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擎
阿拉伯之春：
第四波民主化？
突尼斯骚乱之初，几乎无人预见这会在周边地区引发连锁反应。毕竟，突尼斯社会太过“西方化”，缺乏阿拉伯国家的典型特征。欧美的中东问题专家们谨慎告诫“埃及不是突尼斯”，然后“利比亚不是埃及”。这一切都似曾相识。1989年讨论东欧变局问题，也有专家适时提醒“X不是Y”。而到了1990年，“苏联绝对不是东欧”的观点仍然相当流行。森林中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所有的树叶仍然是树叶。更为困难的判断是：哪些树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被归为同类。每一个旧制度的解体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与社会原因，影响着政治转变的进程，也可能导致相当不同的结局。但普遍论者或许把握了另一半真理：任何专制政体迟早都会遭遇民主化的压力，都会面临解体崩溃的危机。
亨廷顿曾描述了一个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从1970年代的南欧开始直到1989－1991年间的苏东剧变。在此期间“民主政体”从四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多个，他称之为民主化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随着北非与中东地区民众抗议的蔓延与升级，“阿拉伯之春”开始作为一个总体趋势被人讨论，关于“第四波”（The Fourth Wave）的想象不再匪夷所思。
弗朗西斯·福山再度成为引人瞩目的评论者。早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他就向当局告诫，民主化浪潮将会波及中东地区。当时他的预言似乎是无稽之谈，直到2011年。在多篇文章与访谈中，福山批评了单纯从文化特殊性或发展水平来把握政治变化的理论，强调民众“政治意识”的重要性。他指出，许多人相信“文化特殊论”，认为阿拉伯文化的某种特性与民主相抵触。但目前的局势表明，“渴望生活在一个尊重你、赋予你基本政治权利的国家的根本冲动（impulse）事实上是普世的”。同样，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无法完全化解民主诉求的压力。就发展水平而言，突尼斯和埃及的表现相当出色（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民众抗议仍然爆发了。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而是来自受到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觉醒的政治意识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福山认为突尼斯和埃及的趋势再次应验了亨廷顿的“现代化的逻辑”。但与此同时，他对阿拉伯之春前景的判断比热衷鼓吹“第四波”的传媒人士更为谨慎。他在访谈中指出：“体制建设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在有些国家中，旧制度的崩溃可能会导致部落战争。“我不认为在短期内这会导向稳定的民主制。”
民主化理论的权威学者戴蒙德（Larry Diamond）教授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发表题为“阿拉伯之春以后的民主”的文章，副标题却是疑问式的：“第四波还是虚假的开端？”文章着重分析抗议运动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多种可能关系，指出阿拉伯之春可能会在“冻结”与“融化”之间反复交替，因此“这个动荡时期不会短暂，也不会干净简洁地划定其范围边界”。在今后数年中会有曲折而绵延的斗争，去确定阿拉伯世界未来的政治图景。
许多西方左翼学者（包括乔姆斯基、齐泽克、萨米尔·阿明和佩里·安德森等）高度重视北非与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但与保守派或自由派的学者不同，他们更为关注民主化进程对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左翼的政治目标是双重的：反独裁与反殖民。只有当民主事业与民族独立紧密结合，阿拉伯世界才有真正独立和自由的政治前景。阿拉伯地区的独裁统治是西方霸权所扶植、支持或默许的。乔姆斯基说，华盛顿及其盟友的原则是“民主只有在遵从其战略与经济的目标时才是可以接受的：在敌人的领地（搞民主）很不错，不过请别在我们家的后院搞，除非它能被适当地驯服”。
那么，如何解释利比亚呢？卡扎菲曾经是西方的敌人，但近年来已经向西方低头示好。为什么欧美要以实质性的军事干涉来支持前途未卜的反对派？保留卡扎菲这个独裁的盟友不是更有利于西方的经济与战略利益吗？可以想象，假如西方国家在利比亚动荡中支持卡扎菲，西方左派同样会给出有力的（或许更有力的）解释。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吊诡的问题，才会出现法国两位著名左翼理论家的分歧。当《解放报》刊登了让－吕克·南希支持西方干涉利比亚的文章，阿兰·巴迪欧公开表示“震惊与遗憾”：“我们必须揭示，西方轰炸者和士兵的真正攻击目标绝对不是卑鄙的卡扎菲，他原本是那些人的代理人，那些人现在要除掉他，因为他妨碍了他们的更高利益。”
安德森的文章表现出更为精到的见解。他分析指出，中东和北非地区一方面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长期控制，一方面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未能发展出民主政治，反而形成了强人独裁的暴政。这两个特征是有关联的，但彼此并非简单的相互衍生。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利益（石油资源和保护以色列），需要形成有效的控制。在原则上，西方更愿意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派而不是独裁者打交道，只要民主派能同样遵从西方的霸权地位。但这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却行不通，因为这个地区长期受到帝国主义与以色列的欺凌，民主的胜利最终会生成强劲的反帝力量。眼下反政府示威抗议主要的诉求是在政治上铲除暴政。“起义的动力已经是清晰明确的，他们的目标，在最经典的意义上是纯粹政治性的：自由。”但社会平等的诉求还不够清晰，民族独立自主的要求仍然沉寂。安德森认为，这是专制造成的“意识形态蜕化”的结果。但政治自由应当与社会平等结合起来。他也不相信，在这个帝国主义最明显的地区，反帝的声音会一直沉寂。这反映出安德森的期望：社会主义和反帝民族主义最终应当在阿拉伯世界再度复兴。
占领运动：
另一种民主化浪潮
民主抗争的目标不仅限于独裁专制政权，而是针对一切压制与排斥的社会政治机制。阿拉伯之春的风暴在秋天波及纽约。从2011年9月开始，“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全球。而在此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占领抗议，英国发生了伦敦的街头骚乱。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与贫富加剧的现实使一大批年轻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满挫折与不满。共同的愤怒终于通过新传播手段找到了集结的契机，汇成抗议的洪流，矛头首先指向贪婪的金融寡头。
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纷纷援手支持，或亲临抗议现场发表演讲，或在公共媒体上撰写文章。他们分享的一个共同看法是：金融腐败不只关涉经济政策，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标志着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甚至危机。普林斯顿大学威斯特（Cornel West）教授在演讲中呼吁：“不可能将解决华尔街的贪婪问题转换为提出一两个具体要求。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种民主的觉醒。”
两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占领运动中相当活跃。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中，1%拿走了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这甚至是富有者也终将会后悔的不平等。”他将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改成“1%所有、1%治理、1%享用”用作文章的标题，犀利地揭示出当下的现实何等严重地背离了美国的民主理想。他在现场演讲中指出，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中“损失是社会化的，而收益是私有化的。这不是资本主义，这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扭曲的经济。如果我们继续如此，我们不会实现经济增长，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公正的社会”。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反驳极端保守势力对占领运动的攻击。他以经济数据为证表明，抗议者的愤怒是正当的，针对的目标是正确的。金融寡头没有为他们贪婪与欺诈的后果承担责任，反而利用他们的特权将金融危机的代价转嫁给普通纳税人。奥巴马出台的监管方案已经过于温和，却仍然遭到华尔街巨头的抱怨。现在民主党有了第二次机会重新来过。许多人批评抗议者缺乏具体的政策目标，他同意这方面需要改善，但认为抗议者的基本诉求是明确的，填充细节的工作应该由政治家和政策专家来承担。
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么现在可能就到这样的时刻——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吧？”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可能。
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又是非常适宜的：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告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
福山分析指出，在1848年之后，对工业化国家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在两种思潮之间的竞争中展开：一是致力于实质性民主的共产主义，一是信奉在法治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的自由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他们能赢得这场竞争，因为新兴工人阶级将在社会人口的数量上占据优势，最终会危及保守派和传统自由派。但是，两种意识形态竞争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关键的变化是，在服务业压倒制造业的所谓“后工业经济”中，工人阶级不仅在人口规模上停止增长，而且生活水准不断上升，他们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转变为另一种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工会来保护他们早年的辛苦所得。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政体的结盟要求一个中介环节：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成员的主导力量。福山的新洞见是，这个中介环节的生成具有偶然性，是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收益往往比例失调地倾向于有才能和教育良好的社会成员。在十九世纪，一个数学高手很难将自己的才能转换为资本。但在今天，他们可能成为金融操盘手或软件工程师，获取更高比例的国民财富。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前发达国家由中产阶级从事的工作，现在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为便宜的方式完成。这两种趋势都导致中产阶级的衰落。如果技术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发达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不能企及中产阶级的地位，那就会威胁自由民主的稳定性，也会废黜民主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而福山警告说，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
那么出路何在？福山认为，当代左翼思想是贫乏的，没有对经济变化中的发达社会结构给出任何完整一致的理论分析，也没有阐明一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政治议程。社会民主的模式已经被耗尽了，福利国家在财政上不可持续的。中国的挑战是值得关注的，但他仍然坚持认为目前的中国模式难以持久维系，更无法让别国仿效。所谓“北京共识”实际上是西方学者的发明。
福山自己构想了“未来的意识形态”的轮廓。在政治上，新的意识形态需要重申民主政治对经济的优势，重申政府的正当性是公共利益的体现，支持更多的再分配，有效终止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支配。在经济上，要将全球化理解为一种必须在政治上细心控制的挑战和机遇，要衡量全球贸易与投资在什么程度上对繁荣中产阶级有所贡献。新的意识形态也必须批判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哲学基础（包括个人偏好至上以及用总体收入来度量国民福祉）。这种批判必须承认，即便劳动力市场是有效的，才能的自然分配也未必是公平的。他相信，这些理念已经零散出现了，但需要整合为一套融贯的理论，这将是一个左右两翼的思想综合。“替代性的叙事是存在的，等待着降生。”
欧盟危机与哈贝马斯的宪政方案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不只是经济问题，已经危及欧盟的治理机制甚至欧盟本身的存在。哈贝马斯被公认为当今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挺身而出，执意捍卫欧盟的政治与文化理想。
2011年6月，他联合十八位著名学者（包括鲍曼、贝克、赫尔德和莱维等）与政治家发表一封公开信，对欧盟政治的现状及其造成的长程危害深感忧虑，敦促各国政府官员担当政治领导的责任。“长期以来，欧洲领导人只是简单地应对眼前的事件，而不是直接面对危机的根源。这种就事论事的政治方式已经瓦解了欧洲的团结，在欧洲公民中造成了困惑和不信任。”公开信指出，仅仅重复“节俭”政策是无效的，欧洲领导人应当重返政治议程，提出南北欧地区人民都能接受的经济改革方案。只有新的政治才能恢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心。
11月，哈贝马斯在巴黎第五大学和歌德学院发表演讲。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哈贝马斯当时难以抑制激愤的情绪，抨击欧洲政客和技术官僚“毫无信念”，只是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势，不惜牺牲欧洲一体化的目标。而欧洲的公民变成了无力的旁观者。他大声呼吁“欧洲规划不能再以这种精英模式继续下去”。
他在新近发表的《论欧洲宪政》一书中指出，权力从人民手中滑落，技术官僚早就在筹划一场“悄然的政变”（a quiet coup d'état）。在欧盟的三个主要机构中，欧盟议会几乎没有影响，欧盟委员会搁置立场而无所作为，而真正在《里斯本条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欧盟理事会，但这是一个“从事政治却未被授权的政府性机构”。他担心，欧盟的扩张、一体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有可能发生逆转，战后一代知识分子追求与热爱的欧洲理想可能被葬送。
那么，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在《论欧洲宪政》提出，应该为作为整体的欧洲制定一部宪法，为所有欧洲人建立公民资格和投票权。如果欧洲人既是自己国家的公民，同时又是作为整体欧洲的公民，欧盟官员将会更有效地被欧洲公民问责，而不是只对各自国家的政府负责。他主张只有同舟共济，以更为紧密的一体化方案，才能克服当前危机中各自为政的分离趋势。无论他的宪政方案是否可行，他认为回到过去，回到那个相互竞争、彼此猜疑的民族国家的欧洲是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接受的。
苏联解体的道德根源
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许多学者专家重新思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由。美国俄罗斯研究学者阿戎（Leon Aron）与众不同，不是以惯常的角度（经济衰落，冷战的外部压力，不堪负重的军备竞赛与阿富汗战争，民族冲突，以及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等等）进行分析，而是从道德意识的层面入手，对苏联解体的根源做出解释。他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用了一个很长且耸人听闻的标题：“你以为你知道的关于苏联崩溃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苏联解体当然有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结构性原因，但阿戎指出，在1985至1989年间，这些结构性条件并没有发生任何突然的恶化，以至于当时很少有人预见几年之后苏联的解体。他认为，苏联社会真正的变化始于1980年代中期，来自人们内心的一种道德意识的觉醒：对虚假与败坏的精神生活状态的厌倦、憎恶甚至愤怒，使得现存的制度与生活方式“突然成为可耻的、不合法的和不可忍受的”。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一种新的道德氛围正在这个国家形成。”而对总理雷日科夫来说，1985年最可怕的社会特征是其“道德状况”：“（我们）行贿和受贿，在报告中、在新闻里、在高高的讲台上撒谎，陷落在自己的谎言中，彼此颁发勋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后来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说：“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仅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它在文化层面上被挫败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那些教育程度最高、最有思想的人，都在文化层面上拒绝这个模式，因为它不尊重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压迫人。”
阿戎认为，今天莫斯科发生的抗议同样具有深刻的道德涵义。虽然经济复苏获得了相当的进展，“但统治精英的腐败，新式的舆论审查，以及对公众意见的公然藐视，已经滋生出疏离感和犬儒主义，开始接近（如果还未超过）1980年代早期的水平”。于是，二十多年前的口号“我们不能再像这样生活下去了”再次成为人们的信念与诉求。他将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变迁与俄罗斯联系起来，告诫“在现代世界，经济进步不能代替公民的自豪与自我尊重。除非我们牢记这一点，否则我们会不断感到吃惊——对后苏联时代的‘颜色革命’，对阿拉伯之春”以及对其他国家不可避免的民主巨变，一如当年对苏联的解体一样。
哈维尔的遗产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于2011年12月18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西方知识界的主要报刊相继刊登讣告与悼文，纪念这位经历非凡的剧作家、异议人士和政治家。他被称作“天鹅绒革命的象征”，对东欧剧变的贡献以及推动捷克重返欧洲的努力都将名垂青史。然而，如果仅仅从冷战权力格局的转变来评价哈维尔，可能就错失了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指出，“布拉格之春”一般被视作维护现存体制的力量与改革这个体制的力量之间的冲突。但人们常常忘记的是，这种冲突只是一出漫长戏剧的最后一幕及其不可避免的结局，而这出长剧始源于“社会的精神与良知的剧场”。而在这出戏剧的开端，“存在着一些个体，他们要活在真相之中”，“这些人没有通达实际权力的途径，他们也不渴求权力”。
1990年2月，刚刚担任总统的哈维尔在美国国会演讲，他告诫急于要挫败苏联的美国人“眼光要放远些”。“如果在人类意识的领域中没有一场全球性的革命，那么在我们作为人之存在的领域中也没有什么会变得更好，世界走向灾难也将不可避免。”在1991年出版的《夏日沉思》中他写道，“这是我的责任，去反复强调所有真正的政治的道德根源，无论这在当前听上去多么滑稽或虚妄。”
在他看来，“生活在真相之中”是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条件，这在根本上是一种精神和道德的诉求，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他所理解的民主是“基于一种完整的人性责任——对共同体的命运做出个人的回答”。他以一生的非凡经历写下自己个人的回答。他将作为当代欧洲的一位伟大公民被后人铭记。
帕菲特的哲学巨著问世
2011年2月，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德瑞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的《论紧要之事》（On What Matters）。这是长达一千一百四十页的两卷本哲学巨著。著名伦理学家辛格（Peter Singer）称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事件”；雷丁大学哲学教授胡克尔（Brad Hooker）认为这本书“可能是自从1874年西季维克的《伦理学方法》发表之后最为重要的一部道德哲学著作”。
英国哲学家帕菲特于1942年出生在中国成都。他目前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荣休高级研究员。此前只在1984年发表过一本著作《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被（Alan Ryan）誉为“近乎天才之作”，由此奠定了他在英美哲学界的重要地位。《论紧要之事》早已成稿，十多年来在哲学界广为流传和讨论。帕菲特征集各种回应批评，反复修改，直到这部令人期待已久的著作问世。
《论紧要之事》处理道德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道德判断是否有客观的真假可言？帕菲特针对主观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哲学潮流，为道德客观主义做出了有力的辩护。他考察了三种主要的哲学传统（康德、契约论和效益论），论证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道德规则最终也是可以达成最好结果的规则，因此他所阐述的“规则后果主义”能够更好地统合三种传统。著作还收入了其他四位当代哲学家的批评意见以及帕菲特的回应。这部著作可能会激发新一轮持久而深入的道德哲学探索。
明星学者弗格森引发争议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书《文明：西方与其余地方》和他以往的许多著作一样引发争议。2011年11月，印度裔英国左翼作家米施拉（Pankaj Mishra）在《伦敦书评》上发表长篇书评《小心这个人》，尖锐批评弗格森的“白人文明优越论”。弗格森随即投书抗议，言称米施拉歪曲他的观点并影射他“种族主义者”，要求为这一诽谤道歉。《伦敦书评》在通信版面发表了双方的两次交锋文字，仍不可开交。最后弗格森声称要诉诸法律。
弗格森1964年出生于英国，在牛津大学毕业。先后在剑桥和牛津大学任教。2002年移居美国，目前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和商学院担任讲座教授。在过去十五年间，他发表了十四部著作，其中五部被制作为系列纪录片在BBC第四频道等媒体播出。2004年他被《时代》周刊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百名人物之一。此外，弗格森多年前就预言了美国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还发明了“中美国”（Chimerica）这一广为流传的新术语。弗格森是高调而雄辩的新保守派史学家。他对帝国历史的阐述常被左翼批评者认为是“为殖民主义招魂”和“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
2011年人文社科领域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2011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德国历史学家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获得（奖金约合七十八万五千美元）。颁奖辞称赞科卡“是当今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推动了开明和民主的制度，使他与排外、特权和不平等相抗争”。2011年度的坦普尔顿奖（奖金为一百万英镑）授予英国理论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Martin J. Rees）。他对于宇宙的洞见引申出围绕人类最高希望和最深恐惧的重大问题，由此激发的精神发展正是坦普尔顿奖长期追寻的目标。
2011年1月25日，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他的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已成为二十世纪的学术经典，被认为具有“启示录”的意义。无论人们对他附加了多少似是而非的标签，贝尔清楚地将自己界定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3月9日，《华盛顿邮报》资深白宫记者、专栏作家大卫·布罗德（David Broder）病逝，终年八十一岁。他为该报写作四十余载，自1956年起报道每一届美国总统大选。1973年，因报道评论“水门事件”获得普利策新闻时评奖。
6月10日，九十六岁的英国作家、学者帕特里克·雷·法默尔（Patrick Leigh Fermor）辞世。他被公认为“英国在世的最伟大的旅行作家”，代表作有《礼物的时节》和《在森林和湖泊之间》。法默尔的作品融入了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丰富内涵。
12月15日，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美籍英国作家克里斯朵夫·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病逝，终年六十二岁。早在1970年代，希钦斯已是伦敦的一名明星记者，尔后又成为美国知识界许多重要报刊的专栏，他的文笔堪称一流，但他的立场和观点常常引发争议。希钦斯长期被视为激进的左派，但“9·11”事件之后他宣称与左派立场决裂。他逝世之后，欧美各大报刊发表大量的悼文。■
（按：本文是笔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同题系列年度报告之一。议题的选择与述评受到阅读与学识的局限，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包括注释的完整版将在《学海》2012年第1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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