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Huzexi翻译
伊恩.班克斯今年57岁。伊恩出生于苏格兰Fife郡，如今仍然生活在那里。从1984年的《黄蜂工厂》开始，他已经写了23部小说。这其中包括最近出版的《表面的细节》。《表面的细节》是他用Iain M Banks为笔名发表的13部科幻小说中的一部。
大概是八岁的时候，我对我的父母说，我觉得自己身上英国成分多于苏格兰成分。他们被我的话吓到了。而如今，我觉得自己身上苏格兰成分已经远远多于英国成分。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自己身上的欧洲成分都比英国成分多。
在我八岁的时候，我为许多东西感到骄傲：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警察（当时他们如此告诉我们），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邮局，我们拥有BBC和国家医疗体系以及其他许多机制来团结民众，这一切让大家相信，尽管我们的社会有阶级分化与贫富差别，但是我们仍然属于同一个国家。
但是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掌了保守党，并带领着它一路向右了。这个过程中，被抛弃的是“同一个国家”式的保守主义，替换其位置的是财政缩减、私有化以及对贪婪和全球化的赞颂。接下来发生的是在城市的大动作，当时的经济松绑计划为我们在2008年遭受金融危机埋下了引信，而后者的破坏力，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承受。
事实是，苏格兰人很少支持撒切尔主义。我们总是对之保持怀疑。当撒切尔高呼没有“社会”这个东西时，坦率地说，大多数苏格兰人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撒切尔主义，以及它在英格兰获得的广泛支持，使得许多苏格兰人开始意识到，从整体而言，我们跟英格兰人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更注重社会，不像英格兰人那样相信竞争相对于合作需要有优先地位。从此开始，之前的那个联合王国消失了。
之后，苏格兰人学会了战术性投票。我们一起对付保守党，将他们在苏格兰的实力降到了最低。在英格兰，即使保守党的候选人再不行，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的得票率低于30%。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早期和中期，我生活在伦敦和肯特，直到1988年我才回到家。从那时一直到九十年代，我读了苏格兰国民党（SNP）的宣言。当时我想，SNP将会扮演比工党更左倾的角色。当然，考虑到工党在Ted Heath任内已经发生了右倾，SNP在这时变得比工党更左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但不论怎么说，这仍旧是一个不错的成就。
在那之前，我只投票给工党。当布莱尔在工党内复制了撒切尔曾经在保守党中做的事之后，我再也不投工党了。我投票给绿党，苏格兰社会党，自由民主党，或者是SNP。多数时候，我这么投票是出于一种抗议，但是逐渐地，我对SNP所抱的希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因此更频繁地投票给了他们。这不是因为我骨子里有十足的民族主义。和许多左翼人士一样，我一直对民粹化的、有分裂社会倾向的民族主义保持怀疑。我选择SNP是因为他们的政策更具有进步性，更偏左，同时，与许多其他党派相比，他们更有可能提高自己的实力。如今的工党已经不再是工党，因此我成为了一个持实用主义态度的SNP支持者。
如今，我支持独立的苏格兰。当然做出这个选择我并不是没有顾虑。如果可以的话，我更喜欢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苏格兰，但是我看不到这种改变发生的迹象。我能预见的是英格兰持续向右发展，直到最终脱离欧盟。
不同的是，苏格兰无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还是作为欧盟的一部分，都能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如今，欧洲理想已经遭受了挫折，而且从爱尔兰与冰岛的例子来看，我们的未来也不会光彩熠熠，但是至少我们还有可能像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那样执行透明的治理，降低社会不公，并且采取公平的税收政策、无核政策、非歧视性的高等教育政策，并且在总体上长期实行开明的社会政策，支持绿色能源项目。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银行不会过度庞大，从而使它们能够接受市场的考验。同时，我们要意识到贫困、相对较低的医疗水平以及宗教隔阂等问题需要我们花上几十年来解决。但是考虑到苏格兰目前已经拥有的优势和吸引力，再加上我们士气正盛，人民充满了活力，我相信我们能够将命运重新掌握到自己手里，并且实现以上提到的一切。我们需要做到这一切。
Janice Galloway：“你不能错过我们所做的，那代表着对帝国的最后一击。”
小说家JaniceGalloway出生于1955年。她在自己那本获奖的“反自传”《这不是关于我》中描述了自己在Ayrshire的早年生活。该书的第二集，《一切都是虚构》已经于这个月由Granta出版。现在，JaniceGalloway生活在Lanarkshire。
我们那时在伦敦。和我在一起的是一个来自Oban（苏格兰地名）的优秀作家。我们共同乘一辆出租车去威斯敏斯特。出租车司机注意到了我的头发颜色，我朋友那高地人特有的下巴，以及我们俩之间互不相同的苏格兰口音。我们拿出一张苏格兰的十镑纸币作为车费，但是他却将它递了回来。他说：“这不行。这是苏格兰纸币。”“我们身上没有其他纸币。”他再次拒绝了，并且更慢更清楚地说道：“这是苏格兰纸币。”我朋友说：“我们身上只有这个。请收下它，别再添麻烦了。”司机下了车，将这张纸币扔向了风中，并且平静地向我们建议：“现在你们可以滚了。”说完，他接着去买了一瓶空气清新剂。“该死的苏格兰人”，他在高声私语着，更多是出于后悔而非愤怒。“该死的苏格兰杂种。”
二十年后，在Shrewsbury的M&S店里，我正在为一个忘记带眼镜的人读一盒速成食品的食用指南。“你从苏格兰来.”他对我说。我承认了这一点，不确定自己是否需要为此感到抱歉。他接着说：”我们曾经每年都去苏格兰，但是最近去得没有那么频繁了。我好久没有听到像你这样的苏格兰声音了。在这一带很少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他给我看了一幅他妻子在尼斯湖边拍摄的照片。“那是洁白的月光照着湖水”，他说道，“我喜欢苏格兰。”之后，他拥抱了我。紧紧地。
当我在读近期的一份民意调查时，这些是我首先想到的事情。根据这份民意调查，过半数的英格兰人希望苏格兰的未来能够仍旧听从威斯敏斯特的领导。英格兰人内心深处对北部英国有一种十分奇怪的看法。就其大部分而言，这种看法显然与苏格兰人本身关系不大。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的John Curtice说：“这份调查显示，大部分英格兰人希望联合王国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但是他们不会为了维持这个联盟而在战壕上战死。”毕竟，对大多数英国人而言，苏格兰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他者。
我们是他者，也不是他者。这份联姻在最开始就是被迫的，真实与虚幻兼有的双重效应贯穿了整个联姻，但是这种联姻能够继续对于他们（英格兰人）却是想当然的事情；她（苏格兰）容忍他（英格兰）将自己看成是一头自以为是的奶牛，容忍他觉得她的幸运是有他相伴，而他又容忍了她那锐利的行事风格与左撇子倾向。我们最好有这种先见之明。但是如今，坦率地说，一种非对抗性的、放下了臭架子的对话已经开始进行，虽然它不会很快完成。下一步是什么？
我承认，苏格兰身份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会让我直冒冷汗。解释我对自己的英国人身份的理解会容易得多。对我而言，英国人身份意味着我生活于不列颠岛上，生活于在罗马人看来自成三块的地方——加勒多尼亚（苏格兰古名）、海伯尼亚（爱尔兰古名）、阿尔比恩（英格兰古名）。我热爱我们形态各异的地形，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以及我们的神话与历史，尽管这其中充满了背叛的故事。故事中，有权力的少数人总是越过他们各自的人民私下进行交易。我还热爱我们的混杂的语言，从波德歌谣到布莱克，还有其他更多作家。我热爱我们语言中为数众多的方言，它们将我们的语言打扮得更加漂亮。对我而言，那种坚持自己并不是地方口音的口音本身就十分有趣。我喜爱这些。我在这里感到了一种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与财政政策、政府联盟没有关系，而是完全源于我们在地理上的毗邻，我们的相互友好却又彼此不同。我从来不曾觉得英格兰和苏格兰是一体的，就像我从来不觉得苏格兰和威尔士是一体的。我们是不同的国家，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组成。我们各自的文化都植根于不同的历史和语言，这种不同体现在我们使用语言的不同方法上，体现在我们想要用语言传达的不同意思上，更体现在我们想要建设的不同社会前景上。
苏格兰人虽然有选举权却没有产生一个与英格兰相似的政府只是一部分事实。在“贪婪即美德”的九十年代，北部英国整体上却成为了保守党的票区，这提醒我们苏格兰人在投票上的不合逻辑性，让我们明白SNP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替代者。
人民需要有一个政府在他们生活的领土上提供治理。意识到自己的意见得到认真地对待对于他们的自我价值感知具有重要的作用。不无讽刺的是，这也是许多英格兰人想要在苏格兰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的原因所在。这种基本的自尊是人民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在英格兰的暴动加深了我对威斯敏斯特过于中央化的姿态以及它惯有的那种“人民喜爱我们”的心态的警惕。
苏格兰自尊，这个词曾让一个我认识的心理分析师想到了“矛盾分析法”这个术语。苏格兰自尊如果仅仅体现在我们在肝脏疾病、药物依赖、肥胖、年轻男性自杀以及家暴等方面的数据，那么我要说我们的自尊还没有真正成形。我并不想将阶级和民族混为一谈，英格兰、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的工人阶级同样难以相信他们社会中日益增大的收入差距，因为他们难以从中感受到自己被社会重视。但是我希望苏格兰对医疗、教育、社会动员等问题的排序能与其他地方不同，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有益的，独立征税的权利则将更为有益。ＳＮＰ若想提供一个能让人信赖的答案，那么他们行动的动力应该是来自Small Is Beautiful 而非Scotland the Brave（两首都为苏格兰民歌，歌名按意译分别为“小即美丽”、“勇敢的苏格兰”）.如果SNP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分离这个险值得冒。人们不会错过我们的行动，它象征着对帝国的最后一击，象征着昔日荣耀的消失。我丈夫是英格兰人，他同意我的看法。我母亲是在约克郡被抚养长大的，但她如果现在在这儿，她也会同意我的看法。历史正在等待，让我们说得坦率一点。
David Greig: “独立的苏格兰也会犯错误，做傻事，但是次数肯定比现在少。”
David Greig1969年出生于爱丁堡。作为剧作家，他为苏格兰国家剧院创作剧本。此外，他也曾为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创作过一部《麦克白》续集。
如果说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结合是一场婚姻，那么Holyrood选举（苏格兰议会选举）就像是妻子突然清晰地意识到这场婚姻已经结束的那一刻。这场婚姻中曾经有过爱情，有过逆境，有过历史，有过财政问题，甚至也有了小孩，但是如今，这场婚姻的结束已经无可挽回。这对夫妻已经各自走散，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兴趣，他们一直在争吵，他们之间互相争夺钱财。当然，这场婚姻的失败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那是这场失败的更深刻原因。作为妻子的她再也不能认同他了；他不再是她曾经爱上的那个男人了。这场分离没有敌意，没有苦闷，相反，伴随这场分离而来的是一种解脱，一种对于明显事实的承认：现在是各走各路的时候了。
我本人是一个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我心中一直对国家保持着热爱，但是我却一直对民族主义持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我将民族主义看成是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一种一味内向思考的偏执，一种好战主义。整个成年生涯中，我一直为一个联合的英国工党投票、呐喊。同时，我一直观察着苏格兰民族主义。一直以来，我并不信任它，等待着某一天它将自己的黑暗内心显露。
但是这一直没有发生。
25年来，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一直是公民化的社会民主运动和文化多元主义运动。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反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他们同样反对对英国潜艇重新装备核武器的计划；他们公开宣传更开放的移民政策；SNP自豪地宣称当代苏格兰的多元文化。ＳＮＰ人士在当选为苏格兰议员时在议会用乌尔都语、盖尔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四种语言进行就职宣誓。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宣传并且积极地介入欧盟事物。他们鼓励可持续发展，土地改革，艺术基金。类似的事还可以列举很多。于此同时，英国又是怎样的表现？我成长过程中的那个英国，那个由BBC、制造业、高等教育以及公民剧院和图书馆构成的英国，她现在又是怎样呢？这个英国已经被连续几届的威斯敏斯特政府所毁，因此一个日益迎合中部英格兰人愿望的英国已经出现，这个英国维持着低税率、高贫富不均以及高度美国化的生活方式。我不想在美国生活。我不想生活在撒切尔的王国。
因此，这一刻终于来临。英格兰与苏格兰互相看着对方，然后双方都意识到了各自所想要的是不同的东西。从那以后，不管我多么努力，我再也不能将我的选票投给那些不能给我生活的社区带来它想要的变化的政党。
苏格兰独立并不是一个民族问题。很多生活在苏格兰的英格兰人同样会支持苏格兰独立。同样，我也相信很多生活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会选择继续留在经济动力较为强盛的东南部英格兰。我追求的苏格兰独立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心理状态：谨慎，社团主义，弃绝倚强凌弱、自我吹捧，追求公平，注重教育，国际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本质，以及少量的保守主义。这些美德就像是从牧师的住宅里释放出来的。鉴于牧师的住宅与清真寺，锡克教徒的谒师所以及妇女协会所体现的美德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未来的苏格兰政治体必将是多元、分享、开放的。
当然，如果苏格兰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势必也会犯错误，做傻事，它有时候也会显得愚蠢而丑陋。但是我相信独立之后，我们犯错误的次数会比现在少，而且我们会在更短的时间内改正这些错误。
唯一能够让我反对苏格兰独立的因素在于，一旦独立，我们就将面对一个永远与我们敌对的英格兰。如今，我仍然解决不了这个困惑。如今我投票时，对于团结的考虑仍旧左右了我的选择。但是在投票的瞬间，我也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将选票投给独立。我觉得大多数苏格兰人都有像我这样希望。或许，大多数人设想的独立并不是剑拔弩张的独立，而是一种轻描淡写的独立。但是，我不觉得我们现在还有回头路。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是一段不开心的婚姻。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双方都坐下来，然后大声说：一切都结束了！
AL Kennedy: “Salmond 有苏格兰人的热土豆脑袋，我们希望这不会给苏格兰带来任何威胁。”
45岁的AL Kennedy出生在邓迪。她是一名部长，戏剧作家，也是一位曾经获奖的小说家。她的第五部小说《蓝色书籍》已经于这个月由Cape公司出版。
我的一个英格兰朋友近日受邀与Alex Salmond共进了晚餐。我对我的这位密友说了下面这些话：“Salmond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不让我想将之赶走的政客。他讲话明快清晰，十分有原则却又充满想象力，此外他还十分勇敢。我不确定这是否会让他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对于最后一点，我的确是不确定。或许一个独立的苏格兰能为当前威斯敏斯特的糟糕政策提供一个替代物。如今，苏格兰已经有了自己的医疗费用体系和大学教育体系。这前者意味着苏格兰人相比其他英国人能够活得更长，而后者意味着，在以后，我们很有可能是被威斯敏斯特政府放弃的英格兰学生带进法庭。
或许在一个独立的英格兰，富有者会更加富有，围绕着他们的丑闻会出现，而剩下的贫困者则将死去。独立的苏格兰的景象将会与之不同。需要看到的是，在最近爆发的骚乱和洗劫中，苏格兰已经能够幸免于难。
当颇受卡梅伦喜欢的《每日邮报》和Kelvin MacKenzie攻击苏格兰独立时，他们背后的真正原因可能只是一种出于意识形态的尴尬心态，而非是真的想要维持目前的联合王国。我不知道苏格兰在当前十分惨淡的经济形势下能否维持一种良好的治理。需要重复的是，我生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邓迪。那个时候，公共生活充满了多层次的腐败和不法行为。后来在Strathclyde，我看到的政客又多数是喜爱吹牛，权力与金钱，且很多时候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把原本就已经枯萎的社区推向了深渊。贫困者总是他们政策最严重的受害者，但又是他们口头上的好朋友。
多数苏格兰人已经习惯了许多工党官员在政治生活中的裙带主义与欺诈行为。新一届的Holyrood苏格兰政府对政府行为的透明性以及对于未来的合作与希望做出了保证。在某些领域，这一届的苏格兰政府做得很不错，比方说他们进行的土地所有权改革之前已经被搁置了很久。苏格兰议员们实现了第一步目标之后却又通过表决提高了自己的薪水，之后又顾自己去度假了，这样的消息无疑就不能让我们感到乐观了。作为我们的半个领导人（威斯敏斯特是另外半个），苏格兰政府如今在一幢极度昂贵且设计过于精良的大楼内办公。
英国媒体对于这样的“地方性”新闻缺少兴趣，而苏格兰媒体相比议员们又过于薄弱因而易于妥协。这样的威胁对于民主而言是真实而又经常发生的。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目前苏格兰首席大臣、苏格兰最高法院与苏格兰监察总长之间的关系。现在，让我们暂时不要考虑大多数苏格兰议会席位都被SNP占据这个事实或者整合苏格兰警察体系将会有何好处这些问题。很少有人会将ＳＮＰ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的大规模胜利看成是苏格兰独立的象征。选民们之所以选ＳＮＰ是因为他们看到威斯敏斯特已经成为了一个猪圈，而且有保持这样的状态的趋势。威斯敏斯特的政党令苏格兰选民们感到非常受挫：工党沾沾自喜，多管闲事，自由民主党缺少骨气，而保守党则是快乐地保持着他们的肉食主义者姿态。ＳＮＰ不仅在上一届任期内在治理上表现得非常得力，而且赢得了许多为了抗议威斯敏斯特诸党派而投出的选票。
ＳＮＰ既可以算是有领导，又可以算是没有领导。Salmond是一个非常敏锐且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他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得很好。他有好的政策，他能够解释好这些政策，他能使自己变得幽默，他有着西班牙猎犬一般的恭顺眼神，又有着热土豆一般的苏格兰脑袋，我们当然希望这些不会给苏格兰带来威胁。但是，我们的其他首席大臣们却只是在他们不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时候才让觉得他们是能让人信得过的。虽然不免引起争议，但是我们的选票清单告诉我们，大多数人投票给ＳＮＰ是因为他们想投票给Salmond．
站在Salmond身后的是一个偏左的政党。但是我们目前的记忆中仍然保留有SNP昔日作为苏格兰版本的保守党的阶段。当然，SNP为了实现独立梦想因而愿意成为任何我们希望它成为的政党样式，这本身是一件不错的事。但是，假设如果Salmond出了车祸，那么一切又将会是怎样呢？到目前为止，Salmond的政策导向很好地反映了苏格兰整体来说偏左的民意，恫吓住了宗派主义偏执，并且通过丰富苏格兰民族性的内涵，使苏格兰独立议程摆脱了种族主义魔咒。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是否能从ＳＮＰ的其他人身上发现同样的治理技艺。还有，我们在目前困难的经济环境下是实现经济繁荣，还是使整个经济被过度的资本主义掠食者和银行阴谋家所绑架？
就独立议程而言，威斯敏斯特越是对之感到失望的，对苏格兰而言往往是更加少于伤害，因此也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在两人的联合中，如果一方心生分手之意，而另一方维持联合的意愿又不是很强烈，那么这段联姻迟早会结束。这在当前，或许是非常能说明情况的一个比方。
Shena Mackay：“我希望苏格兰变得越来越苏格兰。我讨厌在苏格兰的商店里听到英格兰口音。”
小说家ShenaMackay１９４４年出生在爱丁堡，但是大多数时间内，他生活在英格兰南部。Shena Mackay的小说选集《大气铁路》的平装本如今已经出现在了市面上。
在JMcorrect Barrie的小说《伤感的汤姆》中，一个生活在伦敦贫民区的苏格兰小男孩在成长过程中从他的苏格兰母亲那儿听到了许多有关她家乡Thrums的故事。他因此不断地向他的朋友Shovel吹嘘Thrums的美丽与无与伦比。在母亲死后，小男孩汤姆和妹妹Elspeth被送回了母亲的家乡Thrums。回到Thrums之后，当地的小孩开始嘲笑小汤姆的英格兰口音，并且假装听不懂汤姆故意模仿的苏格兰英语。于是，汤姆大声说，他和Shovel可以两个人打过他们所有人。汤姆的心碎了，他哭着对妹妹说：以前他一直对Shovel吹嘘Thrums，而现在在Thrums，他又需要对这儿的人吹嘘Shovel。
苏格兰人在英格兰，英格兰人在苏格兰，这就是汤姆的故事。与汤姆一样，我和我的姐妹们并不是自己选择了在英格兰生活。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就将家搬到了南部，我的妹妹是在那儿出生。但是，我们却都相信，苏格兰在任何方面都优于英格兰。苏格兰树莓？世界上最好的。同样地，苏格兰教育，苏格兰番茄，苏格兰土豆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夏天，我们呆在苏格兰，和祖父母们在一起。我们对祖父母和苏格兰的爱是绝对的。上面提到的JM Barrie的那本书就是我祖父的。我的童年充满了大量的苏格兰文学和歌谣。当然，英格兰也有我喜欢的地方，特别是英格兰的地形。
什么对苏格兰和英格兰而言是最好的选择？对于这个问题，我感觉我的答案并不会很有用，因为我的回答过于感性，而且尽管我很高兴我被视为一位苏格兰作家，但是我觉得在苏格兰没有多少人会对像我这样一位没有苏格兰选举权的作家发表的观点感兴趣。我明白许多生活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支持苏格兰独立，却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言权的原因。
北爱尔兰的暴力已经重新出现，苏格兰足球里的分裂主义倾向也很明显，同时，当前的政治联盟以及许多其他事情都让人们对联合王国在这个历史关口的命运感到绝望。在这个什么都在变坏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结束这个联盟？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苏格兰在过去的几年内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遥远。许多我热爱的苏格兰人已经死去。我偶尔会带着我的英格兰口音去苏格兰。我希望苏格兰能够变得越来越苏格兰。我讨厌在苏格兰的商店里听到英格兰口音。我总是微微感觉到自己处于一种被放逐的状态，我希望自己能够被接纳为苏格兰作家这个团体的一员。我知道，即使在苏格兰作家这个团体内也会有不和，但是摆脱目前这种局外人的位置对于我而言仍旧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从情感上说，我不想让自己对自己的故土越来越疏远。
如果我们将资金的问题搁置，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给不出什么意见，单论艺术而言，我不觉得苏格兰独立对于苏格兰人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苏格兰的写作、绘画和音乐在世界上处于顶级水平，苏格兰人自己明白这一点，尽管英格兰人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
英国政党政治的兴衰
www.newstatesman.com : New Statesman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olitical party
译者： Huzexi 2011年12月11日 14:40 原： 弗农.波格丹诺
弗农.波格丹诺是牛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但是他对卡梅伦的一些政策却并不满意。波格丹诺说：“他（卡梅伦）似乎已经忘记了我教给他的一些东西。我很乐意现在再给他在公民自由方面补补课。
普选运动之前，政党政治就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代议制度的根基。但是，有现象表明，目前群众性政党正在逐渐走向终结，许多政党的存在根基已经出现了消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工党大约有一百万党员，而保守党大概是二百八十万党员。从那以后，两党的党员数量有了大幅度下降。1975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保守党领袖时，保守党大概还有150万名党员。但是如今，这个数据已经降到了25万。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虽然保守党在超过一半的时间内处于执政地位，但是它却失去了五分之四的党员。1996年年底，约翰.斯密斯和托尼.布莱尔发起的入党动员之后，工党的党员数量大概是四十万。而如今，工党的党员数量已经不到20万。在工党执政的最近几年内，工党失去了将近一半的党员。50年前，11个选民中有1个隶属于某一个党派，而如今88个选民中才有一个党员。此外，如今的选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觉得自己依附于某一个党派。1966年，大概有百分之四十二的选民承认自己非常依附于自己选择的政党，如今这个数据已经降低到了百分之十三。这无疑是造成如今选民选举面向摇摆、选举参与人数减少（2001年为具有资格选民的59%，2005年为62%）等现象的原因之一。
党员数量减少，大选参与人数减少，以及对政党的认同度下降，这些现象并不是只发生在英国。事实上，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它们都发生了。政党由此成为了最不被信任的社会组织之一。欧洲晴雨表的一份调查显示，欧盟成员国中，只有百分之十七的受访者表示信赖政党，但是有65%的受访者表示信任警察，还有49%表示信赖教会。群众性政党的兴衰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部还未被人书写的大书。群众性政党死亡将会带来的影响势必十分深远。
政党政治在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段时间内达到了顶峰。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人们仍旧相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觉得可以使当时混乱的经济发生质的改变。1945年，工党在自己的宣言中称：“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即使是在Croslandite的修正主义版本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仍然相信社会能被人类意志所改变。因此，工党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置身于进步社会观以及组织化的工人阶级之上，并且以后者的名义行动。当时的工党信条中有很明显的父权主义特征。1959年，Hugh Gaitskell对RichardCrossman说：“我们作为中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需持有深层次的谦虚。虽然这听上去可笑，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要领导他们，因为没有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他们将无法自己领导自己，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对工人阶级保持谦虚的态度。”
但是二十世纪后期的历史对于这样的观念并没有抛出橄榄枝。如果当初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势的工党或者是一个更为强势的工人阶级，那么社会或许的确能被随之改变。Aneurin Bevan显然是持这种观点。“历史给了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却没有抓住机会。现在，一切都已经太迟了”1959年，Aneurin Bevan在对他的记者朋友GeoffreyGoodman谈论英国工人阶级时曾如此说道。修正主义者的圣经《社会主义的明天》于1956年出版。书中，Anthony Crosland无奈地引用了恩格斯的担忧：“在如此长久的繁荣之后，大众已经产生了可悲的麻痹。”
在战后的英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小。1979年，大约有1300万人隶属于工会组织。如今，只有不到800万人隶属工会，而且工人阶级并不是一直持一种进步主义的社会观。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追寻的是个人以及家庭的进步，而不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解放。他们更支持Tony Benn所说的“个人从阶级向繁荣的逃离”，而这种逃离正是蚕食欧洲社会民主政治的癌细胞。用Ralf Dahrendorf的话来说，阶级运动已经被转化为个人化的社会动员。上面提到的那种父权主义看法也逐渐退去了，其中的原因在于，尽管领袖们仍旧努力实行领导，但是被领导者已经不愿意被领导，或者说被领导者已经不再将自己看成被领导者。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构成了当代政治的主题，因此，社会民主政治不得不走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创的道路。后者在1959年的波恩Bad Godesberg地区的一次发言中正式放弃了任何改造社会的理念。
群众性政党是集体主义时代的产物，因此它随着集体主义的消亡而消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政治领域因此出现了政治学家所说的由“立场”政治向“效价”政治的转变。在“立场”政治下，不同的政党在根本性问题上（比方说，基础工业的国有化，降低或者提高税率、保持或者放弃核武器等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而在“效价”政治下，不同的政党在根本性问题上并没有分歧，比方说各个政党都支持有效的国民医疗服务，更好的教育服务，各方的争议仅限于由哪个政党执政来实现这些共同的目标。
虽然群众性政党已经从根本上出现了消亡，但是政党对于政府机构的控制力仍旧如之前一般。另外，正如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的Ben Rogers所指出，如今的政治已经被职业化的政客所控制，这些职业政客将政治当做自己的工作，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确保自己能够维持在政坛的位置。如今的议员之间的相似度远远高于他们与各自理论上需要代表的选民之间的相似度。威斯敏斯特已经逐渐与人民切断了联系，它已经变成了职业政客的大本营，变成了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
地方政府也逐渐被职业政客所控制。过去，地方政府的官员往往是那些之前就在社区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人。但是，如今的地方政府官员往往都是因为与自己所在政党的联系而走上岗位。在大多数时候，地方议员只是他们党派在地方的使节，而不是其所在社区的代理人。他们不再被看成是“我们”的代表，而是被看成是“他们”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今的地方政府已经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抵抗来自中央政府的进攻。这样的进攻从撒切尔时代开始就时有发生。
地方权力机关和政党一样，已经不再是群众民主参与的途径。令人吃惊的是，在英格兰的十二个直选市长中，有六个是以自由参选人的身份参加的选举。很多人开始有这样一种意愿，他们希望代表他们的政治人物是有独立精神的人，而不是那些被党派政治所限制的人。
政治领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从而适应这变化了的现实。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撒切尔和1997年以后的布莱尔都试图改革他们所属的政党，从而使政党能够与他们自己对于政治领导的理解相一致。如今，大卫.卡梅伦正试图做同样的事情。2000年1月，布莱尔曾这样说：“我从来不是真正的政坛中人。我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一个政客的成长过程，即使现在，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政客。”在我看来，布莱尔的意思是他并不是遵循政党政治原则的政客。撒切尔和布莱尔都是平民导向的领导人，他们都选择了越过各自党派，直接诉诸于大众。
群众性政党的死亡给民主政府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说政党已经不再是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那么选民们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老迈的机制？需要承认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政党仍将在政府组成与确保领袖通过选举机制向民众为其执政行为负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什么将会替代政党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21世纪的民主实践将以什么形式进行？
与许多人所预料的不同，政党的消亡事实上并没有带来社区参与度以及社会资本的减少。调查显示，民众对于政治的热情仍然和过去一样强烈，而且英国民众仍然拥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在英国，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公民参加了志愿性质的社会组织，此外，大约有300万18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虽然参加选举投票的热情虽然不高，但是却每年都参加志愿者活动。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一的英国成年人参加了海啸募捐，这个数据是美国的两倍，是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二到三倍。国家基金会大约有一百万会员，这个数字超过了所有党派党员数目的总和。民众的政治热情仍然很高，但是选民们已经不再将政党看成是政治参与的最好途径。或许他们的选择是对的。但是我们该如何进行机制设计从而引导民众的公民精神与政治参与？
1992年，在一册名为《激活大众性会员制度》的费边主义宣传手册上，高登.布朗认识到了以上这个问题。他写道：“在过去，想要改变社会的人加入了工党，他们希望通过选举代理人来促成社会变革。如今，他们想要自己做自己的代理人。”在布朗看来，类似租房者协会、居民社团、学校治理会以及社区协会这样的组织都是公民想做自己代理人的意愿的具体体现。不容质疑的是，在未来的民主实践中，直接民主虽然不会完全替代代议制民主机器，但是其所起的补充作用必将上升。工党如今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在对修宪性质的问题进行决策时（比方说，《2000年地方政府法案》有关百分之五的地方选民可以要求对直选产生的市长进行公投以及保留语法学校等提案），工党已经诉诸于全民公投。既然民众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信任来决定与直选市长、语法学校相关的议题，那么或许群众也有能力来决定像地方政府预算、国家医疗体系这样的议题。这其中的危险之处也很明显，即大众参与的民主可能会被巧言令色的政客所绑架。
下一任的英国首相仍将是问题缠身。但他将面对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改革我们的民主制度，从而与我们时代政治参与已经跨越了政党这个现实相符合。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