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丁晓钦等
不久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喧嚣震惊世界。专家称其为，代表99%的美国人的草根阶层对代表1%的美国上层金融和政治精英的一次无奈的情感宣泄。在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冲突和普通民众的压力下，西方社会中涌现出替代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各种思潮，由此引发了对指向社会主义的各类替代计划的新一轮探讨。
新主张不新要求层出穷
程恩富 丁晓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暂时摒弃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采取了各种凯恩斯主义救市措施，但是被成功救助的主要是金融垄断资本，而被主权债务危机套牢的却是广大的劳动者，大多数人同时忍受高失业率和降低的社会福利保障，而金融家和各种垄断寡头却享受高额的年终分红和极低的税率。
现阶段涌现出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各种思潮中，有主张局部改良的金融体制改革派，有主张全面改良的财富收入改革派,有提出革命要求的长期国有化改革派，也有主张“21世纪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改革派。它们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方案，并有一部分付诸实践。
金融体制改革派
一些西方左翼人士认为，应对危机，只需要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使金融体系更为健全、谨慎、完善即可。如“致力于金融改革的美国人”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和SAFER专家委员会。他们的改良要求对改善工人阶级处境有一定价值，即使作用有限。这一思潮的优点在于其抨击方向集中于危机中声名狼藉的华尔街金融体制，可以联合的范围较广，甚至不少中小产业资本家也站在其统一战线，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认识和约束金融垄断资本的危害性。其局限性在于，这些建议停留在对金融部门改革提出综合详细的建议的层次上，与众多资本家和凯恩斯主义者所要求的相差不大，只是稍微前进了一步，并没有揭示出金融垄断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即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真正约束金融垄断资本的，只要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金融垄断资本就必然要兴风作浪，一切技术上的监管手段都是可以规避甚至立法废除的。
财富收入改革派
美国部分经济学家曾提出一个全面改良的建议清单，不仅要求改革金融部门，而且要求整个系统返回到以人为本的目标。其主张主要包括：通过财政政策来恢复经济；使金融部门的救助更公平，成本更低，通过提高机构的监督提高效率，并进一步利用政府杠杆作用，大大改变这个体制的工作方式；重新调控和重组金融部门，同时提升公共部门对其监督和管理的能力；扭转社会日益增加的极端不平等状况，繁荣和提升家庭和社区的力量；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秩序，走向一个更为平衡、公正和繁荣的世界经济。和局部改良要求相似，这一全面改良要求不仅促进和动员了劳动人民，并且有可能被政府和国会部分接受。
西方资本家中的较开明人士是希望从这些主张中获取改革的思路的，尽管最后实施的方案可能会大相径庭，但仍然抱有一些希望。在名义上，这些要求还是很能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共鸣的，其中不乏一些大资本家。如股神巴菲特就曾大呼“向我开炮”，希望政府多向他这样的富人征税，颇似也积极响应劳动阶级要求财富和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不过巴菲特的资产早捐给了盖茨基金会，按照美国法律全部免税，不知他是否真的希望以后取消盖茨基金会的免税待遇。
尽管如此，在垄断资本家大多反对的情况下，还有资本家在名义上支持全面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改革，仍值得嘉许。这种渐进的改良要求在部分实现的同时，原本支持这些要求的左翼势力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还取决于左翼斗争的策略和危机的严重程度等因素。
长期国有化改革派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围绕对金融企业加强监管还是国有化曾引起很多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资本家支持国有化，而很多左翼不支持国有化。之所以如此奇怪，是因为国有化至少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期国有化，即靠国家财政帮助金融企业度过危机后重新将其私有化；另一种是长期国有化，即彻底摆脱私人资本家的控制。资本家当然支持前者，而左翼虽然支持后者，但又怕最终变成前者。
这一派的学者认为，要超越资本主义思维，最重要的过渡性问题是能否实现经济民主化。国有化必须首先是长久的，更为关键的是控制，必须明确控制是社会的、民主的，并包括转变行业，使其服务于社会福利。金融部门的转型还必须涉及到工人自身相应的转变，这就涉及到更宽广的范围。
虽然这类国有化改革方案只是过渡性的，看上去和先前的全面改良方案相差不大，甚至要求更少，实际上却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改良范围，因为他们开始要求长期稳定的政治权利，而不仅仅是一时的经济权利。经济权利是随时可以被资本家当权者剥夺的，而政治权利是相对不容易被夺走的。不过，这里的政治权利还只是低层次的，是参与政治的权利，或者说要求享有政治权利的权利，而非真正的政治权力。
其实，方案中的许多内容也是资本主义政府所喊的竞选口号的内容，这些口号在任何资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后都不了了之。
权力结构改革派
以拉美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海因茨•迪特里奇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为代表之一的权力结构改革派，强调权力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的重要性，也是更为激进的思潮。
迪特里奇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及其过渡方案比国有化改革方案更进一步，并更富想象力，如提出了劳动时间计量的货币改革等激进方案。这一方案如果能够成功实现，将极大地改变社会景观，挑战人们的思维定势。迪特里奇曾经影响到拉美，产生了具有拉美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虽然还没有付诸实践，但在左翼思潮里依然享有盛名，虽然其很多具体改革思路因其鲜明的革命性而难以引起资产阶级的共鸣，并超出了很多左翼人士的想象力；但在理论创新性上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将吸引不少有志之士继续发展和改进，最终发展成为更易实行并保留其革命性的改革方案。方案对很多资本主义的经济难题提出了简洁明了而又大快人心的解决方案，有朝一日若能实现，必然是一次令人期待的改革试验，并将丰富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选择。
（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修正资本主义时候到了
约翰•普兰德尔
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任遭受冲击，因为银行家、高管和富商在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剩下的全世界要为此节约。如果资本主义想继续生存下去，那它需要被重新发明。
发达工业国家的民众显示了对资本主义的不满。现在普遍流传的印象是，资本主义体制无法再提供什么。有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认为现在的经济运行是有效的。这样的结果仅稍强于俄罗斯。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体制遇到了合法性危机，其“运行执照”被侵蚀。
对资本主义信任的下降有其原因，主要是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性。经合组织调查显示，过去30年美国最富有阶层几乎垄断了所有收入增加。英国的情况类似。《不平等的代价》斯图尔特•兰斯雷在书中写到，现代经济在双速道上行驶，一条是超富有阶层的快车道，而另一条是给其他人的堵塞车道。
欧债危机引发了欧洲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大西洋两岸都在追求机会均等，但该追求显然受到了侵蚀。因此这也增加了政治不稳定风险。
资本主义受质疑由来已久。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的大危机时代，直到凯恩斯提供了较为人性化的资本主义。今天的危机有什么不同？可能最大的区别在于危机并非诞生于人们对生活的绝望。实行福利政策的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比较人性化。曼哈顿和伦敦的抗议者并非无法生存，他们自愿参加占领运动，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不同的。
今天的抗议者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纲领要求，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挫败感来自不平等，而不是贫穷。这些挫败感部分来自于银行业。银行业现如今的业务和交易以及它们的社会功能已经超出了常人理解的范围。
当对企业经理来说短期收益目标变得最重要，而且他们的收入也与此挂钩后，美国企业开始残酷地解雇员工。劳动力不再是人力资本，而是纯粹的成本负担。
今天华尔街和伦敦市的金融高管们组成了最强大的游说团体。他们资助选举，给党派捐赠。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保护，使他们面对社会时无需负责。他们不断阻止银行业的改革。在美国和欧洲与这些利益集团进行斗争，是危机后时代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它是分散对资本主义体制合法性进行质疑的金钥匙。
（原载《金融时报》德文网，本报驻德国记者黄发红翻译整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5期，摘自2012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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