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制的好处之一，就是能满足人民对传奇、童话以及盛大场面的向往心理。这一点英国王室自然也心知肚明：对它来说，威廉王子婚礼远不仅仅是两个年轻人的成人仪式，它还安抚、满足和补偿了许多人对自己生活的缺憾（无论他们看到的是白马王子童话还是灰姑娘童话），这种关注和认同又会转化为王室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巩固了王室作为英国象征的地位，甚至还顺便拉动了英国的经济。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君主制似乎是属于过去时代的旧事物，但在英国这个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王室却仍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和符号。英国学者白芝浩曾说，英国王室之所以能发挥如此重要的功用，原因不外三个词：historical, august, theatrical——即王室历史悠久、庄严、富于舞台性（尤其在典礼仪节中）。威廉王子的婚礼将这三者融为一体：它以个体生命延续的方式象征了英国历史的延续性、它创造了一种盛大的庆典场面、当然更不缺乏舞台效果。
这是一种塑造认同的微妙政治。在其他国家是“国族的”（national）那些东西（诸如国家军队、国民议会），在英国基本上都是“王室的”或“皇家的”。换言之，尽管早已没有实权，但王室仍然是认同的来源、社会团结的焦点。而要塑造这种认同，宫廷典礼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也是为什么王子的婚礼从他的个人事务走向了公开化的全民庆典。按照历史学家何伟业在《英国的课业》中的说法，这一过程实际上将权力重新包装成为一种表演。
于是王室婚礼具有了群体庆典的那种社会化功能：它成为英国上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交叉点，又是这三方面最生动、丰富和集中的表现形式。整个庆典中充斥着过量的象征符号和仪式物件（新人的礼服、王室纹章、旗帜、徽标、马车、童话情节等等），对此心醉神驰的人们将之视为一场狂欢节般的排场，走向一出英国文化的公共戏剧——而熟知英国人拘泥个性的人都知道，要让英国人激动起来可不容易，可能只有两件事例外：对英国男人来说是足球，对英国女人来说是王室婚礼。
和其他庆典一样，这场王子与灰姑娘的婚礼也具有两种相反的社会作用：一是凝聚向心作用，一是宣泄离心作用；两者同时并存，相反相成。它一方面促使人们重新确认了王室这个英国人共同的象征物，潜移默化地使人接受现有秩序，将之视为一个正确的、好的秩序；另一方面英国人在此期间也通过恶搞和滑稽模仿王室婚礼的方式实现宣泄。甚至在商业活动中也有人扮演成威廉和凯特，抢先举办一场激情派对，似乎在此刻，生命的等级和地位通过戏仿被违反了，而这又反过来掩盖和平息了社会中地位等级的实际不平等。
在以往的传统中，这种王室排场和庆典的公共戏剧也会醒目地展示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地位炫耀，正如在巴厘的剧场国家中，权力服务于夸示。那些醉心于完美仪式的王室成员有时也难以避免会被指责——他们的铺张浪费要为国家的贫困负责。但对现代英国来说，这并非一个重要问题，不止因为财力无虞，更在于：这种宫廷庆典本身就是一种大众需求。
白芝浩在1867年就已预见到这一问题，他当时在《公众尊严的代价》中说：“我们变得越民主，就会越喜欢宣传并展示那些曾经取悦于平民百姓的东西。”这是一个微妙的悖反：王子的婚礼虽然按其定义来说是属于最高权力的，但对它最感兴趣的却往往是那些平民——倒不只是因为新任的凯特王妃本人出身平民，而是往往只有平民才最醉心于灰姑娘的童话，因为唯有这种巨大的落差才会使人们如此惊喜和感慨。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室婚礼也可以说是试图取悦英国平民的一场迪士尼式的演出。用J.A.汤普森的话说，“在英国，国王做人民想让他做的事，他将成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国王。”
人的心理是很微妙的：他们可能既喜欢平等，却又喜欢那种童话般奢华的权力展示。至少在英国，这种心理在王室婚礼中得到了两全：一方面是没有实权的礼仪性君主，另一方面又保留了那种王室的奢华。而可怜的美国人，由于没有一个自己的王室，只能像怀念一个逝去的国王和王后那样继续怀念约翰•肯尼迪夫妇。
当然，英国人更值得骄傲的是那种历史感，然而，尽管王室婚礼的铺张奢华常常以古典和历史悠久的面貌出现（例如刻意使用马车而非汽车），但实际上英国皇家的礼仪绝大部分都只有很短的历史。按照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主编的《传统的发明》一书中的卓绝分析，英国人在王室礼仪上的创造力直到近代才爆发出来，这些被发明出来的仪节却都声称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创造出一种古典的形式（想想现在有些人试图复兴的汉服），其背后的推动力其实却是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的需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王室礼仪繁琐化和壮观化的“再发明”过程，却也是英国王室政治权力虚化的过程。不论是塞缪尔•亨廷顿还是弗朗西斯•福山，政治学者们都一致认为，就其拥有的极大权力而言，现代美国总统其实更像一个国王——只不过他是被选举出来的。但其权力之大，是“任何一个东方君主做梦也无法想像的”，“美国仍有一个君主，英国却只有一个王位而已”——不这两者至少有一个关键相似：其权威是通过公众认可才合法化的，虽然方式不同，而英国王室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诉诸礼仪性的庆典。
在很长时间里，王室及国王一直是（也致力于成为）英国的重要象征。宫廷典礼的盛大因而也符合国家利益，博览会、征服庆典、皇家婚礼和葬礼、加冕仪式，这些壮观场面不仅对现场观众产生心理影响，在近现代的技术条件下还有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和商业广告宣传，由此展示出权力令人眩目的光彩，同时又使它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
人们消费的不仅仅是那些符号象征，他们还真的会为那些符号而去消费：买票去看威廉与凯特浪漫故事的电影、购买两人爱情经历的畅销书、以及相关的其他纪念品，无论是徽章、戒指、巧克力，还是纪念邮票。据说连义乌商人都从中嗅到了商机，在获得威廉王子婚礼钻戒的图样后连夜赶制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仿制品，且供不应求。这种“婚礼特需”甚至远远超出了英国的国界，溢出到英联邦国家、美国乃至中国，这种相关衍生产品的现代产业式开发和消费，使得这场王室婚礼越发具备一种迪士尼般的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有点像是一出广告活动：围绕着这个主题，是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和消费者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主题消费。这也是一种现代场景：人们能把任何盛大场面都转变为一次消费盛宴。
在这样的关注中，人们聚焦的那两个人也已经不再是王子和王妃，他们实际上也变成了某种抽象形式的完美符号。对凯特来说，嫁给王子并不像童话里那样是故事的结束，“从此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相反，一切才刚刚开始。之所以要特别关注这个平民女孩子的命运，是因为威廉已经有三十年时间习惯了做王子，而她要习惯做王妃则恐怕还须从头开始——虽然据说她从小就梦想要成为公主，但天生是一个王室成员，跟“努力成为一个王室成员”，这之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就像威廉的母亲戴安娜王妃的一生所展现的那样，她将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在自我和别人想要她扮演的那个角色之间获得平衡。当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面对着同样的问题——一个普通的教师也要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教师”这个角色，并以那个角色的形象来要求自己。问题是王妃这个角色的饰演难度更大，有时候对于这个角色应该是什么形象，还具有针锋相对的矛盾意见——英国王室对戴安娜王妃的要求和英国平民对她的要求显然就有所不同。
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一个轻松的使命：正因为英国王室密集了英国特性的那么多象征意义，要达到完美的礼仪形式本身就是一个重负，而且在此过程中王室成员本身也可能成为一个仪式物件，对于那些平民出身的人来说更易于感到这个要求与内在自我的冲突。然而也正是这种远离实际控制权的符号化权力，才使得英国王室能持久地保存下去。就此而言，婚姻不仅预示是王室在肉身生命上的延续，而且其仪式本身也在保障着王室那种抽象权力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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