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历史的旋转门
当我打开墨西哥女作家兼记者艾莲娜·波尼亚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的一部知名作品《天空的皮肤》(The Skin of the Sky)时，以下的一番对话即出现在我眼前：
妈，那远处就是世界的尽头吧？
不是，世界没有尽头。
那你就说说怎么没有尽头吧。
我会带你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见见世面的。
我也跟随去了自以为是世界的尽头——拉丁美洲，见见世面。怎知这不是世界的尽头，但，在亚洲媒体视线以外的拉丁美洲，他们的故事却又永无尽头，而且也的确让我见了世面。
首先是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她掀起一场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新革命，跟着拉美多国陆续迈向这场革命去，就在这个新世纪，在美国的“后院”里，出现如此一道风景，世界瞩目。
我决意为拉美这次革命抽丝剥茧。在过去数年间，从香港出发，再从中美洲走到南美洲，绕了世界一圈又一圈，发觉地球原来仍是圆的，又圆、又热、又拥挤，我们彼此不一定互相看见、听到，但大家却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
正因为相似，拉美的革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记者、文化人、社会运动家聚集在这里，他们要研究、观察、参与，以及创造人类的前景。
我站在拉美的街头上，有目不暇接之感。
艾莲娜是墨西哥街头文学之母，很喜欢走到街头去做记录，无论街头有多嘈吵，她都可以从中理出个所以然。
或许，你们也会在本书中听到不同的杂音，各种各样的人物穿梭在我的字里行间，也一样会目不暇接。例如，墨西哥那一个叫阿丹哥的村庄，竟然连八岁小孩也拿起长刀向我表示要保卫土地；危地马拉的玛雅族作家，带我旁观原本过去一直被军政府禁止的玛雅祭典；萨尔瓦多的前游击队头目，发觉经营旅馆比打游击还要困难；我在尼加拉瓜坐在一位老人家门前，细听他忆述美国干预尼国那五花八门的手段；巴拿马一名非洲移民，告诉我他如何利用巴国这个避税天堂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
在委内瑞拉，来自贫民窟的婆婆捉着我的手，说，她的顽疾终于因革命可以医治了；在玻利维亚，我与原住民一起咀嚼古柯叶，他们誓死捍卫祖先留下的文化；厄瓜多尔的小子不停追问我，知否为什么他们坐在油田上却又这样穷；我走进古巴的学校，老师们向我展示不一样的教育、不一样的古巴 ……
他们就是这样领我走过拉美的前世今生，我正学习如何在混杂的故事中拉出一条脉络，一如艾莲娜。
但，这不是一本历史书，虽然你会在当中触摸到历史的伤痕；这也不是一本学术书，虽然你会在当中阅读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独裁与民主、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争辩；这更不是一本新闻追踪书，虽然你会在当中观看到此起彼落并触动世界神经的新闻事件，以及新闻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
那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这是一本有关人性的书，人性中的光明与黑暗、自私与博爱、残暴与仁慈、贪婪与知足、堕落与理想、狡诈与正直、懦弱与勇敢、傲慢与谦卑……
我离开了拉美地区，可是好像仍然留守在那里，默默见证着由于人性中的一念之善与一念之恶所交织而成的人类的故事，这些故事就这样聚焦在拉丁美洲，让我感到人性的重量。
西班牙殖民者对古文明的摧毁、对原住民的残杀、对重金属的贪婪，继而沉沦于富贵的逸乐，最后整个帝国也瓦解了。这是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教训，但人类总爱不断重复历史。
多少帝国兴亡事？ 在一起一跌之间，又有多少个体被残酷牺牲掉？
在急促追求现代化的拉美土地上，仍残留着古文明的遗迹。秘鲁北部沿海有一个世界最古老的泥砖城，叫“陈陈”(Chan Chan)，当我站在这座出神入化的古城，想到它的名称，与广东人最大姓氏——陈，同一拼法，便啧啧称奇。我们与他们有着怎样的神秘联系？参见1996年美国德州基督教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许辉和1999年圣塔芭芭拉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主任强森的报告。
兀鹰在古城上空飞过，一切皆空虚，有望尽古今沧桑之叹。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拉美原住民被夺去一切，包括土地，落得个无名无姓也无身份，沦为农奴。到拉美成了美国的后院，他们又沦为血汗工厂的最底层廉价劳工。
他们好像已经在历史里封尘，他们没有面容，失掉声音，即使痛苦也无从表达，他们不再存在。
我们与他们的根在“去历史化”的过程里，被狠狠切断了。
“够了，我们还在这儿！”
拉美原住民用不同的方式，叫世界记起他们，原住民运动激发出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他们要撕开民主与自由的虚伪外衣。
我们听到了吗？对，他们还在那儿。
我们对农奴或许感到陌生，但对于血汗工厂则不应陌生了。曾几何时，香港、台湾亦扮演过庞大的血汗加工场的角色。只不过，美国在“门罗主义”下对拉美地区所进行的剥削，更赤裸裸，更肆无忌惮。
原来，大家都有曾一起在企业全球化的齿轮下，尝尽甜酸苦辣。
当大家谈论帝国主义时，拉美对此不陌生，我们亚洲也不陌生，西班牙对拉美之殖民，英国对香港之殖民，与日本对台湾之殖民。可能大家被殖民的经验不同，结果不同，但性质一样，这就是人的主体性遭到剥夺。
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演进，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他们的合著《帝国》(Empire)中却有补充的看法，他们说，帝国主义已经消失，全球化帝国正席卷整个世界，没有中心、没有疆界、不断扩张、全面渗透……
看来，大家的命运越来越紧扣着。
撰写这本书期间，由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骤然而至，跟着便如狂风扫落叶，各国处于惊慌状态，并且令每一个人都体验了全球化的威力。
这样的全球化，美国是大庄家，庄家所要玩的，乃是资本主义没有制约的疯狂游戏，这场疯狂游戏就像一列过山车，从起点出发，转了几个山头，期间虽有点障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令自由经济学说(又称古典经济学)失灵，取而代之的是主张干预政策的凯恩斯学派，其后西方又有社会民主主义成为自由经济学派的障碍，到了六七十年代，自由经济学回巢，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顿·弗里曼(Milton Friedman) 按时势修改成为新自由主义，并在八十年代随着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而登上高峰期，冷战后更是主宰世界经济发展。但最后却又能回到起点，并且改名换姓，这次叫“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
近年，大家对这个主义已有非常广泛的讨论，它虽有一个“新”字，但其实并不新，它只不过是复辟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私有化，和迷信于近乎基本教义派的自由市场论。现在，他们通过推动和加速全球化，又可扩大私有化的领域及垄断更多财富了。
新瓶旧酒却牵出了一个新时代，就是一个全球是平的时代，或是被彻底铲平的时代，使人亢奋得彷徨失措。
当我们惊魂还未甫定之际，对于拉美人民而言，却只是一幕历史再在他们眼前重复一遍。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推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乃是在1989年由美国经济学家John Williamson提出，他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与华盛顿的政策圈（包括美国政府、国际经济组织如IMF、世界银行和其他主流智库）整理出拉丁美洲国家应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这包括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及削减公共开支等。新自由主义借“华盛顿共识”首先在拉美，然后正式在全球全面登场，在表面炫目的经济数字下，它却没有为老百姓带来幸福。拉美的经济一如其民主，变得更脆弱和依赖。
老实说，新自由主义不仅为拉美带来伤害，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也是一样伤痕累累吗？！只是拉美的伤害更令世界触目惊心。不可思议的贫富差距，天文数字的外债滚存，大起大落的物价指数，波动的货币可以一夜间消失。多少次的金融危机涌现，从墨西哥到阿根廷，都使人记忆犹新，“拉美化”一词令各国为之警惕。
过去拉美曾发生多次革命，而这次他们的新世代革命2.0，企图把新自由主义连根拔起，夺回自主权，重建伦理价值，看来这也是一场人性的革命，这旋即引起国际间不少争论。
什么叫做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
南美多个左翼总统指出它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不同之处，乃在于它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他们的国有化内容也不一样，同时也许还加进了一些宗教信仰的元素，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直截了当地表示，厄国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
拉丁美洲人的确有着深厚的宗教历史渊源，从原住民以多神教开始对天地的敬畏，到西班牙殖民者带来一神教的天主教，虽然当权的教会与统治者站在一起成为剥削者，但仍有个别淳朴的传教士在拉美埋下“解放神学”的种子，而这次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说多少受到解放神学思想的启蒙。有关解放神学，我在危地马拉一章有所阐述。
我在这本书中记录了拉美九个国家的故事，并试图各有主题，就好像“点”，各“点”加起来便看到“面”。从墨西哥所体现出的典型拉美化经济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再到中美洲各小国如何沦为美国后院中的后院，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加工场，他们所承受的沉重代价，实在是第三世界的一面镜子，而这亦构成本书的上半部分，这次革命的背后原因。
本书下半部旋即转到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中三个核心国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他们为拉美同时也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最后，位于加勒比海的古巴，她是拉美地区的例外，自一九五九年革命成功后，在美国制裁下遗世独立，一直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实验。如今借助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这一场革命，古巴又从历史中走了出来，她的得与失、悲与喜，是否会成为拉美左翼阵营的借鉴？他们准备好汲取经验和教训，重新出发，寻找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吗？
无论如何，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写出什么大论述，而是静静地去记录在一个充满动荡和灾难的环境里，人如何仍能拥抱对美好社会的盼望，并拿出无比的勇气去实践，即使过程中也有错失的时候。
由于拉美人热爱诗歌，文学永远是他们的精神力量，因此，我以拉美诗歌及其文学作品，来连接各章节，好让读者能窥见拉美民族的内在情感。它是一扇美丽与哀愁并存的窗口。
打开这扇窗口，我又看到卡门出于对自由的追求而跳出那热情奔放的舞姿。还有，切·格瓦拉的身影，他推一下历史的旋转门，便再次回来了。
引子
一个时代的革命情绪
曼查有个地方，地名就不用提了，不久前住着一位贵族。他那样的贵族，矛架上有一支长矛，还有一面皮盾、一匹瘦马和一只猎兔狗。
（这就是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一看见风车就对侍从(桑乔)说：“命运的安排比我们希望的还好。你看那儿，桑乔，就有三十多个放肆的巨人。我想同他们战斗……这是正义的战斗。从地球表面清除这些坏种是对上帝的一大贡献。”
桑乔说：“那些不是巨人，是风车……”
堂吉诃德说：“在征险方面你还是外行。他们是巨人。如果你害怕了，就靠边站，我去同他们展开殊死的搏斗……”
“不要逃跑，你们这些胆小的恶棍！向你们进攻的只是骑士孤身一人。”这时起了点风，大风车翼开始转动，堂吉诃德见状便说：“即使你们的手比布里亚柔斯布里亚柔斯，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母盖娅所生的儿子，有一百只手、五十个头。的手还多，也逃脱不了我的惩罚。”
说完他戴好护胸，攥紧长矛，飞马上前，冲向前面的第一个风车。
我想，每一个时代，都存在着一种情绪，它可以是沉郁的、激昂的、失落的、积极的、实务的、浪漫的……
时间这样回荡着。
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里响着那叮叮当当的圣母院钟声，唤起了不少欧洲人的梦想；十九世纪隆隆的机械革命声却又诱发出人们对物质理性价值的追求；可惜的是，二十世纪两次大战留下绝望废墟，在大萧条下世界在苦难中呻吟，但转过头来圣雄甘地扬起身上的印度白袍，以近乎完美的宗教情操相信非暴力手段可为被压迫者带来希望，一如科特迪瓦作家夏尔·诺康在《暴风》中，黑色的太阳升起，黑暗中可见一根晃动的柴火，正燃烧一页充满斗志的事迹。
不过，经过了热血沸腾的五六十年代，却迎来七十年代的虚无蓝调。
每一代人，似乎都被一个时代的独特情绪所感染。可是，有些情绪是可以复发和转化的，甚至升华成精神、传统，一个民族的精神与传统。
在这方面，拉丁美洲明显惹人遐想。因为在拉丁美洲人民的灵魂至深处总是摇晃着乌托邦的朦胧影子，弥漫一片烟霞的亚马逊河域此岸有彼岸的期盼，在历史的时空中激荡出先辈的呼喊，他们如幽灵般从远古活到至今，从未在这片大陆上消失，并且化作标杆，人们得以一步一步向前走。
或许，这里存在着一股恒久的情绪，而且属于一股恒久的革命情绪，自十五、十六世纪西班牙人进行殖民掠夺开始，从哥伦布和他的远征队发现他们自以为的“新大陆”起。
在当地人心中，一股革命情绪慢慢形成，并且前仆后继，一直抵抗着在自己土地上成为“他者”。
这是否与他们祖先不屈的性格有关？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族到中美洲的玛雅族，再到南美洲的印加族，都出现过不少拒绝西班牙征服的顽强抗争者。
他们虽然倒下来了，但留给后代的是一个未完成的项目。
这是一个怎样的项目？
容我大胆地界定一下，这是一个革命的项目，因此，另一代人又出现了：古巴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 Pérez)、委内瑞拉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墨西哥的艾曼尼阿劳·查巴达(Emiliano Zapata)……其后又有危地马拉的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rbenz)、阿根廷的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跟着是尼加拉瓜的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智利的萨法多·阿伦德(Salvador Allende)、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
到了二十一世纪之交，新一代人又接手这个未完成的项目：委内瑞拉的查韦斯(Hugo Chávez)、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Evo Morales)，还有墨西哥查巴达解放军副总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
拉美这个舞台永远色彩斑斓，疑幻疑真。
就好像蒙面的马科斯，我从来没有想过二十一世纪还有如他扮相的革命领袖，他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省带领当地原住农民起义，在深山里过着以物换物的前现代生活，却利用现代科技如手机、计算机等传递他们的诉求。
无数欧美青年迷上了蒙面马科斯，视他如切·格瓦拉再生。我问，你们为什么喜欢马科斯？一群墨西哥少女即尖叫，说，面罩掩盖不了他的一双性感眼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身上的神秘传奇色彩，俨如现代罗宾汉。
但，为什么墨西哥会出现罗宾汉？
这问题太沉重了吧！
在纽约机场的转机室里，航空公司服务员通过扩音器催促乘客上机，快要向马尔克斯笔下的魔幻世界出发，心情战战兢兢起来。
在机上，与一名年老的墨西哥人为邻，他在墨西哥城一酒店当守卫，结果我在他力邀下入住他所服务的酒店，他表示匆忙回国就是要赶上大选投票。
他一开始即滔滔不绝，我的旅程注定不孤寂。
他告诉我，他儿子在纽约，太太在洛杉矶，他们不喜欢美国，无奈留在墨西哥，生活逼人，唯有到美国另觅生活，但他太太到现在都不肯学英语，一切按墨西哥生活方式而行。老年人理直气壮，指责美国当年强抢墨西哥土地，他特别强调，LOS ANGLES，是西班牙语名字，众多天使之意，原属墨西哥，他们现在用另一方式回归故土。
这使我想起美国已故知名学者亨廷顿的著作《我们是谁》（Who Are We？），他指出那些居住在美国南部的西班牙语系拉美居民，蚕食了美国以英语、白人为主的文化。
一百多年前当美国从墨西哥夺走德州、加州一带的土地时，当地根本就住了不少说着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当然还有原住民，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对他们反之是外来的文化，亨廷顿倒过头来指责原住民有“喧宾夺主”之嫌，不讲英语、不按美国白人文化办事，这真是谁问谁，你是谁？我们又是谁？
一个大陆，两个美洲，存在着永恒的历史张力。
我和墨西哥老人的话题理所当然地又扯到哥伦布。
哥伦布，多熟悉的探险家，在我们的历史书中，是如此英明神武地出现过，他是开拓全球化的第一人，不是吗？自他登陆这片后来被称为拉丁美洲的土地后，随着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全球资产逐步大转移。
谈到上述故事，墨西哥老人更是滔滔不绝，当他要强调某一情节时，不禁把脸靠过来，怕我听不清楚。
他要告诉我，当欧洲人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时，拉美人民却群起推倒哥伦布高大的雕像，在我们眼中的浪漫探险家却是他们历史课本上的侵略者。都五百年了，老人仍是用炯炯的眼神凝视过去。
航机旅途中，我在个人电影院里选看《切·格瓦拉摩托车之旅》这部电影，想到切去世已过四十周年，脑海里不期然奏起了那首流行于拉美地区的节奏明快的音乐，是关于切·格瓦拉的：Che Guevara, Che Guevara……
很多、很多影像在眼前跳跃，或许这一切也曾是切所见证过的、所经历过的，百转千回，而我也一步步跳进他们的历史长河里。
我们是时间之子。
我们是时间的脚，也是它的嘴。
时间用我们的脚走路。
但是，时间迟早会抹去一切足迹。
生命是穿越虚无？历史是影子的脚步吗？
时间的嘴
讲述着旅程。
——《时间之嘴》，乌拉圭诗人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
跟随香港女记者张翠容一起体验拉丁美洲的革命
徐世澄
7月8日，我有幸在我工作的拉美所再次见到香港独立女记者张翠容，并参加了与她的座谈。前年，我们曾在古巴驻华使馆见过面，谈及对古巴和拉美一些左派国家革命的看法，她的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前，我通过当当网买到了她著的《拉丁美洲革命现场：一个香港独立记者的真相之路》一书，此书由法律出版社于今年5月刚在内地发行出版。我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我一边读她的书，一边跟随她一起体验拉丁美洲的革命。
作为独立记者的张翠容，孤身行走数万里，穿越拉美九国，经历旅途中各种艰辛，带着我们一起探寻拉丁美洲汹涌澎湃的革命真相。
在墨西哥，张翠容采访了墨西哥著名女作家艾莲娜·波尼亚托斯卡，分析了2006年墨西哥大选的结果，访问了萨帕塔游击队出没的恰帕斯州；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她拜访了玛雅的原住民（即印第安人）和主张“解放神学”的主教与玛雅族的精神领袖；在尼加拉瓜，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褪了色、变了味的桑地诺革命；在委内瑞拉，她专访了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深入到委内瑞拉的贫民区，了解社区委员会、合作社计划和各种“使命计划”即社会计划；在玻利维亚，她会见了玻草根总统莫拉莱斯的搭档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深刻地分析了玻利维亚与美国的“古柯叶大战”和“水资源争夺战”，剖析了玻反对派汹涌的暗潮，与切·格瓦拉的两位战友进行交谈；在厄瓜多尔，她亲身体验到厄美元化政策的冲击，分析了科雷亚的改革之路及其绊脚石，谈到了厄新宪法的通过使厄成功地进入了多元民族的时代。在古巴，她分析了在社会主义的框架里古巴所进行改革，指出经济是古巴改革的火车头，她一方面高度赞扬古巴的能源、教育、医疗和农业的“四大革命”，另一方面，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目前在古巴谁拥有外汇便拥有特权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她采访了格瓦拉的大儿子卡美路，与他交谈了21世纪的古巴革命何去何从问题。
认为，一向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在21世纪的今天，仍在努力摆脱美国的控制；在美国的“后院”里，拉丁美洲各国正掀起一场二十一世纪革命，汹涌澎湃。“我决意为拉美这次革命抽丝剥茧，或许，你会在本书中听到不同的声音”：墨西哥一个叫阿丹哥的村庄，竟然连八岁小孩也拿起长刀向我表示要保卫土地；危地马拉的玛雅族作家，带我旁观原本过去一直被军政府禁止的玛雅祭典；萨尔瓦多的前游击队头目，发觉经营旅馆比打游击还要困难；我在尼加拉瓜坐在一位老人家门前，细听他忆述美国干预尼国那五花八门的手段；巴拿马一名非洲移民，告诉我他如何利用巴国这个避税天堂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在委内瑞拉，来自贫民窟的婆婆捉着我的手，说，她的顽疾终于因革命可以医治了；在玻利维亚，我与原住民一起咀嚼古柯叶，他们誓死捍卫祖先留下的文化；厄瓜多尔的小子不停追问我，为什么他们坐在油田上却又这样穷；我走进古巴的学校，老师们向我展示不一样的教育、不一样的古巴……
自己说：“无论如何，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作出什么大论述，而是静静地去记录在一个充满动荡和灾难的环境里，人如何仍能拥抱对美好社会的盼望，并拿出无比的勇气去实践，即使过程中也有错失的时候。”
张翠容是香港资深新闻工，曾服务于西方及中文媒体。自1998年开始，经常背着行囊，只身游走在国际边沿的第三世界，采访过的国际大事件：印尼的民主化进程、柬埔寨红色高棉解除武装、东帝汶独立公投、科索沃危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最后岁月、巴以地区冲突、伊拉克战争和拉丁美洲新世纪革命。2009年10月她的中文繁体著作《拉丁美洲真相之路》，由台湾马可孛罗出版。在内地出版的《拉丁美洲革命现场：一个香港独立记者的真相之路》一书，实际上是《拉丁美洲真相之路》的大陆简体字版。
我们通过阅读她在拉美9国的采访记、实地考察和种种经历（包括她在尼加拉瓜遭遇劫匪），同她一起亲临了“拉丁美洲革命的现场”，探索了“拉丁美洲真相之路”。
我们在书中可领略到严肃的思考与缜密的考证，新鲜的知识与正义的立场。这本书可读性较强，给读者以丰富的阅读享受。敏锐探寻的目光所捕获的不仅仅是安第斯山的雄伟、当地的民俗风情，更重要的是，在探寻的目光背后有着一个富有责任心、使命感、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女记者的追求。
感谢张翠容女士，正是您的辛苦、勤奋和敬业精神使我们领悟到拉丁美洲的真相！
（写于2010年7月10日）
内容简介
拉丁美洲，一个传奇绚丽的舞台，底层一股如骑士般的革命灵魂恒久流淌着…… 阅读拉丁美洲的历史，如同阅读一页重要的全球化历史；而阅读拉丁美洲的历史，也就像阅读一页核心与边陲之境角力的历史。 这回，张翠容将镜头转向中南美洲，从墨西哥、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一路至巴拿马、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古巴……试图勾勒出拉丁美洲各国在面对全球化的情势下，其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甚至经济如何受到冲击，以及因其所衍生的社会问题的整体面貌。犀利、理性而宽广的视角，极具人文深度的文字，让读者对拉丁美洲将有全面的思考和认识。
当所有主流媒体的聚光灯都打在美国这个明星国家身上时，就在此时，在美国的“后院”里，拉丁美洲各国正掀起一场二十一世纪革命，汹涌澎湃。
我们都是在主流媒体的喧闹声中去认识拉美，我们的思考，有多少受着媒体的影响？
我决意为拉美这次革命抽丝剥茧，或许，你会在本书中听到不同的声音：
墨西哥一个叫阿丹哥的村庄，竟然连八岁小孩也拿起长刀向我表示要保卫土地；
危地马拉的玛雅族作家，带我旁观原本过去一直被军政府禁止的玛雅祭典；
萨尔瓦多的前游击队头目，发觉经营旅馆比打游击还要困难；
我在尼加拉瓜坐在一位老人家门前，细听他忆述美国干预尼国那五花八门的手段；
巴拿马一名非洲移民，告诉我他如何利用巴国这个避税天堂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
在委内瑞拉，来自贫民窟的婆婆捉着我的手，说，她的顽疾终于因革命可以医治了；
在玻利维亚，我与原住民一起咀嚼古柯叶，他们誓死捍卫祖先留下的文化；
厄瓜多尔的小子不停追问我，为什么他们坐在油田上却又这样穷；
我走进古巴的学校，老师们向我展示不一样的教育、不一样的古巴……
无论如何，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作出什么大论述，而是静静地去记录在一个充满动荡和灾难的环境里，人如何仍能拥抱对美好社会的盼望，并拿出无比的勇气去实践，即使过程中也有错失的时候。
简介
张翠容，香港资深新闻工，曾服务于西方及中文媒体，包括BBC World Service和Inter Press Service，香港经济日报与现代传播等，其后以独立记者身份活跃于两岸三地，为内地、香港、台湾多份报纸、杂志、电台报道国际事务。自一九九八年开始，经常背着行囊，只身游走在国际边沿的第三世界，采访过的国际大事件有： 印度尼西亚民主化进程 柬埔寨红色高棉解除武装 东帝汶独立公投 科索沃危机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最后岁月 巴以地区冲突 伊拉克战争 拉丁美洲新世纪革命 曾采访的国际领导人物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巴勒斯坦自治组织已故主席阿拉法特、东帝汶开国总统古斯芒、柬埔寨王子拉那列等。 中文繁体著作共四本：第一本为2002年出版的《行过烽火大地》，还有2005年的《大地旅人》、2006年的《中东现场》以及2009年10月的《拉丁美洲真相之路》，均由台湾马可孛罗出版。近作成为她在中国内地的第一本中文简体作品，改名为《拉丁美洲革命现场》。 一位香港独立记者永无休止的人间行旅，终于在中国内地读者面前展开。
目录
自序 历史的旋转门
引子一个时代的革命情绪
附录1 一个大陆，两个美洲
附录2 拉丁美洲改革历程
Part 1 美国后院的前沿地
墨西哥：全球化下的拉美化
墨西哥富足的表象
我们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
谁欺骗了你的自由
二零零六年大选的历史定格
蒙面马科斯与恰帕斯自治区
Part 2 中美洲：后院中的后院
危地马拉：玛雅原住民与解放神学
危地马拉的玛雅原住民
一个城市，多个世界
漫长的内战
赫拉尔迪主教与解放神学
玛雅族的精神领袖
附录 玛雅人与玛雅文明
萨尔瓦多：政经加工场
美元化和私有化潜藏灾难
前车之鉴
超乎想象的暴力世界
“草寇”原来也是艺术家
附录 中关自由贸易协议推倒右翼政权
尼加拉瓜：抗美干预——跳出桑地诺的最后探戈
遭遇劫匪
美国“使者”在尼国的身影
在美国干预下动荡的半个世纪
利用选举推销“民主计划”
巴拿马：喝一口运河水
忘记过去吧！这里没有切·格瓦拉
巴拿马运河的前世今生
一场不对等的荒谬战争
Part 3 南美洲：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
委内瑞拉：那一抹红——竖起革命的旗帜
革命的冒险乐园
查韦斯刮起的旋风
……
Part 4 加勒比海遗珠
后记 乌托邦的善与恶
书摘
P123利用选举推销“民主计划”
P203专访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P231草根总统搭档教授副手
P315在社会主义的框架里进行改革
利用选举推销“民主计划”
我返回马那瓜市中心，很想再到马那瓜湖边散步，好让湖上的清风，吹散心中的闷气，但我知道这样做是赌命，入夜后，湖边一带是最危险的鬼域。
马那瓜湖是中美洲第二大湖，第一大湖尼加拉瓜湖也在这个国家，覆盖着尼国大部分面积。想不到，这两个美丽的湖泊，也是诱发美国操控尼国的原因之一。
美国一直有计划在这里兴建运河，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美国与巴拿马就运河有争议之际，尼加拉瓜正是美国在中美洲寻找第二条运河的最佳地方，这可打通美国在拉美的经济命脉。只不过，这个计划只闻楼梯响，到现在还未能落实。不过，桑解阵自二零零六年再次执政后，俄罗斯欲参与运河兴建计划，令尼国在美俄角力中再起风浪。
真不知道美国人知道多少，不过，由于美国介入尼加拉瓜的长度与深度，以及里根时代所支持的反桑解阵游击队(Nicaragan Democratic Force，后称 Contras)臭名远播。还发生伊朗丑闻，美国向伊朗出售军火以交换美军人质，以此作为反桑解阵游击队的经费。此举令美国民间社会大为震惊，有好几个关注尼国的监察组织成立，他们均拥有一定程度的动员能力，曾一度令尼国成为美国媒体的焦点，尼国也因此跻身国际舞台，对于一些进步的美国人而言，尼加拉瓜是他们的痛。
无论如何，美国还是继续通过很多方法来控制尼加拉瓜。
一九七六年美国国会便曾调查中央情报局过去在海外所做的一切，发现他们最常采取的介入手段除军事外，便是选举，他们的目的是要令选举结果符合美国精英阶层的最大利益。
一九六七年一名代表迈阿密选区的众议院议员法兹西尔(Dante Fascell)便被揭发与中情局和古巴流亡社区有密切关系，他曾在众议院动议成立一个民营基金会，公开资助海外民办机构。对于他口中的基金会，有人揭露其经费原来秘密来自中情局。
中情局干预别国内政的方式，可说是因时势而异，但美国在越战的失败是一个分水岭。
一九七五年，随着美国在越战节节退败，水门事件亦开始浮现，当中涉及中情局和当时的尼克松政府之间多宗丑闻，令美国外交政策亦出现转向。
到了卡特上台，有一批外交智囊认为，过去一味支持海外的亲美独裁政权，包括菲律宾、伊朗、中南美洲等，长远而言，未必符合美国利益。因为此举会令美国陷入道德破产的边缘，同时亦激发反美浪潮，变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难以向国内选民交代。因此，他们建议借民主之名，通过操弄选举满足美国的隐藏议程。
其后，一个全新的计划，叫民主计划，主导了外交政策。
一九七七年，由卡特亲自审批，政府和私人资金合作，成立了美国政治基金会(政基会：APF，American Political Foundation)，该基金会也有民主共和两党的参与，同时也得商界和工会的支持，其目的是在外国推动美国联邦制或欧洲议会民主模式，然后通过民选文人政府去保障美国在海外的利益。
政基会在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指引下进行研究。两年后，他们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可利用政基会来赞助海外亲美政党，扶植他们上台，服务美国利益。
一九八三年，这份报告建议在国会通过，批准成立全国民主基金会，单是一九八四年，便有一笔四百万美元的运作经费，而曾被发现与中情局关系密切的议员法兹西尔竟然会成为民基会第一任董事局成员。
在民基会之下，又有一批附属组织，这在本章开头已简述过，在此再补充一点，就是民基会这个民主计划的资金来源，除了有国会拨款外，还有美国国际发展署，中情局亦会通过民基会在海外推动他们的议程。
先讲美发署，它在一九八四年民基会成立当年，也同时成立一个附属部门，叫“民主议案办事处”(民案处：ODI，Office of Democratic Initiatives)，到一九九四年这个部门又改名为过渡议案办公室(过案室：OTI，Office of Transition Initiatives)，他们在海外有自己推动的工作，但又会向民基会拨款并通过他们加强过案室与某些国家的公民组织合作关系，扩大他们介入别国选举机器的渠道。
在中情局里，也有一支特别的行动队伍，该队伍成员全是选举专家和组织公民行动的专家，他们会化身成为美发署的工作人员，落实任务。
举个例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发署成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公众安全办公室”(公安办：OPSOffice of Public Safety)，专门协助别国训练警务人员，而中情局亦有类似的计划，叫“警务人员援助计划”，服务于该计划的成员在中情局有一个称谓叫 DTBAIL，后来又通过美发署的公安办来扩展他们在海外的行动，他们自称为美发署的这个新部门提供技术援助。
美发署在不少友好国家成立了公安办，这办公室暗地里联同中情局训练当地成千上万的警务人员。很不幸，这些警务人员后来参与了各种各样的镇压行动，犯下历史上为人民所不齿的屠杀。中美洲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危地马拉的玛雅大屠杀、萨尔瓦多的死亡队，到尼加拉瓜的苏慕萨政府军的残酷镇压。
美发署和民基会经常强调，他们是中立机构，只协助推动海外的公民社会发展，不会直接赞助某一政党。可是，只要细心研究一下他们所支持的公民组织，包括个人、当地基金会和企业顾问公司等，会发现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某些亲美政党有关联，对于不合乎美国利益的政党及其相关组织，他们则会去打击之。
美发署和民基会，还有其他同性质的美国组织，都以独立民间组织出现，背后实际是由美国政府全资拥有，而他们则化身不同的脸孔出动，其任务就是推动和落实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就是影响别国，满足他们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私有化、去监管化、推倒贸易壁垒、保证美国自由进入新兴市场，以及控制工会活动等，以达到美国在世界扩张和控制世界的终极目的。
他们正式向海外推销“民主计划”，首当其冲的是尼加拉瓜，尼加拉瓜可说是这个计划的第一个实验场，不成功，便成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在外交政策上优先要处理的，就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尼加拉瓜桑解阵政权，一如五十年代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权一样。更何况桑解阵在拉美是一面鲜明的革命旗帜，对所属地区起着鼓舞作用。
美国通过两个途径打击桑解阵，其中一个途径是推动及支持反革命游击队，展开内战。这支反革命游击队最初由中情局指挥，后来交由白宫和国家安全局内的奥利弗·诺思网络(Oliver North)主导；诺思为美国海军将领，牵涉里根尼国内战丑闻。另一途径是利用选举推翻桑解阵，这方面则由中情局、美发署、民基会及其附属组织合力推动。
一九八四年是尼国大选年，当时该国内战如火如荼，中情局等机构捧出反对派领袖阿图杜·克鲁兹(Arturo Cruz)作为候选人，后来有人发现克鲁兹接受中情局月薪六千美元的报酬，他出来竞选其实是另有任务，就是在大选日前夕宣布退出，并指控桑解阵在竞选过程中贪污舞弊，以为借此可干扰大选和打击桑解阵声誉，并呼吁抵制大选。怎知人民仍然要求大选继续，其他党派继续参加，结果桑解阵以百分之六十七的高票胜出连任。
到了一九九零年的大选年，美国尝试新的方式，他们运用中情局最惯常的伎俩，首先纠集所有的反对党组成联盟，然后协商选出他们共同支持的候选人，并逐步成立一条由政党、工会、商业团体和公民组织站在一起的政治战线，继而建构全国性的公民组织，推动选民登记，进行选民监督工作，表面是立场中立，实际是反桑解阵。
美国的这一介入手段，在拉美大行其道，南美多国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都面对同样的挑战(详情见南美洲部分)。除了建立反对派阵营联盟外，传媒亦很重要。事实上，每一场战争都会带来另一场战争：传媒之战。
尼国有一份甚具影响大报《新闻报》(La Prensa)，由尼国甚有影响力的查莫罗家族所拥有，这个家族除了是报业世家外，亦活跃于政坛，曾在九十年代执政。查莫罗家族(Chamorro family)源于西班牙大家族，到十八世纪在尼加拉瓜的影响力开始上升，一直至今。这家族传统上属保守派，后有成员支持桑解阵而显得立场模糊。此外，查莫罗家族也是报业世家，其所经营的《新闻报》甚受尼国人欢迎，当时的敢言主编华金·查莫罗于1978年1月10日遭到暗杀，查莫罗夫人在丈夫遇害后，投入反苏慕萨政府运动，并以《新闻报》董事会主席的身份，支持桑解阵。1979年苏慕萨政权垮台，民族复兴政府成立后，查莫罗夫人出任执政团成员。第二年，查莫罗夫人认为桑解阵背离最初理想，毅然脱离执政团，专心经营《新闻报》，抨击桑解阵政府政策，以致《新闻报》屡遭停刊。1987年她被十四个在野政党推举为全国反对联盟总统候选人，竟然击败了桑解阵总统奥尔特加。她在1990年上台，1997年离任。
后来中情局暗中支持《新闻报》成为反对桑解阵派系的喉舌，想好好与桑解阵打一场舆论及传媒战。
在此之前，卡特曾同意国际货币基金会拨款援助苏慕萨政权，当苏慕萨下台，他又指挥中情局派遣假扮红十字会的飞机营救苏慕萨政权的军官，离开尼国往迈阿密。
里根上台后，随即接手巩固尼国的反对势力，其反对派核心为私营企业高级局(私企局：COSEP，Superior Council of Private Enterprise)，里根政府向该局提供一百万美元款项成立尼国民主协调会(民协会：CDN，Nicaraguan Democratic Coordinator)。自此，民协会成为凝聚反对派和影响选举的政治宣传工具，再加上严厉的经济制裁，以及反革命游击队不断进行恐怖主义和经济破坏，桑解阵腹背受敌，终在一九九零年下台。
为了全速启动这一打击桑解阵的机器，据估计，单在一九八三年，美国中情局便花了一千四百万美元，第二年(一九八四年) 中情局便与美发署和民基会向反对派每年提供一千万美元的经费，直至一九八八年，大选选举工程开始。
大选临近，上述干预力量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各反对派的团结，这自然由民基会指挥，其余组织各就各位，例如民研所、共研所和ACILS立刻在马那瓜成立办事处，民协会出面拉拢大部分反对派成立全国反对派联盟(UNO，National Opposition Union)。
未几，这个联盟推举查莫罗夫人为总统候选人。查莫罗夫人上台有其时代背景。1987年2月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提出新的中美洲和平计划方案“阿里亚斯计划”，主张以协商方式解决区域危机，获中美洲各国支持，并于同年8月7日在危地马拉签署“中美洲五国共同和平方案”，推动尼加拉瓜政府与反抗军进行直接谈判，停止内战，尼加拉瓜乃根据新宪法提前举行全国大选。当时桑解阵政权一直受美国制裁，加上战争，经济表现奇差，民心思变，全国反对联盟候选人查莫罗夫人遂当选为总统，终于结束中美洲战争危机。阿里亚斯因此贡献卓越，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基金会认为这样还不够，便邀请一家美国顾问公司迪尼菲国际集团(DIG，Delphi International Group)来到尼加拉瓜，向反对派提供组织和宣传专家顾问。这家公司自一九八四年开始在全拉美地区进行被委派的政治任务。
迪尼菲协助反对派联盟通过民协会动员和组织少年和妇女团体，投入选举工程。此外，迪尼菲又负责反对派联盟的竞争宣传，通过《新闻报》和其他电台与电视台来为反对派联盟造势。
看起来真是财大气粗，这是美国的重要手段。此外，美国还用包围的方式，在尼加拉瓜以外的哥斯达黎加、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和迈阿密都设有美发署、中情局和民基会的行动中心，作为向尼国输送经费的基地和与反对派进行秘密会议的地方。
其实，民基会一九八四年已经在哥斯达黎加成立了另一个顾问团体：民主咨询中心(CAD，the Center for Democratic Consultation)，负责开展全中美洲的公民运动，一九八七年尼国则成为该中心的重点，该中心为反对派提供训练课程和宣传物资。
一九八九年，大选活动正式开始，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即向民基会注资九百万美元，以助反对派联盟和其他有关组织。
卡特在任时，曾与桑解阵达成一个非常奇怪的协议，就是桑解阵容许美国公开通过民基会赞助反对派，但要求一半经费拨归尼国最高选举局(Supreme Election Council)来推动选举活动，条件就是美国要承诺不会通过中情局的额外秘密资金来介入尼国。
可是，中情局明显没有遵守诺言。据估计，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零年间，美国为了影响尼国大选而投入的资金大约为两千万美元。
当一九九零年尼国正式举行大选，该国已尽受十年内战之苦，以及严重而广泛的经济破坏。一九八五年，美国雪上加霜，推出制裁政策，人民苦不堪言。
一九八七年中美洲各国领袖共同签下协议书，协议停火，以投票箱代替子弹。可是，美国继续资助反革命游击队，没有让战争停下来。
即使真的停火了，反革命游击队成员仍然带枪到处耀武扬威，提醒人民如果桑解阵连任，战争随时再来，经济将一倒不起。但如果反对派联盟胜出，尼国将立刻得到美国大额捐款，重建国家。最重要的是，美国可放宽外侨的汇款限制。
如此这般，人民终于放弃了桑解阵，让亲美保守势力上台，一上台便是十六年，直至二零零六年为止。
美国干预尼加拉瓜大选的方程式终于奏效，因此，美国便肆无忌惮地在拉美其他国家应用这个方程式，至今不休。
不过，拉美革命政府一上台，也面对不少挑战，民主与经济的表现都会成为主要的挑战，尼加拉瓜是个典型例子。
革命家奥尔特加重掌政权，他所面对的难题排山倒海，首先，美国自然不会让他好过，而在国内，也派系林立，一样令他如坐针毡。
不要忘记，奥尔特加在二零零六年大选中只是险胜，不仅右翼阵营对他虎视眈眈，即使左派中也有严重分裂，从桑解阵分裂出来的政党如“桑地诺修正运动”一直指责奥尔特加背叛革命。
为了应付二零零六年大选，奥尔特加的确作出了不少妥协。过去桑解阵都有党歌，歌词勉励同志抵抗北方的敌人，但奥氏在大选中却改用披头士已故主音歌手约翰·列侬的“给和平一个机会”，并低调处理以黑红色为主的党旗，一切以粉红色为宣传颜色。
但最令人意外的，则是他与太太在大选前当了天主教教徒，并与一向为敌的教会合作，承诺一上台即全面立法禁止堕胎；他还挑选了过去最大的敌人反革命游击队发言人莫拉莱斯(Jaime Morales)为副总统。
一次，马那瓜一友人指着一栋别致的房子，对我说：“这就是奥尔特加的住所，但这房子原来是属于莫拉莱斯的，革命时代被奥尔特加充公了，后来据为己有。”
我有点头昏脑涨。尼加拉瓜犹如旋转木马，每一个人，每一宗事件，甚至每一场革命，换了一个姿势，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奥尔特加再临，有人期待新的革命出现，但有人却认为民主失色；有人以为桑地诺主义复活，但有人却认为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奥尔特加主义出场。
大家在争论各种各样的词汇，例如民主与独裁之分别，专制与权威的异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对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国有化或是私有化……
争论没完没了，斗争也没完没了。
当年桑解阵被指控是苏联的附庸，这次桑解阵被指控为委内瑞拉查韦斯的附庸。可是，当年桑解阵支持者呼喊摆脱美国的操控，这次支持者又摇着拉美民族团结的大旗。
奥尔特加如履薄冰，一方面淡化过去革命的色彩，表示支持自由贸易，接受国际货币基金会经济议案，并不排斥反对派成为合作伙伴；但另一方面，奥尔特加一上台即步步为营，严密防备非政府组织和旧有势力媒体，《新闻报》成为打击对象。同时，他倡议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改革，例如平等革命；鼓励合作社模式运动的农业改革，推动本地生产，提高粮食供应，以实现零饥饿，协助数以万计的家庭脱贫。这是他零饥饿运动的最终目的。还有扫盲运动，这可算是第一波革命未竟的项目。
此外，奥尔特加又加强国家的角色，大兴土木，表示“街道为人民”，兴建长达一千五百里的道路，把所有社区连接起来，而他则称每一个人都是总统。
这一连串动作触碰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更何况改革背后有委内瑞拉和古巴主导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支持，美国立刻以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省市选举不合乎民主程序为由，再度制裁尼加拉瓜。
历史不断重复，也不断角力，在拉美，革命就如在缝隙中伸展出来的草茎，于漫天风雨的冲击中等候黎明的降临。
尼加拉瓜的邻国哥斯达黎加乃是中美洲最著名的旅游胜地，很多西方游客只集中在哥国旅游，不到其他国家，而哥国经济、政治、社会都较稳定，政府过去致力于发展生态旅游，一切可以说是为旅客而设，做得颇为成功，甚至成为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学习典范，而它也是这个地区最富裕的国家。
可是，我却没有想过要在哥国停留休息。一大清早，我跑到长途巴士站买票到巴拿马，但往巴拿马必须经过哥斯达黎加。因此，我就在哥国停留了一个晚上，算是一个中途驿站。
果然不出我所料，前往哥国的旅客特别多，有些西方旅客带着滑板，从尼国的加勒比海冲浪到哥国的太平洋，好不潇洒。
这里的阳光与海滩特别迷人，还有涌出岩浆的活火山、彩色的鹦鹉在神秘的热带雨林中叫……无可否认，中美洲这个地区满是可以探险的奇景和丰富的生态色彩，人与音乐更是分不开。
终于是时候登上长途巴士，车厢里人头攒动，车慢慢蠕动，但一走上洲际公路，即全速向前迈进，我来不及回头向首都马那瓜说再见，车已在茫茫的公路上颠簸。
人一坐下来，脑海里便会闪出很多影像。前一个晚上，那位台湾官员为我艰苦的旅程送上了温暖，到现在，温暖仍停留在心头。突然，我又想到危地马拉的那位女记者，她已准备好为她爸爸一雪沉冤了吗？还有那位玛雅议员，他立志要做第一位危国玛雅裔总统，为族人扬眉吐气，我祝他好运！啊！萨尔瓦多那位老诗人，传来电邮嘱咐我好好把他的诗集翻译成中文。喔，墨西哥的小子表示要跟随蒙面马科斯搞革命……
我不觉睡着了，身心也实在太疲倦，梦里不知身是客。
专访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为了得以近距离追访查韦斯，我在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两度前赴委内瑞拉采访。当我向委内瑞拉新闻局询问采访查韦斯的机会时，新闻局负责国际媒体的官员斯萨告诉我，已向他们递交申请采访查韦斯的全球传媒机构共有六百四十多家，即使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美联社，也无法进入总统府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他们只获安排跟随查韦斯的出巡车队，坐在查韦斯后面追问。
斯萨说，查韦斯会亲自检阅每个申请并决定接受谁的采访，一旁的官员只能提供一点意见。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放弃每一个接近查韦斯的机会，试图了解他的思想行为。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在他的“疯狂”背后有另外一面，新闻背后的查韦斯不是不为人所知，而是没有传媒愿意去报道。
两度身在委内瑞拉，我多次采访查韦斯出席各种场合，发现这位总统凡事都亲力亲为，无论大小，他都要亲自向群众解释一番，他主动采访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落，而群众也爱找他反映他们的诉求。只要他一出现，群众就递上各式各样的建议书。一位居民对我说，他们过去从没试过与总统的关系这么接近和亲密，大家都称他为“人民的总统”。
由于建议书越来越多，查韦斯索性在总统府旁开设一个窗户，接收人们的信件。我看到，在这里，男女老幼，络绎不绝，他们手中除了建议书外，还有字条，字条上满载他们的心声，据说查韦斯都会一一审阅，就如同审阅记者的采访申请一样。
也许，你会问，他哪来那么多时间？我也想不通，在委内瑞拉，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政府的电视台上看到他不断发言，他还自创一个电视节目“哈啰！总统”。每逢周日，该节目都会在不同社区或村落举行，并现场直播，除当地居民代表可亲临与总统直接对话外，其他社区也可通过卫星实时与总统交谈，检讨政策得失，在场还有相关政府官员，他们经常会被总统质询有关政策推行的进度。
究竟查韦斯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再次向新闻局要求，至少争取机会参加他的“哈啰，总统”王牌节目，近距离观察他的所言所行，同时向他提问。在我快要离开委内瑞拉的前两天，新闻局局长来电，表示查韦斯同意邀请我出席节目。
出于安全的原因，节目举行地点事前不得公开，新闻局告诉我，要随时做好准备，他们会为我安排行程。节目举行的前一个晚上十一时，局长再次亲自来电，告诉我他们会派专机接送，嘱咐我第二天一大早在专机机场等候。
一部用来接载部长级官员的小型飞机停泊在那里，同机的有国会议员、节目助理及另一位受邀的英国《卫报》记者。其中一名助理告诉我，过去查韦斯还让记者参与节目，但由于有太多记者申请采访他，最近他才有选择性地邀请，每次不超过两人。
经过四十五分钟的飞行，我们抵达一个军用机场，再转乘总统直升机，前往节目举行的地点Valle Seco，一个美丽的沿海市镇。讲台临时搭建在沙滩上，海滩有一条长堤伸至海中央。查韦斯一抵达，即兴奋地走到这条长堤上散步，他似乎十分享受海风送爽，做了一个深呼吸后，未几更唱起歌来。大家不知道他下一步还会做什么，或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很多时候，他都是率性而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正如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事实上，查韦斯经常表现出理性与感性的双重性格，他可以在滔滔雄辩里突然来个诗篇朗诵，又或引吭高歌。虽然他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人物，但他又是文学艺术的爱好者。在他于一九九二年发动政变未遂被关押在监狱后，他便是以写诗消磨时光，而在二零零七年夏天，他更灌录个人唱片，免费派送给民众分享。
在长堤踱步完毕，查韦斯终于坐到讲台上。不过，他没有立刻进入当天的话题，而是，他东拉西扯，一如与家人闲话家常，这种方式平民百姓颇为欢迎，而这也是他在国内演说的特色。与他在国际会议上向美国张牙舞爪的作风，判若两人。
在展开节目的开场白期间，一群小孩子跳到海里畅游，拍打出哗啦哗啦的水声，发出天真的欢笑声。他不仅没有责怪孩子的打扰，反而向孩子呼喊，称赞他们的游泳技术了得，而他则在十一岁才开始学习游泳，没有他们游得好。他又把孩子们叫过来，孩子们一拥而上，非常高兴。而在场的支持者不断高喊“查韦斯”。但反对派却指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作风，只懂一味煽动群众的情绪。
不管怎样，查韦斯继续向外宾展示他的亲切作风。对记者也不例外，他不但亲切，而且表现得开明，至少他没有事前审查我和《卫报》记者的问题。有经验的记者都知道，白宫以至其他国家领导人在接见记者前，必须审视记者问题才接受访问。查韦斯不按惯例的做法，也显出其极自信的一面，这同时也给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美国著名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Walter）亦不例外，她访问过查韦斯后，在节目中以友善、聪慧、有尊严（friendly, intelligent, and dignified）来形容查韦斯，致使她遭到美国一些人士的责骂。
以下是我和《卫报》记者罗力（Rory Carroll）对查韦斯进行采访的摘录。
（查：查韦斯；张：张翠容；罗：罗力）
查：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记者张翠容出席我们的节目，她代表的媒体是《亚洲周刊》，请鼓掌欢迎……请问你居住在中国吗？中国哪个地方呢？
张：香港。
查：呵！香港，好，你的翻译也是中国人吗？哦！是在委内瑞拉出生的华裔人士，你们体内同样流着中国人的血液呢！除你们外，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位记者罗力，他来自英国……我知道记者心中永远有很多问题，我洗耳恭听。
罗：你最近积极推动修宪，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修改方案，也十分具有争议性，你把总统连任限期取消了，但这却又不适用于市长和省长身上，有批评者指责你将逐步走上独裁之路。
查：这就是你的问题，今天我还要用很多时间来解释宪法的疑问，不如我们先听听张翠容有什么问题吧！
张：贵国所推动的改革举世瞩目，我们在亚洲对你的革命构想感到好奇，而修宪如何推动你所说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强调二十一世纪？这与二十世纪有何不同？
查：谢谢！一位来自英国和一位来自中国的记者，我想，你们都代表着不同文化的传媒机构，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比如罗力，你的问题其实是反映了英国的观点，我不是在说你的观点，而是你的传媒机构观点。我知道欧洲记者对我们总是带着批判，但你们如何看待你们祖先在拉美地区所做过的事情？一些加勒比海国家到现在仍然挂着英女王的头像，又如欧洲殖民者在非洲，他们至今也不承认非洲的大屠杀与他们有关……
回到你的问题，其实，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没有为领导人设连任限期，例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葡萄牙等，几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没有期限。你来自欧洲，为什么反过来问我取消连任是否会走上独裁？我知道这与你个人无关，这只是与你所代表的传媒机构有关……
我作为改革的推动者，就像一位画家正在绘出一幅图像，当然希望有足够时间把这项工作完成，并看到成果，试想一位画师画了一部分，不能继续下去，要由另一位又或再一位画师继续，结果这已不再是原来构思的一幅画了……
好了，再看看来自中国的张翠容，她关心我们的改革，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修宪正是要加深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改革，消灭不公义。在修宪内容里，除总统任期外，其实我还提出如何加强劳动阶层的社会保障，提高老百姓的政治参与社区的力量。这是我所相信的民主，真正的民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民主，这同时是今天节目的主要讨论内容。翠容，你会从中找到答案。
张：我还有一个问题，你除了受到玻利瓦尔和格瓦拉的思想影响外，有没有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你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改革，这会是你的革命参考蓝本吗？
查：我深知中西有别，我尊敬中国，她在世界革命上做出过贡献。至于毛泽东，我可以告诉你，他的思想影响了拉美一代人。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军人时，我爱读他的军事理论著作……但我们有自己的道路，并没有企图复制别国的模式，这包括古巴在内。古巴革命有其时代背景，中国也有她的国情，不过，中国用有限的土地解决了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这是政府成功解决了土地问题，这是我们值得参考的。事实上，我们推出土地法，也有这个作用。我深知全世界都在观察我们的革命，这包括翠容你所来自的亚洲地区，我们要加强合作和团结，立个榜样……要知道，美国正要全力打击我们，他们已启动传媒机器来抹黑我们。目前，我们除了处于一场石油战外，还有传媒战，对抗传媒的霸权。记得一次我接受一个来自美国迈阿密的电视台访问，我细心解释我的治国理念，节目主持人表现出一派理解的态度，结果节目播出时，却是另一回事。有关方面钻空隙，在我谈话前后加插抹黑的段落。电视台的解释理由，竟然是受到迈阿密黑帮的压力，他们不想看到节目的播出，更不愿看到我可以向美国民众讲解玻利瓦尔革命蓝图。
张：我同意您所批评的美国传媒霸权，但，总统先生，你不也是承认美国传媒在世界的影响力而接受他们的访问吗？在过去，你给予英美媒体无数的专访，亚洲传媒却没有机会，我作为亚洲记者深知要打破美国媒体霸权，是非常艰难之路。如果不能打破媒体霸权，那就无法打破政治霸权。总统先生，在您面前，我能否与西方记者一样受到重视？
查：我很高兴你受邀来到这里，我知道全球有不少记者对我有好多的问题，我很难满足大家的要求，至于传媒霸权，我希望将来有机会与你讨论。事实上，我们成立南方电视台，并与半岛电视台合作，目的就是不愿再依赖西方传媒而拥有自己的声音，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罗力，你也有问题吗？
罗：有，委内瑞拉的革命没有你也可以继续吗？
查：在世界历史上，真正的革命不是单靠某一个人，而革命是有阶段性的。在这个玻利瓦尔革命的阶段上，我扮演了角色，但终有一天，我会离去——可能是我的政府，也可能是我的生命。但革命长存，就像大海里总存在一点一滴的水，阳光的光线总会穿透大气照耀，年复一年。在此我向你们推荐Plejanor所写的书《历史中的个人角色》，多谢翠容，多谢罗力！
当节目结束之际，我托一名新闻局官员转交一张字条给查韦斯，表示还有向他发问的问题，其中就有关革命的前景。正如他所说，革命不光靠一个人的愿望，但亦不光靠群众的热情，还要有经济实力，既然委国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石油财富支持，如果碰上油价大跌，致使石油财富终有耗尽的时候，那么，革命会否就此崩溃？
其实上述问题都是大家心中的疑问，查韦斯曾就此表达过他乐观的看法，而他再次强调说：“我想革命不会崩溃，因为石油始终有价，是珍贵资源，更何况玻利瓦尔革命的延续不仅依赖石油，还是出于全国的意志和构想，这是一个全国的项目。现在，我们正推行的策略性政策名为‘石油播种’，这即以大量的石油财富来发展国家的农业、旅游和其他工业，我们要在委内瑞拉建设一个多元的经济。今年我们在基础建设上作出庞大的投资，这包括兴建以太阳能源为主的发电站、铁路网络、高速公路、新市镇、新大学、新中学、收购土地、制造拖拉机、推出农民借贷计划等。或许，我们终有一天再没有石油，但这只会是二十二世纪之后的事情，委内瑞拉未来二百年仍可继续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明显地，查韦斯已把革命与石油捆缚在一起，而且一派乐观。
石油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数百年来都受殖民国和英美资本的控制。现在，石油是委内瑞拉革命的支柱。
二零零二年反查韦斯的政变濒临瓦解之际，反对派则毫不留情地毁掉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内所有计算机数据。一名员工告诉我，他认为反对派这一招很“毒”。
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又组织全国总罢工，石油工业几乎陷于停顿，他们深知，要阻止查韦斯的红色革命前进，必须干扰它的命脉——石油。
委内瑞拉是世界第五大及南美第一大产油出口国，根据委国能源部二零零五年公布的统计数字，委国石油储量有七百八十亿桶，而重石油储量则共有二千三百八十亿桶。石油一直是委国的经济命脉，占总出口的百分之八十。而输往美国的石油占石油总出口的百分之六十，为美国总石油进口的百分之十五。
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垄断委国石油，踏入二十世纪初，以英美为主的外国资本增加，他们以租用土地的方式，进行大量石油勘探开采工作。
至于对石油产业国有化，查韦斯不是第一人。早在一九七五年，佩雷斯上台后立即推行石油国有化。可是，到了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们把危机转嫁到第三世界，利率大幅飙升、油价大幅下滑，拉美地区受到重创。九十年代展开之际，美国以协助挽救经济之名，向拉美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委内瑞拉再度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由外国资本重新接管。
查韦斯曾在一九九二年发动政变企图推翻佩雷斯，以失败而告终，在一九九九年最终通过大选以历史性高票率当选。他上台之初委国仍处于经济疲弱时期，他提出要走第三条道路，即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路线。但不久他却又指出资本主义无法令人摆脱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新自由主义在委内瑞拉更把这种现象恶化，当时委国的贫穷率为百分之六十。
查韦斯表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改，不认真解决贫困和不平等，任何措施都必与寡头集团产生尖锐矛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服务大众利益的规划设计。因此，他提出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另类模式。
革命需要经济实力，而委内瑞拉的经济实力就是石油，因此查韦斯逐步从外资手中夺回石油产业。但他的国有化政策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同。在六七十年代，拉美国家用极低的补偿金将部分产业从外资手上收归国有。而现在查韦斯只是提高分成比例和降低外资的控股权，然后再将石油收益投放到国内的社会项目中去，使自二零零七年以来贫穷率下降至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此外，他又以石油加强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角色，逐步打破美国单边主义，这是美国所最不愿见到的事实。
查韦斯与美国右翼政权势不两立。当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位时，两国的对立，可说是空前绝后。美国最大的福音派基督教组织基督徒联盟(Christian Alliance)已故创办人罗伯逊(Pat Robinson)便曾公开高呼干掉查韦斯，而查韦斯也大骂小布什为魔鬼、驴马，大家唇枪舌剑，令国际社会侧目。有评论直接指出，查韦斯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反美为主旋律，即使奥巴马上台，他依然高呼小心美帝国主义。
因此，对二零零二年的政变，有传闻直指幕后推手便是美国，一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权被美国推翻。日光之下无新事。
草根总统搭档教授副手
世界最高的首都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它令你呼吸急促，步履缓慢。当长途公交车在山头上转了三个小时后，终于来到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当天是一个节日，市中心充满巡游表演的人群，而音乐也飘飘处处闻。就这样，我走进了一个七彩缤纷的异乡。
晚上，寒风刺骨，气温降至零度，但人们仍以最大的热情来迎接巡游队伍，他们站在市中心的主要大街上，与表演者一起唱歌跳舞，而行人路旁则排满热腾腾的小吃摊档。
我找了好一会儿才落脚于市中心某一间酒店。在七八月份，无论机票和酒店，都绝对紧张，每天有不少活动在进行中。我发觉，南美国家之间的交流颇为频繁，各大大小小的会议总会令酒店房间和机票卖个满堂红。
热闹的拉巴斯，色彩斑斓的拉巴斯，使我很快便忘却高原的寒冷气候。
玻利维亚有美洲的西藏之称，她置身于安第斯山脉的怀抱里，是南美一个内陆国家，也是南美最穷的国家，但石油矿产异常丰富，这听起来实在有点矛盾，人民享受不到国家的财富，每月平均收入不到二百美元，特别是当地原住民 ，他们占玻国总人口的一多半，却生活在贫穷线之下，因此，有人戏称玻利维亚是坐在金矿上的穷人。
身在不发达的拉巴斯，可是，我又不期然被该地的大自然环境震慑着，四面环山，活像一个中华炒锅。一到晚上，山上密密麻麻的房屋点点灯光，再远一点可见几座庄丽的雪山，灯光反映在常年积雪的山峰上，此时，身为异乡人，我不禁自问：我抵达了天堂么？
另一方面，冰冷的拉巴斯却一直在沸腾着。原来，玻利维亚的社会运动，非常蓬勃，这由于当地超过一半人口的原住民从未有对强权屈服过，原住民运动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引擎。
二零零六年，玻国人民便以选票选出第一位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以对过去的不公来一个大反弹。
莫拉莱斯很快便与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结盟，紧接委国成为南美另一个左转的国家，跟着他推出一连串的社会改革，一如委内瑞拉，这包括将重要产业国有化，从石油到电信等， 一时间令国际社会侧目。在西方一片批评声音中，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利兹(Joseph E.Stiglitz) 却撰文支持玻国的国有化政策。他说，玻国过去的私有化进程不符合人民利益，我们应该为玻国人民高兴，他们终于有一位代表他们利益的民主总统。
莫拉莱斯说：“玻利维亚要的是伙伴，不是老板。”
他上任后不久，即访问北京，当时他由于穿上原住民草鞋而给国际传媒大肆渲染，并质疑他缺乏学历，能否推动改革。
莫拉莱斯每次出访，都爱穿上印加原住民服饰，并呼吁国民要为自己的民族服饰感到自豪，他说时，昂首阔步，一路走来，绝不容易。
我在玻国的采访重点，便以当地原住民运动为重点。
抵达拉巴斯后第二天早上，我便跑到玻利维亚国立自主大学（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Bolivia）探访该校的社会学系教授苏菲亚，她专门研究原住民政治，打扮也十分原住民，一坐下来，她即取笑地问我：“外界是否对拉美的原住民运动很感兴趣？这是否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研究潮流之一？”
不过，她最感好奇的，却是我这位来自老远的香港记者，为什么要采访玻利维亚？
其实，过去多年来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早已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文化人士前来“朝圣”，半个世纪之前，切·格瓦拉也受到玻国的诱惑，毅然放弃古巴革命政府的职位，来到玻利维亚继续他的革命事业，只可惜到头来他却葬身于此地。
最讽刺的，就是切·格瓦拉最后却被玻国的农民出卖，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他的行踪，然后他在中情局官员面前被处决，一代拉美革命英雄就此陨落。
如果以为革命是从农民开始，那玻国是个例外，她的人口组成非常复杂，原住民不一定会支持社会主义改革。
苏菲亚介绍我认识一住原住民学生格比尔·卡萨牙，请他当我的向导。格比尔是社会学系博士生，也是原住民运动的积极分子，亦同时为一位原住民女议员当助手。
这样一位背景丰富的向导来协助我采访，我感到是天意，又是运气。但，略为肥胖的格比尔，其行为举止有点怪，行动迟缓，有口吃，经常疲劳，虽然如此，他的思维尚算清晰，后来我发现他不仅懂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也说得不错。
原来，在玻利维亚，有不少知识分子留学法国，又或自学法语，以便阅读法国左翼思潮原文。
一个处于极度剥削不公的社会，左翼思潮流行是自然不过之事。不过，意识形态这东西，在玻国，似乎是知识圈最紧张。我与格比尔第一次午餐，也即告诉我，玻国知识分子，满脑子左翼思想是一回事，原住民与他们站在同一斗争道路，却并不与之分享同一终极目标，也是个讽刺的事实。
格比尔说：“过去，玻国白人政府对原住民实施隔离政策，最恶劣的时候，原住民不得走进城市，教育、医疗、就业更不用说了。现在，我们选出莫拉莱斯为我们的总统，就是因为他是原住民，不是因为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只希望争取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还有其他的权利。
国有化可令新政府拥有更多社会资源来建立一个平等公义的社会，财富可以平均再分配，为我们夺取应有的人权，但我们不要共产，这里的农民不愿重夺到手的土地又遭到国家没收……”
在一九九五年成立的政党“迈向社会主义运动”（Movement Towards Socialism，MAS），第一届便选出古柯叶农民工会领袖莫拉莱斯为主席，而这个政党开始时以原住民和古柯叶农民为主，也有左翼知识分子加入，全力争取原住民权益为最重要任务。党的名称虽含有社会主义，但当我访问其成员时，他们均表示，他们不是社会主义党，该党只不过是争取达至公平社会的工具或桥梁。
持这见解的包括当年曾追随切·格瓦拉的成员，他们都不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有关专访见后)。
啊！我有点满天星斗，但这也不是难明白的事情。
我若有所悟，切·格瓦拉为什么死在玻利维亚，但另一方面他的精神与理想却又在玻利维亚受到传颂。
不过，本身为社会学教授、知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连纳亚（Alvaro Garcia Linera）在一次简短谈话中向我解释，其实玻利维亚仍未走到一个可以实践社会主义的社会阶段，这里的原住民除了农耕外，他们主要依靠家庭式经济作业为主，玻利维亚没有一股庞大的都市无产劳动阶级，但玻国又不至于如古巴，卡斯特罗当年以一党专政全面实施社会主义。可是，玻利维亚不同，民主制度早已建立，即使原住民之间也有不同的利益，他们要在民主架构内体现他们的权利，因此，莫拉莱斯是靠原住民的选票落实改革的。
连纳亚表示，他的构想乃是首先推动安第斯资本主义(Andean Capitalism)，这就是让安第斯地区的原住民在市场经济里继续他们的生产方式，并为他们创造更有利的生活条件，但绝不是如过去在全球化下所实行的新自由经济政策，任由跨国企业所宰割。
至于被美国视为洪水猛兽的莫拉莱斯，只要留意他的公开讲话，他的政策亦颇温和，他强调要继承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的独立自主精神，以及团结拉美的梦想，而不是大搞共产。
不过，说起这位副总统连纳亚，他的传奇比莫拉莱斯还要丰富。
一般而言，记者来到某个国家，总希望能够访问该国最高领导人，若该领导人同时是国际知名或具争议的政治人物，那肯定是国际传媒的抢手货。
在玻利维亚，我们记者同行的焦点当然落在首位印第安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身上，我照例要求专访他，但申请如石沉大海。可是，与此同时，我却发现副总统比总统更值得访问。这里的年轻人对他比总统更情有独钟，这真使我无法相信。副总统所到之处，都会有一大群“粉丝”如影随形。
由于连纳亚任副总统期间，仍然继续在国立自主大学教书，他的课堂引来大批学生争相报读。
连纳亚可真是魅力没法挡，他不但长得帅，年轻又平易近人，而且更是一身传奇，加上他的智慧和学识，他已成为拉美左派一颗耀眼的人物（连纳亚照片可见书前彩页）。
连纳亚的经历与切·格瓦拉有点相似，当然结果不一样。他少年时毫不活跃，并且带点羞怯。他后来到墨西哥求学，也是选读数学这等非政治化科目。但他在大学认识了一位学运活跃分子，自此一生便起了变化。他与这位同学决意走上切·格瓦拉的道路，为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不公打抱不平，还成立游击队、运军火。最后连纳亚被玻国政府拘捕囚禁，但他却在狱中拼命阅读，熟读法国左派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还拿了个博士头衔，出狱后当上社会学教授。
他的座右铭是：知识分子不但要了解世界，还要改变世界，他坐上副总统位置，就是要为玻国带来改变。
连纳亚不属于“迈向社会主义运动党”，莫拉莱斯找他任副总统，就是希望他可扮演政府的大脑，大家都认为一位工会领袖与一位知识分子的结合，可互补不足。
当莫拉莱斯无法解释帝国主义如何造成玻利维亚的不幸时，连纳亚却有条不紊地解构帝国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并邀来意大利重要思想家安东尼·奈格里与他一起凿破他们眼中的全球化伪装面具。
我认为连纳亚的魅力没法挡，其实比连纳亚大上三十年的奈格里一样魅力四射。
奈格里在国际思潮界自有一定的地位，他曾与法国已故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和福柯（M.Foucault）做过同事，算起来他今年已七十四岁了，但身材高大，说话中气十足，手舞足蹈，非常幽默，一点儿不觉他已进入垂暮之年，更不像长期受过牢狱之苦。
奈格里专长于马克思哲学思想，他与哈特所合著的《帝国》最广为人知。他走出研究室，在六七十年代成立一个非常革命的组织“工人力量”（Worker Power，意大利文为 Potere Operaio），在七十年代被意大利政府指控参与暗杀总理 Aldo Moro 行动而被囚禁，后终证明清白，但中途他已被放逐到巴黎，辗转于一九九七年主动返回意大利，完成剩余的刑期。
不过，奈格里的一生传奇，同时也为他带来不少争议。有人指他的思想不良、太卖弄抽象；一如代表理想主义符号的切·格瓦拉，也有人批评他是无知的革命狂徒，手上充满别人的鲜血。
无论如何，奈格里在拉巴斯演说时，刚巧我也在该地，我自然不会错过机会，跑到现场，偌大的会议中心，已挤得水泄不通。出席者还有不少玻国的知名学者。这使我忙透了，整个晚上，我在会场里穿梭，找这个、找那个访问，学生也不放过，我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最后，我连副总统和奈格里也接触上了。当会议中场休息，连纳亚快要离开讲台时，我欲走近他，他的保镖即上前拦阻，在情急下，我竟直呼副总统的名字：阿尔瓦罗！连纳亚好奇地转过头来，看见我这位亚洲人，上前友善地与我握手、交谈，我立刻向保镖们神气地说：请让路，副总统先生有话要跟我说。
莫说玻利维亚是个内陆穷国，在这里，每天都有思想撞击，人们经常讨论得面红耳赤。
环绕莫拉莱斯的智囊团队内，也有好几个外籍人士，后来我认识了其中三位，他们是阿根廷籍的柏波·史蒂芬莱利、法籍的赫威和英籍的爱莉臣·史必丁，他们可真是信奉国际主义的世界公民，视玻利维亚的革命事业为人类的革命事业，他们分别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上，贡献一己力量，为玻国谋良策。
莫拉莱斯则站到前台打一场硬仗。他始终出身于工会，行动型。在二零零九年年初，他可以为了在宪法中加入原住民的权益而绝食，迫使国会投票通过。
他经常站在人民当中，而他也取笑自己说：“我不习惯只坐在总统府发施号令，我一与人民在一起，便感泰然。”
当他于二零零六年年初上台，便主动减薪，与人民共呼吸，其内阁亦无法不跟随他减薪，以示“带着心而来，不带走半根草”。
莫拉莱斯又总爱回家居住，清晨五时许便开始回到总统府工作，害得保镖们披星戴月，东奔西跑。
因此，记者专访莫拉莱斯，也要到他的家里进行访问。一位电视台记者告诉我，莫氏家里陈设简朴，他甚至很难找到充裕空间，好让他的摄影队舒服地拍摄。
一身散发着泥土味的莫拉莱斯，其深色的皮肤埋藏着玻国原住民的血泪历史。
“玻利维亚具体而微地说明了什么是遭帝国剥削的土地。”
《经济杀手的告白》约翰·柏金斯在他的第二本书《美利坚帝国阴谋》中引述了他的一位和平团训练营老师的以上一番话。
印加民族曾自诩是太阳神之子，曾在安第斯山脉上孕育出人类最辉煌的文化，如今游走在拉巴斯街头上的印加原住民，却是社会的最底层，男丁在矿场地狱般的环境里冒险工作，妇女瑟缩地摆地摊以赚取一二块美元糊口，连孩童也拿着擦鞋箱，到处寻找顾客。眼神一片茫然。
一次，我在一位原住民妇女地摊上挑选了一个手工制作的布娃娃，她说一美元，我却给她五美元，她瞪大眼睛，我轻拍她一双手，称赞她双手真神奇，可以做出这样精致的作品。但他们却没能力肯定自我的价值，够吃饭便感谢上天了。
就这样，贫穷像条树藤把他们世世代代缠绕着，把他们打压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不少历史学家指玻利维亚统治者对待原住民的残暴程度，是南美之冠。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印加原住民，
比屠杀中美洲玛雅族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玻国独立后，也征战连年，并逐步迈向“考迪略时代”，即军人铁腕统治的年代，独裁者鱼贯上台，对原住民的压迫不比西班牙殖民者轻，原住民的命运就好像
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没有公民权，也没有土地，并且更被隔绝在乡间里，又或在大庄园当奴隶。有这样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就是过去那些大地主或白人上层阶级，视原住民为“玩物”，命令他们学森林中那些野生动物逃跑，然后向他们追捕射杀，来享受模拟打猎的乐趣。至于其他纯为消遣而向原住民所行的私刑，更是超出我们想象之外。
难怪莫拉莱斯上台时眼眶含泪，挥手面向族人说：“他们想要消灭我们，但我们终于自我解放了。”
消灭，西班牙文是extermino，莫拉莱斯以西班牙语和原住民母语艾马拉语(Aymara)在公开演说中说了好几遍，反映着玻国原住民心灵深处的悲剧情绪，当中夹杂了愤怒与恐惧。
由于这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玻国的原住民抗争逐步演变成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
在社会主义的框架里进行改革
事实上，外界对古巴的挑战，尤以美国与西方世界，亦主要集中于古巴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以及非自由化的中央计划经济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古巴有异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竟安然存在于美国后院并力抗美国的“征服”，极不符合美国向世界输出的民主与自由市场理念。
不可否认，古巴的社会主义，走到现在的确出现疲态，并且重复着二十世纪以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老问题：官僚管治危机、生产力落后、低效率、一言堂、缺乏制衡等。
可是，当我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街头上，所遇见的古巴人却一身健康的肤色，充满阳光的热力，脸上笑容不缺。而古巴在拉美地区 （那些受过英国殖民的加勒比海国家除外）是最能说英语的地方之一，外国人较容易碰上可以用英语交谈的古巴人。
一位古巴学生告诉我，现在年轻一代在学校一律学习英语，虽然古巴仍然受美国围堵，但他们希望能够用英语打开对外的窗口。事实上，与拉美其他国家比较，古巴的知识阶层是最庞大的，我时常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向古巴人说，只要我一丢石头，随时都会击中诗人作家。虽然哈瓦那市内的建筑物如何破落失修，但学校、作家和艺术家工会大楼却永远簇新完整。拉美作家协会总部便设在哈瓦那一组非常别致的西班牙式建筑群中。
古巴人爱作家，因此也爱书。事实上，古巴全年不时举行各大小型书展，而最大规模的，就是二月份的国际书展，在全国三十四个地方巡回展览。哈瓦那是焦点，听闻有来自世界各地共约九十个出版社参加，与香港和台湾一样，书展都设有一个主题，然后大会按主题邀请作家演讲。
我认识哈瓦那最大出版社 Editorial Nuevo Milenio 的负责人桑莉亚(Sonia)，她告诉我，古巴人很爱阅读，这已成为一种传统，每次的国际书展，不到两个星期平均可销出约八百万本书。试想想，在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万的古巴，这个销售量可谓惊人。
我没有机会体会古巴国际书展的疯狂，却有缘参加年中书展也属不错，虽然它规模较小，但已把展出场地维拉度(Velado)区二十三街挤得水泄不通。
哈瓦那新区的二十三街是哈瓦那的主要商业地区，下午书展开幕时，有关当局即封锁街道，一个个书摊排列让人观赏，男女老幼闻风而至，当中加插短暂的巡游，活像嘉年华。
二十三街的头一段有一间叫G Cafe的咖啡厅，这是骚人墨客流连之地，不时举行读诗会。
傍晚时分，一阵阵风吹过来，总算可让人透一口气，诗人陆续进场，捧场者也打扮得非常入时，一身艺术家气质，令我有点刮目相看。
讽刺的是，古巴尊重文人，对表达自由却步步为营。
我在哈瓦那认识一位年轻的文化杂志编辑薛丹劳，她告诉我，她对工作感到泄气，因为她对选题和文章的取舍没有决定权，整个编辑部只会听命于社长，社长则来自军方，在加入杂志社前是一名将领。
薛丹劳又说，言论自由永远是敏感的话题，这由于古巴头顶上
有虎视眈眈的美国，随时准备推翻古巴的社会主义，只要古巴一开放，美国便会借机渗透颠覆，这是古巴限制自由的理据，同时亦由此合理化一党专政的现象。美国一直没有放弃颠覆古巴。
二零零六年当卡斯特罗让位给弟弟劳尔，并指定他为正式接班人的时候，外界一方面大肆抨击这种世袭独裁政治只会继续深化古巴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又寄望劳尔推行改革。
没错，劳尔上任后即宣布一系列改革，他同时表达了对官僚主义的不满，认为有必要提高生产，改善物质生活。他还促请媒体发出更多的批评声音，并授权进行关于产权关系的研究等，这都令外界有一个感觉，古巴可能要回头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古巴的社会主义可能因此自我解体。
可是，在我访问的好几位官员当中，包括古巴人民代表大会议长阿勒孔(Ricardo Alarcon)和切·格瓦拉大儿子卡美路·格瓦拉(Camilo Guevara)，还有专家学者如古巴亚洲研究中心经济学家科维度(Eduardo Florido)，他们一致强调，古巴的改革乃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里进行，他们将会坚守社会主义的理想。
我所接触的古巴民众，不少人也渴望改善生活，但仍不愿放弃社会主义，特别是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全球性危机，古巴更应向世界展示另一种可能的发展模式。
老一辈的作家马里奥·马天尼斯(Mario Martinez)见证了古巴半个世纪的革命事业，他在接受访问时向我解释了古巴社会主义的不倒之谜。
“拉美是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第一个遭到殖民的地区，历时数百年，是不愉快的经历，当年古巴原住民被统统杀光，从非洲过来的黑奴服务白人大地主和殖民地统治者，因此，古巴人有不少黑裔血统……
“由于受到长期殖民经验，古巴人对民族身份有坚定的追寻，对独立自主、自由公义有强烈的渴望。可是，西班牙人走了，美国又占领我们的土地，即使一九零二年古巴独立，美国仍然介入古巴内政和操控经济，并在古巴建国时的宪法中加入普拉特修正案，强行占用关塔那摩湾……”
马天尼斯继续说，美国如何在古巴独立后扶植独裁者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1901~1973 ），令古巴继续服务西方资本，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经济体系，人民得不到解放，直至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革命成功。而他们远征队所乘坐的”格拉玛号”(Granma)从墨西哥驶至古巴，对抗巴蒂斯塔，虽历尽波折，但一开始已成为解放的象征。
马天尼斯忆述一九五九年古巴人欢呼卡斯特罗上台的热闹情景，当时他才二十多岁，“当了解到古巴一页历史，你应明白，我们为什么时刻提防美国的帝国野心，对美式资本主义尤为反感……社会主义的种子早在这里埋下了”。
古巴独立之父何塞·马蒂的强烈民族情感和伦理方案，不仅是感召了古巴人，还感召了整个拉美民族。
我是一个诚恳的人，
来自棕榈树生长的地方，
我想在临死之前，
把心灵的诗句歌唱。
我愿和世上的穷人一起，
迎着生命闯荡，
山间的涓涓小溪，
比大海的波涛更使我欢畅。
——何塞·马蒂
何塞·马蒂为他的后代定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方案：无私与平等。难怪守在古巴的古巴人，无论年长或是年轻的，当我问到他们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时，都不愿意否定它。
哈瓦那大学一年级哲学系学生法兰度说：“我们从小便被教导先辈的爱国精神和理想，熟悉的是社会主义，对其他制度不太了解，可是……”
现在，不少古巴年轻人和知识分子都会回答：“我们明白资本主义那一套不是出路，可是，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也问题重重，如果不能克服目前的问题向前跨越，革命就会死在这里了。”
法兰度说，越来越多年轻人想发表多一点不同的声音，希望能参与影响中央政策的权利。他问：“我们可否在社会主义的框框里提高生产力？又可否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打破专政，扩大自由空间，如果能做到，古巴的社会主义真可以来个大跃进，并向世人显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事实上，有古巴人已敢发出抗议声音。
究竟古巴如何独特？同时又面对什么挑战？在全球处于因资本过度扩张而导致金融海啸、资源短缺、气候暖化下，古巴可否向世界展示另一种可能？大家对这个岛国都心生好奇，特别在后卡斯特罗时代。
Part 1
美国后院的前沿地
墨西哥：全球化下的拉美化
从何处而来，往何处去，都不是重要的了。
最重要的是行动，前进，永远前进，永远不要停止，
到山谷、到平原、到峻岭，
到任何能够走到的地方去当主人。
——墨西哥革命代表小说家阿苏耶拉
墨西哥富足的表象
一到达墨西哥城机场，眼前一片缤纷缭乱的景象，没错，我终于踏足在拉美的土地上。
我站在墨西哥城中心，大都会的气派，百闻不如一见，有不少朋友来过此地开会，各种国际会议，无论是学术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是社会运动的会议，都会在此地举行，墨城真是一个中心，而且堪称拉美大阿哥，试数数哪一个领域，不是由墨城牵头的？
投资界谈金砖四国，又或新兴市场，肯定离不开拉美地区的墨西哥。
拉美是世界上石油储量和产量仅次于中东的地区，其中墨西哥是该地区石油产量最高的国家，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于二零零八年更成为拉美石油行业收入最高的企业。参见拉美著名经济咨询公司Economatica 2008年报告, www.economatica.com。
此外，墨西哥又是美国企图在拉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第一个实验站，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自此，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一体化便成为拉美地区的样板与典范。参见Juan Rebolledo Gout,In search of an understa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MexicoUS Relations)(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Dec 2001。
墨西哥的咖啡令我呷第一口即咳了数声，可是，坐在城中一流的咖啡厅是如此赏心悦目，多么有格调，多么有品味，天花板的雕刻一丝不苟，挂在餐厅一角的油画也是甚有来头的《三人》（Tres Personajes），墨西哥著名画家塔马约（Rufino Tamayo）的作品。
咖啡厅缓缓播放出来的一首墨西哥音乐，一如现场的柔和灯光，整个气氛令四周的顾客只愿喁喁细语，卷曲的棕色头发，长长睫毛下的圆大眼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西班牙语，加上笔挺的西装和端正却又跟上潮流的女装西裙，他们是来自墨西哥的华尔街，出类拔萃的精英，战后新兴的阶级。
多谢我在以色列认识的记者朱利亚安，他把我带到此地来，体验一下墨西哥的繁荣和优雅，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认为墨西哥与美国合作才能创造双赢的局面。他压低声音说:“难道要去学古巴吗？”跟着他“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耸耸肩，再说:“没错，跨国资本进来墨西哥是要牟取暴利，但我们也因此得到快速的发展。”
朱利亚安所指的发展，乃是墨西哥战后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相类似，当时墨西哥有“美洲狮”之称，分享“美洲狮”声誉的还有巴西、阿根廷和智利。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主流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要从追求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增长开始，并以“先增长、后分配”为发展策略，在这种策略下，社会公义无奈靠边站。
由于墨西哥财富高度集中在一小撮大财团手中，增长而不分配令社会阶级鸿沟日益严重。
试想想，一个仅由二十二个强大的墨西哥金融集团和其他二十个外国集团组成的小型核心团体，已霸占了整个墨西哥市场，而国内的出口商也只有十个生产集团，他们的垄断地位令其他企业根本无法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经济增长如何快速，对普通大众而言，毫无意义，这只不过反映着一小部分经济精英的财富又膨胀了。
高增长带动高通胀，人们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纷纷北望美国寻找出路，使墨西哥出现大量移民潮、偷渡潮，而墨西哥的经济竟然也依赖在外的数百万墨西哥人赚来的外汇支持。
无论如何，朱利亚安还是极力向我展示墨西哥富足的一面: 琳琅满目的商品、高贵优雅的中产文化、鸟语花香的花园洋房、红酒、名车、美食……
第二天，他又带我去探望他一位来自古巴的朋友黛丽丝。黛丽丝打扮男性化，四五十岁的样子，自己一手创立制作公司，办公室里满是录像带、照片、海报、书籍、器材等，十分混乱，她抽着古巴大雪茄，一派女中豪杰的形象。一见到我，先来个大拥抱，得知我是记者后，便大数古巴这个共产祖国的不是，相比之下，墨西哥便有较大的自由空间了，令她可以实现在古巴不能做的事，例如创业、出游、买房子……
她说: “在古巴，人容易得精神病，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因发挥不了才能，加上生活逼人而自杀，官方不许报道这等现象。”我瞪大眼睛，倒是第一次听说古巴的精神病和自杀率奇高，黛丽丝继续煞有介事地告诉我古巴人出走的原因，在她心中，墨西哥是天堂。
但，我心中有数，墨西哥拥有世界首富，如电讯巨子卡洛斯·斯利姆·埃卢(Carlos Slim Helu)，他在二零一零年当选《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之首，其五百五十七亿美元的庞大家财，把美国微软巨子盖茨和“股神”巴菲特也比下去了。国际媒体大肆报道，认为这是一股新气象，反映了新兴经济国家的强势冒起。
是耶？非耶？可是，这遮掩不了墨西哥背后的千疮百孔，还有浩浩荡荡的穷人群，令人一看便震惊。而埃卢的冒升正是得益于墨国扭曲又极端不公平的政经环境，他的电讯企业王国一直享受着垄断的地位。
墨西哥城的市中心遍布气势磅礴的商业大楼，这里的工商企业大部分由外资控制，金融业如银行则全属欧美机构，例如Bancomer、Banamex、Bital、BBVA、花旗集团及汇丰银行。这是怎样来的？最初国家表示注资救本土财团，把企业变成优质后，则又高价卖给外资，例如Banemex在五周内获注资一百五十亿美元后由花旗集团收购，本土的大股东获益巨大，当中又有多少的官商勾结？！
结果，本地企业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只有百分之十，其他全属跨国公司拥有，农业垮了，工业完了，金融业属国际资本，令国家依赖外资的程度几乎达百分之一百，经济结构脆弱，只要外资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家即面临崩溃，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二年及一九九四年的金融危机，以至一九八二年由墨西哥所引起的全球债务危机，都是值得深思的例子。
我与朱利亚安一讨论上述问题，便会没完没了。
朱利亚安的弟弟李奥普度是一名纪录片导演，他的眼睛就是他的摄录镜头，而他手中的摄录机就是他的眼睛，我惊讶两者的透彻，他与哥哥乃是一个向左走，一个往右跑。一次，我受邀到他们家里吃晚饭，两兄弟一讲起国家大事，便很容易爆发争论。当时是二零零六年七月，墨西哥正进行如火如荼的大选。
他们是分裂中的墨西哥缩影。
我们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
李奥普度要拍摄边境区加工场的故事，特邀我一同前往观察，这是一趟艰苦的旅程，但李奥普度这位免费导游也实在令我大开眼界。
想不到，七月的墨西哥城一早一晚是如此的清凉，我们就在冷风中于朦胧的月色里进发。在颠沛的公路上，我想到《情浓巧克力》这部经典墨西哥电影，我经常这样苦中作乐。
或许，墨西哥的巧克力真的是甜得醉人，如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此时，我的思绪随着无边的夏月奔驰，没有政治，却出现了一首墨西哥无名诗人的诗《蛇》：
它喜欢漫漫长夜
因为有黑暗做它搏斗的对手
在它的尾巴扫过的每一块石头上
火星四起，火光四射
背负黑暗就是背负火焰
在黑暗与火焰斗得最激烈的时候
蛇的背上伸出了羽毛
这羽毛永远不会被熏黑
也永远不会被烧焦
这羽毛将带着蛇飞行
黑夜愈沉
它将飞得更高
墨西哥与美国的陆地接壤边境特别长，远望那一条界线，我感到哭笑不得。因着密切的地理关系，美国自然视墨西哥为第一个大后院，大后院的意思是……
我想到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
这理论原本是为拉美政经情况度身订造的一种学术解说，到头来却呈现出第三世界的普及性，它或许还有不完善之处，有对手如西方发展理论派甚至猛烈批评之，但依赖理论则是属于拉美的。
阿根廷经济学家努尔·比必兹(Raul Prebisch)首先提倡依赖理论并发扬光大，他指出，强国经济发展成一个世界中心，其他较不发达国家成为这个中心的边陲，并依赖中心生存，为中心服务，因而令自己变得异常脆弱。在此，美国社会学学者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承接依赖理论，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一时间，拉美成为发展理论的焦点与范式。
或许，拉美是对抗资本全球化最早的一个地区，代表欧洲资本扩张的西班牙首先看上了拉美的丰富资源，以最快、最狠的速度把这个地区卷入原始资本累积的洪流，纳入了他们的首个扩张范围，令拉美成为被世界现代资本体系牢牢捆着而不断出现反弹的典型例子。
阅读拉美历史就是阅读一页重要的全球化历史；阅读拉美历史就是阅读一页中心与边陲之间角力的历史。
在漫长的边境地区，有震耳欲聋的机器声，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于一九九四年正式生效后，美资公司终于可以自由汲取墨国廉价劳动力，因此，在边境一带地区，涌现大量血汗工厂，来自墨西哥穷困地区的居民，纷纷跑到此地寻找工作，而美国厂商也前来寻找廉价劳工，并享有边境区内出入口免税特惠政策。
一时间，自由贸易制造了很多幻想，与此同时，境界线却出现更严密的铁丝网，更坚实的围墙，我不敢靠近，与境界线一样长的血泪故事，与乱草一同在孤独的空气里哭诉。
像这样一个情景，同样出现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整个中美洲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加工场，停不了的机器，流不尽的血汗。
墨西哥劳工幻想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可鼓励更多美国的投资和贸易，那么他们便可得益于制造业加工区的扩大，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可惜，残酷的现实很快告诉他们，投资与贸易的增长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赤裸裸的自由招牌面前，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令劳工缺乏议价能力，当生产力上升，工资却反之下跌，人们无法脱贫。事实上，墨西哥生活于贫穷线以下的人数，从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五十点九七，上升至二零零八年的百分之六十多。
我在李奥普度的引介下，访问了两母女，她们离开农村，加入名牌皮鞋加工厂的生产线，妈妈谦卑地表示有一份工作已很满足，她没有想得太多，省下微薄的工资来帮补家计，她对我说:“自贸易协议实施以来，这里的确增加了很多工作机会，我想，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是吗？”
但女儿却气愤地表示，妈妈不自知地赔上她的宝贵健康，工厂的空气中弥漫着乌黑的粒子，刺鼻的臭味。
谁欺骗了你的自由
我在工厂里继续走动观察，从墨西哥工人们身边经过，他们望着我这位外来客，满脸灰尘汗水，竟还向我展示灿烂的笑容，点头表示bienvenida(欢迎)!
Bienvenida! 美国厂商自由拥入，但美国却不断收紧移民政策，明显是冲着墨西哥而来，两国接壤的边境经常发生流血事件，引发出不少悲剧。据统计数字，自一九九四年以来，接近四百万黑市劳工企图偷渡美国，有不少就此枉送性命。
美国军警在边境上严守着，唯恐墨西哥的混乱状态如传染病般蔓延到美国境内:走私贩毒、黑市劳工、偷渡者……
“要钱不要人”，墨西哥人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口边，指控美国。
墨西哥的“乱”和与美国的关系，可算是拉美地区的一个样板。
了解墨西哥后，穿过美洲的肚脐，再往南美洲，我们便可有个概念，何谓拉美化？
墨西哥经济学者赫拉斯（Carlos A.A.Rojas）指出，拉美化即贫困化，这是由于拉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严重的失衡情况，其主要特征包括: 外资主导型开放经济下出现阶段性经济高速增长，只重增长却不公平分配，加上威权统治导致官商勾结、政治腐败，法纪不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原来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地方，阶级异常分化。这一不均衡发展导致城乡差距加大，人与自然得不到和谐发展，加上轻视教育福利等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恶化。
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导致拉美丧失对本国经济和资源的控制权，拉美因而付出了代价。
无论如何，拉美地区被讥为“有增长、没发展”，单看数据可以吓人一跳。例如贫困人口比例从八十年代的平均百分之四十，不断上升至二零零三年的百分之四十五，整个地区有二点二亿人生活在贫穷线之下，百分之一的地区人口便占了百分之四十三的地区财富。参见拉美政治学科2005年发展报告。
环望世界，有多少地方正在拉美化？近年，有中国学者关注中国有否出现拉美化现象。
我和李奥普度谈到拉美化的怪圈，也谈到北美自由贸易的怪圈。新西兰奥克兰的研究所，有以下研究: 自由贸易不等。墨西哥完全打开大门后，美国仍然继续农业补贴政策，美国农民可大量生产廉价农产品，并挟优势拥入墨西哥，例如玉米，令进口产量翻了几番，单是二零零三年已高达八百万吨，令人咋舌。
众所周知，玉米是墨西哥的特产，也是主要粮食之一，但，面对美国玉米生产优势，墨西哥玉米农民无法竞争，纷纷被逼离开农地，另谋发展。讽刺的是，他们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受害者，结果还是摆脱不了自由贸易的枷锁，在血汗工厂工作的工人，有多少正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现在，墨西哥的进口粮食竟然占了该国粮食供应的百分之四十，反之，墨西哥的本土农业不断萎缩。
李奥普度无奈地苦笑，说: “这就是作为后院的悲剧，到头来人民什么都没有! ”
与美国为邻，是宿命，是诅咒，还是祝福？在墨西哥，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我们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
对，墨西哥的政经架构乃是按美国模式建立的。自一九一七年制定民主宪法后，墨西哥的民主正式制度化，但这种制度经常被国民讥笑为只有外壳，内里有太多可供操弄的空间，贪污舞弊，是墨西哥政治的一大特色。
一九一七年以前，墨西哥人经历了三十五年总统迪亚兹(Porfirio Diaz)独裁统治后，一九一七年以后，却又有统治墨西哥达七十二年的建制革命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无论是迪亚兹或是建制革命党，都是以服务外资及大企业为主要政策。
结果到了两千年，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以为牢不可破的建制革命党，输了大选，由另一个政党，人民行动党(National Action Party)上台，墨西哥人指出，墨西哥建制革命党不是败给人民行动党，而是败给他们过去极度腐败的政绩。
但，讽刺的是，人民行动党的福克斯(Vincent Fox)接任为总统后，竞选时所承诺的改革一一落空，一方面，由于人民行动党在国会属少数党，令福克斯施政困难；另一方面，曾任可口可乐领导层的福克斯，与工商界关系千丝万缕，最后也逃不出听命于大企业的金刚箍，令贫穷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扩大，而他在任内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激发了更大的社会矛盾。
二零零六年，又是大选年，但这一年对拉美人而言，有着更大的意义，因为从二零零六年开始，拉美国家逐一向左转。而在墨西哥，这一年的大选，差点儿也跟着颠覆了该国过去的政治版图，为人民带来短暂的革命美梦。
那么，我就把镜头对准二零零六年的大选，来一个历史的定格。这次亦不例外，历史的时钟在广场上摆荡着。
二零零六年大选的历史定格
每一个首都总会有一个广场，或与广场相若的地方，让人民感到他们的实在、他们的虚无；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渺小。
广场，是一个人民与政府角力的聚焦之地，无论在民主的国家，或是独裁的国家，都如是。
香港只是一个城市，土地珍贵，容不下一个广场，但有个维多利亚公园。公园入口处即可见象征殖民历史的维多利亚女王像，总在人群之中正襟危坐，在窥视公园里所发生的一切。这个维园，不会完全属于人民，只不过人民以为他们完全占领了维园罢了！
在墨西哥城，位处市中心最具代表性的苏家诺广场（Plaza Zocalo），在历史上无数次被人民占领。至于轰动墨国的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也一样从广场开始，这是与苏家诺广场同样知名的三文化广场(Plza de las Tres Culturas)，结果遭血腥镇压，悲壮收场，墨西哥知名女作家兼记者艾莲娜·波尼亚托夫斯卡曾就此写成感人的《泰第劳哥大屠杀》(Thatelolco Massacre)，又名《墨西哥大屠杀》，我在墨西哥城访问了她。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大选则如火如荼，我走访她的家，一个位于墨西哥城市郊的高尚住宅区Chimalistac。
由于艾莲娜本身是记者也是作家，这令我想到波兰已故记者兼作家卡普钦斯基，他们两位同样强调街头文学，也一样享有国际声誉。
凑巧艾莲娜的父辈血统亦是波兰人，而且来自皇室贵族，她母亲则是墨西哥人。
这样一位贵族后裔，却选择走进墨西哥底层去做记录。她曾这样说，她的文字就是无声者的声音。
她说：“我们是自己的版图，我们写因为我们可以，我们都是拉丁美洲的女人。”
她写女人，特别是来自贫穷的女人。
我与她的访谈，也是从女人开始的。
问：艾莲娜，其实你有很多选择，你出生在巴黎，父亲来自波兰，经常到美国讲学，但为什么选择墨西哥？选择西班牙语？
答：我母亲是墨西哥人，我爱我的母亲，以及她所属的土地，就像拉丁美洲人视土地如母亲一样，深深爱着他们的母亲。
问：为什么你经常强调女性作家这个身份，特别是你的拉丁美洲女性的身份？
答：我觉得，女性一直遭到错误的表述，而拉美女作家更是如此，因为她们都是来自贫穷无助的角度。整个拉美，贫穷是这么普遍，令人不怎么当一回事。但作为一位女作家，你会很容易感觉到你和穷人的边缘身份，你要和他们站在一起。
问：对，《这里在凝望你，耶稣》(Here’s Looking at You, Jesus)一书中，就是叙述了一位农民妇女参与墨西哥革命的事迹，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故事，你却用小说的方式去写。但你又偏偏爱记录，用记者技巧去仔细采访，去调查，你不放过每一个人，特别是街头上的人，你认为在你双重身份中的记者角色，对你有什么影响？
答：记者的身份让我有机会去问，多于去答。如果要我去告诉你，影响我写作至深的是什么？我会说，那就是街头的声音。
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
答：那是属于失掉声音者的声音，囚室中的哲学家，流动的叫卖者。他们受着各种各样的迫害，即使他们的语言，都是脆弱的。没有了语言，便没有了身份。
问：你所指的是穷人与女性？这是你作品永恒的主题，是吗？
答：还有其他受压迫者，在这里多不胜数，穷人与女性在其中有一种独特的代表性。
问：对，你的《墨西哥大屠杀》真是一本令人感到震撼的书，当我细阅书中一九六八年学运的受害者个案时，实在无法释怀。据估计，有二百多名示威学生被军警杀害。他们只是用和平方式去抗议独裁政府剥削了他们的自由。听闻，福克斯政府刚出了一份报告，承认前政府使用了过分的暴力，这是怎样的一回事？
答：就是仅此一报告而已，他们没有特别追究或作出赔偿。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政府就是用屠杀的方式去对待异己，然后隐藏真相，剥夺我们的记忆。在这个充满谎言和偷窃的国家，没有比去揭发真相更重要的了。你知道吗？在这里，没有人不去偷，政客偷得最狠。
问：因此，你要做记录，切切实实去做记录。但，你也有参与政治，你为什么去支持奥布拉多(Lopez Obrador，左翼反对派候选人)？
答：正因为他没有去偷，也没有撒谎。嘿！你知道吗？在墨西哥，如果你知道一位政治人物竟然不去偷，也不撒谎，这是多么大的一件奇闻啊！廉洁的政治，这对墨西哥人是如此的重要呢！因此，当奥布拉多参选时，老百姓用最大的热情去支持他。在苏家诺中央广场上，即使社会的边缘人士，也都现身了。他们很有秩序，用各种方式为奥布拉多助选，你看见了吗？
问：我有看见，的确是声势浩大的部队。你与奥布拉多认识很久吗？
答：没有，大选前我与他只有几面之缘，但他来找我，我觉得墨西哥是时候要转变了，整个拉丁美洲都在变，墨西哥能赶上这个大潮流吗？她会错失这个机会吗？
问：知识分子在当中的角色是……
答：墨西哥的老百姓都盼望知识分子能出头，作家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他们都在等待我们开口、介入！
问：就好像查巴达运动领导人马科斯，他原本是大学教授吗？
答：我不认识他，但他成功地使一个原本已被遗忘的恰帕斯省，再次受人关注，这是他的功劳，还有当地的妇女，她们是底层中的底层，现在她们都明白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真让人感动呢！马科斯发挥了他的作用。事实上，墨西哥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强大，你打算去了解吗？我儿子也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有机会给你介绍吧。好了，我要外出了，要为奥布拉多站台。
其后，她跑到苏家诺广场去。
在大选的日子，人民在广场上表达他们的诉求，那些原住民、政党支持者、草根苦主、无家可归者……在绿色与白色的巨大墨西哥国旗飘扬下扎营不走，他们播放出最强劲的口号与歌曲。
这个广场很有趣，只要细心观察，你会发觉它四周受到总统府、市政府、大教堂的包围、俯视。
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一样，墨西哥人严守天主教的作息，一到星期天，所有店铺关门（少部分例外），大街小巷冷冷清清，只有教堂钟声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不过，在大选日（七月二日），热情的选民纷纷跑到投票站，弄得市面闹哄哄的。一位墨西哥记者朋友领我观察大选情况，看到投票站外长长的人龙，我感叹地说，这表示墨国情况到了不能不作出改变的时候了。
这次两大阵营斗个你死我活，而选民也严重分裂，令两个主要候选人在选前的胜算只相差百分之三至五。希望维持现状、稳定发展的选民会支持人民行动党的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on），他是上任总统福克斯的继任人，在拥抱自由经济的同时，也显示一下他对
底层的关注；但另一民主革命党(Party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的奥布拉多则不讳言，称大党派对底层的福利承诺，一旦当选，怎样可以实践？到头来就可能一如福克斯，再次令选民失望。
二零零六年七月的大选不但特别，而且重要，国际传媒各就各位，美国也在密切关注，这个就在他们脚下的拉美石油国家，是否会受到南美左翼风潮的骨牌效应影响？但墨西哥与美国关系更为紧密，除了在地理上与美国相连外，又是美国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是墨西哥石油的最大输出国。
讽刺的是，因墨西哥缺乏相应的技术，唯有依靠美国提炼原油，当油再输入墨国时，价格已翻了几番，据统计，墨西哥有百分之四十的汽油来自美国。
在墨西哥，大家都抱怨油价太贵，老百姓未能从产油工业中得益，反之加大了贫富差距。
墨西哥普罗大众指责美国跨国企业操控墨国最大的天然资源——石油，指责过去的总统官商勾结、腐败无能，只沦为美国的傀儡。
“我们需要一场革命！”墨西哥社会出现严重的阶级与经济分化，有分析家指出，在墨国，一场声势浩大的阶级革命已经拉开序幕，北面的中产精英对抗南面的劳动阶层及印第安原住民。中产精英要求维持现状，高举人民行动党的蓝色党旗，他们的主席卡尔德龙终于以半个百分点胜出成为总统。
卡尔德龙与前一任总统福克斯同属一个政党，曾在福克斯政府中当过短时间的石油部长，主张石油私有化，加强执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对美关系，是美国商界的忠实伙伴。
事实上，墨西哥自一九三八年由民族主义将军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国有化石油产业以来，没有人够胆挑战，直到二零零零年人民行动党的福克斯上台，跟着轮到卡尔德龙，他们均先后曾提出石油私有化，并成为政党之争。
墨国的劳苦大众则把希望投射到奥布拉多身上。奥布拉多提出以灭贫扫盲为主的社会经济模式，主张石油维持国有，资源重新分配，检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不公现象。但，我留意到，他在演说中对于美国和商界关系总是小心翼翼，避重就轻，可是，卡尔德龙阵营一开始即已把他打成共产党同谋，并将他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相提并论，一样是危险人物。
墨西哥穷人则要把奥布拉多奉为他们的救世主，一群热情的支持者更是在广场上摆放了一系列革命家的肖像，从墨国独立运动英雄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拉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到越南的胡志明、中国的毛泽东，加上奥布拉多，造就了他们的革命梦想。
大选结果卡尔德龙竟以百分之零点五险胜，点票过程颇具争议，因有一百多万张票不翼而飞和数十万票在垃圾箱里被发现。落败的民主革命党不满这次大选有舞弊情况，支持者呼喊：还我公平选票，Voto por Voto, Cassilla por Cassilla！
在墨西哥大选日，我意想不到有那么多国际观察员来到这个国家监察选举，他们不是什么国家代表团，而是一些民间组织或个人自掏腰包，跑来为墨西哥人民打气。
在酒店认识一群来自加拿大的观察员，他们都属于一个叫 “共同疆界”（Common Borders）的组织。这个组织专门观察拉丁美洲的大选，包括秘鲁、智利、萨尔瓦多、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很快他们又会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
他们一致表示这次墨国大选很特别，首先各政党投入大选的经费可算是前所未有，而且动员能力惊人，从知识分子到草根农民，全国都弄得沸腾起来。就好像拔河比赛，拉扯得各不相让，把社会狠狠地撕裂成两边，并互相撞击，令人感到七级地震将要发生。墨国外资当然不希望左派上场，这里的传媒与之很是配合。
你随便与任何一位墨西哥人说起大选，他或她都会滔滔不绝，并指出墨西哥对美国太重要，美国绝不容许左派胜出。很多中美洲国家，由于要排斥左派当选，导致内战发生，民不聊生，留下的伤痕久久未能愈合。
在一大群国际观察员当中，我认识了两位来自挪威的女孩，还有一位法国男孩全副“武装”——拿着专业摄像机、照相机，戴太阳帽，穿着防水风衣、皮靴，充满精力地到处跑，拍下他所见证的一切。
墨西哥有一个民间影音团体，在重要日子里都会免费借出器材，让更多人可以拍摄见闻，即使外国人如我，也可借用。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求借用者留下一份他们的见闻记录，其目的是可让他们获知不同借用者的不同观点与角度。
由于墨西哥民间社会长时期与政府抗争，社会运动组织涌现，而且变得国际化，墨国的社运组织与国际公民社会有丰富的交流，例如墨国北部城市瓦哈卡(Oaxaca)的教师运动，便获得国际公民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至于上述两位挪威女孩，她们前来墨西哥城观选之前，原来一直在南部恰帕斯(Chiapas) 协助农民。她们还热情地邀请我到恰帕斯探访她们所属的组织，以及附近不同部落的农村。她们告诉我，由于世界各地来墨西哥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很多，因此，墨国政府设计出一种社会运动签证，没有申请该证的，一律不可以参与各种游行集会，我听得好奇又半信半疑。
大选当天结束之际，有传闻指有一百万张选票不翼而飞，国际组织与当地团体（包括学生等）组成一个庞大的游行队伍，反对贪污的大选、受操弄的大选。
当有关当局宣布大选结果后，墨西哥城开始窃窃私语，我在酒店认识的一位美国人大笑，指出这与美国二零零零年那次大选何其相似，而酒店内的守卫则很气愤，认为是美国协助右派阻挠左派的奥布拉多当选成为总统。
胜出者也不必太高兴，墨西哥社会严重分裂，失败阵营会返回原有岗位，继续他们的革命之旅。而卡尔德龙上台后，他所提倡的石油私有化处处受阻，后来以改革代替，二零零八年由能源部向国会提交改革草案，建议扩大与外商合作领域，引起社会上争论不休，令原本分裂的社会更加分裂。
在大选日，墨西哥城知名学府国立自治大学（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于下午举行了一场反选举的音乐会，地点是大学大礼堂，这大礼堂正是以切·格瓦拉命名的。
我跟着一班同学跑到大礼堂，校园区沿途可见不少具有革命内容的壁画，在鲜艳夺目的颜色里裹藏了震撼人心的革命信息。其中一幅壁画，顶上印有一大行字句：Education is Revolution（教育就是革命）。
当中有一活跃于社会运动的学生伯查，对我说：“你来墨西哥，不能不了解这里的社会运动为什么如此蓬勃。”
蒙面马科斯与恰帕斯自治区
第二天，伯查带我坐公交车到一争议性小镇阿丹哥（Atenco）。一上车，便看见司机位置旁有一圣母玛利亚像，在圣像下面便是切·格瓦拉像，两个像一上一下，和谐地并存着，也真够讽刺。司机知道我好奇，向我说了一大堆西班牙话，之后，竖起大拇指，并问我有什么看法？
我不太懂他的意思，在我身旁的伯查连忙翻译，说：“他问你支不支持他们的革命？”
经过数小时后，终于来到阿丹哥，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令我大开眼界，这里真不愧为墨西哥人所共知的政治乡镇。当我正陷入沉思时，一位小女孩拿着两把长刀在我面前经过，她还故意捉弄我，向我耍弄了两下长刀，霍霍有声，吓得我瞪大眼睛。
她大笑起来，我忍不住问她多大，她举起八根手指，啊！才八岁，
怎么耍弄刀剑而毫无惧色？她指着墙壁，上面有一蒙面妇女肖像，也是一样手持长刀，旁边写着：我们不要大选，只要革命，就让我
们每人拿起长刀来，保卫尊严与土地。
不久，一大群示威者出现，个个手持长刀，准备坐车到墨西哥城游行去。我啧啧称奇，在香港，怎会有如此凶猛的示威？!听闻阿丹哥不久前人民因抗议政府没收他们土地来兴建机场，发生大规模冲突，数十人死伤、被捕，而长刀，正是他们抗争的重要武器。
其后，伯查带我到墨西哥城附近村镇了解当地的贫困情况。那里有一个社区，不少居民沿着已弃置的火车路轨建起他们的居所。
细看之下，他们的房子是一些破烂的货柜车，一家几口就这样住在密不透风的货柜里。
这令我想起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贫民窟，还有菲律宾的垃圾山；世界上有多少人活在贫穷线之下，每天只能赚取数美元来维生？如果墨西哥政府不正视贫穷的问题，相信这个压力锅很快便会爆炸。如果表面的经济繁荣没有稳定的社会作为基础，那么繁荣永远只能是表面，如肥皂泡泡，一刺即破。
我举起相机欲拍下火车路轨上的生活情况，一位拿着水壶的居民怒目而视，伯查催促我赶快离开，并告诉我，他们可以很暴力。
在火车路轨社区的附近，有一间杂货店，货架上竟然有大麻与一些我不太懂的毒品。我有点惊讶，伯查耸耸肩，表示政府无力管制毒品。一个穷字，令这里的毒品泛滥起来，而他们贩卖毒品的主要市场就是美国。
伯查问，美国为什么也无力控制毒品？美国黑市对毒品的需求量之大，也令人咋舌。美国不但需要墨西哥的石油，毒品更成为两地罪恶之源。现在，墨西哥最大的难题，就是毒枭的政商势力庞大，毒品问题很难解决，在美墨边境，每天都上演着残酷血腥的毒品争夺战，上万人死亡。
当墨西哥年长一代的作家仍然哀叹上世纪革命壮志未酬，年轻一代作家却只为目前的社会暴力忧心，他们有不少作品反映墨国社会问题：教育、治安、失业、贩毒……
从墨西哥所面对的种种复杂难题，我们的话题很容易扯到革命上去，伯查兴奋起来，他提到墨西哥的神秘革命家副总司令马科斯，他是何许人也？众说纷纭。
伯查得意地表示，马科斯的真名为Rafael Sebastian Guillen Vicente，原来就是他的大师兄，在国立自治大学念哲学和传播硕士，论文乃研究福柯的权力理论，但深受左翼政治哲学家葛兰西的影响。
我记得有人说他曾在国立人类学院任教授，后来听说他应该在硕士毕业后留在母校教传播哲学，总之，大家都有不同的说法。无论如何，他被视为墨西哥以至拉丁美洲的现代革命家，则是毋庸置疑。
马科斯放下一切，只身跑到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地区领导农民革命，组成查巴达民族解放军(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并带上鸭嘴帽，把面蒙起来，其他查巴达的成员也一起蒙面，人称蒙面骑士，成为了一支世界瞩目的反企业全球化革命军。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他通过对现代传播的知识的了解，利用互联网、短信等科技将恰帕斯的人权情况向世界发放，让原本不为人知的恰帕斯地区，一度成为国际传媒的焦点。
每一场革命，都是一场解放土地的革命。在拉美地区，因土地
引发农民起义的事件屡见不鲜，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交替期间，便曾出现过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家查巴达，领导南部原住民争取土地和自由，他呼应北部由马德罗领导的新兴工人阶级抗争行动，爆发出轰轰烈烈的一九一零年墨西哥革命。
头顶着墨西哥大草帽，一身农民打扮的查巴达，自此成为农民的精神象征。我在墨西哥城的国立自治大学校园里，见到他的肖像海报，在恰帕斯省当然也见到他的肖像海报，而现在的查巴达运动
便以查巴达命名，自称要继承这位农民革命家的遗志，马科斯更进一步说:“我们是五百年前的产物! ”
究竟恰帕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区？
它的存在，每年吸引无数国际社会运动人士来到墨西哥，这为一场农民革命增添了浓厚的浪漫色彩。
从墨西哥城到南部恰帕斯，需要十三个小时至十六个小时不等，友人建议我坐最贵的那一种公交车，比较安全。果然不负期望，这里的高价巴士比美国灰狗好得多，由于贵（七十五美元一程），没有太多人乘坐，我可以在巴士上好好睡一个晚上。
该地与危地马拉接壤，我就以此为我在墨西哥的最后一站，下一站往危地马拉。
公交车停在恰帕斯的一个著名山城圣格斯度波尔(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一阵清新空气扑面而来，这使我想起上一次到玻利维亚印加山区的感觉。这里是恰帕斯的旅游胜地，到处可见小客栈与餐厅，还有嬉皮士式的旅客到处流连，附近有玛雅村落和其他原住部落，从山区到丛林，都可以满足来猎奇的外国人。
在恰帕斯，我就以圣格斯度波尔为基地，美丽而悠闲的小镇以前曾发生过政府军与游击队的激烈冲突，其中的恩恩怨怨，该从哪里说起?这里的居民都会抢着与你从头细说。
一九一零年革命后，政府承诺从大地主和教会手中取回土地给农民，结果没有实现，一直到六七十年代，长期执政的建制革命党诱骗恰帕斯农民，让出部分土地，有外国财团要在该地兴建水坝，完工后，居民便可以享受免费电力，结果水坝是建好了，但水电费不仅不是免费的，反之比过去更贵，有些地方甚至无电力供应，居民大呼上当。
其实更早之前，资源丰富的恰帕斯，已是外资垂涎之地，居民用尽各种方式，捍卫自己的土地权益，冲突频生，这令我想到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和伊瑞安查亚省、柬埔寨的柏宁省，这都是我曾经采访过的地方。日光之下无新事，来到恰帕斯又是类似的故事。
所不同者，恰帕斯农民以更大的决心，来向西方财团说不，一九九四年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落实，激起恰帕斯原住农民高声说“受够了”，恰帕斯解放军诞生，其领袖马科斯立刻吸引世界的注意。
一到达，我马上联络这里的人权组织，他们告诉我，恰帕斯会在八月举行联邦政府选举，省长和市长选举也包括在内，因此闻名于世的墨西哥丛林游击队查巴达会暂时处于低调情况。他们和联邦政府共同发出红色警告，政府方面唯恐游击队出来破坏选举，而游击队则防范军方在大选期间向他们采取镇压手段。
右派卡尔德龙胜出后，游击队严阵以待，很多属游击队的自治村落都对外界异常敏感，如果误闯禁区，恐怕会遭到很大麻烦，年前他们便扣留了一名美国游客，扰攘一番后才释放他。
我没有被该名美国游客的遭遇吓倒，试图上山了解情况。
这次我真是要认输了，红色警告牌悬挂着，任我怎样游说，也难窥见游击队的真貌。我与人权组织联络，他们表示，连他们也难上山提供协助，何况是我这位外来人。其中一位在恰帕斯已有九年的人权工巴西布告诉我，那些激进原住民自治村落，由于过去受到欺压，对外来人并不信任，如没有准许证，势难跨越检查站，进入他们的家园。
当他们说不，就是不，他们极需要别人的尊重，若有人硬闯，即表示不尊重，他们便会不客气了。
巴西布看见我一脸失望，表示可详细讲解恰帕斯自治区的运作，聊以补偿。
他说，自治区是遗世独立的一个异数，可算是国中之国，它有着自己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体系，原来一直被剥夺教育机会的原住民女孩，在自治区内可以平等上学，参与生产，甚至加入解放军军队，拿起枪来。
自治区里有几十个村社，村社按各自优势种植，豢养禽畜、制造手工艺品，然后进行以物易物，来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
自一九九四年斗争开始以来，他们为实现这一个理想国而付出多少血与泪，以至生命?! 站在一片翠绿的山区上，却感到天地苍茫，风与树叶摩擦得沙沙作响，如亡者的呐喊声，催促后人继续上路。
可是，我仍想了解这里的农民革命。首先，我在山区采访一个曾经历屠杀的村庄，叫阿地尔（Acteal），一九九七年和二零零二年该村农民曾因捍卫土地起义，一九九七年墨西哥军方对当地起义农民进行镇压，杀死了四十五人，但现在他们渴望能以和平手段抗争。
阿地尔村民尚算友善，村长邀请我一同前往村内的教堂凭吊屠杀受害者，村里面所有死者的照片悬挂在墙上，整齐排列。我细看一下，竟然全是妇孺及少年人，墨西哥军方之狠，可见一斑。
村长为我这位远道而来的记者，特别把这个村的所有重要人物都请了过来，他们轮流将原住农民的斗争史重说一遍，并给我一些影印材料，明显地他们习惯接待记者，知道记者的需要。他们还带
我参观了一些村舍，探访了好几个村民家庭，他们居住在由茅草盖顶的木棚房子里，过着几乎一无所有的生活。可是，他们表示，拥有有瓦遮头的房子，已比以前好，过去他们只能当农奴。查巴达运动对他们而言，是一场解放运动，他们比以前更自主了。
现在政府军在每一个自治村落都设有军事哨站，还默许大量民兵的存在，企图以此瓦解自治村落的运作。
一位头带奶白色大阔边墨西哥帽、身穿阔身衣袍、身型肥胖的农民经过我身边，向我微笑打招呼，一小女孩跟上来，背着小弟弟，右手则拖着另外一个弟弟，他们眼神充满好奇。小女孩指向另一方，以土语告诉我什么似的，还用左手作蒙面状，后竖起大拇指。原来她要告诉我，这是一个查巴达村庄。
离阿地尔不远处有另一个村庄，是查巴达游击队的势力范围，每个村民都会拿起长刀来保卫自己的土地，他们成立革命军，设置
防卫铁丝网、检查站，外来必须有许可证才可进入。
我试图走近，站在门口的两名大约十五六岁的原住民守卫兵即目露凶光，眼睛红红的，摆了个驱赶姿势，此时我才真正明白那些劝我听话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大多是西方人士，查巴
达运动的同情者，他们在这里一住便是五年、七年，甚至十多年，对查巴达运动成员的脾性了如指掌。例如希拉莉·克莱因曾在查巴达妇女合作社工作达六年，专门研究妇女在查巴达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她与查巴达成员之间的感情比兄弟姐妹还深厚。
查巴达实在满足了很多西方人士的浪漫情怀，记者稍有批评，他们即群起为查巴达运动辩护。
在凉风阵阵的山城里，晚上依然热闹非常，我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成员不时在酒店的庭园里围在一起，手拿意大利薄饼和啤酒，我得忍受着浓浓的烟味，听他们高谈阔论，静待他们泄露风声的时候。
在恰帕斯省里，政治游客络绎不绝，驻守墨西哥超过二十年的资深记者洛斯便曾撰文批评恰帕斯已成为政治旅游景点，此点我完全同意，当我走进恰帕斯每一个角落，永远摆脱不了那些查巴达游击蒙面布娃娃，还有相关的纪念品，一如切·格瓦拉被商品化一样，令人啼笑皆非。
洛斯忧心，西方人士大量消费和无限投射在查巴达运动身上，使运动起了变化，他进一步表示，多年以来马科斯独领风骚，也不是一件好事，其他成员就在他的光芒背后，无法现身出来。
无论如何，查巴达运动已成为反企业全国化的图腾，同时也是原住民抗争的典范。
从恰帕斯一直延伸至危地马拉，都是古老玛雅族原住民的文化之乡。
我走访恰帕斯省的农民，他们表示，二零零六年的大选中，他们不相信任何候选人，连奥布拉多也不相信，因为在他的竞选政纲中，只不断强调穷人，却绝口不提原住民的独特苦况，企图将他们的问题轻易地拨入广义的贫穷问题来看。
那些原住农民强调人与土地的自然关系与权利，可是墨西哥要全情拥抱全球化和自由经济，连农民土地也推到市场上自由买卖，还取消了所有津贴政策，令他们更缺乏资源和技术改善耕种，遂无以为计，走上起义之路。
其实，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农民所面对的挑战，政府有责任给予照顾，这是欧洲国家迟迟不愿放弃农民补贴的原因，因为它随时会变成棘手的政治问题，这也是中国可借鉴的。
不过，拉丁美洲国家所要应付的，不仅是农民问题，还有原住民的问题。在墨西哥，原住民虽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可是，这牵涉的不是一个数目，而是人权。在与墨西哥人有限的接触中，我发现即使不是原住民，一个普通的墨西哥居民，他们对土地也拥有浓厚的感情，他们经常把美国一百多年前吞并墨西哥土地之历史，挂在口边，对土地感情尽显露于此。
人类的历史是一页土地争夺与文明毁灭和重建的历史，查巴达运动则把拉丁美洲原住民运动正式搬上国际舞台，从墨西哥南部到危地马拉，有来自古文明的玛雅人故事，而我的下一站，就是危地马拉。
读后感
《拉丁美洲革命现场》读后记
：Galano 文章发于：
用了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在每天的地铁车厢里，认认真真地读完了张翠容老师去年写下的《拉丁美洲革命现场》。起初，我以一个局外人的心态去读它，慢慢地，我发现，正如张老师所说的那样，我越来越自觉地以一个地球公民的视角去看待拉丁美洲，观察原住民、土生白人、美西殖民者、非洲人后裔、混血人群和我自己，仿佛我能够体验到他们数百年来的苦楚、辛酸、无奈、不屈。
我到现在也不是很确定革命到底是什么。传统意义上，革命意味着流血、抗争、坚持、信念以及追求。我从小受到的教育给我的印象是，革命应该是轰轰烈烈的、震撼世界至少震动一方的，比如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卡斯特罗和切. 格瓦拉领导的古巴革命。我曾以为， 革命的参与者仅限于那些意志力、对社会的理解力、自制力等诸多指标均高于平均水平的人。不过现在，我的概念里，革命是一件这样的事情：Juntos podemos --- 大家共参与。
革命是不应用“一场”或“一次”来形容的。它是持续性的，一次接一次的，不会停息的。切曾经说：“Hasta La Revolution Siempre.”--- 革命到永远。许多西方媒体，特别是一些为大资本家，利益集团说话的媒体缺乏客观甚至有意歪曲革命的实质，将其描述为血腥的，残暴的，野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底层，他们没有或很难体会到拉美原住民的悲凉，更没有为自己应有的权利付出数百年的血泪与汗水，他们怎么可能理解查韦斯， 莫拉莱斯这样的人呢？正相反于他们的描述，革命的出现和进行正是因为那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人希望明天会更好，渴望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再为饮用水这样我们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而忧心，孩子能有学上而不是去做擦鞋工，妇女可以受到尊重，男人有工作做能够养活自己和家庭，老人能够享受到低价甚至免费的医疗。这些已经在许多发达国家实现的事情，对于今天仍为此奋斗的拉美劳动人，非洲人，亚洲人，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追求美好的明天，改变自己的命运，怎么就被一次次地歪曲？
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在2007年访问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时，阐述了拉丁美洲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背景，在演讲的最后，他引用了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一句话：
“乌托邦在地平线上，当人们走近两步，它也会后退两步，而地平线亦会退得更远。既然不可触及，那么，它还有什么价值呢？它的价值就是可以使我们向前进。”
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只要他尚有公义之心，尚且关心他人命运如同关心自己，只要他心中仍有爱，仍有对未来的期待，对当下的不平，他都可以成为一个革命者，一个以不同形式在不同领域勇敢地为比今天更好的明天奋斗的革命者。革命不一定要手举自动步枪才是革命，最重要的武器在于思想，内心。
总有人觉得，革命会将人洗脑。可事实是，追求尊严，独立，自由和更好的生活，这并不是洗脑的结果。数千年来，人类的一代又一代不正在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历程吗？这样的追求，不正是革命的理由吗？不屈从于厄运和强权的斗争可能会失败，也可能会成功，但不论结果，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为了活下去，或者活的更好，总得做点什么，你要知道，那些巧取豪夺的人是不会真正在意玻利维亚原住民的生活困境的。人类社会的未来是由每一个社会个体构成的群像。
最后，如同在这本书的推荐帖里一样，还是用张翠容老师在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话作为结语：
......真正的旅行者只是这些人......他们永远不逃避自己的命运......他们总是说:"上路吧."
---------波特莱尔《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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