此，这需要劳动人民的斗争和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
从危机前后工人阶级的力量变化来看，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也导致工人“去技能化”，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进一步加深，劳动力受剥削程度加深，相对贫困化趋势更加明显。危机后中产阶级被挤压滑落为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橄榄型”社会向“沙漏型”社会的转变，意味着阶级结构的两极都在不断壮大和阶级矛盾的不断尖锐化，只要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由自在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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