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政治悖论。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全球货币和金融市场受到重创，世界经济货币体系的制度基础遭到怀疑。这并不是又一个投机性泡沫壮观地破灭了。由于证券化使金融产品变成高度复杂的组合，购买者和销售者已经无法分辨好与坏的债务。最具代表性的“蓝筹股”金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被曝光，市场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恐慌，这造成经济活动的大规模紧缩。价值观也遭到严重破坏，以至于最虔诚的新保守主义者都主张实施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救助。其他的选择无异于让全球资本主义灭亡。对于有效市场理论来说，很难想象出比这更为严厉的控诉了。
毫不奇怪，这次危机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是否可能复兴的问题，因为金融危机似乎更欢迎对市场进行更多限制的意识形态。还有比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提出的口号“尽可能多地利用市场，必要时再实施计划”更恰当地抓住这一时代精神的标语吗？但是，悖论恰恰就在这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光环褪去，缺乏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社会民主主义。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主义惨遭失败。尽管最近法国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但是它离权力走廊还很遥远。意大利左翼党也已经摇摇欲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09年议会选举中经历了“二战”后最惨烈的失败，沦为反对党。在英国，保守党重新执政。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也不应该在瑞典寻求慰籍。瑞典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难得执政，却不幸遇上了经济危机。但是，这次危机发生时，碰巧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民众调查中大幅失利，因此，保守的温和党（Moderate Party）很有可能在即将举行的瑞典议会选举中成为最大的党派，这在瑞典的民主主义时代是史无前例的。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现在转折点时期的一个竞争者遭受失败，这可能与预期相反，但是并非偶然。其实，导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阵痛的原因是长期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金融危机归根结底是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的危机。换言之，欧洲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发生危机的体系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无法为之提供其他的出路。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宣言
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可以总结为两个口号：“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和“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第一个口号表达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党政府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本观点的信奉。吉登斯的观点实际上直接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全球竞争力方案。吉登斯嘲笑“经典”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信念以及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理论和工业政策，认为这些政策降低了经济效率，不利于科技创新和竞争。总之，吉登斯认为，非商品化的社会政策是“道德风险”的根源之一。非商品化的社会保险对工作热情和个体调整职业预期以适应市场需求的意愿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会危及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物价稳定，没有充分利用全球市场提供的机遇，造成最终以竞争力缺乏、国际收支逆差和资本流失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倒退。
由于遵循“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第三条道路”的福利和经济政策使个体面临市场的约束。然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纯粹变种，因为前者提供的是供给方政策，例如劳动力培训和对养老储蓄免税。这些政策被视为公共产品投资，会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并提高经济效益。
吉登斯在相当传统的经济观点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民主传统之间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更为新颖和有趣，但是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和缺陷。通过利用“社会化”这个关键概念，吉登斯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是一个诞生于社会发展必然性的原则。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吉登斯对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WTBX〗The Risk Society〖WTBZ〗）一书的特殊解读。在吉登斯看来，贝克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高度现代化对生态环境进行了极端的社会改造，已经不能将其视为社会外的“原始自然”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偶然性以复杂的方式改变和操控着“外部”自然，以至于效果、成本和收益都变得极端复杂和不确定。因此，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不可能清晰客观地确定对环境的影响。相反，那些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政策和行为的优点是以主观判断为准的。如果政策想继续获得合法性，必须通过积极和审慎的过程让公民参与这些判断。
但是，高度的现代化不仅改造了外部自然，而且还改变了人类主体本身的内部自然。19世纪以来，传统社会里不言自明的规范已经逐渐被破坏，变得越来越受制于话语性的主题和选择。在现阶段，这已经扩展到主体的各种认同之中，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政治合法性而言，这些发展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表明官僚主义的、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已经成为多余，而这种模式正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吉登斯认为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单一议题运动的增加也表明了这一点。
问题不在于吉登斯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的理论富有吸引力，而在于“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原则破坏了它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公民必须确信他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才能为了总体的善而思考和行动。此外，一定量的休闲对培养认知能力和与同伴交往的能力是必要的。这要求所有公民都享受一定量的休闲，这样商议－民主制度才能运转。正如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指出的那样，社会民主主义的非商品化规范和福利普遍主义就是这种闲暇的现代形式，并有可能被赋予商议－民主的内容。由于以商品化、私有化和资产测查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吉登斯的“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原则恰恰破坏了公民基本需要的满足。
实践中的“第三条道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条道路”成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主要是因为布莱尔成为英国工党的领袖并随后在1997年英国大选中获胜。英国工党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灯塔，这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令人惊讶的。只要看一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过去的成就，就知道英国工党难以排在首位。就获得选举胜利和社会政策成就而言，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是稳居首位的。作为小型出口型经济国家，它们总是必须实现它们的目标，但却不得不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国际收支约束和竞争压力。的确，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阶段，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严重的制约。然而，要是认为英国工党是应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及其后果的典范，则是很荒谬的看法。相反，这是“德国模式”的时代。
但是，英瓦尔·卡尔松、约兰·佩尔松、帕沃·利波宁、维姆·科克、格哈德·施罗德和利昂内尔·若斯潘才使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执政。全球金融的变化，而不只是全球竞争，才是使英国工党受到关注的主要因素。欧洲的出口型社会市场经济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宽松结构下发展起来的。银行金融业确保了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同投资期之间的长期关系。反过来，这通过技术革新、统合谈判、工资的高速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了生产力的提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制约各国独立的金融体系。在密特朗担任法国总统的前几年里，法国资本的外逃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破坏性作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没能幸免。密特朗的“U形”转向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政府对全球金融的最著名的战略适应，通过这样一些适应，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政府试图使本国的制度和政策服从全球金融的迫切需要。
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把对全球金融的适应变成了好处。“第三条道路”接受了有效市场假设和货币主义理论，对前景持肯定态度，从而认识到必须对全球金融作出战略性的适应。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重新执政，并在欧盟实施上述政策，采取“第三条道路”变得更加紧迫。当时，欧盟刚刚统一欧洲市场，并即将建成欧洲货币联盟（EMU）。金融市场是欧洲货币联盟的核心，〖DK〗《金融服务行动计划》（FSAP）在《里斯本议程》（〖WTBX〗Lisbon Agenda〖WTBZ〗）中的核心地位也证实了这一点。《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通过养老改革阐明了欧盟的福利政策。新政策放弃了现收现付的制度，转而采用补充养老计划。除了英国，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养老改革方面走得最远。在1999年实施改革后，瑞典的核心养老政策包含了起决定性作用的补充养老的内容，而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财政紧缩和鼓励私人存款作为养老的辅助手段来架空现存的现收现付制度。鉴于伦敦金融城在全球金融中的中心地位，英国成为“第三条道路”思想的起源地并非偶然。但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策略的问题和局限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金融危机只不过以放大的形式证明了这是一条死胡同。当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转向新工党的时候，新工党又从克林顿的“新民主党人”以及他们通过市场实现福利目标的做法上汲取灵感。金融危机证明了如下看法是错误的：克林顿的经济政策依靠经济的“供给方”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在实现高增长率和低失业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实际上，美国的成功源于经济的“需求方”和美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这种解释更为合理，同时也与美国“双赤字”一直存在的状况相符合。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保住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仍然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首要储备和流通货币。由于放弃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做法，美国实际上获得而不是失去了在新的浮动汇率制下的政策主动权。由于美国银行能够积累美元债务，而不用承担任何汇率风险，因此，它们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竞争优势增强，华尔街前所未有地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这又反过来巩固了美国塑造全球贷款人和借款人偏好的能力，使美国获得了结构性权力。在实行浮动汇率的国际体系中，唯有美国能够持续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不用进行内部调整。因此，如果我们运用“美元－华尔街政权”的概念而不是模糊的“全球化”概念来看问题的话，就会发现与吉登斯的看法相反，扩张性的需求方经济仍然跟以前一样重要。不同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这种政策已经成为美国独有的特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比欧洲高。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个体系在许多方面缺乏全球化，因为美国可以通过拒绝国际协商来捍卫它的“过分特权”。这是一个建立在“国家主动而国际被动”基础上的体系。
因此，在当前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30年里，美国显示了将债务变为持续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惊人能力。美国的这种能力主要依靠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美国享有的特权。这使美国能够通过境外投资相对于境内外国投资的差额回报来填补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第二个因素是美国能够通过高度资本化的证券市场把债务转化为企业投资。第三个因素是美国金融零售体制通过消费贷款把生产变为最终的消费。举债消费成为消费增长的动力，支撑消费债务的则是养老金存款和抵押房产的增值。这也正是克林顿政府福利政策的关键，即试图通过次级贷款市场让更多的人获得贷款和拥有住房。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复制美国的模式是可能的。但是，美国的模式之所以具有活力，是因为它的原则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市场供给方原则，而是重商主义的举债－金融化的需求扩张原则。相比之下，由于欧洲货币联盟和《里斯本议程》，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把自己锁入一个自我限制的制度框架中。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不同，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各国政府实施了具有高度限制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审慎行动的问题，但是，这也是欧洲在“美元－华尔街政权”中的结构性从属地位的结果。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所指出的那样，欧元受到了“反增长歧视”。欧洲的债券市场高度分散，欧洲也没有像美国国债那样的欧洲债券。欧元区债券市场和其他资本市场的分散化和深化的缺乏意味着用欧元做生意的成本仍然比美元高。科恩还指出了货币行为中的“顽固惯性”。这也意味着欧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中不可能享有美元所拥有的特权。
如果欧洲想与美国竞争，那么它必须建立更深度、更一体化的市场：《里斯本议程》做得还不够。但是，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看到金融一体化对欧洲各国的创新体制和公司治理模式——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产力政治所依赖的创新体制和公司治理模式——的腐蚀性影响。在高度证券化的市场中，要想从外部获得金融资源，就必须依靠资产收益率的提高和股价的膨胀。但是，这又必然掏空企业的“自身资源”，比如研发能力，而从长远来看，企业的研发能力正是高附加值竞争力的基础，也是欧洲社会模式的优点。这明显不同于美国模式所特有的全球金融与公司治理之间的传递机制。全球金融与消费的关系也存在类似的制度不匹配。与美国相比，欧洲福利体系的紧缩抑制了需求的增长，而宏观经济紧缩条件下的市场改革则进一步抑制了需求的增长。
消极后果
于是，主要的消极后果之一是欧洲经济停滞不前。与1985年启动单一市场方案时所作的承诺相反，欧洲GDP增长率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这没有为社会民主主义建立牢固的物质基础。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接受资本主义，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从而能够实行财富再分配。
的确，欧洲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不均衡的。有些时候，某些小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做得相当不错，为处于执政关键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这些是竞争减弱的表现，国际收支盈余建立在遏制国内需求的基础上，因而减少了其他国家生产剩余的市场出口。这无法为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提供基础，而且这种共识已经越来越让位于各国的本位主义。在2008年底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佩尔·斯坦布尔吕克和戈登·布朗关于“愚蠢的凯恩斯主义”的、毫无意义的争吵无疑证明了这一点。这与10年前《布莱尔——施罗德公约》签订时的振奋人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次争吵的原因是标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英国政府为了应对经济下滑而实行减税，这是本能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自由主义风格。这又招致了标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德国财政部长德国式的和货币主义的回应。在经济处于崩溃的阶段，这位财政部长还在为英国政策可能导致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而恼火。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联合趋势已经遭到破坏，那么欧洲各国的内部情况也是如此。产出和生产力增长的停滞不能为维持复杂的社会联合提供合适的土壤，而大众党派又必须维持这种联合。“第三条道路”就试图为此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一直以来，德国的施罗德政府致力于实施“第三条道路”的方案，不断努力维持传统工人阶级的选民和公共部门雇员对它的支持，但最后却以失败告终。欧洲其他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紧缩之后，“第三条道路”的社会联合难以维系，造成了代表性危机，也为其他政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例如法国的托派党和德国的左翼党，但更为极右政党提供了机会。
随着“第三条道路”的社会联合遭到破坏，吉登斯把“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与“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等同的理论也站不住脚了。乌尔里希·贝克认为，进步政治要应对高度现代性状况，就必须采取更民主化的政治形式。由于把“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放在首位，“第三条道路”在这一方面显得更为极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随着反恐战争开始，欧洲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开始限制公民自由，甚至想要干预公民生活的每个细节，同时又使政治精英摆脱责任。因此，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形式变得越来越威权主义化，而不是民主化。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加强普遍福利原则，没有为之填充民主和多元主义的内容，反而越来越转向自由主义的补余福利（welfare residualism）和资产测查模式，加重了治理和合法性问题。
因此，当美国模式由于内部矛盾而陷入严重危机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并不能为它提供出路。当通过把高风险的贷款借给美国贫困的工人来解决世界生产过剩被证明是不可能时，投机泡沫最终破灭了。欧洲没有因为宏观经济的谨慎、微观经济的效率、出口导向和金融的附属地位而与美国脱离关系。相反，正如欧元区的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的问题所表明的那样，竞争力下降和发展不均衡使这次危机很快就蔓延到了欧洲。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社会基础上完全不同于美国，但却把赌注压在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身上，因此，难怪它会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首要政治伤员了。可悲的是，在激进右翼正在大步向前的情况下，欧洲确实需要一个能遵循“哥德斯堡纲领”的主体，走向“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的政治。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文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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