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译者：Levis Wang
比尔·盖茨是怎样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的？他的财富与微软出售的东西的生产成本无关：也就是说，他的财富并非他以低于他的竞争者的价格生产好软件，抑或更成功地“剥削”他的工人（微软给它的智识工人偿付相对高昂的工薪）的结果。如果是那样的话，微软早就破产了：人们会选择像Linux那样和微软产品一样好或者比微软产品更好的免费的系统。成百万上千万的人依然购买微软的软件因为微软把自己强加（强行推行）为一种几乎是普世的标准，在实践上垄断了哪个领域，就像马克思所谓“一般智力”的化身，而所谓一般智力，指的是一切形式的集体知识，从科学到实践的技能。盖茨有效地使部分一般智力私有化并通过占有随之而来的租金而变得富有。
一般智力的私有化的可能性，是马克思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设想过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忽视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层面）。然而，这是今天在知识产权上进行的斗争的核心：随着一般智力的作用——基于集体知识和社会合作——在后工业资本主义中的迅速增长，财富也在以超乎财富生产中耗费的劳动的比例积累。结果并非，如马克思看起来预期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自我瓦解，而是由对劳动的剥削生成的利润向通过私有化知识来占有的租金的逐渐过渡。
对自然的资源来说也如此，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开采）是世界主要的租金来源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关于谁得到租金的永恒的斗争：第三世界的公民，还是西方的企业。讽刺的是，在解释劳动（在自身的使用中生产剩余价值）和其他商品（在自身的使用中消耗它们所有的价值）之间的差别的时候，马克思把石油当作“普通”商品的一个例子。而今，一切把石油价格的起伏和生产成本或被剥削的劳动的价格的波动关联起来的尝试都是无意义的：生产成本作为我们为石油偿付的价格的一部分是无足轻重的，这个价格实际上是资源的所有者所能——多亏了其有限的供给——控制的租金。
由集体知识暗中不断增大的影响带来的生产力的上升引发的一个结果，是失业的作用/角色的变化。正是资本主义的成功（更高的效率，提高了的生产力等等）生产了失业，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变得无用：本应是祝福的——需要的苦工越来越少——成了诅咒。或者说，换个说法，在长期的职业工作中被剥削的机会如今被经验为一种特权。世界市场，如詹明信所说的那样，现已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其中，每个人都曾经是一个有生产力的劳动者，其中劳动在各地都已经开始在定价时把自己排除在体系之外(price itself out of the system)”。在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失业的范畴不再限于马克思的“劳动的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它也包括，正如詹明信描述的那样，“那些满世界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历史(dropped out of history)’，已经被蓄意排除在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计划之外并被当作无望或极限的案例而一笔勾销的广大的人口”：所谓的失败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饥荒或生态灾难的受害者，陷于伪古的(pseudo-archaic)“种族仇恨”，慈善事业和NGO的对象，或“反恐战争”的目标。失业的范畴因此也已拓展到包括了大范围的人民，从暂时失业的，到不再可被雇佣的和永久失业的，到隔都和贫民窟居民（所有那些经常被马克思本人当作“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ns]”打发的人），最终到被排除到全球资本主义进程外的整个的人口或国家——就像古地图上的空白。
有人说这种新形势的资本主义为解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至少是哈特和内格里的《诸众》的论题，后者试图激进/彻底化马克思——马克思认为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的脑袋砍掉的话我们就会得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在他们看来，历史地受限于集中化的、自动化的和等级地组织的机械工业劳动的观念，结果，他把“一般智力”理解为某种毋宁说类似于一个中央计划代理/行动者(central planning agency)的东西；只是到了今天，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兴起，革命的反转才“客观地成为可能”。这种非物质生产在两级间延伸：从智识劳动（观念、文本和计划等的生产）到情感劳动（由医生、保姆和空姐来进行的劳动）。今天，非物质劳动在马克思声称，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中，大规模工业生产是霸权的这个意义上是“霸权的/统治的(hegemonic)”：它并非通过数量的力量而是通过扮演关键的、象征性的结构角色来强行推行自身。（随之而）出现的是一个被称作“共(common)”的广大的心领域：共享的知识和新的交流与合作的形式。非物质生产的产品不是物体而是新的社会或者说个人间的关系；非物质生产是生命政治的，（对）社会生活的生产。
哈特和内格里在这里描述了今天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ideologists)赞颂的，从物质生产到象征生产，从中心-等级制逻辑到自我自知和多中心合作之逻辑的那个过程。差别在于，哈特和内格里坚定地忠实于马克思：他们试图证明马克思是对的，一般智力的兴起长期来看与资本主义不相容。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则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声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他们认为，仍然处在集中化的国家控制的等级逻辑的局限之中，并因此而不能应对信息革命带来的社会效应。这一声称有充分的经验理由：有效地摧毁共产主义机制的正是它们在适应为信息革命所支撑的，新的社会逻辑上的无力：它们试图指导革命把它变成另一个大规模的集中化的国家-计划的规划。矛盾在于，哈特和内格里称赞为克服资本主义的独一无二的机会的，被信息革命的理论家们称颂为一种新的，“无摩擦的(frictionless)”的资本主义的兴起。
哈特和内格里的分析有一些薄弱的地方，这就解释了资本主义何以能够在本应被看作是（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属于来说）一种使之过时的新的对生产的组织的（社会主义）后幸存。他们低估了今天的资本主义成功地（至少从短期来看）私有化一般智力本身，以及，更甚于资产阶级地，工人本身变得过剩（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不仅仅暂时地失业而且结构地不可雇佣）的程度。
如果老的资本主义按理想来说涉及把（他自己的或借来的）金钱投入他组织并运行继而收割利润的生产的企业家的话，那么，今天，新的理想型正在出现：不再是拥有自己公司的企业家，而是运行为银行（而这些银行也由不拥有银行的经理来运行）或分散的投资者所有的公司的经营专家（或一个由首席执行官主导的管理委员会）。在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中，旧的资产阶级，（被）变得不再具有功能，正在被重新功能化(refunctionalised)为工薪管理层：新的资产阶级拿着工资，而甚至在他们部分地拥有他们的公司的情况下，他们也获得作为对他们的工作的报酬的一部分的股票（表彰他们的“成功”的“奖金”）。
这种新的资产阶级依然占有剩余价值，但他们占有的却是以所谓的“剩余工资(surplus wage)”的（神秘）形式出现的剩余价值：它们得到的工资比无产阶级的“最低工资”（一个常见的，神秘的基准点，其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唯一真实的例子，是中国或印度尼西亚的血汗工厂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得多，而决定其地位的，正是与普通无产阶级的这一区分。经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因此也就行将消失：资本主义者重现为工薪工人的子集，重现为有资格靠他们的能力来赚更多钱的管理者（这就是为什么伪科学化的“评价/评估[evaluation]”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收入上的悬殊变得合法/正当）。与仅限于管理者远远相反，赚取剩余工资的工人的范畴，也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专家、行政人员、公务员、医生、律师、记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得到的剩余以两种形式出现：更多的钱（对管理者等来说），也是更少的工作和更多的自由时间（对——多多少少可以这么说——知识分子来说，对国家行政人员来说也如此）。
使一些工人有资格接受剩余工资的评价程序是一套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任意的机制，它与实际的能力并无严格的关联；剩余工资不仅为经济的而且为政治的理由而存在：为社会稳定的目的而维持一个“中产阶级”的存在。社会等级的任意性并非错误，而是整个的重点之所在——评价的任意扮演了类似于市场成功之任意的角色。暴力威胁不是爆发在社会空间中有太多偶然的时候，而是爆发在有人试图消除偶然的时候。在《神圣的标记：论一种退化》(La Marque du sacre)中，让－皮埃尔·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把等级制构想为功能是使优越关系（变得）不具羞辱性的四程序之一：等级制本身（一种外部强加的次序，它允许我在经验上觉得我较低的社会地位独立于我内在的价值）；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展现这点，即社会并非能人统治/精英体制[meritocracy]而是客观的社会斗争的产物的意识形态程序，使我能够避免那个痛苦的结论，即别人的优越是他的功劳和成就的结果）；偶然（性）(contingency)（一种类似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我们理解到，我们在社会等级表上的位置依赖于一种自然的和社会的博彩(lottery)；幸运者就是那些生在富裕家庭，有健全基因的人）；以及复杂性(complexity)（不可控力有不可预测的后果；比如说，市场的不可见的手可能导致我的失败和我邻人的成功，即便我要更加刻苦也更有才智）。与表象相反，这些机制并不对抗或威胁等级制，而是使它变得容易接受，因为“触发嫉妒之骚动的乃是这样一种观念，即他者配得上他的好运而不是相反的观念——后者是唯一一种可以公开表达的观点。”迪皮伊从这个前提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认为一个相当正义——同时也把自身感知为正义的——的社会会因此而免于所有的怨恨，那就大大地错了：相反，确切来说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那些占据次属位置的人会在怨恨的暴力的爆发中，发现他们受伤的自尊的出口。与此相关的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僵局：邓的改革的理想目标，是在不引进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引进资本主义（因为他们会是新的统治阶级）；然而，如今，中国的领导人们正痛苦地发现，无稳定等级制（这是资产阶级的存在带来的）的资本主义会声称永恒的不稳定。因此中国会走上什么道路？前共产主义者们，同时，也正作为资本主义最有效率的管理者而出现，因为他们对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历史的敌意，完美地契合于今天资本主义向一种无资产阶级的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的趋势——在这两种情况下，正如斯大林很久以前说过的那样，“干部决定一切”。（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有趣的差异：在俄罗斯，大学教师的工资低的夸张——他们事实上已经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了——而在中国他们则舒适地获得了作为保障他们的驯顺的手段的剩余工资。）
剩余工资的观念也从新的角度阐明了正在进行的“反-资本主义”的抗议。在危机时代，“勒紧裤腰带”的显然的对象就是工薪资产阶级的低层：政治上的抗议使他们唯一的资源，如果他们要避免加入无产阶级的话。尽管他们的抗议名义上指向残酷的市场逻辑，实际上他们抗议的是（对）他们（政治方面）特权的经济地位的逐渐侵蚀。安·兰德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有一个关于罢工的“创造型”资本主义者的奇想，这个奇想在今天的罢工中发现了它变态的实现，这些罢工大部分是在失去其特权（他们在最低工资之上的剩余）的恐惧驱使下的，“工薪资产阶级”一方的罢工。这些，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抗议，而是对被还原为无产阶级的威胁的抗议。今天，在有一份永久性的工作本身已经成为一项特权的时候，谁还敢罢工？不是在纺织工业等行业（的剩余）中的低工资的工人，而是那些有有保障工作（教师、公共交通工人、警察）的特权劳动者。这也说明了学生抗议的浪潮：他们的主要动机，可以说这样的恐惧，即高等教育不再给他们以后会得到剩余工资的保障。
同时，显然，在过去的一年里发生的抗议的大规模的复兴，从阿拉伯之春到西欧，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中国，从西班牙到希腊，都不应仅仅被当作工薪资产阶级的反叛来打发。每一个案例都应得到其应有的思考。在英国学生反对大学改革的抗议显然不同于八月的暴乱，后者乃是一场消费者的破坏的嘉年华，真正的，被排除者的爆发。我们可以论证说埃及的起义部分地是以工薪资产阶级的反叛为始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抗议他们前景的匮乏），但这只是一场更大的，反对一个压迫性的体制的抗议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那场抗议几乎没有动员起穷苦的工人和农民而伊斯兰主义者在选举上的胜利也是起初世俗抗议社会基础狭隘的一个迹象。希腊是一个特例：在最近数十年间，一个新的工薪资产阶级（特别是在过度扩张的国家行政机构中）被创造出来了——多亏了欧盟的财政援助和借款——而抗议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为失去这一特权的威胁所激励的。
同时，较低级的工薪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也伴随着另一个极端——顶层的管理者和银行家们高得非理性的酬劳。这种酬劳在经济上是非理性的因为，正如调查在美国展示的那样，它多与一个公司的成功（程度）成反比。与使这些趋势服从于对批判的道德化相反，我们应当把它们独坐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不再能够发现任何层次的自我管制的稳定——换言之，它可能会有失控的危险——的信号。
[注]译自Slavoj Žižek, ‘The Revolt of the Salaried Bourgeoisie’, at http://www.lrb.co.uk/2012/01/11/slavoj-zizek/the-revolt-of-the-salaried-bourgeoisie. trans. Liqiu Wang. 当前仅网上可见，将刊载于下一期的《伦敦书评》。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图引自：http://www.lawsonry.com/wp-content/uploads/2011/08/Middle-Class-American-Jobs-300x3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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