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这必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件，新中国历经60 年的不断追赶，一个新兴大国的“加冕典礼”已为期不远。我们为终于实现100 多年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强国之梦而倍感骄傲！令人不解的是，当这一梦想即将变为现实的时候，我们不仅没有丝毫察觉，更不敢断然相信梦想的实现，事实上，我们已无可挽回地痛失庆贺超越德国（1982年）与跨越日本（1992 年）的历史时刻。
麦迪森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数据和预期，他描绘世界经济千年历史的画卷展现出了一个个大国的兴衰：从高傲自大的西班牙开始，之后是勤勤恳恳的尼德兰联邦（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然后是生机勃勃的法国，紧接着是工业先驱英国，最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世界近现代史的大国，无一例外与资本主义紧密相连。中国的崛起必将颠覆世界经济历史的以往概念。
我们还有时间。如果麦迪森的预测成为现实，如果中国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将意味着什么？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对中国领导人意味着什么？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
与时俱进迎接大国时代的挑战
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们一直在探讨国家实力、国际地位与国际战略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对国家实力的认识是三者关系的基础，一旦对国家实力做出错误的评估，必然导致国家的定位与战略选择的偏差，也必然做出错误的选择。
制胜之道，无外乎知己知彼。《孙子兵法》中写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每战必殆”。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犹如中国人一样，以谦逊的姿态如此地敞开胸怀观察与注视着世界。然而，由于中国长期沉浸在伤痕累累的历史耻辱感中，傲视群芳、自我估价过高早已经不复存在，而往往在纷争的世界中对自我的认知偏低，直接后果是不能把我们的能力转化为对世界的影响力。究其根源，来自于我们对自身发展水平不正确的估计。
正是这种不正确的自我估计，直接导致不能摸到世界跳动的脉搏。以美国为例，难道我们真的没有触摸到美国的失落与衰败？请看：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削弱了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能力，坚挺的美元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救世主的地位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动摇，美国就像一个毫无生活计划、挥霍无度的酒鬼，对财政赤字的警报不间断地鸣响却无能为力。美国在全球扮演政治银行家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是美国单独把玩权力政治游戏的时代了。今天的中国，手中掌握着快速工业化制造能力的钥匙，虽然美国正在稀释我们的劳动所得--中国购买了美国数千亿的美元国债——美国就像当年对待崛起的日本一样，一直力图把崛起的中国绑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战车上。战略是资源的长期部署，掌握战略的标志更可能是对自身以及对方的实力具有清晰把握和可信的预测。否则留给我们的可能就剩下头痛了。
就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看起来是在强硬地要求人民币升值，实则是美国抵抗不可逆衰落的挣扎表演。正是我们不能“知己知彼”，中美双边经济战略对话中，衰落者虚张声势，强大者反而不能理直气壮。如果现在未能准备好做大国的长远战略性框架，又该如何勾画与设计整体的国家利益？又该如何释放中国的影响与调控世界的潜在能力？实力、地位与战略，实力是三者的基础。假设对自我实力的判断发生偏差，如何校准国际地位，又怎能做出准确的战略设计呢？
不当头，做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在彼时的国家实力与国际背景下制定的正确的国际战略。当今，随着国力以前所未有的态势不断增强，与大国兴起于衰落的演变，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韬光养晦的过渡性战略？是否应该与时俱进呢？固守意味着重要国家利益的“让渡”，教条则意味着不能勇敢地接受新的挑战，进而也就无法争取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要看到，中国强大是我们伟大民族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1956 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时所说到的--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2007 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这个理念。强大并不等同于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中国的强大必定与对世界的绿色贡献、知识贡献、文化贡献，以及创新的贡献紧紧联系在一起！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段话是毛泽东在1956 年党的八大会议上所说。53 年过去了，麦迪森的研究验证了伟人毛泽东的伟大“强国之梦”即将实现的可能！
拐点时刻非均衡躁动的自信与不自信
2006 年11 月，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成为“每个人都想与之会谈的领导人”。包括在中期选举中遭遇惨败的布什和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都未能甚过胡锦涛的“风头”。细心的日本媒体惊呼，“中国的朝贡时代又回来了”！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所有的会见均被安排在胡锦涛主席在河内下榻的大宇饭店，布什、普京，安倍、霍华德、卢武铉等均登门拜访。如果布什的中期选举失败证实了人们对他的影响力正在衰弱的怀疑，那么对经济实力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来说，这位充满热切期待的新首相依然跟随在中国领导人之后。一向在外交场合注重各国主权平等的中国，在越南享受了东道主的“特权”，这在国际性集会的外交礼仪中并不多见。中国方面解释的原因是：会见安排紧张，为了节省时间。而日本媒体挑选了一个权力与臣服的代名词“朝贡”，来形容各国政要在胡锦涛的门口“排起了长队”。
另一个场景发生在今年4 月伦敦的G20 会议上。法国总统萨科齐会上突然端出经合组织所谓“避税天堂”的黑名单，并要求20 国集团批准公布。面对突如其来的议程，面对赫然写有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黑名单”，胡锦涛当即站起来表示反对。全体与会者目睹了这样一幕：会议被终止了15-20 分钟。奥巴马邀请胡锦涛离开会场，在场外秘密商议。奥巴马建议采用折中的表述——20 国集团将不会自定一个黑名单，而是在公报中列举经合组织自行研究发布的名单作为“参考”，而不是“认可”。之后，结果是，在2 小时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这份“避税天堂”黑名单中，再也没有见到中国香港和澳门。
显然，当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是全景，与上述两例情形有巨大反差的场景也正在发生。
7 月24 日，中国外交部消息称，如果美国在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提到XJ事件，“北京愿意讨论这一问题”。该发言人在阐述中国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之后，又说它“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既然是自己家的“内政”与他人何干？为什么接受“讨论”别国“内政”的要求？为什么会纵容这种无礼的干涉？
也是在近日，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会通过了涉及中印领土争议地区的《印度国别伙伴战略(2009-2012 年)》文件。一个地区间的非政府组织公然介入中印存在的巨大领土争议中。对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与尊严的领土问题，我们只是“表
达强烈不满”，便没有下文了。一言以蔽之，“你教会了别人怎样对待你”！
XZ事件之后、西方众多要员会见DLLL、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四度被熄灭、在美国基金会资助下的RBY挑唆分裂。十三亿中国人民遭到一次次的公然羞辱……
一位朋友曾经困惑地问道：过去，我们常常说“落后就要挨打”。现在是真的搞不明白了，中国如此之强大为什么仍然还是“挨打”，难道还能再说是“落后”的原因吗？
汇率法统计之下的“格列佛”境遇
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
--中国早在1982 年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总量（PPP）就已经超过德国；
--改革开放十年后的1992 年，中国经济总量又超过日本。
--在今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 周年之际，中国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PPP）已经超过西欧12 国总和。西欧12 国的名单是：英国、瑞士、瑞典、挪威、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奥地利）；
--中国将在六年后的2015 年，经济总量（PPP）超过“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带来如上这些对中国经济实力评估颠覆性结论的人，正是当今世界享有盛誉的著名经济历史学家、计量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
毫不怀疑，中国人定会惊愕，接着会提出质疑--这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如果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真的，这是严肃的科学研究的结果，你又该会作何感想？
我们会一同走入困惑：为什么在中国日益变得强大时，却发现自己总是处于《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困境”？像高大强壮的格列佛一样，被一群小矮人们用各种细绳捆绑得结结实实？问题出在哪里？人所共知的是，环境贡献是美国这个肆意妄为的国家向世界提供最少的东西。也是在前不久，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在华盛顿口气强硬地表示：中国自己提出的减排是十分普通的降幅，对改善破坏大气层密度的废气根本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还认为，如果以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来计，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美国的4 倍，是欧盟或者日本的6 倍。这是中国在全球“排放外交”中处于较尴尬境地的场景之一。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中国显得那样孤单。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没有一个国家认可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家都一致认为中国必须要负起大国的责任‐‐‐与世界一同承诺减少碳排放量。
人们热衷于说中国大量的废气排放成为世界“温室效应”日益加剧的原因之一，正如斯特恩所言。君不知，斯特恩“最大排放国”所依据的数据，恰恰是从中国坚持的官方汇率核算方法而来。而根据安格斯66;麦迪森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计算，中国每千美元的碳排放量仅为0.17 吨，低于美国每千美元碳排放量0.19 吨的水平，这一结果与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每千美元碳排放量0.63 吨的水平相差甚远。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人把GDP 的发明说成是20 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现行汇率法（CurrentRate Method）与购买力平价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都是国民生产总值核算的通用方法。应该说，在这一职业棚架下面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专家，他们正忙着为指责对方的缺欠而争吵不休。行外人不具专业知识评判孰优孰劣，但是依凭我们的灵敏感官，完全可以推断出哪种方法更接近于事实。
以日本为例：2000 年我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时，1 美元可兑换140 日元，而今天1 美元只能换94 日元。如果以汇率法核算日本的GDP，1 美元兑换140 日元与1 美元兑换94 日元，那将有着怎样的差别。
市场汇率是由一国当局决定的或者由外汇市场认可的货币交换比率，正是为了避免汇率变化给GDP 国际比较带来的问题，人们更倾向于使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GDP，因为它删除了汇率变动的影响。世界银行解释为：购买力平价的换
算因子是，一国在国内市场购买与在美国市场上1 美元所能购买到的等量货物与服务的货币单位数量。
对此我有深刻体会：2004 年在世界银行访问期间，丈夫因高血糖送往乔治城医院急诊。1.5 个小时的诊治，寄来一张1370 美元的账单，胰岛素还是自备的；一位朋友生孩子住院三天，她付了1.2 万美元的帐单；在离我家不远处的理发店剪个短发，不包括10%的小费和10%的消费税，我花了60 美元。上述例子说明一个问题的两面：美国服务业价值被严重高估和明显夸大；而中国人民币的购买能力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大得多。
中国长期以来使用汇率法核算人均GDP，以此作为不增加国际组织会费的主要理由，但同样也使用这一方法做国际比较。对此，我专门询问麦迪森，他认为“太不专业”。他一再强调，在作国别比较时应该使用购买力平价，专家们称购买力平价法也为“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me 简称ICP）”。
ICP 由联合国统计局、世界银行等组织主持的项目，经历了由双边到多边，再到分区域比较（区域内多边比较，再联合成全球性比较）的发展过程，其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价格调查并利用支出法计算的GDP 作为基础，测算不同国
家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真实比率（以PPP 为货币转换系数），从而取代汇率，把一国的GDP 转换成以某一基准货币或国际货币表示的GDP。
统计数据是决策者做出正确决策的依据。在历史上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众所周知，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向科学家征询“粮食亩产万斤”是否可能的问题，但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还派陈伯达就1958 年“经济发展比例是否失调”的问题，向经济学家和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征询意见。他们不仅提供错误信息，还提供错误的经济形势判断，使毛泽东确信，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他的批评是完全错误的。丧失“大跃进”后第一次纠偏的可能，致使中国在现代化新长征中丧失了八年时间。应该说，国家统计局对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失误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迄今为止，中国国家统计局尚没有就不使用ICP 做国际比较的原因做出任何解释，似乎根本就不存在ICP 似的，也从不向13 亿国民公布GDP(PPP)。而我们知道的是，中国至今并未参加这一项目。如果我们可以不在乎所有世界组织和机构都使用PPP 而依然我行我素，但是我们必须要在乎两个机构，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兰德公司，这两个部门承担着向美国政府提供战略决策背景的研究，在作国别比较时也无一例外地使用PPP。
美国为何向中国发出“共治”邀请
中国经济总量到底有多大？使用汇率法或选择使用PPP 将有着天壤之别。7月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接受记者专访，在他反驳一位记者提出的“中国经济最快将在三年内超越日本，十八年内超越美国”时回答：“可能不用三年，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就可能超越日本。”也就是说，按照PPP 计算，早在1992 中国就已经超过日本，而按照汇率法，我们今年才可能实现超越日本。两者相距达17 年。
依据官方的说法，中国目前经济实力排在美国、日本之后，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依照麦迪森的计算，我们早在17 年前的1992 年超过日本时，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麦迪森一再强调他所做出的预测是“保守的估计”，他的结论是2015 年中国经济总量将相当于美国的1.07 倍，而到2030 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1.5 倍。
我们一起看看，国际社会是如何对待自觉未醒的“睡狮”中国的吧！当前，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呈现两种背离的状态：西方世界一边享用质高廉价的“中国制造”；一边又毫不吝啬地送给我们“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言辞；中国税收提高的同时相应加大军费开支，却被一些国家说东道西，甚至要为仍在纸上的航空母舰而四处“说明”。以上作为不禁要问到：西方国家是在与一个三流国家过招，还是与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打交道？
与此不相交的另外一条线也在伸延。美国的国会服务局中国问题专家早在2007 年就开始向国会议员们报告：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并超过美国。之后，西方世界出现另一种声音：那就是认为中国必须要负起全球责任的“中国责任论”，而后是“利益攸关方”，以及被中国拒绝的“G2”出台。我们毫不怀疑，世界被中国的崛起搅动得越来越躁动，也毫不怀疑这是美国在挫折中的短期慌乱所为。但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从来都有“大胆”和“强硬”的秘密储备。
纵观现代世界历史，新兴大国取代另一个老牌帝国，从来没有主动禅让巅峰权力的先例！绝对是独自旅行的单一选择。2005 年6 月，里根政府时期曾担任副国务卿的查德66;麦考马克(RichardT.McCormack)在其华盛顿办公室对我说，1956 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十日战争”）是美国取代英国拥坐世界头把交椅的标志。“此后再也没有人称英国和法国是世界强国，世界领袖的大旗从此由英国转移到了美国”。
当时，已经退休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像头年迈的雄狮般强硬，藐视任何交出权力的做法。但最终的结果是：大英帝国的军队在48 小时内撤出了他们最为骄傲的苏伊士堡垒，美国却未动一兵一卒。艾森豪威尔选择英国黄金储备急剧下降，英镑迅速贬值以及伦敦急需美国信贷时，向英国发出了最后的通牒--如果不停止战争，英镑将在投机压力下变得一文不值。美国切断了英国掌控通往非洲与印度的大门。脆弱在更加脆弱的人面前退却了。
充满虚伪、秘密、威胁和仇恨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只是一个时间点。事实是，早在30 年代，美国人已经得出战略性的判断---英法帝国正在走下坡路。从那时起，美国在扮演自身世界角色时有了更多的自信。美国人惊叹：30 年代对这些帝国的评估居然真的成为了现实！
几乎在一夜之间，欧洲人从世界事务的大力支持者沦落为毫无尊严的回避责任者，甚至在面对自身利益时也选择了退却。“贡比涅森林”就是二战法国投降法西斯的纪念碑！如果10 年之前艾森豪威尔用“我的左肩右臂”如此轻浮的语言称呼前“超级大国”不可想象，那么“10 年之后如果美国再把英国想象的那末重要就有些夸张了”——美国人这样说。
欧洲帝国时代的终结，把美国推向另一个权力的巅峰。美国不愿意与任何人分享后帝国时代的主导权，美国为“维护世界秩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抵制共产主义阴谋和扩张”，美国与前苏联在沸腾的大锅上煎熬了50 年，也给世界留下了五十年的冷战伤痕。
无论是否赴宴，当我们手握美国送来的“共治”邀请时，不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吗？是帝国中心的意志已然逝去吗？是美国愿意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平共处了吗？不是！也不可能是！除了中国已经足够强大，还能有什么理由？但是，我们至今没有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在未来20 年的如何相处的战略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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