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技术乐观论甚至是技术决定论并不意味着要否定IT工业的新特征。它的全球化的覆盖范围和深度、它的高度灵活性、特别是它的难以预测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全新的。但是本书认为，在这种新事物的背后，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一系列对劳动力——包括对劳动力的生产、配置和控制——进行管理的特殊模式。劳动力在这里特别重要，首先是因为IT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本身是刻意选择的结果，而不是IT工业内在的必然属性）；如何创建一个跨国劳动力系统来对应和利用全球范围的极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对IT工业趋势是一个挑战。由此，猎身业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使我们审视日趋“抽象化” 的经济是如何通过具体的人际关系和制度安排而被建构起来的。
在概括猎身业务的内在运作机制时，本书使用了三个概念：“民族化”（ethniciz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和“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民族化”（ethnicization）的概念是指，猎身业务基本上成了印度人的行业，印度的同民族网络构成了猎身业务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动员潜在的劳动力、管理劳力行内部的劳动关系、以及扩大劳力行的全球网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猎身基本上是一个民族化了的产业。然而，猎身业务所依靠的不是事先存在的、天然紧密联结的网络关系。比如，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其中几乎不发挥任何作用；相反，“公事公办”（professionalism）是人们挂在嘴边的关键词。正是工人们这种个人主义的态度、认为个人能力决定一切的意识、以及不断向上流动的雄心，使得猎身业得以持续下去；我用“个体化”来概括这一特征。“跨国化”则指的是猎身业在制度上的意义：猎身业所以会成为一项制度存在，是因为它允许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动用和管理劳动力；不进行跨国运作，便没有超额利润，不进行跨国运作，就不会有劳力行。“跨国化”也解释了为什么“民族化”和“个体化”可以并行不悖。猎身业之所以被“民族化”，并不是由于“印度文化” 的内在特质，而是因为印度作为一个国度成为了为世界IT工业生产和提供技术劳动力的中心。由于这个原因，劳力行的民族化是工人们和劳力行的经营者们的利己主义的计算的结果，而不是基于印度文化的内向的团结性。这样，一方面，猎身业将IT工人们变成如新古典经济学所构想的、市场中“自由的”的原子，随价格原则、根据利益最大化而到处流动；但是同时，为了使得工人成为在市场上有效的原子，猎身业务要靠民族社会网络来帮助运营，特别是要嵌入印度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以高效地获取资源。猎身业使得全球的IT工业摆脱了国家移民管制的约束（当然这种摆脱绝不是彻底的），但是丝毫没有摆脱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制约。
猎身对于印度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了解所有这些故事之后，又能够怎么样？本书的结论部分将分析猎身和印度的“IT奇迹”之间是什么关系，并讨论猎身与更广阔的印度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
印度IT业的飞速发展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印度前总理阿•比•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在1998年就曾经表示，“印度的明天是IT”(India’s Tomorrow is IT)。在所谓的印度IT奇迹里，有两股并行发展并相互促进的力量：一方面，在印度国内，由以Infosys、 Wipro和Satyam等大型公司为代表的IT工业；另一方面，在海外，印度侨民经营的中小IT企业蓬勃发展 。这两个部门都被作为全球化的标志性发展而被津津乐道。然而，在对印度IT业发展的叙述中，猎身很少被人们谈到，即使被提到也仅仅被当作一个短暂的、很快就会消失的现象。与这样的主流论述不同，我的研究表明，印度IT业中的这两股力量，事实上都依赖于一个“非正式的IT部门” 。这个非正式的部门包括劳力行、培训机构、以及那些在印度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IT工人们。正式的IT部门、非正式的部门、和海外的部门，通过劳动力的流动而联系在一起，一起构成了全球IT工业中的“印度三角”。在这一三角关系中，低级别的非正式部门和印度国内的高级别的正式部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条跨国的环路：非正式部门中的劳力行将劳动力送往海外，它们靠此积累资源，进而向上流动到印度国内的高级别部门中去。这些低级别的非正式部门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它们通过把基层社会中的劳动力动员组织起来、送往全球市场，而汲取当地社会的剩余资源（主要包含在劳动力中），从而维系整个“印度三角”。如果没有这些非正式部门，海外的部门将不能招到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失去其竞争优势；印度国内的高级别正式部门则不但要缺失人力资源，还将丧失非正式部门企业在向上流动时所带入的经济资本。和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不是大型企业引导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带动地方发展，实际情况是恰恰相反，主导型的IT部门建立在非正式部门的基础上，而非正式部门又依赖于当地基层社会作为更大的资源基地。正因为如此，印度的IT业能够迅速发展，并且在新千年来临之际的全球市场萧条之时坚持下去。在风险之中，非正式的部门将商业风险分摊到工人们的头上，甚至通过向工人卖工作这样的方式，让工人向资本家直接贡献金融资本。
印度的“IT三角”与东亚地区的“地方-全球” 的经济关系显然不同。乍看起来，彼此十分相似：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是东亚地区经济腾飞的基础， 类似的，IT工业也是外向型的，而且因为其增值率更高，它被看作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带动力。但是，在东亚地区，“地方-全球”的经济联系一般体现为直线型的垂直关系——大公司从全球市场上接到订单，然后把订单中的某些部分转包给中型公司，中型公司再把任务分解，发包给更小的公司。这样，小制造商、甚至是家庭企业都可以加入全球市场；这种情况在中国——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的东南沿海乡村工业较发达的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模式里当然也包含剥削关系，但是这种模式创造了相对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它在保证高较就业率的同时，实现了速度比较快、覆盖面比较大的经济发展（Fields，1984；Barrett and Chin，1987）。然而，在印度的IT三角中，绝少有财富资源从全球市场流入地方基层社会；相反，基层的经济价值被源源不断地向上、向外抽取，流向西方的发达世界。该三角还显示出，印度的IT工业高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而与国内市场的关联则十分有限。
本书反复强调了IT劳动力的生产机制，即：劳动力本身作为一个特殊商品，作为IT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又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除了本书已经提到的若干重要的劳动力生产机制(比如私立教育和嫁妆制度等)，高度不平等的性别和阶级关系也同样重要。1998年，在安得拉邦只有1%的妇女有正式工作（DES, 413 表28.17）；大多数妇女们的日常劳动——这些劳动对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对幼儿的抚育、病者的照顾，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维持) ——都是“无价” 的，即不体现为货币价值。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导致大量的妇女充当工资低廉的佣人。 除了性别关系，阶级差别也非常巨大。在我所访问的印度中小型企业中，不管是劳力行还是专业的IT公司，几乎都雇用8岁到15岁的男孩，从事端茶倒水、购买午餐、清洗地板之类的工作，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在500到800卢比之间。 正是这些妇女、孩子以及很多其他男人所做的隐蔽的、报酬大大低于付出的工作，才使印度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产出大量的IT劳动力。因此，在下列的几个人群中很难说究竟谁对硅谷的辉煌作出了更大的贡献——是那些出身“贱民” 种姓的在印度的清洁女工，是身在美国、持H-1B签证的卡马人，还是走运时日进斗金的美国风险投资家？拉维钱德里（Ravichandary）是安得拉邦一名政客的儿子，可惜没有学IT，来到澳大利亚，只在悉尼的先锋科技公司里作电话接待员；当我们谈起艾滋病在印度肆虐的问题时，他似乎还很高兴：“就要让这些人死！要是死掉一半人，印度就会比现在好多了！”尽管很少人会像拉维钱德里这样极端，但我所遇到的多数印度IT人都认为，如果印度的总人口减少一半，而像他们这样的“能干的”、“有竞争力的”IT人才又增加一倍，印度就会自然变得跟美国一样繁荣。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那些被他们看作是包袱的另一半印度人不复存在，他们IT自己也会失去竞争力，被世界市场抛弃。在解释为什么印度的IT业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时候，主流媒体和我的大多数被访者都强调，是他们的英语优势和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让印度IT人才具备全球竞争力；而是我的研究表明，是阶级、种姓和性别的严重不平等，使得从全社会动员吸取的剩余价值集中到这样一个人数有限的精英群体中，从而生产出具有特别竞争力的IT劳动力。
在对IT业和全球化的社会后果进行评估时，无论是学术界的既有看法，还是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的政策和行动纲领，都集中于对“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或更广义上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忧虑。人们担心，新的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抽离化”（disembedding）的趋势 (即财富积累和流转和其所在的社会越来越没有直接关系)将会带来两极分化：精英将走遍世界，而穷苦无权者则寸步难行（持此观点者如，Bauman，1998； Hoogvelt，1997）。卡斯特（Castells，2001，277）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断言，互联网将 “把这个星球上的人们截然分开，但却不再是南/北的划分，而是一部分人围绕着世界上不均衡分布的网络节点，与创造价值的全球网络相连；另一部分人则被‘屏蔽’，与互联网络毫无干系” ；全球的生产系统也因此会变得“同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高价值、高生产率的劳动者和劳动场所，另一部分则不具备（或不再具备）这样的特点，但仍然存在”（卡斯特，Castells，2001，266）。然而，猎身业的案例则显示，比起这样的“内”“外” 分野(即谁在新经济之内，谁在新经济之外)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人群如何联系在一起。没有人会变得真正没有价值或生产能力，问题恰恰在于，他们为什么会显得没有价值或没有生产能力。很多人对全球财富做出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但他们被认为与全球化的进程没有任何关联。这样的意识形态上的、话语上的、往往也是政治上的排斥，对于维持“印度三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对于维持IT三角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至关重要。正是凭借着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科技的力量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IT人的暴富变得理所当然、且为人称道，从而社会资源大量涌入IT部门也显得天公地道、顺理成章。可以说，正是意识形态上的排斥把不平等的在财富分配上的联系合理化并且强化了。
但是，抨击劳力行、反对全球化并不是本书的目的。具有讽刺意味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是，对猎身业最尖锐的批评者，正来自于那些从猎身业受益最大的国家的内部。比如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工会和IT职业协会，强烈抨击猎身业的不道德性，认为大量的短期技术移民降低了IT部门中的工资水平、增加了接受国当地IT工人的失业率。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这种观点；但是问题是，我们并不清楚，假设如果没有猎身的话，IT行业的总体工资水平是否真的会大幅度提高。由于IT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额外的劳动力储备，该行业或许根本无法快速发展，由此无法向当地工人提供现有的就业机会。贸易保护论者想迫使政府收紧对移民和劳动力的管制，因此可能加剧政府和迫切需要弹性劳动力的企业之间的矛盾；这只会使猎身业变得更加必不可少，以消除这一矛盾。同样的道理，更严格的移民和劳动力管制还可能致使劳力行对工人变得更加肆意妄为。比如，比起澳大利亚的劳力行，美国的劳力行对待工人们的态度和手段更加恶劣。尽管有些被访者认为，这是由于在美国的工人们更加愿意不惜代价留在那里，由此降低了他们和劳力行讨价还价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严格的限制性政策，特别是迫使工人在申请绿卡时依赖担保人的做法。既然工人无法改变他们的签证担保人，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对印度来说，尽管猎身加剧了原有的社会不平等，但IT业至少给某些社会部门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换句话说，如果要一意取消劳力行，其后果很可能是弊大于利，或者是根本不可实行。同时对全球化我们无法作非黑即白的断言；目前的全球发展格局带来诸多问题，但是也带来新的发展机会。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充分理解这些弊病和机会的具体特征：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情形下如何具体地体现，对不同的人群有怎样不同的影响。同时，我的研究也展示了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性质，即世界上不同的群体以空前紧密的程度联系在一起，不管是以受益者还是以牺牲者的身份，不管是自愿地还是被迫地，大家都参与到全球性的社会变化之中。全球化的进程将是由这样空前复杂和多项的互动而构成，没有人可能高高在上，纵观全局，决定和改变全球化的方向。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显然不是要提出一个行动纲领来彻底改变现实，而是要与全球化的参与者们对话，向他们展示平常被掩盖的事实，和他们一起形成对现实的新的理解，从而希望促进他们自己的反思、形成新的行动。比如，对于那些成功的印度IT人士来说，本书希望他们能够重新思考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希望他们认识到，居高临下地给基层社会捐款或者做点善事远不是给当地人们的足够的回报。在我们这样一个发生着全球性变迁的时代，这种意识上的转变可能是今后逐步实现更加公平公正的发展的先决条件。
选自项飚《全球猎身》，北大出版社培文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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