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让它烧
——劫掠亚洲与“第二道柏林围墙倒塌”
金钱流向机会所在之处．而现在亚洲似乎很便宜。
——史密斯(Gerard Smith)，纽约瑞士银行(UBS)证券
金融机构银行家，评论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好日子订不出好政策。
——席亚(Mohammad Sea)，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将军的经济顾问
他们似乎喜欢简单的问题。你的薪水能买到什么?够吃和住吗?还有没有剩钱寄回给父母?往返工厂的交通费呢?但不管我怎么问，我得到的答复总是“看情形”，或“我不知道”。
“几个月前，”一位在马尼拉附近为嘉普(Gap)缝衣服的17岁工人解释，“我以前都有足够的钱每月寄一点回家，但现在我赚的几乎不够自己买吃的。”
“他们降低你的工资?”我问。
“不是，我想应该没有。”她有点困惑地说，“只是买的东西好像变少了，物价一直上涨。”
当时是1997年夏季，我正在亚洲研究该地区蓬勃发展的出口工厂工作情况。我发现工人面对一个比逾时工作或工头虐待更严重的问题：他们的国家正快速陷入很快将浮现的全面衰退。在印度尼西亚，危机甚至更严重，动荡的气氛格外凶险。印度尼西亚货币夜以继日贬值，工人的钱前一天还能买鱼和米，第二天却只够买米。在食堂和出租车里的聊天，每个人似乎对该怪罪谁都有同样的说辞，他们告诉我： “华人。”好像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商人阶级华人直接从物价上涨当中获利，所以他们成为怒气直指的对象。这正是凯恩斯警告经济混乱的意思——你永远理不清愤怒、种族偏见和革命的结合会释放出什么。
东南亚国家特别容易陷于阴谋论和种族代罪羔羊的纠缠，因为从表面看，金融危机找不到合理的原因。电视和报纸对这个地区的分析，总是好像它得了某种神秘但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亚洲流感”(Asian Flu)，市场崩溃立即被贴上这个标签，等它散播到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时，又被升级为“亚洲传染病”(Asian C011tagion)。
在出问题之前几周，这些国家还被高举为经济健康与活力的标杆——所谓的亚洲小龙，全球化最耀眼的成功故事。不久前，股票经纪人还告诉他们的客户，把储蓄投资在亚洲“新兴市场”共同基金是最安全稳赚的策略；转眼问，他们成群撤出市场，外汇交易商大举“攻击”那些货币——泰铢、马元、印度尼西亚盾——制造出《经济学人》所称的“通常只与大规模战争有关的大规模储蓄毁灭”。然而，在亚洲小龙经济体内，可见的情势并未改变——大体来说，它们仍由相同的裙带精英掌管；它们没有遭遇重大天灾或战争的打击；它们没有庞大的赤字——部分国家完全没有赤字。许多大财团有沉重的债务，但它们仍生产从运动鞋到汽车的种种产品，且销售和往常一样强劲。那么，为什么在1996年投资人觉得很可以把1000亿美元投资在韩国，而到第二年该国却出现负投资200亿美元——足足相差1200亿美元?这种不变的货币情势该如何解释?
结果证明这些国家是纯粹恐慌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则是全球化市场凶险难料的速度与波动。从一则谣传开始——泰国没有足够的美元作货币后盾——引发一场电子兽群的大奔逃。银行收回它们的放款，而原本快速成长的房地产市场很快就泡沫爆破。兴建到一半的商场、摩天大楼和度假中心停工；静止的营建吊车高耸在曼谷拥挤的天际线。在以往较缓慢的资本主义时代，危机可能就此停止，但由于共同基金的销售经纪人把亚洲小龙当作一套投资来促销，因此当一只小龙倒下时，其余便跟着全倒：继泰国：之后，恐慌迅速蔓延，资金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流出，甚至波及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也是全球化天空下的灿烂明星韩国。
亚洲政府被迫倾尽央行的储备以支持自己的货币，把最初的恐慌变成现实；现在这些国家真的快破产了。市场的反应是更深的恐慌，在一年间，亚洲股票市场有6000亿美元蒸发——这是花了数十年累积的庞大财富。
危机会激发铤而走险的行为。在印度尼西亚，贫困的民众涌进都市的商店，劫掠他们能带走的东西。在一个特别恐怖的例子当中，一家雅加达的购物商场在遭到劫掠时失火，数百人被活活烧死。
在韩国，电视台展开大规模宣传，呼吁民众捐献黄金珠宝，以便融化后用于清偿国家债务。短短几个月内，300万人捐出他们的项链、耳环、运动奖牌和奖杯。至少有～位妇女捐出她的结婚戒指，一位枢机主教则捐出黄金十字架。电视播放庸俗的“捐出你的黄金”游戏秀，但虽然收集了足够压低世界金价的200吨黄金，韩国的货币仍继续暴跌。
就像大萧条时发生过的情况，这场危机导致家庭眼看毕生积蓄消失，成千上万小企业关门，进而引发一波自杀潮。韩国的自杀率在1998年攀升50％，年龄分布最高的是60岁以上，因为老年的父母想为痛苦挣扎的子女减轻经济负担。韩国媒体也报道家人集体自杀比率惊悚地增加，一些债务缠身的父亲带着家人一起上吊。当局指出，由于“只有家长死亡被列为自杀，其余则列为他杀，所以实际自杀人数远高于公布的统计数字”。
亚洲危机的起因是典型的恐慌循环，而唯一可以遏阻它的做法，就是在1994~所谓龙舌兰危机中挽救墨西哥货币的措施：美国财政部迅速而果断地向市场证明，绝不会让墨西哥倒债。但美国并未对亚洲及时采取这种措施。事实上，危机一爆发后，重量级的金融机构放出一连串出乎意料、口径一致信息：别帮助亚洲。
当时已85岁上下的弗里德曼，罕见地出现在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告诉新闻主播陶布斯(Lou Dobbs)他反对任何种类的纾困，而应该让市场自行回到正轨。“教授，我无法形容在这场睿智的讨论中获得你的支持是多么有意义。”仰慕大师到有点难看的陶布斯说。这种让它们沉沦的立场获得弗里德曼的老友、前花旗银行最高主管里斯顿(Walter Wriston)以及舒尔兹(George Shultz)的呼应；舒尔兹后来与弗里德曼在右派的胡佛研究所共事，也担任证券经纪商嘉信理财董事。
这种看法也获得华尔街最大投资公司摩根斯丹利(Morgan Stanley)公开支持。该公司当红的新兴市场策略师裴洛斯基(Jay Pelosky)在洛杉矶由米尔肯学会(Milken Institute)主办的会议上说，IMF和美国财政部绝不可救援这场规模和1930年代一样大的危机。“我们现在在亚洲需要的是更多坏消息。坏消息是继续刺激调整过程所不可或缺的。”裴洛斯基说。
克林顿政府照着华尔街的剧本演出。当1997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在温哥华举行时，危机爆发已四个月，克林顿轻描淡写地把这场经济灾难说成“路上的一点颠踬”，因而激怒亚洲领袖。信息非常清楚：美国财政部不急着遏阻灾难。至于为了避免这类崩溃而创设的世界机构IMF，也采取自俄罗斯以来就变成注册商标的无为策略。IMF最后确实作出反应——但并非单纯的金融危机所需要的快速、紧急稳定贷款。相反的，它条列出一长串要求，内容在透露出芝加哥学派深信不疑的思维：亚洲的灾难反而是潜在的机会。
在90年代初期，每当自由贸易的倡议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来引起讨论时，他们一定指向亚洲小龙。它们是以弹跳飞跃速度成长的奇迹经济体，而假设的原因就是它们对不设防的全球化大开边界。这是一则很好用的故事——亚洲小龙确实飞速成长——但说它们快速成长是基于自由贸易则纯属虚构。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仍然采取高度保护主义政策，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和收购国营公司。它们也让国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门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亚洲小龙在培养自己的国内市场时，也阻止许多日本、欧洲和北美的产品进口。它们无疑是成功的经济故事，但证明的是混合的管理式经济体可以成长更快速和更公平，远胜过那些遵行西部蛮荒式华盛顿共识的国家。
这种情况让西方和日本的投资银行与跨国公司大感不悦；看着亚洲消费性市场爆炸性的发展，可想而知它们渴望长驱直入这个地区贩卖产品。它们也想拥有买下亚洲小龙好公司的权利——特别是韩国令人称羡的财团如大宇、现代、三星和乐金(LG)。90年代中期，在IMF和新创的世界贸易组织施压下，亚洲政府同意区别对待不同的分歧：它们将继续坚持保：保护国营公司免于外国持有的法律，同时拒绝把主要国营公司私有化的压力，但它们将撤除金融产业的障碍，容许大量纸上投资和外汇交易涌进。
1997年涌入亚洲的热钱突然出现流向大逆转，正是这类在西方压力下合法化的投机性投资所造成。当然，华尔街的看法不是这样。红牌投资分析师立即看出，这场危机是大好机会，可以彻底铲除亚洲剩下的保护障碍。摩根斯丹利策略师裴洛斯基对这个逻辑特别直言不讳：如果任由危机恶化，所有外国货币就会从该地区流光，而亚洲公司若不是倒闭，就是得被迫把自己卖给西方公司——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会让摩根斯丹利获益。“我希望看到企业倒闭和出售资产……出售资产非常难得；通常业主不想卖，除非他们别无选择。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坏消息，才能持续压迫这些企业变卖它们的公司。”
有些人以更冠冕堂皇的角度看亚洲的崩溃。皮涅拉是皮诺切特捧为明星的部长，现在为华盛顿特区的卡托研究所工作，他喜形于色地评论这场危机，宣称“最终审判日已经来临”。在皮涅拉眼中，这场危机是他与他的芝加哥男孩同僚70年代在智利发动的战争的最新章节。他说，亚洲小龙陨落代表的正是“第二道柏林墙倒塌”，也代表“自由市场民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主权间有‘第三条路’的思想崩解”。
皮涅拉的想法不是非主流观点。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格林斯潘也公开支持这种看法，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经济决策者。格林斯潘形容这场危机是“极戏剧化的事件，其发展将趋近我国的市场制度”。他也评论说：“当前的危机很可能加速许多亚洲国家残存体制的崩解，即政府指导的投资仍占一大部分的经济体制。”换句话说，亚洲管理式经济的毁灭，实际上是创造一个新美国式经济的过程——借用一个几年后被用在更暴乱背景下的词：新亚洲诞生前的阵痛。
有人说IMF领导人康德苏可能是全世界第二有权势的经济决策者，他也表达类似的观点。在一次难得的访问中，他说这场危机是亚洲蜕去旧皮、重新诞生的机会。“经济模式不会永远不变，”他说，“有时候它们很管用，而久而久之……它们会变得过时而必须扬弃。”这场由谣传引发、并由虚构变成事实的危机，显然就是该扬弃的时机。
为了掌握稍纵即逝的机会，IMF在一连数月坐视危机恶化后，终于开始与病弱气虚的亚洲政府展开谈判。这段期间唯一拒绝IMF的国家是马来西亚，这要归功于该国相对较少的债务。经常惹来争议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说，他认为不应该“摧毁经济以便让它变得更好”，这些话在当时已足够让他被打为疯狂的激进派了。其他遭危机重创的亚洲经济体因为迫切需要外国货币，无法拒绝IMF提供上百亿美元的可能性：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都坐上谈判桌。“你无法强迫一个国家要求帮忙，它必须自己开口。但在缺钱的时候，它已经走投无路。”IMF的谈判代表费歇尔(Stanley Fischer)说。
费歇尔是最大力主张在俄罗斯采用休克治疗的人之一，虽然在那里造成庞大的人力损失，他对亚洲的态度仍同样坚强不屈。有几个国家的政府建议，由于危机源自放宽资金大量进出的管制，而且没有减缓资金流速的机制，也许应该恢复若干障碍——可怕的“资本控制”。中国一向维持这种控制(在这方面未采纳弗里德曼的建议)，因此是亚洲唯一未遭危机蹂躏的国家。马来西亚决定恢复控制，而且似乎很有效。
费歇尔与IMF团队的其他人立即驳斥这个构想。IMF表现出对危机的起因毫无兴趣，而完全专注在如何利用危机带来的机会。经济崩溃迫使许多原本强硬的国家摇尾乞怜；对掌管IMF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来说，错失这个机会之窗无异于玩忽职守。
IMF关心的是，国库空虚的亚洲小龙已被打碎，现在是重造它们的最佳时机。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就是政治学家贝洛(Walden Bello)所说的，铲除这些国家所有的“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以及当初造就‘亚洲奇迹’不可或缺的国家干预”。IMF也要求政府大幅削减预算，导致一些自杀率已经激升的国家大量裁撤公务员。费歇尔承认IMF获致的结论是，在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危机与政府浪费无关。尽管如此，他利用危机赋予的权力，强行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痛苦的节约措施。就像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写的，IMF的行为“有如心脏外科医生在动手术半途，决定顺便也为肺脏和肾脏开刀”。
在IMF拔除亚洲小龙的旧习惯和做法后，它们已准备好芝加哥式的重生：基本服务私有化、独立的中央银行、“弹性”的劳动力、低社会支出，当然还有完全的自由贸易。根据新协议，泰国将开放外国人拥有当地银行的大量股份，印度尼西亚将削减粮食补贴，韩国将取消保护工人免于大批裁员的法律。IMF甚至在韩国设定严格的裁员目标：为了取得贷款，该国的银行业必须裁撤500%的员工(后来降至：30%)。这种要求对许多西方跨国公司很重要，因为它们要确定未来能大幅度缩编想并购的亚洲公司。皮涅拉的“柏林围墙”倒塌了。
这类措施在危机爆发之前一年是无法想象的，因为韩国工会的强悍正达到颠峰。它们曾以一连串韩国史上最激进的罢工，顽抗将降低就业安全的新劳动法案。但拜危机所赐，游戏规则已经改变。经济瓦解的情势如此险恶，于是工会同意(正如从玻利维亚到俄罗斯的类似危机一样)政府暂时的独裁统治；这段期间没有持续太久——久到刚好够开始实施IMF的计划。
例如，泰国的休克治疗方案是在国会强行通过，未经由正常的辩论程序，而且采取四项紧急命令的形式。泰国副总理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坦承：“我们已丧失自主权，丧失我们决定自己总体经济政策的能力。” (素帕猜因为这种合作态度后来被任命为WTO主席。)在韩国，IMF颠覆民主还更明显。IMF在韩国谈判结束时正好碰上总统大选，有两位候选人以反IMF的政见竞选。IMF采取非比寻常的干预主权国家政治程序的动作，要求所有四个主要候选人必须承诺当选后会坚守刚谈妥的协议，否则将拒拨贷款。韩国实际上是待赎的人质，IMF因而可以予取予求：每个候选人都以书面保证支持IMF的方案。芝加哥学派保护经济事务不受民主干扰的核心使命，从未表现得如此明白：IMF告诉韩国人，你们可以投票，但你们的选票影响不到对经济的管理和组织。 (协议签订那天很快被称为韩国的“国耻日”。)
在另一个受创严重的国家，连这种限制民主的动作也用不着。印度尼西亚是区域中最先对外国投资敞开大门的国家，当时仍在掌权30多年的苏哈托控制下。不过，年事已高的苏哈托对西方已不再那么顺服(独裁者经常如此)。经过数十年变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和矿藏给外国公司后，他对图利外人渐感厌倦，开始转而照顾自己、子女和他的高尔夫球友的利益，时间已长达十年之久。例如，苏哈托给他儿子汤米(Tommy)拥有的汽车公司大量补贴，让福特和丰田公司大感惊慌，认为必须跟这家分析师戏称为“汤米的玩具”的本土车厂竞争实在毫无道理。
一连几个月，苏哈托尝试抗拒IMF，自行公布一项未包含IMF要求的大幅削减支出的预算案。IMF对此是加倍还击。IMF规定代表不准在谈判期间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因为任何谈判进展的迹象都会严重影响市场。但这未能阻止某位匿名的“资深IMF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市场正在揣测印度尼西亚领导高层对这个计划有多认真，尤其是对重大的改革措施。”这篇报道接着又预测，IMF将扣住数百亿美元的承诺贷款来惩罚印度尼西亚。报道刊出后，印度尼西亚货币立即直线坠落，在一天内贬值25%。
受到重大打击的苏哈托被迫屈服。“有人可以帮我找了解当前情势的经济学家吗?”媒体报道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如此哀求。苏哈托果真找到一位经济学家；事实上，他找了许多位。在保证最后阶段的IMF谈判会顺利进行后，苏哈托把掌权早期曾经重用、但年老时逐渐疏远的柏克莱帮重新找回来。经过这么多年政海浮沉，柏克莱帮重掌大权，由已经70岁、在印度尼西亚人称“柏克莱帮校长”的尼蒂萨斯卓(Widjojo Nitisastro)领导。“在情势大好时，尼蒂萨斯卓和那些经济学家被打入冷宫，苏哈托只听从亲信的话。”苏哈托昔日的部长萨德利说(Mohammad Sadli)解释说：“这群技术官僚在危机期间发挥了最大作用，苏哈托暂时对他们言听计从，并命令其他部长闭嘴。”但尼蒂萨斯卓团队的一位成员说，和IMF谈判需要的绝不只是讲道理的学者，“不像思想论辩，对方不会施加压力”。可想而知，IMF得到几乎所有想得到的——总共140项“调整计划”。
IMF火上添油
对IMF来说，这场危机进行得一帆风顺。在不到一年间，它谈判成功的经济大改造国家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菲律宾。最后它已准备要面对这种改造戏码的考验时刻：宣布，也就是终于要对饱受震撼的大众公开这个锱铢必较、字字斟酌的主题了——就这个例子来说，重点是全球股市和外汇市场。如果一切顺利，当IMF拉开最新创作的布幕时，前一年逃离亚洲的热钱将急着回流，抢进亚洲小龙现在又魅力难挡的股票、债券和货币。但情势的发展却非如此；市场反而开始恐慌，原因是：如果IMF认为小龙已无可救药，必须从最根本重新改造，那么亚洲的情况显然比所有人以前担心的还严重。
因此钱非但没有回流，交易商对IMF重大宣布的反应是立即撤出更多钱，以及进一步攻击亚洲货币。韩国每天流失十亿美元，债信被降到垃圾债券等级。IMF的“帮忙”已把危机变成灾难。或者，照当时已经向国际金融机构公开宣战的萨克斯说的：“IMF不但没有灭火，反而在火上添油。”
IMF的机会主义在亚洲造成的人力损失，与在俄罗斯不相上下。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在这段期间丢掉工作的人数高达惊人的2400万人，其中印度尼西亚的失业率从4％飙升到12％。在“改革”的高峰，泰国每天损失2000个工作——一个月6万个。在韩国，每个月遭解雇的员工有30万人——主要因为IMF毫无必要地要求削减政府预算和提高利率。到1999年，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失业率在两年内都上升近三倍。就像7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亚洲这些国家消失的就是当初为此区造就“奇迹”的事物：为数众多且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在1996年，63．7％的韩国人被归类为中产阶级；到1999年，比率已剧降到38．4％。据世界银行统计，在这段会被华尔士称作“计划性悲剧”期间，有2000万人沦为贫民。
每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有一则痛苦牺牲与拙劣决策的故事。和绝大多数例子一样，女性和儿童是危机最大的受害者。许多菲律宾和韩国的农村家庭贩卖女儿给人口贩子，带她们到澳洲、欧洲和北美从事性交易。在泰国，政府卫生官员报告，雏妓在短短一年内增加20％——这是实施IMF改革后的一年。菲律宾也发现相同的趋势。“景气好时富人受益，危机时却是我们这些穷人付出代价。”泰国东北部一位小区领导人说，她在丈夫失去工厂的工作后，被迫送女儿去做捡破烂的工作。“甚至我们有限的求学和医疗机会，现在也逐渐消失。”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1999年3月访问泰国时，觉得应该斥责泰国人从事娼妓工作和走上“毒品的死路”。奥尔布赖特以充满道德勇气的语调说：“女孩不应被剥削和虐待，并暴露在艾滋病风险下。反抗是极其重要的事。”她显然觉得这么多泰国女孩被迫跳入火坑，跟她在同一趟访问中表达“强烈支持”的节约政策没有任何关连。这与弗里德曼当年表达对皮诺切特违反人权的不满，同时又赞扬他们大胆拥抱经济休克治疗如出一辙。
在废墟中搜括
亚洲危机的故事通常说到这里就结束——IMF尝试帮忙，只是不管用。即使是IMF的内部稽核也得到这个结论。该基金的独立评估办公室总结说，结构调整的需求“所得到的计划建议并不完善”，同时“似乎已多过必要的范围”，且“对解决危机并非绝对重要”。它也警告，“危机不应该只因为很适合借力使力，而被利用作为寻求长期改革目标的机会，不管它们的好处有多合理”。内部报告有一个措词特别强烈的章节，指控IMF被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蒙蔽，以致认为资本控制的体制完全不可行。“如果金融市场未以理性和稳定的方式影响世界资本的说法被视为邪说，那么考虑资本控制就变成了道德的罪恶。”
当时很少人肯承认的是，虽然IMF确实辜负了亚洲的人民，但它：却并未辜负华尔街。IMF的极端措施可能吓走了热钱，但大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却大受鼓舞。“当然这些市场极为动荡，”伦敦安石投资管理公司(Ashmore)研究部主任布斯(Jerome Booth)说，“那是让它们特别有乐趣的原因。”这些追求乐趣的公司了解，IMF的“调整”结果是，几乎亚洲的一切东西现在都等着变卖；而市场愈惊慌，更多走投无路的亚洲公司就会出售，把价格压到最低。摩根斯丹利的裴洛斯基曾说，亚洲需要的是“更多坏消息，才能持续压迫这些企业变卖它们的公司”。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要感谢IMF。
究竟IMF是否预先计划加深亚洲的危机，或只是鲁莽而麻木不仁，仍是一个引起辩论的话题。也许最宽容的解释是，IMF知道它稳赢不输：如果它的调整导致新兴市场的股市又吹起另一个泡沫，将带来许多利益；如果这些调整刺激更多资本外流，这对秃鹰资本家则是大丰收。不管哪一种，IMF面对大崩盘的可能性都可以安稳地掷骰子。现在已经很清楚谁赢了这场赌博。
IMF与韩国达成最后协议后两个月，《华尔街日报》注销一篇以“华尔街清理亚太灾后现场”为题的文章，报道裴洛斯基的公司以及其他数家知名的银行，“已派遣大队银行家到亚太地区搜寻证券经纪商、资产管理公司，甚至于银行，以便以低价并购。亚太并购机会的搜猎极为急迫，因为以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斯丹利为首的许多美国证券公司，把海外扩张列为第一要务”。数桩大交易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美林买下日本山一证券(Yamaichi Securities)和泰国一家大证券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则以极低的折扣价格拿下曼谷投资公司(Bangkok Investment)。摩根大通收购起亚汽车(Kia M0tors)部分股权，而旅行家集团(Traveler Group)和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买下韩国最大的纺织公司和数家别的公司。有趣的是，所罗门美邦这段期间负责建议公司并购对象的国际监事会主席是拉姆斯菲尔德(1999年5月获任用)。切尼也是理事会成员。另一个赢家是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这是一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神秘公司，以提供前总统和前部长退职后的安身处所而闻名，顾客从前国务卿贝克 (James Baker)、前英国首相梅杰到担任顾问的老布什，洋洋大观。凯雷利用高层关系抢下大宇(Daewoo)的电信部门、双龙信息通讯(Ssangyo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韩国最大科技公司之一)，并成为一家韩国大银行的大股东。
前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贾登(Jeffrey Garten)预测，等IMF的计划完成后，“亚洲的面貌将大大不同，美国公司在新亚洲的布局将更深人，更四通八达”。他不是在开玩笑。在两年内，亚洲的许多面貌已大为改观，数百家当地银行被国际大银行取代。《纽约时报》形容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卖会”，《商业周刊))则称为“买企业市集”。事实上，它只是9．11事件后灾难资本主义将变成市场标准的预览：一个可怕的悲剧被利用来让外国公司入侵亚洲。它们在那里不是为建立自己的事业和竞争力，而是要攫取几十年来由韩国公司建立的整个规制、劳动力、顾客群和品牌价值，而且往往采取拆解、缩小编制或完全关闭它们的方式，以便为自己的进口产品铲除竞争。
例如，韩国企业巨擘三星被拆解分售：富豪(Volvo)取得它的重工部门，庄臣公司(SC Johnson & Sons)取得制药部门，奇异(GE)则买下照明部门。几年后，大宇集团过去十分壮盛、估价高达60亿美元的汽车部门，被以区区4亿美元卖给通用汽车(GM)——比起俄罗斯休克治疗的盗窃规模毫不逊色。不过，不同于俄罗斯发生的状况，本地企业是被跨国公司所掠夺。
其他从亚洲危机分食到大饼的重量级玩家包括西格拉姆(Seagram’s)、惠普(HP)、雀巢(Nestle)、英特布鲁(Interbrew)和诺华(Novartis)、家乐福(Carrefour)、特易购(Tesco)和易利信(Ericsson)。可口可乐以5亿美元买下一家韩国装瓶厂；宝洁(Porcter and Gamble)买下一家韩国包装公司；日产买下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汽车公司。奇异拿下韩国电冰箱制造商LG的控制股权；英国的电力发动公司(Powergen)吞并韩国大型电力与天然气业者LG能源(LG Energy)。据《商业周刊》，沙特阿拉伯亲王阿华里德(Alwaleed bin Talal)，“搭乘他的乳白色波音727喷射机，奔走于亚洲各地寻找便宜货”——包括入股大宇。
不言而喻，最敢于倡言加深危机的摩根斯丹利也参与许多交易，赚进庞大的佣金。它担任大宇出售汽车部门的顾问，也负责中介数家韩国银行的私有化。
被卖给外国人的不只是亚洲的民间公司。和早期拉丁美洲及东欧的危机一样，亚洲危机也迫使政府出售公共服务以筹措迫切需要的资金。美国政府——开始就热切期待这种效应，并表现在强调国会应授权拨出庞大经费给IMF以用于改造亚洲，美国贸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还保证IMF的协议“会为美国公司创造新商机”；亚洲将被迫“加速若干重要部门的私有化——包括能源、运输公共事业和电信”。
果然，危机引发一波私有化浪潮，外国跨国公司也大赚一票。贝泰(Bechhtel)拿到马尼拉东区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的私有化合约，以及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sulaweisi)兴建一座炼油厂。摩托罗拉取得韩国Appeal电信的全部股权。纽约的能源巨人西斯(sithe)，得到泰国国营天然气业者汽电共生公司((Cogeneration)的大股。印度尼西亚的水系统被英国的泰晤士水利(Thames Water)与法国的里昂水利(Lyonnaise des Eaux)瓜分。加拿大的西岸能源(Westcoast Energy)吃下印度的一个大电力厂计划。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rn)分别收购马来西亚以及韩国邮政的大股。加拿大贝尔(。Bell canada)分到韩国电信业者韩松(Hansol)的一部分。
总计短短20个月内，外国跨国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进行186件重大企业并购案。伦敦政经学院(LSE)经济学家韦德(Robert wade)和经济顾问温纳罗索(Frank Vneroso)观察这波如火如荼的并购潮时预测，IMF的计划“预告了一波各国资产在承平时期转移给外国公司的浪潮，其规模是过去50年来世界各地所仅见”。
IMF虽然承认初期对危机的反应犯了若干错误，但宣称已很快矫正错误，并宣称“稳定”计划十分成功。亚洲的市场最后确实平静下来，但付出了巨大且持续的代价。弗里德曼在危机最高峰时曾提醒大家别惊慌，坚称“一切都会过去……等这场金融风暴尘埃落定，你们将看到亚洲恢复成长，但究竟需要一年、两年或三年，没有人能铁口直断”。
实际情况是，十年后，亚洲危机并未过去。2400万人在短短两年内失去工作，新的绝望感已深入社会，没有任何文化能轻易吸收。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亚洲各地，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宗教极端主义，到雏妓交易爆炸性的增加。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失业率仍未降到1997年以前的水平。在危机期间丧失工作的工人非但未再回到工作岗位，而且裁员持续进行，因为外国企业主要求他们的投资要得到更高的获利。自杀率也未见下降：在韩国，自杀现在是第四高的死因，是危机前自杀率的两倍多，每天有38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IMF称为“稳定计划”的政策未被说出的故事。称“稳定计划”就好像国家是在市场惊涛骇浪中的船，它们最后确实稳定下来，但新的平衡是靠着把数百万人抛到船外得来的：公共部门的员工、小企业主、低收入农户、工会运动者。“稳定”的丑陋秘密是，绝大多数人从未再爬回船上。他们沦落到现在住了超过十亿人的贫民窟；他们沦落到娼馆，或货船的货柜里。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人，是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形容的“不属于过去或未来的人”。
IMF要求在亚洲施行正统主义的受害者还不只这些人。在印度尼西亚，我1997年目睹的排华情绪持续升高，背后则有乐见注意力转移的统治阶层在煽风点火。苏哈托提高基本民生物资的价格后，情势更加恶化。全国各地：暴发动乱，许多人以华裔少数族群为目标；大约有1200人遭杀害，数十名华裔女性被轮暴。他们也应该计人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的受害者。
印度尼西亚人的愤怒最后还是转向苏哈托和总统府。过去30年来，印度尼西亚人基于对苏哈托上台时血腥镇压的记忆，大致很少发生暴乱，且这种记忆因为东帝汶省份不时发生的屠杀而历久弥新。反苏哈托的怒火在这段期间一直在焖烧，但最后泼洒汽油的是IMF——讽刺的是，引爆怒火的正是IMF要求提高汽油价格。此后印度尼西亚人奋起把苏哈托推下台。
和监狱的审问官一样，IMF利用危机带来的极度痛苦粉碎亚洲小龙的意志，迫使这些国家完全屈服。但中情局的审问手册警告说，这种方法可能用过头——加诸太多痛苦，导致非但没有产生退化和顺服，审问者面对的却是信心和叛逆。在印度尼西亚，那条界线似乎已经超过，令人警醒到休克治疗可能已经施用过量，引发一股从玻利维亚以至于日后伊拉克的经验里十分面熟的逆流。
不过，自由市场十字军是反应迟缓的学生，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时。从斩获丰厚的亚洲大甩卖学到的唯一教训，似乎是对休克主义更加肯定，更多灾难即机会的证据(如果还需要证据的话)，它是打碎一个社会、开辟新边疆的绝佳搅拌器。危机高峰之后几年，几位知名的评论家甚至还说，亚洲发生的事尽管带来许多破坏，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济学人》评论说：“韩国需要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才足以从封闭的国家转向一个拥抱外国资本、改变和竞争的国家。”而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凌志汽车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宣称，亚洲发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机。“我相信全球化帮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因为它揭露许多腐朽的做法和体制。”他写道，并且又说：“暴露韩国的亲信资本主义，在我的书中不是危机。”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支持入侵伊拉克，套用的正是相同的逻辑，不同的是，融解伊拉克是靠巡航导弹，不是外汇交易。
亚洲危机确实证明灾难的利用可以有多大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市场崩溃的破坏力和西方事不关己的反应，也激发强烈的反对运动。
跨国资本的力量在亚洲肆虐，但它们激发高涨的公众愤怒，而这种愤怒最终也直接指向推动放任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机构。《金融时报》在一篇平衡得异乎寻常的社论中指出，亚洲是“大众对资本主义感到不安，和全球化已达到令人忧虑程度的警讯。亚洲危机向世人展现，即使最成功的国家也可能在资本突然流动下屈膝，民众对秘密的避险基金显然可以导致世界另一边的大规模贫穷感到愤怒。”
在前苏联地区，休克治疗刻意的计划性悲剧可以推给从共产主义过渡到市场民主的“痛苦转型”，亚洲危机却纯粹是全球化市场的创作。然而当全球化的大祭司派遣传教士到灾区时，他们想做的却是加深痛苦。
其结果是，这些传教士丧失了过去隐身幕后的安详与自在。IMF的费歇尔回忆他在谈判之初访问韩国时首尔希尔顿饭店的“喧闹气氛”。“我被囚禁在自己的旅馆房间里——不能出去，因为如果我打开门，外面会有1万名摄影师。”根据别的报道，为了赶赴谈判进行的会议厅，IMF代表被迫“绕道从后面的门进入，其间必须上下数段楼梯，穿过希尔顿的大厨房”。在当时，IMF官员还不习惯如此受注意。被迫在五星级旅馆与会议中心当囚犯的经验，在往后几年将成为华盛顿共识特使的家常便饭，因为世界各地都有：大规模的示威迎接他们。
1998年以后，要靠和平手段——透过IMF惯用的威吓或在贸易高峰会上施压——施行休克治疗式的改造已愈来愈困难。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挫败，让源自南方的新反抗情绪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虽然那些大学生年纪的示威者获得大篇幅的媒体报道，真正的反抗却发生在会议中心里，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投票集团，拒绝在开放贸易上作更多退让，除非欧洲和美国停止补贴和保护自己国内的产业。
在当时，西雅图的挫败还可能被解释为政商财团主义稳定前进中的小顿挫，然而，短短几年后，情势的逆转已不容否认：美国政府创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野心已被搁置，一套全球投资条约，以及跨越阿拉斯加到智利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也都胎死腹中。
也许所谓反全球化运动最大的影响是，强迫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登上国际辩论的焦点。在千禧年之交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全球没有急迫的危机来转移注意——债务震撼的威力已经消退，“转型”已经完成，而新的全球战争尚未发生。值得注意的只有自由市场十字军在现实世界留下的痕迹：不平等的凄惨景况，以及一个接一个接受弗里德曼建议的政府留下的贪腐和环境恶化——他在多年前给皮诺切特的建议是，“用别人的钱行善”是个错误。
回首这段期间，令人惊奇的是，这段资本主义再也不必与其他思想或势力抗衡的独占期，只有极为短暂的8年，从1991年苏联崩溃到1999年WTO谈判失败为止。但升高的反对并未削弱一些人追求这种暴利目标的决心；它的倡导人相信，他们需要的是比以往更大的震撼，以制造出更大的恐惧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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