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2011年之后的世界左翼

[远航一号注：沃勒斯坦的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左派目前的现实政治问题有借鉴意义。沃勒斯坦所说的左派关于“选举过程”的分歧在中国就表现为关于“重庆模式”等问题的分歧。本编者校正了路爱国翻译过程中的一处错误。]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 译）

评论 第320号
2012年1月1日

2011年之后的世界左翼

　　无论如何定义，2011年对左翼都是一个好年头——不管从狭义还是广义上来定义世界左翼。根本原因是负面的经济状况，这让大多数世人吃苦遭难。失业率居高不下且越来越高。大多数国家政府面临高债务水平和收入减少。他们的反应是试图迫使本国人口接受紧缩措施，而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试图保护自己的银行。

　　结果就是占领华尔街（OWS）运动所说的“99％”掀起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抗争。抗争是反对财富的过度两极分化，腐败的政府，以及这些国家政府本质上的不民主性质，不管它们是否实行多党制。

　　这并不是说“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或“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 ]实现了他们希望的一切。而在于他们做到了改变世界的话语议题，使之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颂歌转到例如不平等、不公正和非殖民化等议题上来。长期以来，普通民众首次讨论他们所在体系的本质；他们不再视其为理所当然。

    世界左翼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向前发展，把分散议题讨论的初战告捷转化为政治变革。这个问题可以很简单地提出来。在经济上，即使在极小人群（1％）和极大人群（99％）之间存在显而易见且不断增长的鸿沟，政治分裂也不一定随之而来。在世界范围内，右翼势力依然控制着大约一半的世界人口，或至少是半数以不同方式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口。

　　因此，要改造世界，世界左翼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团结，而这在目前还不具备。事实上，在长期目标和短期战术两方面都存在深刻分歧。这些问题并非没有得到讨论。相反，它们正激烈辩论之中，但在克服各种分歧方面则进展甚微。

    这些分歧并不新鲜。但这并不使它们更容易解决。有两个主要的分歧。第一个有关选举。在选举问题上的立场有三种，而不是两种。有些人对选举深表怀疑，认为参加选举不但在政治上无效，而且增强了现存世界体系的合法性。

　　还有些人认为参与选举过程十分重要。但这一群体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有些人自认为是务实派。他们想从内部做工作  -- 在正常运作的多党制条件下从左翼政党内部，或在不存在议会政党交替的情况下从事实上的一党制内部。

　　当然，还有谴责选择所谓小恶这种政策的人。他们认为各大党之间没有重大差别，他们支持投票给某个“真正的”左翼政党。

　　我们都熟悉这个辩论，我们都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过这些论证。但是，至少对我来说，清楚的是，如果有关选举战术的三个群体不能走到一起，无论短期还是长远而言，世界左翼都没有多少机会占到上风。

　　我相信存在和解模式。这就是要区分短期战术和长期战略。我非常同意那些人的意见，他们认为获取国家政权与世界体系的较长期转型无关，并有可能危及这种可能性。作为一种转型战略，它已被多次尝试并且已经失败了。

　　但由此却不能说，短期内参与选举是浪费时间。事实上，99％中很大一部分人正在遭受短期剧痛。正是这种短期苦难才是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他们要生活下去，并协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生活下去。如果我们把政府不是当作社会转型的潜在代理人，而当作通过其直接决策可以影响短期苦难的组织结构，那么，世界左翼就有义务尽其所能，使政府做出能最大限度减少苦难的决策。

　　要做到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就要求参加选举。那么，在拥护两害相权取其轻和拥护支持真正左翼政党的人群之间的辩论是什么？这变成一种当地战术，其差异极大，由于涉及诸多因素：国家大小、正式的政治结构、国家的人口、地缘政治位置、政治历史。不存在标准答案，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2012年的答案也不一定适用2014年或2016年。至少对我来说，这不是对原则的辩论，而是对各国不断变化的战术形势的辩论。

　　世界左翼正在进行的第二个大辩论，是在我称之为“发展主义”与或可被称为文明变化优先两者之间的辩论。在世界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辩论。在拉丁美洲，我们可以看到在左翼政府与原住民运动之间持续进行并且相当愤怒的辩论--例如，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在北美和欧洲，我们可以看到在环保人士/绿党与工会之间进行的辩论，后者把维护和扩大就业作为优先。

　　一方面，“发展主义”的选项，无论是左翼政府还是工会提出来，都表示，没有这样的经济增长，就没有办法纠正当今世界的经济失衡，不管我们谈的是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这个群体指责他们的对手支持右翼势力的利益，至少在客观上如此，也可能在主观上也如此。

　　反对发展主义选项的支持者说，集中于经济增长优先是错误的，这有两个理由。这不过是一种继续维护资本主义体系最坏特征的政策。这也是一种导致不可挽回的破坏的政策--生态和社会的破坏。

　　这种分歧，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比在参加选举问题上的分歧更为激烈。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妥协，在个案的基础上妥协。要做到这一点，双方都需要认可对方的诚信和左翼资格。这不大容易。

　　左翼的这些分歧能否在未来五到十年得到克服？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克服，我不相信世界左翼能赢得未来20至40年的战斗，即在资本主义体系最后崩溃的时候，我们应当拥有怎样一个接替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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