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第四章 清洗石板
：娜奥米?克莱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四章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阿根廷的灭绝行动并非临时起意，并非偶尔，也非无理性；它是有系统地毁灭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国团体，其目的在改变这些团体，重塑其样貌、社会关系、命运与未来。
--费尔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会学家，2004年
我只有一个目标--继续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着，而是知道我还活着。
--维塔尼（Mario Vittani），关在阿根廷酷刑集中营四年的幸存者
1976年，勒特里尔重回华盛顿特区，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进步主义智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动主义者。数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关在军政府的集中营面对酷刑，让勒特里尔魂牵梦系，他利用重获的自由致力于揭发皮诺切特的罪行，并对抗中情局的宣传机器，为阿连德的事迹辩护。
他的倡议与奔走证明有效，皮诺切特面对了举世谴责他的人权记录。但让同时兼具经济学家身份的勒特里尔灰心的是，尽管全世界对监狱里的处决和电击大为震惊，大多数人对经济休克疗法保持缄默；或者就国际银行给军政府巨额贷款来说，仍显得视若无睹，迷惑于皮诺切特拥抱“自由市场基本原则”。勒特里尔驳斥经常被引述的说法，说军政府有两套截然划分的计划--一套是在经济转型上的大胆实验，另一套则是残暴酷刑与恐怖的邪恶体制。这位前驻美大使坚称只有一套计划，而在这套计划中，恐怖是自由市场转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权、体制化的残暴、严密控制和镇压任何有影响力的异议分子，这些现象向来被认为，与军政府实施的正统放任式‘自由市场’只有间接关联，甚至完全没有关联。”勒特里尔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发表一篇强烈控诉的文章。他指出：“这种特别方便的社会制度观念，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这些财政发言人能够一方面支持他们的‘自由’观念，另一方面又夸夸其谈为人权辩护。”
勒特里尔甚至写道，弗里德曼身为“现在管理智利经济的经济学家团队的思想建构者和非正式顾问”，应该为皮诺切特的罪行负部分责任。他驳斥弗里德曼为自己辩解的说辞，自称鼓吹休克治疗只是提供“技术”建议。勒特里尔说，“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间经济’和控制通货膨胀”，不可能和平达成。“这种经济计划必须执行，而在智利的情况下，只有靠杀害成千上万人、在全国遍设集中营、三年内监禁超过10万人才能达成……大多数人的退化，以及少数特权阶级的‘经济自由’，在智利是一体的两面。”他写道，“自由市场”与无尽的恐怖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和谐”。
勒特里尔引发争议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21日，这位44岁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特区开车经过大使区中心时，一颗安置在驾驶座下的遥控炸弹爆炸，把汽车炸飞并炸断他两条腿。勒特里尔被炸断的脚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紧急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抵达医院时他已回天乏术。这位前大使与一位25岁的美国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车，她也在攻击中丧生。这是皮诺切特政变以来最令人发指和最具挑衅意味的罪行。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发现，炸弹由皮诺切特的资深秘密警察汤莱（Michael Townley）制作，他后来被联邦法院定罪。杀手持假护照进入美国，且中情局知情。
皮诺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龄91岁，当时他面临各界尝试让他为在位期间的罪行接受审判，这些罪行包括谋杀、绑架、酷刑、贪渎、逃税等。勒特里尔的家人数十年来尝试让皮诺切特为华府的炸弹攻击受审，并要求美国开放该事件的档案。但这位独裁者寿终正寝，逃过所有审判，并发表一封死后公开信，为政变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无产阶级独裁统治”辩护。皮诺切特写道：“我多么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行动！我多么希望马克思-列宁意识形态未侵入我们的祖国！”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没有这么幸运。2006年9月，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终结23年后，一位重要的恐怖执行者终于被判终身监禁。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科拉兹（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军政府年代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长。
在历史性的审判期间，关键证人罗培兹（Jorge Julio Lopez）却失踪。罗培兹在70年代曾经失踪、遭残暴刑讯，然后获释放--现在同样的事再度发生。在阿根廷，罗培兹以第一个“两度失踪”者闻名。直到2007年中，他仍杳无音讯，警方几已确定他遭绑架是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击证人--和恐怖年代一样的老伎俩。
该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联邦法院55岁的罗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决艾契科拉兹犯六项杀人罪、六项非法监禁罪和七项刑讯罪。他在宣判时采取一个不寻常的做法，他说，有罪的判决无法惩罚真正的罪行，但为了“建设集体记忆”，他必须再加注，判决是针对“1976年到1983年间，阿根廷共和国发生的集体大屠杀所犯的所有违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这项判决，法官改写了阿根廷历史：70年代对左派分子的杀戮不是数十年来官方描述的“肮脏战争”，不是两方冲突且各自进行不同的罪行，失踪的人也不是疯狂的独裁者沉迷于虐待和个人权力的牺牲者。真正发生的是更科学、更骇人听闻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说的，那是一个“由国家的统治者执行的灭绝计划”。
他解释说，杀戮是体制的一部分，早已计划好，并在全国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复制，且其明显的意图并非攻击个人，而是摧毁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会。种族屠杀是尝试谋杀一个群体，而非个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种族屠杀（Genocide）。
罗桑斯基知道“种族屠杀”的措词将引发争议，因此写了一篇长篇判决文以佐证他的决定。他指出，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定义这种罪行为“意图摧毁一个国家、人种、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该公约并未包括消灭以政治信念为区分的群体--例如发生在阿根廷的情况--但罗桑斯基说，他认为此种排除并不合法。他举一段鲜为人知的联合国历史，解释在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针对纳粹大屠杀一致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案，禁止“造成种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一部分被毁灭”的种族屠杀行为。两年后“政治”这个词被从公约删除是应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知道，如果毁灭一个“政治群体”算种族屠杀，他的血腥整肃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对者将符合公约的定义。斯大林获得其他领袖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想保留铲除政治异己的权利，所以政治这个词遭删除。
罗桑斯基写道，他认为原始的联合国定义更加合法，因为尚未受到这种自利的妥协的干扰。他也举出西班牙国家法院的一项判决，在1998年让一名恶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讯者接受审判。该法院也判决阿根廷军政府犯下“种族屠杀罪行”。它把军政府尝试扫除的群体定义为“压迫者认为不符合国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一年后的1999年，以发出皮诺切特逮捕令闻名的西班牙法官贾松（Baltasar Garzon），也主张阿根廷发生种族屠杀。他也尝试为被当作灭绝对象的群体下定义。他写道，军政府的目标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国达成的一样，而这个秩序容不下某些类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国家的理想配置”。
当然，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统合独裁者的罪行，在规模上无法与纳粹和1994年卢旺达的情况相提并论。如果种族屠杀意指的是纳粹那样的大屠杀，那么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属于这个范畴。不过，如果种族屠杀是依照这些法院的定义，意指企图消灭阻碍政治目标的群体，那么这个过程不只发生在阿根廷，而是发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变成芝加哥学派实验室的许多国家。在这些国家，“阻碍理想”的人是各阶层的左派分子：经济学家、施粥所的员工、工会分子、音乐家、农民组织分子、政治人物。这些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被一个明确且遍及全区域的策略锁定，亦即以根除左派为目标的大兀鹰行动。
共产主义崩解后，自由的市场与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视为单一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个意识形态宣称可以避免人类重蹈集体坟场、大杀戮和酷刑室的历史覆辙，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对策。从芝加哥大学地下室脱逃的当代放任式自由市场宗教，最先应用在真实世界的地方是南锥，但它却未带来民主；反而它是建基在一个接一个国家被推翻民主政治的情况。它也未带来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夺取数万条人命的体制性谋杀，以及对10万到15万人施予酷刑。
就像勒特里尔说的，肃清社会的行动与这个计划的核心意识形态间，有一种“内在和谐”。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们提供建言，并在南锥军事政权中占据高位，他们信仰一种纯粹本质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体制完全建基于对“平衡”和“秩序”的信仰，并且必须依靠去除干预和“扭曲”才能成功。因为有这些特质，一个承诺忠实采用这种理想的政权，便无法接受其他与之竞争或妥协的世界观。为了达成理想，它必须独占意识形态；否则，根据其核心理论，经济信息就会变扭曲，整个体系将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几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锥更适合的地方，来进行这种绝对主义的实验。发展主义异军突起意味这个区域特别刺眼，采用的是芝加哥学派视为扭曲或“不经济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这里百花齐放的平民与智识运动，都与放任资本主义针锋相对。这些运动并非居于边缘地位，而是大多数民众的想法，且反映在许多国家的多次选举中。芝加哥学派的转型在南锥受到热烈欢迎的可能性，大概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比弗利山庄发生的可能性相当。
在恐怖行动降临阿根廷前，华尔士曾写道：“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我们，不管是监狱或死亡。因为你无法囚禁或杀死所有人民，因为绝大多数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将拯救人民。”阿连德在看到坦克开至包围总统府时，发出的最后一通无线电也充满同样的顽强不屈，他说：“我确信我们在成千上万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种子，绝不可能被根除。”这是他对人民最后的遗言。“他们拥有蛮力；他们可以征服我们，但他们无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会的进程。历史站在我们这边，写下历史的是人民。”
这个区域的军政府将领和他们的经济帮凶，对这些真理知之甚详。几位阿根廷军事政变的老兵解释军队的思维：“在1955年，我们相信问题是庇隆，所以我们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们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劳工阶级。”整个区域都是如此：问题既广且深。这种了解意味如果新自由主义革命想要成功，军政府必须做阿连德宣称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涨时期撒下的种籽。皮诺切特独裁政权在政变后发表的《原则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个“改变智利人思想的长期而根本的行动”，呼应20年前智利计划之父、美国国际发展署帕特森说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人的形成。”
但是如何办到？阿连德所说的种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个政党团体或工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众文化--它是聂鲁达（Pablo Neruda）的诗，哈拉（Victor Jara）和索莎（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学，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剧场，弗雷勒（Paulo Freire）激进的教育学，贾利安诺和华尔士的革命新闻报道。它是过去和当代从阿蒂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波利瓦（Simon Bolivar）到切·格拉瓦等传奇英雄与殉道者写下的历史。当军政府决心挑战阿连德的预言，把社会主义连根拔起时，它是向整个文化宣战。
这种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军事政权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等着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疗。在巴西，军政府对左派分子的搜捕代号为清洗行动（Operation Cleanup）。在政变当天，皮诺切特形容阿连德和他的内阁为“那些即将毁掉国家的垃圾”。一个月后，他保证“铲除智利邪恶的根本”，进行“道德清洗”，以“净化罪恶”--遥遥呼应《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呼吁的“以铁扫帚无情地清扫”。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军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清洗行动，焚烧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聂鲁达的书，关闭数百家报社和杂志社，占领大学，禁止罢工和政治集会。
一些最恶毒的攻击，则保留给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前无法打败的“粉红”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大本营天主教大学的死对头是智利大学，那里有数百名教授因为“怠忽道德职责”而被开除（包括法兰克这位曾气愤地写信回芝加哥母校给前教授的异议分子）。在政变期间，法兰克报告说：“六名学生在经济学系大门口被当场射杀，以对其他人起杀鸡儆猴作用。”军政府在阿根廷夺得政权后，士兵开进布兰卡港的南方大学，以“教唆颠覆”的罪名囚禁17名学者；同样的，这些人大多来自经济学系。“我们必须摧毁喂养、塑造和灌输颠覆分子的来源。”一位将军在记者会上宣布。清洗行动中总共有8000名左派教育者，被以“意识形态嫌犯”整肃。在高中，他们禁止学生作分组报告--因为分组报告被视为潜在的集体精神的迹象，可能危害“个人自由”。
在圣地亚哥，传奇民歌手哈拉被带到智利体育馆，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现那股想让文化噤声的狂暴决心。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士兵先打碎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再弹吉他，然后射击他44次。为了确定他无法在坟墓里激励人心，军政权下令销毁他伟大的录音作品。阿根廷音乐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国，革命戏剧家波拉在饱受酷刑后逃离巴西，贾利安诺从乌拉圭出走，而华尔士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遭谋杀。一个文化就此被蓄意灭绝。
在同一时候，另一个消过毒、清洗过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独裁统治之初，唯一被准许的公众集会是阅兵典礼和足球比赛。在智利，女性穿着宽松的长裤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长发也一样。“全国上下正进行彻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军政府控制的报纸在社论中宣称，并呼吁大规模刷洗左派分子的涂鸦，“很快所有外表将焕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梦魇”。
在智利，皮诺切特决心打破人民走上街头的习惯。连小规模的集会都被以高压水枪--皮诺切特最爱的群众控制武器--驱散。军政府拥有数百辆水枪车，小到可以开上人行道，对成群散发宣传单的学童喷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闹也遭到残暴压制。这些无所不在的水枪车被称作原驼（guanaco），取其像一种习惯吐口水的美洲驼，它们把群众当垃圾般清除，让街头闪闪发亮，清洁而空虚。
政变之后不久，智利军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报告外国的“极端主义者”和“狂热信仰的智利人”，“对清洗国土作出贡献”。
谁被杀害，以及为什么
在突击中被扫荡的人大多数不是军政府宣称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视为对经济计划造成最大障碍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许多人只是被认为不符合革命的价值观。
清洗运动呈现的体制性，从人权与真相委员会报告记录的失踪日期和时间就可明确验证。在巴西，军政府到60年代末期才开始大规模镇压，但有一个例外：政变一发动后，士兵就立即逮捕工厂和农场的工会领袖。根据《巴西：毋忘教训》报告，他们被送往监狱，许多人遭到酷刑，“理由只是他们受到当局反对的政治思想激励”。这份真相委员会的报告引述军方自己的法庭记录说，大型工会联盟工人指挥总部（CGT）在军政府的法庭程序中，被当作“无所不在的恶魔，应加以驱除”。该报告直言不讳地下结论说，“1964年掌权的当局，对‘彻底清除’这个部门特别仔细”，原因是他们“担心抗拒会从工会蔓延到他们的经济计划，而计划的基础则是紧缩工资和把经济去国有化”。
在智利和阿根廷，军政府都利用政变初期的混乱，对工会运动展开猛烈攻击。这些行动显然都事先经过审慎规划，从政变的第一天就展开有系统的突击。在智利，当所有人都注视被包围的总统府时，其他部队也被派往“人称‘工业带’的许多工厂，展开突击和逮捕”。在接着数天，智利的真相与和解报告指出，又有数家工厂被突击，“并大规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杀害或失踪”。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农民。
阿根廷的真相委员会报告《永远不再》（Nunca Mas），记录了同样对工会有计划的攻击：“我们发现一大部分（对工人）的行动，是在政变当天进行，或政变后立即进行。”在攻击工厂的清单中，有一项证词特别暴露出“恐怖主义”被用作搜捕非暴力工人活动分子的借口。曾被关在珍珠（La Perla）酷刑集中营的政治犯吉尤娜（Graciela Geuna），描述士兵因为一次即将进行的电厂罢工而监视她。这项罢工准备“示范如何抗拒军事独裁”，当然不为军政府所乐见。吉尤娜回忆说：“集中营里的士兵表示，他们决定把罢工‘蒙特内罗化’，让它变成非法。”（蒙特内罗是已被军队完全肃清的游击队组织。）罢工者与蒙特内罗毫无关系，但那已无关紧要。“珍珠营的士兵自己印制上有‘蒙特内罗’签名的宣传单--呼吁电厂工人罢工。”然后这些宣传品就变成必须绑架和杀害工会领袖的“证据”。
企业资助酷刑
对工会领袖的攻击往往在工厂业主的密切合作下进行，而近几年向法庭提出的报告提供了明确的文件证据，显示外国跨国企业在当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参与。
在阿根廷政变之前的年代，左派激进分子的崛起曾影响到外国公司，包括在经济和个人方面；从1973年到1976年，菲亚特（Fiat）汽车公司有五名主管遭暗杀。军政府取得权力并执行芝加哥学派的政策后，这类公司的命运大幅改观；现在它们可以把进口产品倾销到当地市场，支付较低的工资，任意裁撤员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润汇回母国。
数家跨国公司热烈地表达它们的感激。阿根廷军事统治后的第一个新年，福特汽车公司刊登一则庆贺的报纸广告，公开表明支持军政权的立场：“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对所有怀着善意的阿根廷人带来信心与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车公司，将全力投入创造祖国的伟大命运。”外国企业不只是感谢军政府的贡献，有些公司还积极参与恐怖运动。在巴西，数家跨国公司通力合作，资助它们自己的民间酷刑队。1969年正当军政府进入最残暴的阶段，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警察部队成立，取名侦察行动（Operation Bandeirants），简称OBAN。据《巴西：毋忘教训》，这支部队由军官组成，靠许多跨国公司的捐款资助，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报告说，由于OBAN不在军队和警察的正式编制里，因此“在使用审讯手段上享有弹性和免受刑责”，并很快以无与伦比的残暴声名远播。
不过，最不避讳参与恐怖行动的跨国企业，是福特汽车的阿根廷分公司。该公司供应车辆给军方，绿色的福特猎鹰轿车被用在成千上万次绑架和失踪的行动。阿根廷心理学家兼剧作家帕夫洛夫斯基（Eduardo Pavlovsky），形容这种车是“恐怖的象征，是死亡之车”。
福特供应军方汽车，军政府则提供福特它擅长的服务--为工厂除掉制造麻烦的工会分子。在政变前，福特被迫对工人作出重大让步：午餐时间从20分钟延长到1小时，每辆汽车销售的1％用于社会服务计划。这种情况在政变那天完全改观，反革命从此展开。福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郊的工厂变成一座武装军营；在接下来的数周，工厂聚集了各式军用交通工具，包括坦克车和天上盘旋的直升机。工人作证说，一个有百名士兵的军队长期驻在该工厂。“我们在福特感觉好像在打仗。而军队是冲着我们工人来的。”工会代表卓伊安尼（Pedro Troiani）回忆说。
士兵搜寻整个厂房，抓住最活跃的工会成员并将他们戴上头罩，工厂的工头则协助指认他们。卓伊安尼是从生产线被拖出的人之一，他记得“在囚禁我之前，他们押我在工厂游行。他们公然这么做是想让所有人看到：福特利用这种手段消灭工厂的工会组织”。最令人惊讶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卓伊安尼并未被送到附近的监狱，据其他人转述，士兵把他们带到在工厂大门内设置的羁留所。就在工厂内几天前他们谈判合约的地方，这些工人遭到拳打脚踢，其中有两个人遭电击。他们被带往外面的监狱后，酷刑仍持续数周之久，有些长达数个月。工人的律师指出，至少有25位福特工会代表在这段期间遭绑架，其中有半数被拘禁在公司的厂房里；阿根廷的人权团体现在正在游说，把福特的工厂正式列入前秘密羁押所的清单。
2002年，联邦检察官代表卓伊安尼和其他14名工人，对福特阿根廷公司提出刑事控告，指称该公司应为在其厂房发生的镇压负法律责任。“福特（阿根廷）及其主管共谋绑架自己的员工，我想他们应为这件事负责。”卓伊安尼说。奔驰（Mercedes-Benz）也正面临类似的调查，该公司遭指控在1970年代与军方合作，肃清旗下一座工厂的工会领袖，涉嫌交出16名工人的姓名和地址，后来他们全部失踪，其中14名从此未再寻获。
据拉丁美洲历史学家罗伯特（Karen Robert）的调查，到独裁统治结束时，“几乎所有工厂代表都已从阿根廷最大的工厂失踪……例如奔驰、克赖斯勒，以及菲亚特协和（Fiat Concord）。福特与奔驰都否认他们的主管在镇压中扮演任何角色，司法案件仍在进行中。
不只工会分子遭到先发制人的攻击--任何人若抱着非纯粹追求获利的社会价值观，都是攻击对象。在该区域各地最残暴的攻击，都是针对曾为土地改革而抗争的农民。阿根廷农地联盟（Argentine Agrarian Leagues）的领导者--他们曾散播农民有权拥有土地的煽动思想--遭到搜捕和酷刑，往往就在他们工作的农场边，在众目睽睽下进行。士兵用卡车电池为刺牛棒通电，把这种处处可见的农场工具用在农民身上。在另一方面，军政府的经济政策让地主和牧牛场业主坐享其成。阿根廷的狄霍兹解除牛肉价格管制，使肉价飙涨超过700％，为业主带来空前的获利。
在贫民窟，先发制人的攻击目标是小区工人，其中有许多是教会工，他们组织社会最贫穷的一群人，要求医疗、公共住宅和教育--换句话说，就是芝加哥男孩想解构的“福利国”。“穷人不再有任何福利可以照顾他们！”他们一面这么告诉阿根廷医生黎伍斯基（Norberto Liwsky），一面“电击我的牙龈、乳头、生殖器、腹部和耳朵”。
一位与军政府合作的阿根廷传教士解释行动的指导原则说：“敌人是马克思主义。是教会和我们祖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新国家面对的危险。”这种“新国家面对的危险”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军政府的许多受害者如此年轻。在阿根廷，3万名失踪者中有81％的年龄介于16岁到30岁。“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为了往后20年。”一位恶名昭彰的刑讯者对他的受害者说。
最年轻的受害者中有一群高中生，他们在1976年联合请愿，要求降低公车票价。对军政府来说，集体行动显示这些青少年感染了马克思主义病毒，其反应是屠杀者的愤怒，有6名敢于提出这种颠覆要求的高中生遭到酷刑并杀害。2006年终于遭到判刑的警察局长艾契科拉兹，是参与这次攻击的关键人物。
这类失踪案例的模式很清楚：在休克治疗师尝试抹去经济中的集体主义遗毒时，休克部队则把那种文化的代表从街头、大学和工厂扫空。
一些站在经济转型最前线的人不防备时会承认，达成他们的目标有赖大规模镇压。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公关主管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负责把对企业友好的阿根廷军政府促销给世界，他告诉一名研究人员，为了打开阿根廷“受保护的国家主义”经济，动用暴力有其必要。他说：“但没有人会投资一个卷入内战的国家。”然而他承认，死的人不只是游击队。“许多无辜者可能也被杀害，”他告诉作家费特罗维兹（Marguerite Feitlowitz）说，“但在那种情况下，需要用到极强大的武力。”
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经济部长卡斯特罗负责执行休克治疗，他说，如果没有皮诺切特的铁腕支持，他不可能办到。“舆论强烈反对（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强人来维系政策。我们很幸运皮诺切特总统了解而且拥有能抵挡批评的个性。”他也认为，“独裁政府”最适合保卫经济自由，因为可以“不掺杂个人情感”地使用权力。
和大多数国家恐怖一样，设定目标的杀戮有双重目的。第一，杀戮去除了计划的实质障碍--那些最可能反击的人。第二，让所有人目睹“麻烦制造者”失踪，发出不容误解的警告给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来的障碍。
而这些手段确实有效。“我们既困惑又苦恼，乖乖等着接受命令……许多人开始退化；他们变得更依赖和害怕。”智利精神医生帕拉（Marco Antonio de la Parra）说。换句话说，他们处在休克之中。因此当经济休克造成物价飙涨和工资下跌时，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街上依旧干净和平静。没有抢粮暴动，没有大罢工。家庭借着默默节衣缩食度日，喂他们的婴儿喝可以抑制饥饿感的传统饮料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几个小时上班，省下公交车费；因为营养不良或伤寒死亡的人则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锥国家的工业还突飞猛进，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医疗与教育体系十分健全，俨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现在，富人与穷人被抛进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罗里达取得荣誉市民身份，其他人则被推回落后国家的火坑，而且两者的鸿沟将随着后独裁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再造”不断加深。这些国家不再是激励人心的楷模，而是对梦想从第三世界升起的贫穷国家的恐怖警告。这种转变可以与经历军政府酷刑营的囚犯相提并论：光是说还不够--他们被迫放弃最珍视的信念，背叛他们的爱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称作“破碎者”。南锥也一样：这个区域不只被打败，它被打成碎片。
酷刑“治疗”
当政策尝试把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切除时，监狱里的酷刑则尝试从人的心智和精神将之切除。就像一篇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的社论说的：“心智也必须清洗，因为那是错误诞生的地方。”
许多施酷刑者采取医生的姿态。好比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疗，这些审讯者想象他们施加的电击和其他折磨具有疗效--他们只是给囚犯某种医疗，而囚犯在集中营则被称为脏病者（apestosos），被视为肮脏或染病的人。他们将为囚犯治疗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思想的疾病。他们的“治疗”当然会带来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这是为患者着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坏疽，你必须截肢，对不对？”皮诺切特在响应外界对他人权记录的批评时，不耐烦地反问。
整个区域内各国真相委员会报告的证词显示，囚犯都描述一套强迫他们背叛内心最深植信念的系统。对大多数拉丁美洲左派来说，他们最珍视的信念就是阿根廷的激进派历史学家拜尔（Osvaldo Bayer）所说的，“团结是唯一的超越神学”。施酷刑者也知道团结的重要，而且决心借休克来消灭囚犯内在的社会联结冲动。当然，所有审讯都为了取得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必须强迫囚犯背叛，但许多囚犯报告折磨他们的人对信息兴趣不高，因为他们通常已掌控信息，反而他们热衷的是达成背叛。这种做法目的在于对囚犯内在造成无可修复的伤害，这部分的内在原本把协助他人摆在第一位，也是他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但在伤害之后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时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韦兰尼（Mario Villani）被绑架时身上带着行事历，里面记录与一个朋友约好会面；士兵突击会面地点，让失踪在恐怖机器的运动分子又增加一名。韦兰尼的酷刑手用这件事折磨他，他说：“他们抓到霍基是因为他准时赴约。他们知道告诉我这件事，对我的折磨会远超过220伏特。那种懊悔几乎令我无法承受。”
在这种环境下，终极的反抗是囚犯之间表现的小悲悯，例如照料彼此的伤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这类关爱的举动被发现，他们会遭到严厉惩罚。囚犯会被刺激成尽可能自私自利，不断有人提供他们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选择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让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彻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对付其他狱友，或上电视公开放弃他们以前的信念。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终极胜利：囚犯不仅放弃团结，而且为了生存而屈服于放任资本主义核心的割喉特质--借用ITT主管的话：“追求自利。”
在南锥工作的两类“医生”--将军与经济学家--都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们的工作。弗里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医生，提供“医疗技术建议给智利政府，以协助终结一场医疗瘟疫”--“通货膨胀的瘟疫”。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独裁统治结束很久后，对一群阿根廷年轻经济学家发表的演说中说，好经济学家本身就是治疗--他们扮演着“对抗反经济的思想与政策的抗体”。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说：“当国家的社会身体染上会侵蚀内脏的疾病时，它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能被当作病菌。当政府控制并摧毁游击队，抗体的活动才会消失，就像已经发生的情况。那只是生病身体的自然反应。”
这种语言当然与纳粹当年的思想架构没有两样，纳粹辩驳他们是借由杀害社会“生病”的分子，以治愈“国家身体”。就像纳粹医生克莱恩（Fritz Klein）宣称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于对人命的尊敬，我会从一个生病的身体移除坏疽的盲肠。犹太人是人类身体的坏疽盲肠。”赤棉使用相同的语言辩解在高棉的杀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须切除。”
“正常”孩子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莫过于阿根廷军政府如何对待酷刑营里的小孩。联合国有反集体屠杀的公约规范，明确的集体大屠杀行为包括“采取意图阻止群体人口出生的措施”，以及“强迫转移一个群体的儿童到另一个群体”。
据估计，有500名婴儿在阿根廷的酷刑营诞生，这些婴儿被立即纳入一个再造社会和创造新品种模范市民的计划。经过短暂的哺乳期后，数百名婴儿被卖给或送给大多与独裁政权有直接关系的领养夫妻。据辛苦找到数十名这些小孩的人权团体5月广场的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领养的夫妻以军政府认定为“正常”和健康的资本主义与基督教价值教养这些小孩，而且从未告知他们的出身。婴儿的父母被视为病势太重而不值得拯救，几乎都在酷刑营里遭杀害。盗窃婴儿并非出于个人罪行，而是有组织的国家行动。在一桩法庭诉讼中，1977年内政部的官方文件被提出当作证据，文件的标题是“对遭羁押或失踪之政治与工会领袖，处理其未及龄子女的程序指示”。
阿根廷历史的这一章，与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原住民儿童遭大规模盗窃极为相似，这些原住民儿童都被送进小区学校，禁止他们说母语，并被责打成“白人”。在70年代的阿根廷，类似的族群至上思维显然也在运作，其根据并非人种，而是政治信仰、文化和阶级。
政治杀戮与自由市场革命最明确的关联，要到阿根廷独裁统治结束四年后才被发现。在1987年，一队摄影人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最豪华的太平洋购物商场（Galerias Pacifico）地下室，惊骇地误闯一座废弃的酷刑中心。调查发现，在独裁统治期间，第一陆军兵团把部分失踪者藏匿在商场地下室；地牢墙壁上仍看得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囚犯的字迹：姓名、日期，以及哀求解救。
今日的太平洋商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购物区皇冠上的珠宝，是专为吸引国际消费而开设的明证。拱形的屋顶和精致的壁画，装饰了各式各样的品牌商店，从克丽丝汀迪奥（Christian Dior）、劳夫罗伦（Ralph Lauren）到耐吉（Nike），价格贵到绝大多数本地人买不起，但拣便宜的外国人却蜂拥而至，享受阿根廷币贬值的好处。
对了解本身历史的阿根廷人来说，这座商场代表的是可怕的记忆。就像更早的老式资本主义征服建立在该国原住民的大坟场上，拉丁美洲的芝加哥计划则建立在曾关过成千上万不同信仰者的酷刑营上。
第五章 “完全无关”
：娜奥米?克莱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五章 “完全无关”
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
弗里德曼是“思想会带来后果”这个真理的体现。
--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国防部长，2002年5月
人们被关进监牢好让价格得以自由。
--贾利安诺，1990年
有一阵子，南锥的罪行似乎真的可能被认定与新自由主义运动有关，使它在扩展到第一个实验室以外的地区前信誉扫地。弗里德曼1975年扭转大势的智利之旅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刘易斯（Anthony Lewis）提出一个简单但爆炸性的问题：“如果纯粹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在智利只能以镇压的方式施行，它的是否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勒特里尔惨遭谋杀后，草根运动团体继承他的呼吁，要求智利经济革命的“思想建构者”应该为政策的人力损失负责。在那几年间，弗里德曼每次演讲都被人用勒特里尔的话打断，有几次他在接受表扬的场合被迫走厨房才能进场。
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得知他们的教授与军政府合作感到十分困扰，因此要求展开学术调查。一些学者支持这些学生，包括1930年代从法西斯欧洲逃到美国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汀特纳（Gerhard Tintner）。汀特纳比较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与纳粹下的德国，得出的结论是，弗里德曼支持皮诺切特就像与第三帝国合作的技术官僚。（弗里德曼反过来指控他的批评者为“纳粹主义”。）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都乐于以拉丁美洲芝加哥男孩创造的经济奇迹居功。1982年弗里德曼像骄傲的父亲般，在《新闻周刊》上洋洋得意地说：“芝加哥男孩……结合了杰出的思想与管理能力、信念带来的勇气，以及献身于实践的精神。”哈伯格曾说：“我对我的学生感到骄傲，超过我曾写的任何文章，事实上，拉丁小组带给我的光荣远超过我对学术文献的贡献。”不过，谈到他们学生创造的“奇迹”造成人力损失时，两人却马上认为与他们无关。
“尽管我强烈反对智利的威权政治体制，”弗里德曼在他的《新闻周刊》专栏上写道，“我不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提供技术经济建议给智利政府称得上邪恶。”
弗里德曼在他的回忆录宣称，皮诺切特把头两年时间花在尝试自行管理经济，直到“1975年通货膨胀仍然肆虐，且全球衰退引发智利的萧条，皮诺切特将军才转而求助于‘芝加哥男孩’”。这是公然窜改历史--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发生前就已经与军方合作，经济转型也始于军政府夺得权力的第一天。在其他方面，弗里德曼甚至宣称皮诺切特的整个统治--17年的独裁统治和数万人遭受酷刑--并非对民主政治的暴烈破坏，而是刚好相反。“对智利企业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市场确实在实现一个自由社会上作出了贡献。”弗里德曼说。
勒特里尔遭到暗杀三周后，一则消息打断了皮诺切特的罪行如何反映在芝加哥学派运动上的争论。1976年，弗里德曼以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原创且重大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利用诺贝尔颁奖演说的机会声称，经济学是严格和客观的科学学科，就像生理学、化学和医学，依据的是公正检验可得的事实。他轻松地忽略了他得奖的理论前提已被排队领救济品的人民、伤寒瘟疫和关闭的工厂，活生生证明是错的；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残暴到愿意把弗里德曼的想法付诸实行的智利政权。
一年后，另一件事重新定义了有关南锥争论的参考指标：国际特赦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主要因为它揭发智利和阿根廷侵害人权的勇气和义举。经济学奖实际上与和平奖互不干涉，分别由不同的委员会审查，并在不同的城市颁奖。不过，在旁观者眼中，两个全世界最受尊崇的评审委员会颁发两座诺贝尔奖，似乎作出了它们的宣判：酷刑室的休克应该被强烈谴责，但经济休克治疗应该获得掌声--两种形式的休克，借用勒特里尔充满讽刺的语句来说，是“完全无关”的。
“人权”眼罩
这堵思想防火墙被筑起，不只因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拒绝承认他们的政策与使用恐怖有关，部分问题也出在那些恐怖活动被塑造成狭隘的“侵犯人权”，而非具有明确政治与经济目的的工具。这是因为70年代的南锥不只是新经济模式的实验场，也是晚进行动主义活动模式的实验室：草根的国际人权运动。在迫使军政府停止最恶劣的侵犯人权方面，这个运动无疑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只专注在罪行而忽视背后的原因，却使人权运动反而协助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几乎毫发无损地脱离它的第一个血腥实验场。
这种两难可以回溯到现代人权运动诞生的时刻，也就是1948年采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之时。这份宣言一经写出，很快就变成冷战双方各自攻讦的武器，指控对方是希特勒再世。1967年的新闻报道揭露，专注于苏联侵犯人权的杰出人权团体国际法学家协会（ICJ）并非自称的公正仲裁者，而是暗中接受中情局的资助。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国际特赦组织为自己拟定严格的公正原则：其资金将完全来自会员，并严格保持“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党派、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信仰之外”。为了证明该组织不会利用人权追求特定政治目标，组织章程明文规定同时“接纳”三种良心犯，分别来自“共产国家、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国际特赦组织是当时整体人权运动的标杆，其立场是：侵犯人权是全球一致认定的罪恶，本身即是错的，因此无需判定侵犯为什么发生，只要尽可能详细和可信地记录。
此一原则反映在记录南锥恐怖活动的方式。在秘密警察随时监视和骚扰下，人权组织派遣代表到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访问数百名酷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也想尽办法进入监狱，因为独立媒体被禁止进入，且军政府否认罪行，这些证词变成了原本没有机会写下来的原始历史文献。不过这些文献虽然重要，内容却有其限制：这些报告只记载了最令人厌恶的镇压方法，以及它们违反的联合国规章。
国际特赦组织1976年的阿根廷报告虽然史无前例记录了军政府的残暴，并因此使该组织获得诺贝尔奖，但却充分暴露范围狭隘的问题。尽管报告内容忠实深入，却未能交代侵犯人权的原因。报告问及，“何种程度的侵犯是必要或可解释”的，可以用来维护国家“安全”--这些是军政府对“肮脏战争”的官方理由。在检验证据后，报告作出结论说，左派游击队造成的威胁，绝对与国家采取的镇压程度不成比例。
但是还有其他理由让暴力是“必要和可解释”的吗？国际特赦组织未加着墨。事实上，在92页的报告中，该组织未提到军政府正对国家进行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造。这份报告并未评论贫穷加深或重分配财富计划的大幅逆转，虽然这些是军政府统治的核心政策。报告仔细列举军政府违反公民权利的法律和命令，但不包括降低工资和提高价格、侵犯食物与居住权利的命令，虽然这些权利也受联合国规章保护。如果军政府革命性的经济计划曾受到粗浅的检验，一定会暴露出为什么军政府必须采取额外的镇压，正如它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国际特赦组织良心犯是和平的工会分子和社会工。
另一项重大遗漏是，国际特赦组织描述冲突只局限在军方与左派极端分子。其他参与者完全未被提及--没有美国政府或中情局；没有本国地主；没有跨国企业。在拉丁美洲实施“纯”资本主义的大计划，以及计划背后势力庞大的利益团体，都未被检验，使这份报告中记录的残暴完全不合情理--它们只是随机发生、不受控制的不幸事件，在政治虚空中飘荡，虽被所有有良心的人所谴责，却完全无法理解。
这股人权运动的每一面都在高度受限的环境下运作，尽管理由不尽相同。在受影响的国家内部，率先呼吁注意恐怖行动的人是受害者的亲友，但他们能做的事极其有限。他们并未谈到失踪背后的政治或经济目的，因为谈论这些会使他们本身面临失踪的危险。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挺身而出的人权活动团体，最着名的是5月广场的母亲（Madres de Plaza de Mayo），在阿根廷以“母亲们”着称。她们每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建筑外面示威时，不敢手持抗议牌--只是捧着失踪孩子的照片，一旁写着：“他们在哪里？”在宗教聚会中，她们默默围坐，戴着白色头巾，上头绣着她们孩子的姓名。许多母亲有强烈的政治信念，但她们小心地不表达威胁政权的言论，只呈现母亲的悲伤，以及急于知道她们无辜的孩子被带往何处。
在智利，最大的人权团体是和平委员会（Peace Committee），由反对党政治人物、律师和教会领袖组成。这些终身政治工知道，为终止酷刑和释放政治犯奔走努力，只是一个更大斗争的一部分，最终的目标是谁能控制智利的财富。但为了避免成为军政权的下一个受害者，他们放弃左派过去谴责资产阶级的老套，学习使用“普遍人权”（universal human rights）的新语言。此种在北美和欧洲普遍被接受的观念，摆脱了富人与贫民、弱者与强者、北方和南方的指涉，单纯地主张人人都有公平审判和免于残暴、非人道与悲惨待遇的权利。它不问为什么，只是主张如此。从充满法律术语与人类权利的人权论述中，他们发现在监狱的伙伴实际上是良心犯，其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应该受到《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和第19条的保护。
对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来说，这种新语言基本上是一种密码，就像音乐家把政治信息以隐晦的暗喻藏在歌词里，他们也以法律措辞伪装他们的左派思想--一种不用提到政治而参与政治的方法。
当拉丁美洲的恐怖手段引起迅速扩张的国际人权运动的关注时，那些行动主义者有他们大不相同的理由避免谈论政治。
福特对上福特
不把国家恐怖的体制与其奉行的意识形态目标联结在一起，是这段期间几乎所有人权文献的特色。尽管国际特赦组织的保留可以理解为在冷战的紧张中尝试保持公正，但对其他许多团体来说，还有另一个影响因素：钱。这类工作最大的资金来源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福特基金会。在60年代，该组织只花一小部分预算在人权上；但在70和80年代，基金会对拉丁美洲人权工作的贡献高达惊人的3000万美元。福特基金会以这些钱支持拉丁美洲的团体，例如智利的和平委员会，以及美洲观察组织（Americas Watch）等总部设在美国的团体。
在军事政变前，福特基金会在南锥的主要角色是资助训练学者，大多数在经济学和农业科学领域，并与美国国务院密切合作。福特基金会国际部副总裁苏顿（Frank Sutton）解释该组织的宗旨：“没有现代化的精英，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家。”虽然这与扶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品的冷战逻辑完全吻合，福特的大部分学术援助也遵守极右派路线--拉丁美洲的学生被送到各式各样的美国大学，对拉丁美洲大学的各种研究所也提供资助，包括以左倾闻名的大型公立大学。
但有几个重要的例外。前面已讨论过，福特基金会是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与训练计划的最大赞助者，而该计划制造出数百个拉丁芝加哥男孩。福特也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赞助一个类似的计划，目的是吸引邻近国家的大学部经济系学生，以便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门下求学。这使得福特基金会不管是否刻意，成了在拉丁美洲散播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的主要资金来源，甚至远超过美国政府的金援。
当芝加哥男孩在皮诺切特的枪杆下取得权力后，福特基金会对它的评价并不是特别好。资助芝加哥男孩，是基于该基金会“为促进民主目标的实现而改善经济研究机构”的宗旨。但福特在芝加哥和圣地亚哥协助建立的经济研究机构，在推翻智利的民主政治却扮演核心角色，过去培养的学生现在却在一个休克式的残暴环境中，应用他们受到的美国教育。让基金会更感棘手的是，这是在短短几年内第二次它扶持的对象选择以暴力夺取权力；第一次是苏哈托的血腥政变后，柏克莱帮的迅速蹿红。
福特曾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成立经济学系，但福特的文件显示，当苏哈托掌控大权后，“几乎所有该计划培育的经济学家都被征召进入政府”。学系里几乎没有人留下来教学生。在1974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民族主义暴乱，反对“外国颠覆”印度尼西亚经济；福特基金会变成群众愤怒的对象--许多人指出，福特基金会训练苏哈托的经济学家，出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与矿业财富给西方跨国公司。
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与印度尼西亚的柏克莱帮间，福特得到的是不光彩的名声：从两个计划毕业的学生，掌控的是世界上最恶名昭彰、最残暴的右派独裁政权。虽然福特不可能事先知道它训练的毕业生会执行如此野蛮的暴政，但终究还是有人提出刺耳的质疑：为什么一个致力于和平与民主的基金会，却深深涉入独裁政权和暴力？
不管是出于惊慌、社会良心或两者兼而有之，福特基金会处理独裁政权问题的手法堪称好企业的典型：主动出击。在70年代中期，福特从一家为所谓第三世界提供“技术专业”的制造者，转型为人权活动的资助者。这种大变身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尤其显得突兀。这些国家的左派被福特协助扶持的政权消灭后，只有福特资助新一代的人权律师，为释放成千上万被同样政权所囚禁的政治犯而努力。
从福特经常妥协的历史来看，它一头栽进人权运动时，把这个领域的定义尽可能窄化并不令人意外。该基金会强烈偏爱那些宣称以法律手段为“法治”、“透明化”和“优良治理”而奋斗的团体。就像一位福特基金会的干部指出的，该基金会在智利的态度是“我们如何做好工作而不涉入政治”。这不只因为福特原本就是保守的机构，习惯于与正式的美国外交政策合作而不背离，同时也是因为任何以智利镇压为目标的严肃调查，不可避免会直接溯及福特基金会，以及它将原教旨主义经济理念灌输给智利统治者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另一个问题是，该基金会与福特汽车公司无法逃避的复杂关系，尤其是牵涉到工厂的活跃分子。今日，福特基金会已完全脱离汽车公司及其继承人，但在50和60年代资助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教育计划时并非如此。该基金会创立于1936年，资金来自三位福特汽车主管的股票捐献，包括亨利与艾德索·福特（Edsel Ford）。随着基金会财富增加，它开始独立运作，但出脱福特汽车股票直到1974年才完成，当时是智利政变的次年，且印度尼西亚政变已是几年前的事；福特家族直到1976年才退出基金会董事会。
在南锥，这些矛盾看起来十分超现实：一家与恐怖体制来往最密切的公司--被指控在厂房里设置秘密酷刑设施，参与自己员工的失踪--所遗留的慈善机构，却是最好且经常是唯一终结最恶劣人权侵犯的机会。透过资助人权运动人士，福特基金会在那段期间拯救过无数人命。而且美国国会削减对阿根廷和智利的军事支持，逐渐迫使南锥的军政府减少使用最残暴的镇压手段，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该基金会。但当福特伸出援手时，它的努力却得付出代价，而这种代价--不管是否有自觉--就是人权运动思想上的诚实。该基金会决定参与人权运动但“不涉及政治”，因此制造了一种局限，使它几乎不可能追问它所记录的暴力：为什么发生这种事？谁能获利？
对于自由市场革命的历史被传述的方式，这种局限扮演了破坏的角色，导致它们在极度暴力环境下诞生的污点大体上被遗漏。就像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对酷刑三缄其口（那与他们的专业领域无关），人权团体也很少提及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激进转变（那超出他们狭窄的法律视野）。
镇压与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计划，这个观念只反映在这段期间的一项重大报告：《巴西：毋忘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唯一非由国家或外国基金会发表的真相委员会报告。它根据的是军方的法庭记录，由勇气过人的律师和教会活动分子，在国家仍处于独裁统治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影印得来。在详细记述一些最可怕的罪行后，报告的提出其他人刻意逃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他们平铺直叙地回答：“因为经济政策极度不受人口中最多数群体的欢迎，所以不得不借暴力来执行。”
在独裁统治期间深入扎根的激进经济模式，后来证明比执行它的将军们还顽强。士兵回到他们的军营以后很久，拉丁美洲人也已经可以再度选举他们的政府，芝加哥学派理论的根仍然牢牢抓住这块土地。
阿根廷新闻记者兼教育家阿库纳（Claudia Acuna）告诉我，在70年代和80年代很难完全了解暴力并非军政府的目标，而是手段。“他们侵犯人权如此令人发指，如此不可思议，阻止他们当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虽然我们已经能摧毁那些秘密酷刑营，却无法摧毁军政府创造的经济计划，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正如华尔士的预测，到最后，“计划性悲剧”所夺走的人命将多于子弹所夺走。以一个比喻来看，拉丁美洲南锥在70年代发生的事被以谋杀现场来看待，但事实上它却是极度暴力的武装抢劫现场。阿库纳告诉我：“那就好像以失踪者的血迹，来掩饰经济计划的代价。”
有关“人权”能否真的与政治和经济分开的辩论，并非只发生在拉丁美洲；每当国家以酷刑作为政策武器时，这些问题就会浮现。尽管环绕着层层迷雾，加上想以无关政治的脱序行为来看待它的冲动也可以理解，但酷刑并不特别复杂或神秘。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每当一国的独裁者或外国占领者缺乏统治所需的共识时，酷刑这种最残酷形式的高压统治工具就会出现：菲律宾的马克斯、伊拉克的萨达姆、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在占领区的以色列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例子不胜枚举。大规模虐待囚犯实际上就是明确的迹象，显示政治人物尝试实施一套大多数被统治者反对的体制--不管是政治、宗教或经济体制。就像生态学家借特定的植物与鸟类“指标物种”（indicator species）来定义生态系统，酷刑就是一个施行极度反民主计划的政权的指标，就算这个政权是透过选举而取得政权也能适用。
作为审讯时取得信息的手段，酷刑的不可靠已人尽皆知，但用来恐吓和控制人民，没有比酷刑更有效的方式。基于这个理由，在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的自由派对本国士兵用电击和水刑对付阿尔及利亚解放战士义愤填膺，却不设法解决作为酷刑根本原因的占领，让许多阿尔及利亚人逐渐失去耐性。
1962年，法国律师哈理密（Gisele Halimi）为数名遭强暴并在监狱受到酷刑的阿尔及利亚人辩护，他激愤地写道：“所有空谈都是相同的陈腔滥调：从酷刑在阿尔及利亚使用以来，说的是相同的话，表达的是相同的气愤，公众抗议是相同的声调，相同的承诺。这些例行公事并未阻止任何电击或水刑；对遏阻使用它们的人也丝毫未产生影响。”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写到同一主题也表达相同看法：“以道德之名抗议‘过当’或‘滥用’是错的，这暗示了积极的共犯。没有‘滥用’或‘过当’，只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体制。”
她的论点是，占领无法以人道的方式达成；违背人的意志的统治绝非人道。西蒙·波伏娃写道，有两个选择：接受占领及执行它所需的手段，“否则便是拒绝，不只是拒绝某些具体的做法，而是拒绝容许它们存在，拒绝非得采取这些做法的更大目标”。今日的伊拉克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也面对同样明显的选择，而在70年代的南锥，这更是唯一的选择。就像没有温和仁慈的方法可以违背人的意志而占领，要夺走数百万人尊严过活所需的事物--芝加哥男孩决心做的事--也无法以和平方法达成。
抢夺，不管是土地或生活方式，就需要动用武力，或至少需要令人相信的威胁；所以强盗会带枪，并经常使用。酷刑令人厌恶，但往往是达成特定目标的高度理性方式；事实上，它可能是达成那些目标唯一的方法。这引发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一个当时在拉丁美洲许多人无法问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暴力的意识形态吗？它的目标是否有什么成分，会导致此种暴力的政治整肃，以及伴随而来的人权清洗运动的循环？
这个问题最动人的证词之一来自托马塞拉（Sergio Tomasella），他是烟农兼前阿根廷农地联盟秘书长，曾遭到酷刑和监禁长达五年，并牵连他的妻子和许多朋友及家族成员。1990年5月，托马塞拉搭乘深夜巴士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农业省份柯利安特斯（Corrientes），准备在阿根廷反除罪法庭上发表意见，该法庭当时正听取独裁统治期间侵犯人权的证词。托马塞拉的证词与其他人不同，他穿着农场的衣服和工作靴站在都市听众前，解释为什么他是一场长期战争的受害者；这场战争一方是想要土地以开辟合作农场的贫穷农民，另一方则是势力庞大、拥有当地省份一半土地的牧场业主。“战线是连续不断的--那些从印第安人手上夺走土地的人，继续借他们的封建结构压迫我们。”
他坚称自己与农地联盟的会员同伴所遭受的虐待，不能与殴打他们身体和摧毁他们运动网络背后的庞大经济利益切割。因此他不愿指出虐待他的士兵姓名，宁可指出那些靠着阿根廷对外的经济依赖而获利的本国和外国大企业。“外国独占公司强迫我们购买谷物和污染土地的化学品，强迫我们接受科技和意识形态。这些全都透过拥有土地并控制政策的寡头统治者。但我们必须知道，寡头统治者也受到这些独占公司的控制，同样的福特汽车、孟山都（Monsanto，编按：全球最大的基因改造作物公司）和菲利普莫理斯（Philip Morris，编按：美国烟草公司）。我们必须改变的是结构。这是我来这里必须谴责的。就是这样。”
听众爆出热烈的掌声。托马塞拉以如下的话总结他的证词：“我相信，真理与正义经历许多世代后，终究会获胜。如果要在这场战斗中死去，我甘之如饴，但总有一天我将得胜。同时，我会知道敌人是谁，而敌人也知道我是谁。”
芝加哥男孩70年代的第一场冒险，应该被当成是对人类的警告：他们的思想极其险恶。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在第一个实验场的罪行就没有责任承担，使那些不知悔改的理论家培育出来的次代弟子得以逃过刑责，继续游走世界寻找下一次的征服。今日我们再度生活在政商连手大屠杀的时代，许多国家遭受大规模的军事暴力，并以审慎计划的手段改造它们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失踪和酷刑也卷土重来。同样的，建立自由市场的目标与使用这种残暴手段的必要性，仍被视为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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