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戈-查韦斯:石油、政治和对美国的挑战>
第一部分 引言(1)
2005年8月22日，美国福音派牧师帕特-罗伯逊的名字登上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此君在电视节目上声称，如果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ChávezFrías）“认定我们要刺杀他，我认为咱们不如干脆就这么干”。他认为查韦斯是美国的“巨大威胁”，有可能变为“共产主义渗透和穆斯林极端主义蔓延的踏板”。他说：“这（行刺查韦斯）可比打一场战争便宜许多！这样一来，对美国的石油输送绝不会中断！”罗伯逊的言论立时使委内瑞拉的舆论沸腾，政府官员发表措辞强硬的回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Rumsfeld）以温和的口吻对罗伯逊的言论提出批评，表示“这当然违背法律。国防部不会做这种事情”。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院发言人肖恩-麦科马克都小心翼翼地指出，罗伯逊的言论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不过，拉姆斯菲尔德说：“美国公民可以随时发表个人意见。”麦科马克认为罗伯逊的言论“不妥”，却没有提出其他批评。他说：“这不是美国政府的立场。我们并不支持他的观点。”
尽管拉姆斯菲尔德和麦科马克做出上述驳斥回应，但布什政府的做法并不令人信服。有证据表明，罗伯逊的言论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不相悖。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里-罗德里格斯（AlíRodríguez）要求麦科马克对罗伯逊的无礼言辞给予严厉谴责。他说道：“他们实际上只是在谴责罗伯逊的无礼做法，而非谴责他的行刺主张。”查韦斯直截了当地声称白宫企图刺杀他。他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特德-科佩尔的采访时指出：“委内瑞拉的安全长期受到威胁！我的生命长期受到威胁！”2005年3月，美国国务院把有关美国政府派人刺杀查韦斯的说法斥为“荒谬”。然而，新的疑云很快又冒了出来。前中央情报局特工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一直是布什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重要支持者。他在接受迈阿密22频道采访时表示，布什政府有“应对意外情况的计划”。在记者的再三要求下，他解释道，这些计划“包含经济方面的内容，甚至还有军事措施”。罗德里格斯的言论绝非戏言！《华盛顿邮报》指出，罗德里格斯“在拉美有很高知名度。正是在他担任顾问期间，玻利维亚军方于1967年捕获并处决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老布什在担任副总统以及总统期间一直与他保持密切的往来”。查韦斯非常注意这些新动向，因而在最近加强了自己的警卫措施。
尽管这些报道的真伪难以得到确定，但查韦斯的确有理由感到担心。当委内瑞拉反对派在2002年酝酿反查韦斯的军事政变时，布什政府通过全国民主基金会（the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把美国纳税人的大笔金钱交给他们。查韦斯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说道：“现在，布什政府已经完全违背一切民主规则，完全违背人民的愿望。这场军事政变就是在华盛顿策划的！有人下令杀死我。这道命令就是在最近下达的！”政变期间，这位总统被政变军人扣押。政变组织者在电视上散播谎言，声称查韦斯主动辞去总统职务。被关押在蒂乌纳军营的查韦斯从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感到“他们马上就会处决我”。他从一位军官那里借到一部电话，与妻子进行临终诀别。最终，查韦斯非常幸运地逃脱死神的魔掌。“处决我的命令已经下达，”他在后来说道，“但是，那些参与政变的将军没有实际领导权。一些将军以及那些支持我的青年军官们使这条命令无法生效。”查韦斯在2002年军事政变之后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支持。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他的支持率达到71.5%，成为南美国家最受欢迎、最富于个人魅力的政治领导人。他很有可能在2006年12月举行的委内瑞拉大选中为自己赢得又一个任期。无论如何，查韦斯将被布什政府及其继任者永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许多美国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布什及其谋士们一心要剪除查韦斯？我的这部著作就是要阐明查韦斯对委内瑞拉、乃至整个西半球的重要政治意义。查韦斯在1998年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从那时以来，他一直反对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协定，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反对美国在拉美进行的反毒战争。与此同时，他与卡斯特罗保持极为紧密的关系。委内瑞拉以优惠价格向古巴出售石油，古巴则向委内瑞拉提供大批训练有素的医生。在委内瑞拉国内，查韦斯下令向美国的石油公司征收更高的税金，目的是把石油财富分配给那些最贫困阶层。他把不断增长的石油收入用于执行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社会计划，发展教育、改善医疗和住房以及进行土地改革。他还渴望加强与其他南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目的是平衡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白宫非常不安地看到，查韦斯在南美发起成立“南方石油公司（Petrosur）”，并力图把它打造为南美洲的“欧佩克”。此外，他推动成立能够覆盖西半球的卫星频道“南方电视台（Telesur）”。无可否认，这个出身卑微的查韦斯已经成为西半球反美力量的领袖人物！
第一部分 引言(2)
对委内瑞拉的关注使我下决心要写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著作。我对查韦斯的兴趣大概产生于5年之前。那时，我正在加拉加斯为写作博士论文进行调研。我在旅馆房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查韦斯发表演讲的电视节目，他的即兴演讲方式与许多美国政治家的僵硬呆板形成鲜明对比，因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查韦斯常常站在一副巨大的“拉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onBolivar）的肖像前面发表演讲（他无疑渴望成为一个玻利瓦尔式的不朽人物）。当年的玻利瓦尔是反抗西班牙统治的伟大英雄，而今的查韦斯则要在委内瑞拉公众面前扮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者！查韦斯的演讲内容可谓海阔天空，既涉及委内瑞拉的历史，又包含石油工业的历史。演讲过程之中，他时不时亮出一部袖珍版委内瑞拉宪法，偶尔还会唱两句小曲或是弹奏几下木琴。我曾看到他在向全国播放的“你好，总统（Aló，Presidente）”节目中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在我看来，他的演讲真是有趣之极！不过，我免不了会这样想：这个查韦斯是不是只会夸夸其谈却干不了什么实事呢？我在委内瑞拉旅行时，只看到公路上那些宣传所谓的“玻利瓦尔革命”的标语和旗帜，却看不到社会发生任何巨大转变的迹象。尽管我赞同查韦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提出的批评，但他的军人背景使我深感疑虑。我一向对强力人士、对军人缺乏信任，查韦斯却偏好宣扬他的军人背景。我并不相信反查韦斯媒体的那些言论，但查韦斯不断抨击媒体，甚至还对记者们进行指名道姓的斥责，这不免让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独裁倾向。我在加拉加斯中央大学与一些师生交谈时，发现他们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尽管他们都持有左派立场，却对查韦斯的最终目标怀有疑问。查韦斯对付那些腐败的传统工会组织的做法就令我不安。我在加拉加斯期间看到查韦斯迫使工会在政府监督下进行选举。在那之后，一个亲查韦斯的工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并谋求取代旧有的工人联合会。工人联合会一直从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团结中心（theSolidarityCenter）”获得资助，而“团结中心”又从美国的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和全国民主基金会获得资助。因此，查韦斯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削弱美国在委内瑞拉国内影响力的第一步。
我在2000年8月返回英国。此后，我一边关注委内瑞拉的发展动向，一边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南美洲的社会运动，例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theMovimentodosTrabalhadoresRuraisSemTerra）和厄瓜多尔的土著人运动。就在此时，反查韦斯军事政变在2002年4月发生了！贫困民众涌向加拉加斯街头支持查韦斯的场面令我深受感动。他们团团包围总统府，直到政变当局彻底垮台。政变之后，查韦斯加快了实施社会计划的速度，委内瑞拉的上层人士对此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恰恰就是在此时，我开始再度关注查韦斯，为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西半球事务委员会写下一系列有关委内瑞拉政治事务的报告。时下的查韦斯时常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那么，撰写一部有关查韦斯的著作的时机已经成熟！我认为有必要让读者全面地了解查韦斯，让他们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而无需依赖于那些对查韦斯抱有强烈敌意的美国媒体。
我在这部著作中尝试解答一个问题：查韦斯为何对美国人如此重要？
查韦斯把委内瑞拉的丰富能源视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正是由于他改变本国的传统石油政策，因而被布什政府看作仇敌。我用两章的篇幅分析查韦斯在石油领域推行的有悖于美国利益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包含的政治意义。查韦斯一向反对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因此，我要在后面的章节里详尽讨论查韦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美国提出的挑战，以及这一意识形态对委内瑞拉乃至整个拉美的影响。查韦斯不仅反对美国在经济领域宣扬的正统理论，而且反对美国对拉美军方的长期操纵。这本书对委内瑞拉军方进行深入分析，阐明它是如何逐渐摆脱五角大楼的控制。此外，查韦斯通过加强与其他南美国家的合作来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因此，美国人不得不关注查韦斯对西半球事务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这本书还可以让读者明了南美洲无处不在的社会骚动，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查韦斯在这场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这些趋势发展下去，必然会进一步巩固他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毫无疑问，查韦斯是一个不容美国小觑的真正对手！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石油是地缘政治武器”(1)
石油在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委内瑞拉是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也是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的美国第四大石油进口来源国。2004年，委内瑞拉国有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etróleosdeVenezuelaSociedadAnónima-PDVSA）向美国出口的石油占美国进口石油总量的11.8%（相当于每天152万桶的进口量）。如果中东的战事继续扩大，委内瑞拉对美国石油进口的重要性就会进一步凸显。
乌戈-查韦斯在首次当选总统之前就明确阐述自己对石油的观点。“石油是地缘政治武器！”他宣称，“委内瑞拉的当政者极为愚蠢！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石油出口国掌握的巨大威力！”委内瑞拉的影响力的确可以令查韦斯感到自豪。想想看，委内瑞拉有着西半球最大的石油储量，据估计有778亿桶之多（2004年数字）。这一数字令美国的220亿桶石油储量相形见绌。此外，委内瑞拉拥有巨大的天然气储量，中部的奥里诺科石油带蕴藏着2600亿桶重油。分析家预测，委内瑞拉对美国的石油出口有可能在2020年超过墨西哥。查韦斯在担任总统之后为努力加强欧佩克（OPEC，委内瑞拉是它的创始成员国）的团结，目的就是抬高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2005年，国际市场的原油单价在59美元左右的高位徘徊。这就使查韦斯手中掌握大笔钞票，得以对委内瑞拉乃至整个拉美施加巨大的影响力。
事实表明，查韦斯在竞选时发出的宏大许诺绝不是说说而已。在2002年的“四月政变”发生之后，他指责美国支持政变势力以及煽动2002年底至2003年初的委内瑞拉大罢工，毫不客气地把美国斥为“帝国主义强权”。查韦斯还认定布什企图暗杀他。他发誓，自己一旦遇害，美国就再也别想得到一滴委内瑞拉石油！
为了理解委内瑞拉和美国围绕石油展开的权力争夺，人们有必要了解查韦斯为何要彻底改变历届委内瑞拉政府对美国奉行的友好政策。在查韦斯看来，以往的委内瑞拉政府缺乏爱国精神，屈从于美国的利益，没有把石油财富真正用于造福委内瑞拉社会。
没有哪个人能够像路易斯-朱斯蒂（LuisGiusti）那样与美国的石油利益形成如此盘根错节的联系！此君曾在1994年至1999年担任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1944年，一头金发、有着典型白人外貌特征的朱斯蒂出生在一处油田。在20世纪60年代的委内瑞拉，学生运动极为活跃，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掀起武装起义。然而，从这个时代走过来的朱斯蒂似乎丝毫不曾受到左翼的影响。他在位于马拉开波的苏利亚大学专心学习石油课程，并在1966年毕业。后来，他又从图尔萨大学获得一个石油工程学学位。离开学校之后，他在油田和炼油厂工作多年。
现在的马拉开波是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城市，旁边就是南美洲的最大湖泊马拉开波湖（从北到南长达200公里）。我曾两次到马拉开波地区访问：第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第二次是在2000年，作为一名研究生在当地进行石油环境史的调研。马拉开波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炎热气候，在马拉开波湖的北部甚至有一片沙漠，只有从湖面刮来的微风能给人带来些许的舒畅。我还记得初次访问马拉开波时的情景。那一天，我在用过早餐之后走出巴拉尔特广场饭店，刚在市中心的大街上步行几分钟，大滴的汗珠就开始滚落到我的手腕上。后来有人告诉我，赶上酷暑来临时，马拉开波街头的人行道足以煎熟一颗鸡蛋！我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
散布于马拉开波湖上的石油钻井设施充分展示了人类的伟大工程业绩。第一次来到马拉开波湖时，我很是为湖上林立的数千座石油井架而感到震撼（这些锈迹斑斑的井架都是美国人在几十年前开发石油时竖立的）。大多数旅行者没有兴趣参观那些因为石油而富裕的城镇，我却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在马拉开波租下一部破旧的计程车，让它载着我穿过马拉开波湖上的堤道，前往湖对岸访问。沿途的景色十分荒凉，一路上只能看到一些沙漠地区生长的矮小灌木。奥赫达城的街头挤满小贩，到处兜售着毫无用处的廉价玩意。我住进当地一家有空调的豪华饭店。它也许是专门为那些石油公司老板们开办的，价格真是贵的吓人！在这座小城里，我很快就找到那几处老旧的厂矿生活区。现在，它们都由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分公司马拉文公司管理。这些生活区的四面环绕着高大的铁栅栏。从外面看，它们与美国常见的厂矿生活区没有什么两样，都有街道、商店、医院和药店。
许多在美国石油公司工作的委内瑞拉人能够得到比国内企业职工更高的工资。尽管如此，在这些随着石油工业繁荣而兴起的城镇里，许多居民没有享受到石油带来的利益。在此次访问途中，我亲眼目睹众多被忽视的群体。在一个名叫R-10的生活区，我看到油井喷出的石油径直流进居民的院子。这里的大多数居民住宅是用水泥或铝材简单修建而成。在一处院落的前门，我看到地上有一滩绿色的有毒废料。在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就有泄漏的石油，附近的一处油管还在喷着火焰。
一个委内瑞拉人如果与外国石油公司走得太近，必定要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在查韦斯这些民族主义者看来，路易斯-朱斯蒂的“罪行”就是与外国石油公司建立过于密切的关系，而没有切实维护委内瑞拉的利益。朱斯蒂确实很不走运！正是在他生活的年代，委内瑞拉政府要对国家的石油资源施加更大的控制。其实，以往的委内瑞拉政府比较注重加强教育和医疗，通过这一途径使一些石油财富惠及最贫困阶层。尽管如此，这个国家仍然受到贫困问题的折磨，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1975年至1976年，委内瑞拉政府把外国石油公司国有化，开始执行“播种石油（SowthePetroleum）”计划，目标是更为公平地分配石油财富。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创建给委内瑞拉人带来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一时期，朱斯蒂正在壳牌石油公司工作。这次国有化使该公司变成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子公司马拉文公司。雄心勃勃的朱斯蒂在马拉文公司一路高升，在石油勘探、石油生产、石油提炼、企业规划和产品销售领域积累宝贵的经验。他的勤奋工作和坚定意志最终给他带来丰厚回报。1994年，朱斯蒂就任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朱斯蒂在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最高管理者生涯充满争议。查韦斯认为朱斯蒂等人奉行的石油政策完全是在迎合外国石油公司的要求，损害了委内瑞拉的国家利益。根据朱斯蒂的决定，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向私人投资开放，不断地扩大石油产量。石油一向被委内瑞拉人视为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象征，因此，朱斯蒂有关开放石油业的决定引发很大争议，许多人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管理层产生强烈的敌视情绪。朱斯蒂却对委内瑞拉的传统经济模式提出质疑。“在委内瑞拉，”他这样说道，“人们满嘴都是什么‘主权’‘爱国主义’。够了！”在朱斯蒂看来，贫困才是对主权的最大威胁。正是为了消除贫困，他才决心通过引入私人投资来促进委内瑞拉资源产业的发展。
朱斯蒂深知国内有许多人反对自己的观点，因而竭力游说各方。“朱斯蒂真是滔滔不绝，直截了当！”美国《商业周刊》的报道这样写道，“他掀起一场宣传大战，不断与政府部长和政界人士进行会谈，游说议会的各个委员会，到处发表演讲和文章。”朱斯蒂对委内瑞拉石油政策的影响力是极为巨大的，但这种影响力也给他招致更多的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官员指出，在1976年至1993年，石油出口每换来1美元，就有66美分落入政府手中。在1993年至2002年间，这种情况出现根本性改变。委内瑞拉政府在这一时期从石油业获得的收入急剧下降，所获得的份额从原来的66美分降至33美分。能源和矿业部长拉斐尔-拉米雷斯（FafaelRamírez）指出：“所谓的‘开放’根本就是一场对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石油是地缘政治武器”(2)
能源和矿业部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控制权不断萎缩。曾在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供职的德裔石油分析家伯纳德-莫默尔在文章中指出，公司董事会的当权者是那些曾在外国石油公司担任过经理的人。他们实际上负责制订委内瑞拉的石油政策。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开始按照朱斯蒂设计的路线全力发展石油生产，却没有考虑这种做法是否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莫默尔写道：“换言之，这一石油政策关注的重点不是价格而是产量。”到1997年，朱斯蒂已经把公司的石油日产量增加100万桶，使其达到360万桶。他还宣布，国有企业委内瑞拉石化公司将被私有化；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将向外国开放，允许建立合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欧佩克的石油生产配额不再被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放在眼里。朱斯蒂认为这种配额制度是“完全过时的”，“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市场”。早在1994年，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就超过了欧佩克规定的配额。
到1998年，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石油日产量已经比欧佩克的配额高出80万桶。朱斯蒂在委内瑞拉日益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美国媒体直言不讳地为他歌功颂德，《商业周刊》在1998年这样写道：“他表示无意进入政界，但他已经被视为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时代》杂志把他誉为“年度最佳经理”。根据查韦斯的说法，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管理人员在这一时期大手大脚地花费公司的资金，能挣到18万美元的年薪，而朱斯蒂的年薪高达31.5万美元。查韦斯形容他们住在“豪华的山间别墅。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纵情声色”。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有4万员工（不足全国就业人口的1%），逐渐与其他行业的职工出现明显的收入分化。在很多人眼中，这家公司“就是那些骄横豪奢的技术官僚的老巢，是委内瑞拉精英阶层的地盘。这些人的腐化堕落导致三分之二的委内瑞拉人陷入贫困！”
查韦斯还提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1996年与美国圣迭哥的国际科学应用公司（ScienceApplicationsInternationalCorporation）成立的合资企业。国际科学应用公司在2005年赚取的利润高达75亿美元。该公司与美国军方签订一份利润丰厚的合同，为其研制下一代战车。它“向美国国防部提供高技术支持与工程设计服务，帮助它进行研发”。根据纽约的世界政策研究所的说法，该公司在情报搜集、导弹防御和伊拉克重建等领域为五角大楼效力。国际科学应用公司与多家石油公司签订合同，帮助其发展信息技术。它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名为“因特萨（INTESA）”，负责管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信息技术。根据查韦斯的说法，国际科学应用公司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密切合作，利用因特萨公司在委内瑞拉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能源和矿业部长拉斐尔-拉米雷斯认为，因特萨公司的成立是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沉重打击。“对石油生产国而言，其石油储量、生产状况和实际产能是最为关键的信息。”他说道，“这些信息极为宝贵，在地缘政治方面具有战略意义！”国际科学应用公司的高层主管名单宛如一部华盛顿政界内幕人士的名人录。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博比-雷-英曼、前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都曾在该公司董事会任职。
2000年，我对委内瑞拉能源和矿产部的历史档案进行一番研究。该部在位于贝利亚斯阿特斯区的一幢破旧水泥大楼里办公，办公室破旧不堪。我必须获得批准，才能翻阅克里奥尔石油公司（这家美国石油公司曾在马拉开波湖地区开采石油数十年之久）的档案。我经过多次联系，才获得一位能源和矿产部高官的介绍信。接下来，我来到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办公楼，向档案管理员递交了这封信。我获准翻阅一些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档案，里面没有什么敏感信息。等我用完午餐之后回来，却发现上午查阅的那些卷宗都没了踪影。我赶紧询问档案管理员，才知道一名公司主管禁止我在此进行研究。我的要求已经被驳回，再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人们也许可以从这一事件体味几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企业文化吧！
倘若有人见识过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办公场所，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么多委内瑞拉人对它缺乏好感。在加拉加斯期间，我为采访一位高层主管而前往该公司位于城外的一处办公场所。我先是乘坐地铁，继而又搭乘公共汽车赶往目的地。这处办公场所的周围有着宜人的景致，与污秽肮脏、污染严重的加拉加斯闹市区形成鲜明对比。在这里，公司职员们个个身着昂贵的商业套装，可以在装修豪华的餐厅里尽情享用美餐。
查韦斯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及其领导层的独立性感到恼火。他在1998年竞选总统时就坚决反对该公司实行私有化，许诺要解除朱斯蒂的职务，审查该公司与外国公司达成的交易。他还大胆地挑战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既得利益，声称要让能源和矿产部享有更大的权力，把国家石油战略的制订和实施大权收归总统。这一精明的举措无疑使他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1998年12月，查韦斯以56.2%的支持率一举夺取大选的胜利！
查韦斯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在上任之后立即解雇朱斯蒂。后来，朱斯蒂担任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能源顾问，曾为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领导的思想库—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效力，并支持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早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参与了相关准备工作。在一份题为“21世纪能源政策的战略挑战”的报告里，包括朱斯蒂在内的一个贝克研究所工作小组指出：“伊拉克仍然是一个妨碍石油从中东流向世界市场的不利因素。”报告认为，美国政府应当重新评估它的对伊拉克政策，充分考虑“军事、能源、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因素”。贝克把这份报告提交副总统迪克-切尼。切尼曾担任得克萨斯州石油企业哈利伯顿公司的总经理，此时是白宫能源政策发展小组组长。除了朱斯蒂，贝克的顾问还包括声名不佳的前安然公司首席执行官肯尼斯-莱（该公司因为一场会计丑闻而破产）。
朱斯蒂是位于华盛顿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该中心的其他顾问包括亨利-基辛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和威廉-科恩。朱斯蒂继续为壳牌石油公司服务，担任该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此外，他还在卡莱尔集团负责能源生意的下属企业里弗斯通集团担任顾问。这家投资公司因为与政客有诸多内幕联系而臭名昭著。前总统乔治-布什在1992年的大选中败给比尔-克林顿。他在离开白宫之后前往担任卡莱尔集团的顾问，帮助该公司加强与沙特阿拉伯王室的关系。早在1990年，现总统乔治-布什被任命为卡莱尔集团下属的航空食品企业空中餐饮公司的董事。
身处华盛顿的朱斯蒂对查韦斯及其石油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声称“他们在石油问题上死守着一种愚蠢的主权观念”。这些话无疑使那些华盛顿的大人物感到心满意足。2000年7月，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的一个直播节目里对朱斯蒂大加挞伐，认为他与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关系密切，试图推翻查韦斯总统。卡斯特罗让记者们去问一问朱斯蒂，他在过去几个月里从迈阿密的那些阴谋集团拿了多少钱！朱斯蒂否认这些指责，表示：“这完全是在诽谤！”
要想明白石油为何会在委内瑞拉激起如此激烈的政治纷争，人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经营历史。委内瑞拉的丛林遍布蝙蝠、黑熊、美洲虎、响尾蛇和蜥蜴，石油勘探者却不畏风险，在20世纪初来此寻找“黑色黄金”。马拉开波湖东岸既有丛林，又有沼泽，也有南美稀树草原。他们在面对复杂地形的同时，还不得不面对疟疾等热带疾病带来的致命威胁。当地好战的莫蒂隆印第安人也坚决反对石油勘探者侵入他们的家园。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石油是地缘政治武器”(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委内瑞拉到处都是渴望找到石油的美国人。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发现它的主要竞争者壳牌石油公司正在委内瑞拉斥巨资进行勘探和生产，于是赶紧进入这个安第斯国家。该公司在当地的业务得到迅速发展，先是在1928年收购克里奥尔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继而收购拉戈石油公司，后来又得到美国海湾石油公司的合作。投机者和石油公司的业务代表在委内瑞拉四处争夺石油开采特许权，并大肆向美国扶持的军事独裁者胡安-维森特-戈麦斯（JuanVicenteGómez）行贿。1921年12月，戈麦斯惊讶地得知，有人计划入侵委内瑞拉。由于荷兰政府阻止一艘可疑船舶驶出本国港口，这个计划才未能付诸实施。这艘船将驶往委内瑞拉，目的是进行一场“军事远征”。另一艘可疑船只则在英国被阻止出港。
据认为，这两艘船得到“美国的石油公司”40万美元资助。美国人正在竭尽全力阻止英国在委内瑞拉扩大石油利益。英国媒体从戈麦斯政府获得的消息称，“自称与美国国务院有联系的纽约人博洛尔费尔负责掌管这些资金”。外交官们认为，标准石油公司对戈麦斯政府做出有利于英国石油公司的司法裁决感到不满，“因而想把戈麦斯赶下台，很有可能为此次远征提供资金”。很显然，美国的石油公司在密谋反对委内瑞拉的军人独裁政府。更严重的是，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埃斯特万-希尔-博尔赫斯实际上已经被美国的石油公司收买。这场阴谋流产了，但委内瑞拉官员仍然担心那些石油工人可能被动员起来搞政治活动。
石油工人的经济条件比一般的委内瑞拉人好一些，但他们不得不面对种族主义的压迫，他们的工资也没有物价涨得快。工人们还面对其他危险，例如热带疾病和生产事故。恶劣的生活环境使石油工人很愿意接受激进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运动。他们在1925年举行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这无疑是给美国外交官敲响一记警钟。美国领事这样说道：“产油区似乎不再有和平安定的美好前景……劳工斗争会使这里陷入动荡，石油公司的财产无法得到保障！”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石油工业给自然环境以及马拉开波湖沿岸村庄带来严重的威胁。位于湖东岸的卡维马斯地区的洛斯-巴罗索斯2号井在1922年12月发生井喷，给周围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在9天时间里，油井以每天10万桶的速度向空中喷发石油，最终使大约90万桶石油流入马拉开波湖。亲眼目睹此次事故的亨利-皮蒂尔描述道，井喷油柱的直径大约有30厘米，却蹿上100多米的高空，油井旁边立即出现一条“石油河”，最终流淌到35公里之外的马拉开波。皮蒂尔声称自己能够从马拉开波湖的对岸看到高高的油柱，肉眼可以清楚地辨识油柱与马拉开波城的居民房屋。
更糟糕的是，湖边的采油设施极易发生火灾。各个油井都是用木板路来连接。每一口油井的周围都有其他石油设施，包括油泵、泥浆桶、管道架、多支管、流量站和分离器。这些设施以及钻井井架给周围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湖滨小村庄拉古尼亚斯恰好位于戈麦斯时代最主要的采油区范围内。1928年，这个村庄因为石油公司而遭受劫难—一场大火吞没整个村庄，数百间房屋被焚毁。当地官员声称，火星从一处高温平炉跳出来，恰好点燃从靠近村子的油井溢出的石油。大火持续两个多小时，当地700间房屋最后只剩下125间。1939年，村子再次遭遇火灾，村民不得不迁往15英里之外的奥赫达城。
在今天的马拉开波，人们仍然能够看到石油大发展起步阶段的历史遗迹。圣卢西亚就是这样一个有丰富历史风貌的街区，许多粉刷漂亮的木屋坐落于此。人们告诉我，这样的建筑在当年更多，但许多已经消失在现代化的大潮之中。当年，在这些街区里经常举行马拉开波独有的“盖塔”歌赛（“盖塔”的曲调欢快，通常有鼓和一些弦乐器伴奏）。
入夜之后，我返回位于贝亚维斯塔区的旅馆。这个城区是马拉开波的富人区，建筑物非常庸俗粗鄙。马拉开波人似乎正在迎接他们的新生活。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这座城市正在使市容看上去更为现代化。不过，这种做法能够取得成功吗？在贝亚维斯塔，我在恍惚之间会有一种时间停滞的感觉。在我的旅馆房间里摆放着一部黑色拨盘式电话，大概是20世纪40年代的产品。在旅馆餐厅用餐时，我看到一位美国老人坐在旁边那张桌子上用西班牙语与友人交谈。马拉开波的旅游者很少，我很少遇到美国人。一位侍者告诉我，那位老人是餐厅的常客。他已经有90多岁，早年曾在这里从事石油开采。与众不同的是，他娶了一位委内瑞拉妇女，于是决定留在这里生活。
马拉开波人与美国人已经有很长的共同工作历史。美国石油商与委内瑞拉石油工人结为朋友，后者从前者那里学习和掌握了石油工业的生产技术。克里奥尔石油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很快。尽管如此，如果它想要在委内瑞拉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就不得不重塑自己的公共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戈麦斯已经去世。民族主义情绪更为浓厚的梅迪纳-安加里塔（MedinaAngarita）政府执掌大权，开始向外国石油公司征收更多的税收。克里奥尔石油公司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关攻势，目的是加强与委内瑞拉政府的关系，改善自身在当地民众中的形象。公司开办一所学校，从伯利兹雇用教师教授美国雇员学习西班牙语。公司兴办许多学校和商店，向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医疗服务；兴办成本高昂的内部通勤体系，解决工人从自己家到工地的交通问题；为工人住宅铺设下水管道，解决饮水和电力问题。
尽管掀起这样一场公关攻势，克里奥尔石油公司还是未能摆脱政治麻烦。两年前，我根据美国《信息公开法》的规定，要求获得更多有关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资料。过了很久之后，联邦调查局终于交给我一些20世纪60年代初的文件。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安全官员A-路易斯-拉塞尔曾致信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要求得到有关美国反共组织的材料。拉塞尔希望把这些材料用于一个名为“民主与共产主义的较量”的教育计划。让我感到费解的是，克里奥尔石油公司为何忙着要开展一次教育活动呢？接下来，我通过进一步研究这些文件找到答案，明白该公司何以忧心忡忡的缘由。原来，公司对埃索-卡利比托号油轮的船员感到不放心。公司管理层担心这些与游击队组织“委内瑞拉民族解放武装力量(VenezuelanArmedForcesofNationalLiberation)”有来往的船员可能会发动一次武装起义。很显然，在经历最初的石油繁荣之后，克里奥尔公司之类的美国石油公司对于在委内瑞拉做生意有着很多政治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查韦斯挑选曾经参加过共产党游击队的阿里-罗德里格斯担任能源和矿产部部长。罗德里格斯于1937年出生在梅里达州的埃希多，为人严肃冷峻。他早已谢顶，戴着一副眼镜，笑容僵硬，与同他年龄相仿的朱斯蒂可谓截然两样。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家境非常贫寒。他在埃希多长大成人，在儿时靠着狩猎鸭子换取食物。他完全凭借个人能力脱离贫困的乡村，前往加拉加斯中央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并在那里受到德国出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纳德-莫默尔的深刻影响。罗德里格斯在1961年从大学毕业，没过多久就在卡斯特罗的影响下变成著名的“福斯托司令”。他返回位于安第斯山区的家乡，成为一名游击队员，靠着沙丁鱼罐头、麦片粥、野火鸡和玉米饼在野外存活下来。他精通炸弹技术，素以镇定机智而著称，尤其擅长处理与石油相关的事务。“我曾在山上组织有关如何管理石油的研讨会，”他这样回忆道。共产党游击队最终未能推翻委内瑞拉政府。罗德里格斯在游击队一直干到20世纪70年代，其游击队员生涯长达15年。
罗德里格斯等人为什么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谋求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政府呢？委内瑞拉经历的持续社会动荡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从1958年到1998年，这个国家依靠石油赚取3000亿美元。这相当于20个马歇尔计划的资金规模！尽管石油财富不断涌入，到20世纪70年代末，三分之一多的委内瑞拉人仍然领着低于该国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资。石油财富没有在这个国家得到公平分配。从总体看，城市居民和产油区的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村居民。联合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委内瑞拉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石油是地缘政治武器”(4)
查韦斯的家族就是这种石油收入不均衡分配的受害者。1954年7月，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ChávezFrías）出生在委内瑞拉的小镇萨瓦内塔（Sabaneta）。这是一个宁静的乡村城镇，当地人通常依靠骑自行车出行。查韦斯在牛群、棕榈树和芒果树的陪伴下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萨瓦内塔位于委内瑞拉西部的巴里纳斯州，是委内瑞拉大草原海拔最高的地方。
委内瑞拉的印欧混血人大多生活贫困，有6个孩子的查韦斯家也是如此。“我是一个来自委内瑞拉南方的农家子弟，”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这样说道，“小时候，我住在用棕榈树搭建的房子里，房间的地板就是泥土地！”查韦斯说，萨瓦内塔的物质条件很艰苦，甚至没有通电。这座河畔小镇仅有3条未铺设路面的道路。查韦斯的父亲不得不带着怀孕的妻子赶到位于州府巴里纳斯的母亲家中，让她在那里生育子女。后来，查韦斯的父母把家迁到巴里纳斯，并盖起一所简陋的房子。“那完全是一幢拼凑而成的屋子，”他说道，“就是那种乡村屋舍……用石棉瓦盖成，有水泥地面。”
萨瓦内塔没有学校，查韦斯只得前往巴里纳斯读书。他在祖母罗莎-伊内斯的陪伴下度过童年，很早就品尝到人生的艰辛。他这样描述道：“贫困迫使我们寻找一切可以谋生的途径！”查韦斯学会了种植玉米，帮祖母打扫后院。罗莎制作花生糖，然后让查韦斯把这些分装成小袋的糖果拿去出售。他不但在学校出售糖果，还到球场叫卖。他还在当地的冰淇淋店出售橙子。他与自己的兄弟纳乔一道采摘水果，拿去出售。查韦斯从树上把水果扔给纳乔，直到手推车装满水果为止。
对于查韦斯这些在委内瑞拉草原上成长的孩子而言，生活的目标就是摆脱贫困。这个男孩非常幸运，因为他恰好遇到一个委内瑞拉发生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动的时代，人们有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1958年，腐败的佩雷斯-希门尼斯（PérezJiménez）军事独裁政权垮台了，这个国家的情况似乎将要出现很大的改观。主要的反对党民主行动党（AcciónDemocrática）一直强调发展教育。1958年1月，选举政治重新活跃起来，人民又可以行使普选权。在这一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民主行动党候选人罗慕洛-贝坦科尔特（RámuloBetancourt）在加拉加斯等中心城市的得票率很低，却凭借广大乡村人口的支持而获胜。因此，他的施政重点就是要赢得这些乡村选民的欢心。他极为注重发展教育，使委内瑞拉人的识字率大幅上升。不过，这种改变很难在短时间内于广大乡村地区显现出来。1971年，委内瑞拉的文盲率为23%，一些落后地区的文盲率甚至达到40%。公共教育体系理应保障所有人平等接受教育，但特权阶层从中受益更多，农村人口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与许多同龄孩子们不同的一点是，查韦斯从家庭环境中受益匪浅。他的父母（尽管父亲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都是小学教师。很幸运，“他们（我的父母）经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在我们生活的小镇上，100个孩子之中有99个不上学！”在巴里纳斯生活期间，祖母教查韦斯学习阅读和写字。他在当地唯一的小学奥利里学校读书。查韦斯的确算得上幸运！他在性格形成时期品味的艰辛生活在他的内心深处打下深深的烙印。一旦他成为国家政治人物，就一定会让政府对各家石油公司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他要履行自己的承诺，让那些没有从石油财富中受益的委内瑞拉人过上富裕的生活！
查韦斯一家搬到城里居住。不过，在1957年的委内瑞拉，大约一半的委内瑞拉人仍然居住在乡村。1959年，左翼的民族主义政党民主行动党政府宣布实行土地改革。在此后10年之中，9.5万户委内瑞拉农民获得土地。土改的成效很快产生，农民的平均收入出现显著上升。此外，许多农民接受了扫盲。他们的心理发生巨大转变，政治觉悟提高，对外界的人物予以更大的信任。贝坦科尔特总统的立场算不上激进，只是希望进行改良、实现政治和解。这场土改的领导机构是一个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许多大地产所有者和大企业。实际上，在众多渴望获得土地的农民之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通过此次土改实现宿愿。政府征用的大多数私人土地属于在1958年垮台的前独裁者佩雷斯-希门尼斯，其他那些被征用土地的地主都得到丰厚的补偿。政府向农民提供住房和医疗设施，供应饮用水，修筑公共卫生设施和道路，实施信贷计划和价格补偿计划。然而，受益者仅仅是少数人。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也给土改带来不利的影响。到1970年，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农户放弃了政府分配的土地。民主行动党把农民组织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以便打压那些对土改政策的质疑之声。它不允许农民组织擅自接管私人土地，贝坦科尔特把那些激进的农民斥为共产党分子。委内瑞拉农民联合会（theVenezuelanPeasantsFederations）主席拉蒙-基哈达愤怒地与贝坦科尔特政府决裂。阿里-罗德里格斯对政府的做法也感到失望。在他和其他激进分子看来，政府绝不应当坐视乡村贫困的长期存在，绝不应当漠视长期存在的巨大贫富差距！
第一部分 第二章 石油控制权之战(1)
我曾两次前往罗德里格斯位于安第斯山区的家乡，并于第二次访问期间在当地停留数月之久。梅里达是一座有着迷人的殖民地时期建筑风格的城市，一所著名大学坐落于此。与犯罪现象猖獗的加拉加斯、马拉开波等大城市不同，梅里达相当安全，我可以在夜晚到大街上行走。梅里达的海拔达到5384英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城内有许多旅馆和饭店。然而，当我在这座城市周围的山区远足时，看到的是触目惊心的贫困现象。那里只有一些非常贫瘠的农田，公路依然是泥土路面。我因为一处山体滑坡而不得不绕了一段远路。在一处山坡上，我可以看到一片荒凉的苔原。在这个高海拔地区，阳光显得非常刺眼。我来到背包客们歇脚的小镇内瓦达斯。这里有许多白色小屋，一座小教堂。我在一家小旅馆登记入住，然后等着吃饭。刚一开始，我在餐厅里可以看到远处的山谷。没过多久，景物都变得模糊起来，我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云雾之中。次日，我步行返回山下的梅里达，沿途没有看到什么农田，这里似乎是一片人烟绝迹的地方！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孤零零的农舍，在那里借住一宿。我和主人一家围坐在火堆旁，熊熊的火光照亮了他们的面孔。这是一对戴着牛仔帽的农民夫妇。女主人正忙着处理餐桌上的食材，准备烘烤玉米饼。她说自己出生在内瓦达斯，已经在脚下这块农场生活26年之久。
罗德里格斯最终得到委内瑞拉政府的赦免，于是走出安第斯山，并很快成为著名的政界人物。他当选国会议员，把注意力放到石油和能源问题上。这位前游击队员曾作为多个左派政党的成员担任国会议员。他先是“激进运动”的成员，后来加入“所有人的祖国（PatriaParaTodos）”（一部分“激进运动”成员在1997年另行组建的政党），并担任该党的石油事务发言人。他的声誉日高，担任了众议院能源和矿产委员会主席。他强烈反对朱斯蒂允许外资进入本国石油部门的做法，甚至跑到最高法院，指控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1996年签署的诸多合同中包含一系列缺乏合法性或违背宪法的条款。1998年，他支持查韦斯竞选总统。
罗德里格斯无疑是查韦斯在石油政策上的绝佳代言人。查韦斯在1998年竞选总统期间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斥为“国中之国”。在他就任总统时，世界市场的石油价格正处于多年以来的最低点—每桶8.43美元。欧佩克成员国围绕石油生产限额产生激烈争吵。查韦斯决意改变这种糟糕状况，于是下令降低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到2003年，委内瑞拉石油日产量已经降至大约27亿桶。在朱斯蒂掌权时期，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量占欧佩克石油出口量的12%；到2003年，这一份额降至10%。与此同时，世界市场的原油价格开始一路高涨，达到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以来的最高点。
查韦斯努力提高自己在欧佩克成员国中的声望。2000年，欧佩克成员国首脑会议在加拉加斯举行。他在电视镜头前宣布，此次会议讨论的内容不仅仅是石油，还将涉及全球贫困问题、外债问题和穷国面对的不公正贸易条件问题。他呼吁欧佩克的11个成员国实现更为紧密的团结合作，华盛顿无疑会因此感到恼火；他呼吁欧佩克成员国限制石油产量，以便推动油价走高，工业化国家无疑会因此感到不满。油价上涨在许多欧洲国家引发街头抗议，加油站门口开始出现长队。因此，欧洲国家要求欧佩克采取措施，稳定石油市场。查韦斯似乎成为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JuanPabloPérezAlfonzo，曾任委内瑞拉能源部长，被视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建者，使广大石油生产国得以摆脱外国石油公司的控制）的衣钵传人，力求加强欧佩克的内部团结。他疾呼：“现在的欧佩克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欧佩克了！”令华盛顿更为恼火的是，委内瑞拉同意以优惠价格每天向古巴提供5.3万桶石油。这些石油无疑帮助外汇短缺的古巴政府解了燃眉之急。当时，古巴的石油和天然气日产量总量大约在7.5万桶至8万桶之间，还需每天进口10万桶石油。
在委内瑞拉国内，查韦斯开始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进行整顿。他在担任总统不久之后就颁布一份新宪法草案，并得到公众的认可。该宪法的一项关键条款就是禁止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私有化。根据2001年颁布的《碳氢化合物法（HydrocarbonsLaw）》，私人石油公司向委内瑞拉政府交纳的特许开采税税率从16.6%提高至30%；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新成立的石油生产和勘探企业中必须占据至少51%的股份。反对的声音很快响了起来。朱斯蒂在2002年接受《拉丁商业纪事报》的采访时指出，《碳氢化合物法》使委内瑞拉退回到昔日的“石油国家”的状况。他警告道，由于这些新的法律规定，没有哪一家石油公司乐意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毫无畏惧的查韦斯通过扩大能源和矿产部的权力，确立了总统在石油战略的制订和实施方面的主导作用。他希望得到罗德里格斯的支持，于是任命后者担任能源和矿产部部长。新部长的副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引路人”伯纳德-莫默尔。对罗德里格斯的任命清楚地表明，查韦斯决意使委内瑞拉遵守欧佩克的生产配额制度，减少国家的石油产量。
罗德里格斯的职务使他迅速成为国际舞台上的知名人物，在2001年1月当选为欧佩克秘书长（其任期在2002年结束）。他在前往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欧佩克秘书处任职时，依然带着伯纳德-莫默尔。这一次，莫默尔的身份是罗德里格斯的顾问。分析家认为，罗德里格斯之所以能够担任秘书长，完全是因为欧佩克成员国希望回报委内瑞拉遵守生产配额制度的做法。英国《金融时报》惊叹道：“真是一桩稀罕事！前游击队员居然掌握了操控世界经济的杠杆。无论如何，罗德里格斯真的做到了这一点！”罗德里格斯很快在欧佩克秘书处展开工作，并得到同事们的敬重。这位欧佩克的首席政策设计师主张把石油价格的调整下限从每桶22美元提高至每桶28美元。他的政策很快赢得安哥拉、墨西哥、挪威、阿曼和俄罗斯的赞同。这些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国也决定降低产量，以抬高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
罗德里格斯领导下的欧佩克重新焕发生机，这是美国所不愿见到的。比尔-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呼吁降低国家市场的原油价格，查韦斯却坚决反对，声称现行价格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欧佩克成员国是公平合理的。这一年晚些时候，美国能源部长比尔-理查森（BillRichardson）前往加拉加斯，与罗德里格斯举行会晤。他是查韦斯就任总统以来前往委内瑞拉访问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他的看法是：“石油价格明显过高！”此时，在美国的总统竞选中，乔治-布什和阿尔-戈尔（AlGore）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担心高昂的石油价格会使美国经济的增速放缓。在乔治-布什担任总统期间，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此时，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几乎增加一倍，涨至20多美元一桶。不过，一些专家认为石油价格并非委美两国总统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美国的石油公司因为石油价格上涨而利润丰厚，而这些公司在白宫有很大的影响力。让白宫感到厌烦的是那个有着全新形象的欧佩克。查韦斯在重塑该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查韦斯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对抗正在不断升级。2001年12月，委内瑞拉的企业主因为反对《碳氢化合物法》而发动一场停工斗争。让查韦斯尤为头痛的是，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经理们也加入其中。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总裁瓜伊凯普罗-拉梅达反对《碳氢化合物法》，并彻底否定政府的能源政策，因而被查韦斯解除职务。在查韦斯看来，拉梅达这样的管理人员与朱斯蒂分明就是一丘之貉。他重新任命公司董事会的5名成员，拉梅达因此批评他企图把该公司政治化。公司的经理层对这些人事变动极为不满，更憎恨政府降低他们的薪酬。当然了，查韦斯采取的对抗性政策—解雇那些敢于反对自己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雇员—并未压服反对派。他曾在“你好，总统”节目中指名道姓地嘲弄那些跟自己对着干的公司管理者：“先生，你可以走人了！谢谢你以往的工作，现在你被炒鱿鱼了！”他的做法激怒了委内瑞拉的中间阶层。查韦斯在后来坦承自己咄咄逼人的态度是他“曾经犯下的最严重错误之一”。为了改善形象，他承诺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第一部分 第二章 石油控制权之战(2)
企业家的停工斗争和其他一些不安定现象持续到2002年初，形势变得非常不利于查韦斯。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经理层要求他重新任命董事会成员，但他拒绝让步。朱斯蒂认为，查韦斯指定的董事会成员分明就是“放进公司内部的一颗炸弹”。他指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已经从一个值得人们信任的企业蜕化为一个政府附庸。拥有半数委内瑞拉石油工人的石油工人联合会（Fedepetrol）支持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管理层。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VenezuelanWorkersConfederation）和委内瑞拉企业家商会联合会（Fedecámeras）呼吁人们掀起一场抗议政府的大罢工。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是该国重要的工会组织，一向与民主行动党结盟。罗德里格斯在安第斯山打游击时，主要的对手恰恰就是这个民主行动党。无论是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还是委内瑞拉企业家商会联合会，都与美国、与乔治-布什存在密切联系，因为它们都获得美国政府下属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
身在维也纳的罗德里格斯对委内瑞拉的时局感到担忧。有消息说伊拉克和利比亚因为痛恨美国支持以色列而打算对其实行石油禁运。又有消息说，美国正在委内瑞拉内部策动一场政变，以免查韦斯政府加入这一石油禁运的行列。他立即给查韦斯打去电话，警告他提防有可能在4月11日发生的政变。查韦斯采取的对策是迅速声明他无意支持或加入针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与此同时，他把数百名支持自己的士兵秘密部署在总统府地下室，以防不测。
我在1999年计划再次前往委内瑞拉进行考察。为了得到签证，我必须与委内瑞拉有关的机构进行合作。在一位教授的推荐下，我与该国的高级管理研究学院（InstituteofUpperAdministrationStudies）进行接洽。它不仅帮助我得以前往委内瑞拉进行考察，还给我提供办公室和电脑设备。在我抵达加拉加斯之后，学院的秘书帮助我在附近的一处公寓安顿下来。这处公寓位于绿树掩映、景色优美的圣贝尔纳迪诺，距离学院仅有几个街区。高级管理研究学院的周围到处是热带植物，是一个宁静雅致的地方，与声音嘈杂、污染严重的加拉加斯市中心迥然不同。我的活动通常是在这里查阅档案，然后在电脑上用好几个小时整理资料。我偶尔会与那些商业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交谈。他们往往穿着考究，是比较典型的白种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似乎非常厌恶查韦斯，认为这个“魔鬼”存心要搞垮整个国家。说实话，我对查韦斯以及他与军方的关系一向抱有几分疑虑。不过，我还是感到这些学生对他的看法有些过分、甚至是极端。
高级管理研究学院一向与加拉加斯的精英阶层、与那些大企业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90年代，朱斯蒂曾在此阐述对开放石油业的看法。这家学院的董事会成员佩德罗-卡莫纳-埃斯坦加是一位著名人物。他于1941年出生在巴基西梅托，后来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当罗德里格斯前往安第斯山区打游击时，卡莫纳正在以保守著称的安德烈斯-贝略天主教大学就读。他在1964年毕业，随即前往布鲁塞尔攻读研究生课程。20世纪90年代，他支持朱斯蒂在担任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期间推行的政策措施。他在立场保守的《宇宙报》发表文章，认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应当享有自主权。他说：“石油业的国际化已经获得成功！路易斯-朱斯蒂值得人们的称赞。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获得国内外的广泛认可。”后来，查韦斯解除朱斯蒂的职务，并打算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卡莫纳为此在《宇宙报》发表文章指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之所以陷入危机，原因就是政府执意通过政治手段建立一个新的董事会，驱逐公司高层的那些贤能人士！”此时的卡莫纳正担任委内瑞拉企业家商会联合会主席，而该联合会一向持反查韦斯立场。查韦斯毫不客气地驳斥卡莫纳的看法，把他痛斥为“寡头”。
卡莫纳在委内瑞拉称得上大名鼎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曾负责管理一些重要的委内瑞拉石化企业，例如阿蒂蒂沃斯－贝诺科公司（1989～1993）、贝诺科化学公司（1989～2000）和贝诺科工业公司（1990～2000）。正是在贝诺科公司任职期间，卡莫纳跻身委内瑞拉的精英核心。伊萨克-佩雷斯-阿方索是贝诺科公司的创建者之一，其家族还拥有两座大型商场。查韦斯政府认为佩雷斯-阿方索的儿子伊萨克-拉斐尔-佩雷斯-雷考（IsaacRafaelPérezRecao）与2002年“四月政变”有牵连。佩雷斯-雷考否认自己与卡莫纳有密切联系。他说：“我和他不太熟。不过，我知道他是一个品质好、讲原则的人。”佩雷斯-雷考拥有巨额财产，是贝诺科化学公司的股东之一，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科勒尔盖布尔斯有大量投资，还参与军火生意。他是查韦斯的死敌，据说曾把大量资金交给那些因为批评查韦斯而被解职的军方人物。佩雷斯-雷考在政变发生之前频繁光顾南佛罗里达。在1998年查韦斯当选总统之后，数千名委内瑞拉中上层人士一直避居当地。有报道说他“公开声称要把查韦斯赶下总统宝座，不惜为此使用武力。4月8日，他在迈阿密海滩告诉朋友们，一场军事政变即将发生”。一份委内瑞拉报纸以批评的态度评论雷考。该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认为，这个冲动鲁莽的年轻人在一种雅皮士氛围中长大，“这样一种人生轨迹意味着他不具备电影《华尔街》所刻画的那种精明强干”。在这份报纸看来，年轻的佩雷斯-雷考对武器有着一种兰博式的强烈嗜好。他承认自己厌恶查韦斯政府，却否认自己与任何政变或军事叛乱有牵连。
政府与反对派的意志较量在2002年4月11日进入最紧张时刻。反对派在这一天掀起一场大规模抗议游行，有10万到20万人涌向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总部，继而又奔向总统府。游行基本上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但游行者曾把加拉加斯的一条主要道路封锁几小时之久。在此期间，政府没有进行干预。然而，情况逐渐趋于恶化，反查韦斯的抗议者向支持查韦斯的游行者开枪射击，后者立即还击，17人在枪战中丧命。在一片混乱之中，一群高级军官声称必须阻止出现更大的伤亡，拒绝接受查韦斯继续担任总统。军队首脑宣布查韦斯已经辞职，但查韦斯本人很快否认这一说法。接下来，军方任命佩德罗-卡莫纳担任过渡政府首脑。这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军事政变！《迈阿密先驱报》的报道说，佩雷斯-雷考是“短命的佩德罗-卡莫纳政权的主要幕后支持者。他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过渡政府之中，给卡莫纳配备保镖，与他在4月11日和12日一道会晤反查韦斯政府的军方领导人”。不过，佩雷斯-雷考坚决否认自己为建立过渡政府发挥任何作用。
政变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政策出现极大转变。例如，卡莫纳重申，公司总裁仍然是瓜伊凯普罗-拉梅达。公司管理层宣布，“绝不再给古巴一桶油”。换言之，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再次向外界表明，是它而不是委内瑞拉政府在制订这个国家的石油政策。政变发生的次日，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高级主管埃德加-帕雷德斯宣布停止向古巴出口石油，并着手提高石油产量。增产措施意味着委内瑞拉将不再像查韦斯那样奉行与欧佩克合作的政策。
查韦斯的政治生涯岌岌可危。然而，卡莫纳及其同伴未能充分估量查韦斯的最大后援—阿里-罗德里格斯的重要作用。事实表明，罗德里格斯当初向查韦斯提供的情报至关重要。政变发生时，一支忠于查韦斯的伞兵部队藏匿在总统府的地下室。它的指挥官何塞-巴杜埃尔(JoséBaduel)给卡莫纳打去电话，说士兵们“实际上就藏在你的椅子下面。你根本就是查韦斯先生的人质”。巴杜埃尔要求在24小时之内释放查韦斯。他还警告卡莫纳，不要指望逃走，因为成千上万的查韦斯支持者已经从他们栖身的贫困社区赶来，把总统府围得水泄不通。
4月14日，查韦斯重返总统府。卡莫纳遭到软禁，并被指控实施叛乱和篡夺总统职位。当法庭下令把他投入监狱时，他寻机逃入哥伦比亚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分析家认为，卡莫纳之所以能够潜逃，是“因为大规模的反查韦斯示威游行迫使那些部署在他家的政府警卫人员撤离”。佩雷斯-雷考逃往佛罗里达，在比斯坎岛的一处公寓避难。查韦斯政府的调查人员搜查了他在加拉加斯的寓所，从那里搜出大量军火。查韦斯政府声称，从那里搜出的物品包括国民警卫队的制服、防弹服、枪弹、望远镜、狙击步枪、夜视镜、防毒面具、警用徽章和摩托车。佩雷斯-雷考把这一说法斥为查韦斯政府的栽赃诬陷。他给《宇宙报》送去一封信，坦承自己拥有武器，因为不断有人威胁绑架他们，目的是保护家人的安全。
第一部分 第二章 石油控制权之战(3)
在幸运地逃脱政治灾难、甚至是死亡威胁之后，查韦斯以更为坚定的意志推行自己的石油政策。他继续向古巴输送石油，不惜为此与华盛顿产生更多的摩擦。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援助自由古巴委员会（CommissionforAssistancetoaFreeCuba）是负责古巴事务的美国官方宣传机构。它在2004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要想让古巴发生政治变动，就必须阻止委内瑞拉向古巴出口石油（这无异于要求对古巴实行禁运）。最近，查韦斯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谈及委内瑞拉与古巴之间备受争议的能源合作。他说，这一例证显示“我们在反新自由主义之战中应当如何运用石油资源”。
与此同时，查韦斯关注着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动向。为了与公司管理层实现和解，他让一些被解职的经理恢复职务。不过，他还是打算把该公司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就意味着该公司必须向政府交纳更高的税收，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和劳务成本，遵守欧佩克的石油生产配额制度。但是，无论是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还是整个国家，都没有走上正轨。由于“四月政变”的干扰，石油的生产、提炼和出口都出现大幅下滑。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3年之内迎来5位总裁。为了扭转危局，查韦斯不得不向一位老朋友求助。
在维也纳，单枪匹马挽救了查韦斯的阿里-罗德里格斯正在为加强欧佩克的国际地位而努力工作。然而，处于美国和国内反对派夹攻之中的查韦斯需要他回国协助自己。现在，只有他有能力驾驭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与易于冲动的查韦斯不同，他具有非常务实的作风。在总统的再三劝说下，罗德里格斯同意辞去欧佩克秘书长职务，回到加拉加斯担任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总裁。他在后来回忆到，做出辞职的决定并不容易。不过，他说：“我应当在祖国面临危局时伸出援手。这是总统交给我的重要职责！”由于罗德里格斯入主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他所属的左翼政党“所有人的祖国”进一步加强了自身在执政联盟中的地位。此前，该党的成员已经在担任教育部长和劳工部长。事实上，“所有人的祖国”的成员比查韦斯所属的“第五共和国运动”的成员具有更为老到的政治经验。新职位给罗德里格斯带来巨大的挑战。尽管他有着丰富的外交和谈判经验，却从未经营一家大公司。在这个80%的人口挣扎于贫困之中的国家，他决心使这家年销售额达到500亿美元的企业成为缩小国民贫富差距的有力武器！
刚刚就职4个月，罗德里格斯就遭遇了一场政治危机。2002年11月，反对派宣布发起一场大罢工，目的就是要把查韦斯赶出总统府。查韦斯拒不承认这是一场“罢工”。他说：“罢工是工人的权利！我们就是靠罢工进行战斗。正是通过罢工，工人们能够从老板那里讨回被损害的权利！”一些评论家把2002年底至2003年初的这一劳工运动称为一场“停工”。包括3万名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内的大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雇员加入其中。查韦斯把发动这一停工的组织者斥为蓄意破坏。
查韦斯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一间政府办公室里，查韦斯惊讶地看到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电脑系统如何遭到电子攻击。他回忆道，电脑系统简直发疯了！突然，“一个男孩子来了。他是一个电脑黑客，随身带着一个小装置。我对他说：‘你会巫术吗？’（一片笑声）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拿着一个小装置走过来，并对我说道：‘这里有一场电子战！’”记者、社会学家维尔珀特认为，这场停工主要由经理和白领技术人员发动，电脑控制系统被他们关闭了。“以前，我对电脑黑客一无所知，”查韦斯说笑道，“现在，我知道了不少！”他指出，反对派完全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在马拉开波湖制造石油溢漏。不过，从长远看，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电脑系统能够承受这些严重破坏。委内瑞拉政府认为，因特萨公司正在盗取委内瑞拉情报，涉嫌制造破坏。查韦斯在后来指称，国际科学应用公司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内部信息透露给中央情报局。在罗德里格斯看来，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罢工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帮助美国加强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实际上，查韦斯很难承受石油部门停产带来的冲击，委内瑞拉80%的出口收入和一半多政府税收来自石油！罗德里格斯亲自前往位于东部的克鲁斯港炼油厂，为那些坚持生产的技术人员鼓舞士气。这是当时委内瑞拉境内唯一坚持生产的炼油厂。“武装的游击斗争是一种被我抛弃的斗争方式，”他说道，“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挽救民主的斗争！”年已65岁的罗德里格斯身体虚弱，需要依靠手杖出行，但他仍然坚持走入工厂的控制室，为那些精疲力竭的工人们打气助威。他把夜班工人们召集起来，鼓励道：“那些罢工的经理们自以为是石油业的主宰。然而，你们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工人们正在赢得这场战斗！”这些工人必然深受鼓舞，但罗德里格斯面前的形势依然严峻：全国各地的石油终端、井架和输油管都陷入瘫痪；从12月初以来，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基本上被切断；全国原油日产量不足20万桶，精炼石油产品更是少得可怜，克鲁斯港炼油厂的产量仅为正常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形势如此糟糕，以至于委内瑞拉不得不前所未有地从巴西进口燃料。停工造成加油站无油供应，许多委内瑞拉人在加油站门口排起长队。尽管如此，罗德里格斯坚信他和查韦斯能够赢得胜利。在他看来，没有在2002年“四月政变”之后惩戒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经理层是一个错误。
查韦斯政府显然同意这一观点，毫不犹豫地解雇一大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经理以及3.3万工人之中的1.8万人。政府的理由是，这些人连续数月不参加工作，给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最终，查韦斯占据上风，停工在2003年2月终止。尽管如此，罗德里格斯指出，使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经营重回正轨依然是一项艰巨任务。那些被解雇的公司职工实际是勘探、生产、运输、提炼、商务、供给和财务领域的骨干力量。在失去这些人力资源后，公司不得不培训新员工。同时，罗德里格斯还聘用退休员工以便救急。这一停工事件使委内瑞拉的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国家的石油日产量从265万桶急剧下跌至25万桶。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花费数月时间，才使原油产量和提炼能力恢复正常。停工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40亿美元。在2003年第一季度，委内瑞拉的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8%。
查韦斯能够于绝地扭转危局，令所有人感到惊讶。我在1999年至2000年访问委内瑞拉期间，绝不曾料到这位委内瑞拉领导人居然可以成为一个西半球、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响亮人物。2002年，我在英国关注着“四月政变”，感到查韦斯已经无力支持下去，他已经难以招架美国与委内瑞拉反对派的联合攻势。我以为他很有可能会重蹈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的覆辙，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失去政权。然而，查韦斯及其助手罗德里格斯似乎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查韦斯挫败了军事政变，经受了石油业停工的考验，甚至成功地借助这个机会扩大了自己在南美洲的影响力。他在乔治-布什面前充分证明石油能够成为一件强大的地缘政治武器！
查韦斯赶走那些持反对意见的经理们，牢牢地控制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他认为这家企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机遇”，能够使政府更有力地推行政治和社会计划。他的动作非常之快，让那些原本已经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政治评论家们大吃一惊。阿里-罗德里格斯决定关闭因特萨公司，解雇其员工。委内瑞拉最高法庭命令该公司把会计资料交给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委内瑞拉政府的这一决定感到极为不满。它认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是在擅自把因特萨公司的资产据为己有，因而必须为此支付赔偿。它的决定给查韦斯政府敲响了警钟。一位委内瑞拉官员说道：“指责委内瑞拉没收美国人财产可是一件大事。这也许就是对查韦斯的新一轮攻击的开始！”
第一部分 第二章 石油控制权之战(4)
接下来，查韦斯把目光投向他的主要目标—“播种石油”。2004年，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150亿美元预算之中的17亿被用于资助社会项目。后来，这一资金份额涨至每年40亿美元。人们在位于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总部可以看到一幅壁画。画面正中是查韦斯与一个孩子，他们的下方则是一口油井。壁画上有一条标语：“在2005年推进玻利瓦尔革命！”（西蒙-玻利瓦尔是委内瑞拉独立战争领导人，是查韦斯的崇拜偶像）阿里-罗德里格斯曾说道，“新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正在竭尽全力帮助这个国家消除“让少年游荡街头、让穷人目不识丁、让群众缺医少药的耻辱”。到目前为止，数十亿美元的社会支出似乎已经产生效果，查韦斯至少可以借此赢得2004年8月举行的全民公决。
查韦斯已经采取许多措施，旨在保证国家的石油收入。例如，他向外国石油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委内瑞拉在朱斯蒂时代向外资开放石油部门。从那时以来，委内瑞拉已经从外国投资中获得250亿美元的收益。2005年，共有22家外国石油公司在其境内开采石油。查韦斯决心迫使所有外国石油公司遵守2001年颁布的《碳氢化合物法》。他宣布，那些在奥里诺科石油带开采石油的外国石油公司必须缴纳更高的税收。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谈判代表们感到非常恼火，表示公司是在“被迫”支付新的税收。查韦斯多次表示，决心改变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过于依赖美国市场的状况。随后，他尝试把西提戈公司（CITGO）的部分资产出售。这家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分公司在美国拥有8家适于处理委内瑞拉重油的炼油厂和大约1.4万家加油站（主要分布于美国东部）。查韦斯抱怨到，该公司出售给美国的每一桶石油都有2美元的折扣。他说：“我们正在补贴美国的财政预算。”他还强调，该公司的销售合同是他在1999年就任总统之前签署的。根据西提戈公司的财务报告，该公司在2004年向委内瑞拉政府支付4亿美元的红利，同时向美国政府缴纳数目大致相同的税收。委内瑞拉能源和矿业部长兼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董事长拉斐尔-拉米雷斯在2005年2月宣布冻结扩大西提戈公司经营规模的计划。
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查韦斯无疑正在远离美国。为了使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市场多元化，查韦斯计划把更多的石油输往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对华出售石油是一个战略问题，”拉米雷斯指出，“忽视中国市场是错误的。要知道，中国人正在减少使用煤炭，转向那些更为高效的燃料。”2004年12月，查韦斯在北京说道：“我们与中国达成协议，将要开发位于委内瑞拉东部的15个油田。这些油田的储量超过10亿桶。很大一部分开采出来的石油将出口中国。”他还表示，委内瑞拉希望成为印度的“可靠而长期的”石油供应国。2005年3月，委印两国缔结能源合作协定。从委内瑞拉向亚洲出口石油面对着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希望通过纵贯巴拿马的输油管道把石油运送至该国的太平洋沿岸港口。此外，该公司还在考虑修建一条输油管线，使其穿越委内瑞拉北部边界，直达哥伦比亚的太平洋海岸港口。委内瑞拉向亚洲出口石油遇到的其他问题有：中国缺乏对重油的提炼加工能力；漫长的路途使输往中国的石油有着很高的运输成本；巴拿马的石油管线每天需要把10万桶厄瓜多尔石油从太平洋沿岸运至大西洋沿岸。分析家认为，巴拿马的石油管线不可能在输送厄瓜多尔石油的同时，把委内瑞拉石油输往相反方向。有人担心，中国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兴趣可能是短暂的，因为中国正在靠近其海岸的南中国海开发石油和天然气。
查韦斯真的敢于顶撞强大的北方邻居吗？分析家对此持怀疑态度。目前，委内瑞拉的60%出口石油都由美国购买。委内瑞拉政府想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的想法很难实现。事实上，美国市场靠近委内瑞拉，运输成本低廉，美国的炼油厂也适于处理委内瑞拉的高硫石油。最近的一些迹象表明查韦斯对美国的态度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对抗意味。委内瑞拉外交部长表示，总统无意削减对美国的石油出口。查韦斯在2005年3月公开表示想弥补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希望每天继续向美国输送150万桶石油，希望继续与美国做生意！”他还说，“我们的言辞有时候比较尖刻，但那只是针对他人的侵犯行径。”他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如果美国想侵犯我们，就不要指望再得到一滴委内瑞拉石油！”他强调指出，这只是“一种假设，我们并不希望真的发生此类事情。希望美国也是如此”。
然而，华盛顿的担忧却在加剧。委内瑞拉出口美国的石油受到任何干扰都会对委美两国关系造成破坏。华盛顿正在为最坏情况的出现进行准备。一旦委内瑞拉中断石油供应，美国经济就会受到巨大影响，因为来自其他地方的石油都会比较昂贵。对美国而言，购买委内瑞拉石油非常划算，这个南美洲国家非常靠近美国的港口。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G.卢格（RichardG.Lugar）对形势十分担忧，因而在2004年要求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GovernmentAccountabilityOffice）详细评估委内瑞拉对美国石油出口急剧减少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卢格希望该办公室审查政府的各项计划，“考虑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努力降低委内瑞拉对美国石油出口大幅下跌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一事件很可能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唯一的选择”(1)
乌戈-查韦斯坚决限制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私有化，同时反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theWashingConsensus）”。这一共识要求政府放松管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执行严格的经济计划，实行贸易自由化。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认为，这一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拉美的情况得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都遵循从“华盛顿共识”派生出来的广泛概念。
“华盛顿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新自由主义划等号。两者都倡导货物和服务的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投资的自由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公共部门的作用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因为公关部门无意、也无力遵循有关利润或市场份额的基本法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新自由主义理念提出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其要义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府开支的削减和出口的扩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出版机构“跨国观察”专门研究企业。它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就是“缩小政府的规模和作用，依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与服务，把穷国融入全球经济”，其本质是要在最大程度上、最有效地利用世界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经济结构调整迫使世界各国解除对外资的限制和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而这些出口产品不是由跨国公司生产，就是出售给跨国公司”。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理念非常相似，后者希望出现一个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许多新自由主义者都喜欢引用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言：全球资本主义是“唯一的选择”。这句话的英文缩写就是TINA（thereisnoalternative）。
罗伯特-B.佐利克（RobertB.Zoellick）也许是“华盛顿共识”的最积极鼓吹者。佐利克出生于1953年，其祖先为德国人。他在伊利诺伊州的内珀维尔长大成人，在大学攻读历史和经济学。他是家族之中第二个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成员。根据他的说法，他在第一次参加国际贸易课程的期中考试时所取得的成绩很平庸。实际上，这个学生的成绩出乎意料地好！1975年，他作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成员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后来，他在哈佛法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继续深造，并获得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在里根总统的第二任期，佐利克在财政部担任特别助理；在老布什政府，他在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手下担任负责经济和农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佐利克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主要官员。乌拉圭回合谈判对改革世界贸易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最终促成世界贸易组织在1995年成立。在老布什政府末期，佐利克进入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担任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和总统助理。由于佐利克对贸易问题有高深见地，老布什让他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参加1991年和1992年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
佐利克在许多会议上展现自己对拉美和经济学的深厚学养，令同事们深为钦佩。这名优等生后来被老布什委派处理拉美事务，负责与墨西哥就缔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谈判。该协定旨在使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实现一体化，从而创造一个拥有3.6亿人口和6万多亿美元产值的大市场。事实表明，谈判过程充满艰辛与波折。美国的劳工组织担心这一协定会使许多美国工人失去工作岗位，因而表示反对。环境保护组织和社会公平组织也持反对立场，认为该协定会对美国的公共卫生和自然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佐利克正是在谈判进程陷入困境时加入进来，作为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直接与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Salinas）打交道。
尽管佐利克在自由贸易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批评者却认为他是一个两面派。国际关系中心是位于新墨西哥州的自由派政策研究机构。该中心的政策主管汤姆-巴里认为佐利克只不过“把自由贸易哲学和自由贸易协定视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在他看来，如果自由贸易会影响美国的利益、尤其是影响选民对政府的支持，佐利克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不折不扣的重商主义者。左派立场的英国杂志《新国际主义者》把佐利克称作“贸易雇佣兵”。他被形容为一个“精明的交易者”，“智力超群、野心勃勃的政策制定者”。佐利克留着两撇小胡子，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戴着眼镜，表情严肃。那些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认为他在谈判时表现得直截了当，却又不失智慧圆融。
佐利克没有在克林顿政府任职，但他必定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发展感到兴奋。1994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众议院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并在参议院以更大优势获得通过。接下来，比尔-克林顿总统邀请西半球各国领导人齐聚美国迈阿密，讨论创建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oftheAmericas）。在迈阿密峰会上，克林顿宣称：“现在，我们可以大声地说：西蒙-玻利瓦尔的梦想终于将在美洲大陆上实现！”克林顿的宏大愿景距离实现之日似乎还很遥远，但许多人表示了支持。包括加拿大、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内的33个西半球国家的领导人赞同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根据克林顿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构想，美洲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从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一直延伸到火地岛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区内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达到13万亿美元，消费者人口多达8亿。1994年，就在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同时，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正式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实际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规则将成为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的指导。
非政府组织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感到担忧，将其视为自然环境的威胁、工人家庭的梦魇。对美国而言，由于大批企业纷纷迁往工资低廉、劳动保护标准较低的墨西哥，整个国家将会损失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对墨西哥而言，政府不得不把比索贬值，以便吸引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必需的外国投资。然而，比索的贬值给墨西哥带来一场经济灾难，800万个中产阶级家庭由此陷入贫困之中。在许多人看来，美洲自由贸易区将迫使西半球各国政府放松管制，实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私有化，因而加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激烈竞争”。批评者认为，企业界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中享有前所未有的优势，有关保护劳工和消费者利益、捍卫人权和加强环保的机制却没有纳入其中。一份报告指出：“数百名企业代表正在向美国谈判代表们献计献策……500多名企业代表在接受忠诚调查之后可以接触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文本。公众所不知道的事实是，企业界实际上正在为美洲自由贸易区编写规则。”一些人指出，新自由模式借助美洲自由贸易区之类的协定大行其道，不断把消费主义色彩浓厚的美国文化推向全世界。记者格雷格-帕拉斯特写道，美洲自由贸易区绝不仅仅是一份贸易协定，“美洲自由贸易区是一种正在形成之中的多国政府（multi-stategovernment），有法庭，有未经选举产生的行政领导。它甚至有权认可或否定一国限制外国投资、约束外国产品销售或管理外资企业污染问题的法律”。
迈阿密峰会表现出一种团结一致的气象，然而，很多人并不认同克林顿的贸易日程。乌戈-查韦斯就不肯接受克林顿的主张，认为他根本就是在曲解西蒙-玻利瓦尔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克林顿的言辞是“给历史真相的一记耳光，是给所有知晓历史和玻利瓦尔理想的人的一记耳光”。当西半球各国首脑在迈阿密举杯祝贺时，查韦斯动身前往古巴。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因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自由贸易区而被排斥在迈阿密峰会之外。很显然，卡斯特罗并不因为自己未曾收到会议邀请而有任何遗憾。他疾呼道，美洲自由贸易区“无疑将导致美国吞并拉美”，被排除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之外恰恰是他的“巨大荣耀”。迈阿密峰会没有反抗者的立足之地，而“我们就是反抗者”。卡斯特罗说，倘若古巴接到邀请，他也乐意到迈阿密走一趟，“好让他们知道，我们绝不惧怕那些法西斯黑手党（古巴流亡者）”。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唯一的选择”(2)
当查韦斯抵达古巴时，发现卡斯特罗已经恭候多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他后来回忆道，“我一直盼望见到他，但从未料到自己能够在机舱门口就能见到他”！卡斯特罗热情拥抱了查韦斯。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的合作与私交都变得愈来愈紧密。对查韦斯而言，能够见到大名鼎鼎的卡斯特罗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幸。两年之前，身为委内瑞拉现役军官的查韦斯闯入人们的视线。他策划一场旨在推翻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AndrésPérez）总统的军事政变。政变失败之后，他被投入监狱。在这段囚禁生涯中，他博览群书。他回忆道：“我读了大量关于卡斯特罗的著作。”那时他就想：“上帝！我在出狱之后一定要见一见菲德尔！”他在入狱两年之后被特赦，并组建一个名为“第五共和国运动”的新政党，其成员包括他昔日的战友和一些左翼政治家。他在前往古巴访问时只不过是一个委内瑞拉政坛新人，卡斯特罗却给予他国家元首一般的礼遇。在此后10年里，两人展开紧密的合作，并产生深厚的友谊。这段友谊之所以能够产生，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两人对“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憎恶！
当查韦斯还是一名年轻军官时，曾切身体会新自由主义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的冲击。委内瑞拉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一场痛苦的经济转型。20世纪70年代，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节节攀升，促使石油进口国竭力削减石油消费，寻找替代能源。北海石油的出现使欧佩克在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下降。1983年，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出现大幅贬值，整个国家陷入一场经济灾难之中，习惯于大手大脚消费的委内瑞拉人因此受到极大的心理震动。刚中了头彩的委内瑞拉却在猛然间发现那张彩票不知给丢到哪里去了！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圣贝纳迪诺的居民（例如我的房东）受到的打击尤其沉重。房东先生靠做生意发达起来。等到2000年，他却不得不依靠向外国人出租自己公寓的房间过活。在我看来，这所公寓从1973年被购入以来就不曾有过任何变化，家具陈旧过时，墙壁上悬挂着廉价的油画。人们告诉我，圣贝纳迪诺原本是一处繁华所在，3个街区之外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修建的极为豪华的阿维拉饭店。想当年，这个饭店可是一处令所有加拉加斯人艳羡的地方！现在，贫民区与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在圣贝纳迪诺混杂在一起。我栖身的这座高层公寓楼大概兴建于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楼门口有保安人员。楼内有一处破旧的超市，似乎在开办之后从未经过修缮。加拉加斯晚间的气候非常宜人，我很想趁着夜色外出散步。然而，房东警告我，加拉加斯街道在夜晚极为危险。的确如此，圣贝纳迪诺的商店在晚上七点半就打烊了。我在夜晚时常会听到外面有枪声响起。
想要使这个曾被誉为“南美洲的沙特阿拉伯”的国家面对现实绝非易事。委内瑞拉需要偿还那些在石油繁荣时期举借的国际债务。然而，石油收入一直在下降，它很难偿清自己拖欠的380亿美元高额债务。基督教社会党（COPEI）人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LuisHerreraCampins）在1979年至1984年期间担任总统。他试图使国民面对艰难的现实，因而大幅削减公共开支，成为推动委内瑞拉转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先导。民主行动党人海梅-卢辛奇（JaimeLusinchi）在1983年当选总统，开始尝试应对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他的办法是沿着坎平斯总统的道路走下去，实行严格的财政预算，削减社会开支，与债务国谈判还债问题。然而，这些措施的收效不佳，委内瑞拉的失业现象愈来愈严重，通货膨胀一路飞涨。很显然，委内瑞拉的领导人还没有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做好准备。即使在经济形势较好的20世纪70年代，贫困问题依然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等到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国家的社会形势出现急剧恶化。分析家指出，到20世纪90年代，委内瑞拉的大多数人口都处于贫困之中。在今天的加拉加斯，贫困现象可谓触目惊心。随着形势的恶化，选民越来越失去对选举的兴趣。许多人认为传统两党体制之下的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腐败，缺乏代表性，无力管理国家经济”。当1988年大选来临时，委内瑞拉人把希望寄托在当年把石油工业国有化的传奇政治家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身上，盼望他能够使这个国家重现繁荣昌盛。
佩雷斯终身从事政治。1922年，他出生于委内瑞拉西部塔奇拉州的鲁维奥。佩雷斯的父母一共育有12个子女，依靠种植咖啡为生，社会地位卑微。1935年，一家人迁往加拉加斯。佩雷斯进入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攻读法律，后加入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创建的民族民主党（后更名为民主行动党）。佩雷斯在党内的地位上升得很快。梅迪纳-安加里塔在1945年被一场政变推翻，而佩雷斯就在这时候担任了贝坦科尔特的秘书。没过多久，委内瑞拉发生军事政变，希门尼斯军政府执掌大权，他不得不流亡海外。直到军政府于1958年垮台，他才得以返回祖国。他曾先后当选委内瑞拉国会众议院议员和参议员。1963年至1964年，他在政府担任内政部长，以强硬措施镇压左派游击队。佩雷斯的政坛生涯可谓坦荡，在1973年顺利当选总统。那时的佩雷斯人届中年，有些秃顶，蓄着连鬓胡子。他敢于批评美国贪得无厌，大胆地推行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把包括壳牌石油公司和埃克森石油公司在内的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在他当政时期，委内瑞拉还没有出现困扰坎平斯政府和卢辛奇政府的经济问题。那时，这个国家的财富在不断增长。阿拉伯世界对西方发动的石油禁运使委内瑞拉大发一笔横财，政府收入增加170%。既然手头握有大把钞票，佩雷斯便进行一系列宏大的建设工程。然而，滚滚石油财富也带来了严重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佩雷斯在1979年卸任之后，差一点因为一场秘密回扣丑闻而遭受司法指控。
等到1988年，委内瑞拉已经难以承受经济衰退带来的严重损失，也厌倦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佩雷斯因此有望东山再起。最终，他成功赢得大选，而他在竞选时的言行不免使人联想起他在第一任期的民众主义作风。他曾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痛斥为“杀害人民的炸弹”。许多人不免猜测，他在当选之后一定会与“华盛顿共识”决裂。他的竞选活动如此成功，以至于委内瑞拉左派政党也对他表示支持。再次执政之后，佩雷斯对委内瑞拉的糟糕经济状况进行全面调查，才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场财政与债务危机。佩雷斯的支持者惊讶地发现，新总统的政治立场已经发生360度大转弯，因为他从高级管理研究学院挑选一批人物负责领导他的经济班子。这种任用商界精英担任内阁部长的做法无疑与他的竞选诺言相悖。很快，佩雷斯政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指导原则，制订一份新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经济改革计划，其措施包括削减社会福利和补贴、放开物价和放松对工资的控制，委内瑞拉穷人的利益无疑会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害。之后，总统宣布燃料价格将上涨100%，公共交通的价格将上涨30%。这一消息彻底激怒了公众！石油是委内瑞拉人心中的骄傲，“廉价石油是使人们从这个国家最丰厚公共资产受益的基本方式”。一位政治评论家写道，委内瑞拉人“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回应佩雷斯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1989年2月27日，抗议者聚集在加拉加斯的各个公交枢纽。学生们占领加拉加斯的一处重要的公交总站，抗议票价上涨。接下来，他们涌向行车道，断绝了这一公交站的汽车出入。再后来，他们修建路障，封锁了加拉加斯的一条主要道路。委内瑞拉的其他主要城市也有抗议车票涨价的游行示威活动。
这场抗议发生时，我正在美国的伯克利学习拉丁美洲史。委内瑞拉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确令我感到震惊。然而，那时的我对南美洲国家缺乏深入了解，不曾对委内瑞拉产生什么兴趣。我的兴趣主要放在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arabundoMratíNationalLiberationFront）。要知道，这个政党的游击队正在勇敢抗击美国的军事干预。一位来自委内瑞拉的讲师参加了我们的政治学课程，与我们共同讨论加拉加斯的抗议事件。在我看来，委内瑞拉与中美洲发生的这些事件似乎毫无政治关联。我很快就忘掉了课堂上的讨论内容，继续关注来自中美洲的消息。1989年11月12日，校园报纸《加利福尼亚人日报》刊载一篇报道，其标题为《校园团体抗议通用动力公司的新兵招募活动》。一位校园记者在这篇报道里写道，30名抗议者（包括我在内）阻止了一家国防业务承包商进行的招募新兵活动。抗议者占领了招兵大厅，他们手中的抗议标语谴责美国卷入萨尔瓦多的内战。实际上，如果我或者其他激进派学生稍微关注一下，便会对委内瑞拉的形势产生兴趣。也许会有人说，正是1989年2月27日在委内瑞拉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后来的反全球化运动。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唯一的选择”(3)
2月27日，加拉加斯的学生抗议活动很快发展为一场有市民广泛参与的骚乱。在公交总站聚集的抗议者愈来愈多。他们开始阻断市区交通和修建路障。接下来，抗议者开始纵火焚烧一辆公共汽车，四处抢掠。这些抗议者被称为“加拉加索（Caracazo）”，其含义为加拉加斯的“暴力风暴”。抗议群众呼喊着政治口号“老百姓在挨饿”，“人民无比愤怒”，“人民受够了谎言”。一些评论家认为媒体对“加拉加索”的报道有偏颇之处，过于关注其中夹杂的抢掠和暴力现象。一项报道这样写道：“人们冲进商店，在掠取商品的同时哼着国歌，许多人手中还拿着国旗。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排成长队，不慌不忙地劫走商店的货物。”因此，“加拉加索”是“工人阶级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种半有组织的表达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带有政治色彩）”。
示威活动愈来愈变成一场骚乱，佩雷斯总统却还是犹豫不决。他前往一个州进行视察，并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巴望着暴力行径会自行消失。随着形势的恶化，他不得不于2月28日宣布在首都实行戒严，派军队维持社会秩序。年轻的军官查韦斯随部队驻扎在总统府内。他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国内局势。在至关重要的那一天，他因为出麻疹而发起高烧，医生让他回家静养。查韦斯听从了医生的安排，但他先前往蒂乌纳军营，让一位朋友给他提供一些汽油。当他到达军营时，发现那里的情况非常微妙。“我看到他们正在调动部队，”他在后来回忆道，“于是，我询问一位上校：‘士兵们要去哪里？’他们正在调动的士兵都属于后勤人员。这些新兵没有接受过作战训练，更不用说什么巷战。他们手里的步枪都会让他们感到畏惧！”上校答道：“上街！到大街上去！他们下达的命令就是尽一切努力平息事态。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委内瑞拉人惊讶地发现加拉加斯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首都连续数天处于混乱之中，犯罪团伙在大街上横行霸道。军队采取强硬的镇压措施，其间夹杂着大量侵犯人权的现象。一位目睹混乱现象的军官回忆道：“有时候，伤者想在医院接受救治都很困难……人们在那里排成长队，其中有许多带着孩子的妇女……排队时间长达数个小时。此情此景着实令人感到羞愧！”在穷人聚居区，军队的镇压行动尤其残酷。3月1日，军人在佩塔雷贫民窟向人群开枪，20多人丧命。骚乱在3月4日终于平息下来，396人被夺去生命（大多数死者都死于军队的枪口之下），数百家店铺遭到洗劫。佩雷斯总统总算捱过了这场危机，但委内瑞拉民众再一次显示了他们对“华盛顿共识”和商界精英的强烈敌视态度。“加拉加索”使佩雷斯总统及其偏袒商界利益的同僚们感到震惊。两党体制已经失效，新自由主义改革变得声名狼藉。既然如此，精英集团又怎能指望控制不安定的街道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军队内部出现不稳定的种种迹象。民众只是在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委内瑞拉政府推行的严厉措施，因此，一部分军人对政府下令向他们开枪而心怀不满。查韦斯在病愈之后对国家的政治形势进行了分析。他在后来说道：“1989年2月27日……在我的一生之中留下深刻印记！”他一直对委内瑞拉的两党体制持批评态度，因而与3名同伴在1982年组建了“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MovimientoBolivarianoRevolucionario200）”。（1994年，他在该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了“第五共和国运动”）。史蒂夫-埃尔讷长期担任委内瑞拉东方大学的经济史教授，是委内瑞拉政治事务专家。他认为查韦斯等人最初之所以成立“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目的就是要打击石油繁荣时期滋生的腐败猖獗现象，重建一个清廉政府。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动荡、特别是“加拉加索”发生之后，该组织开始认真分析委内瑞拉的社会、经济形势。“加拉加索”发生之后，查韦斯意识到，“我们已经走上一条誓不回头之路。我们决意拿起武器进行抗争，绝不效忠于一个屠杀人民的政府！”。由下级军官和一些左派人士组成的“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开始为一场军事政变进行筹划。佩雷斯总统终于意识到，如果还想继续掌权，就得改变自己的政策。因此，他修改了一些备受争议的措施。他的改革计划降低了国家的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赤字，却使失业率激增，贫困问题也变得更为严重。一系列的经济指标都令佩雷斯感到沮丧。1989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由46%升至62%；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4%升至30%。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委内瑞拉扩大了石油生产，由此带来的收入使佩雷斯可以暂时松一口气。然而，他的支持率正在不断下滑，社会冲突并未出现缓和的迹象。恰恰相反，委内瑞拉社会宛如一口再也撑不下去的压力锅。现在，使它爆炸的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一名敢于站出来为民请命的英雄人物！
从某种程度上看，查韦斯与佩雷斯总统之间不应当出现对抗。两人都来自委内瑞拉西部，有些相似的卑微出身。正是在佩雷斯的第一个总统任期，21岁的青年军官查韦斯获得总统颁发的佩剑。佩雷斯曾经敢于蔑视美国，谴责它对第三世界推行的经济政策。然而，他在后来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以至于被视为两党体制失效的象征。1992年2月4日，查韦斯中校开始行动了！这一天的午夜，他指挥6000名士兵袭击加拉加斯等4座城市。即使在几年之后，查韦斯仍然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认为这场政变是“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独裁统治，反对《菲霍角协定》的独裁统治，反对委内瑞拉寡头集团的独裁统治”。①
大量坦克和装甲运兵车驶过城市街头，反叛者的武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伞兵和装甲部队控制了城市的要害地点，包括一处靠近加拉加斯以及总统宅邸的空军基地。刚刚入睡的佩雷斯接到国防部长打来的紧急电话，得知马拉凯发生军人政变。《时代》杂志的记者说，查韦斯手下的一名士兵清楚地看到了佩雷斯，但他有些缺乏勇气，因而没有开枪。佩雷斯迅速离开宅邸，通过一条秘密通道赶到位于加拉加斯中心的总统府。此时，政变部队正在用迫击炮和步枪攻击总统府。查韦斯在位于拉布拉尼谢历史博物馆的总部指挥战斗，下令向总统府发起攻击。佩雷斯在考虑一番之后，决定向全国人民求助。于是，他在贝内维希翁电视台发表电视演讲。佩雷斯非常幸运，因为政变军人未能使平民百姓像1989年那样走上街头。查韦斯未能夺取总统府，因而意识到政变已经失败。政变发生12个小时之后，他答应投降，条件是允许他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查韦斯头戴那顶标志性的伞兵贝雷帽，宣布自己为这场政变承担一切责任。他呼吁自己的同伴们缴械投降，并宣布：“现在，我们无法实现事先制订的目标。”政变结束时，15名士兵和数十名平民死亡。查韦斯被押送到蒂乌纳军营，“一处宁静、整洁的场所，有一片片草坪，刚刚粉刷过的军营和马厩”。查韦斯被送进楼上的一间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来。后来，他被投入亚雷监狱，并将在那里服刑两年之久。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唯一的选择”(4)
佩雷斯再次显示了他的政治生存能力。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委内瑞拉下层居民坚决反对他的经济改革，但大多数中上阶层人士支持他的政策。很显然，佩雷斯认为必须进行一场新自由主义改革。然而，后来的情况表明，时间并未站在佩雷斯及其新自由主义同盟者一边。对“华盛顿共识”的下一个打击来自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地方—墨西哥！
我在即将毕业时向朋友们打听，如何在拉美工作和生活？事实上，我非常渴望了解美国以南的广大区域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别人告诉我，位于墨西哥米却肯州的莫雷利亚是一处殖民地时期修建的古老城市，那里正需要一批英语教师。于是，我乘坐飞机前往圣迭哥，从那里向南穿越了墨美边境。自从1910年至1917年革命结束以来，墨西哥一直处于革命制度党的统治之下。当我乘坐大巴穿越荒凉的加利福尼亚半岛时，那些在崖壁和巨石上书写的革命制度党大幅标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0世纪90年代，许多革命制度党领导人已经背弃了该党的政治原则，在墨西哥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就如同佩雷斯在委内瑞拉的所作所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那位竭力推动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SalinasdeGortari）总统。授课之余，我经常前往莫雷利亚的市场购买一份著名的墨西哥左翼报纸《每日报》。这份报纸上总是有许多萨利纳斯抨击公共土地制度的报道。他坚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决意把这些受到1917年宪法保护的公共土地私有化。然而，农民们认为这些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萨利纳斯的决定自然在全国招致巨大的争议。
我很想评估一下墨西哥人对革命制度党政策的看法，因而和那些与我同住一栋公寓楼的学生们进行交谈。大多数学生似乎对萨利纳斯或政治毫无兴趣。一些学生不喜欢我的问题。他们的家庭一直都是革命制度党的支持者，因此，他们不能批评这个政党。在我看来，政治对他们的吸引力似乎远不如美国的流行音乐。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对B.特拉文（B.Traven）的小说产生强烈兴趣。20世纪20年代，这个谜一般的德国人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在墨西哥流亡。他那部描述金矿矿工的小说《马德雷山的财富》被改编为电影，其男主角是汉弗莱-博加特。我特别喜欢特拉文以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为背景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特拉文曾在地形崎岖的拉坎东热带雨林旅行，并在其作品中生动地描述了玛雅印第安人的社会状况以及他们反对政治压迫的英勇斗争。这段墨西哥生活即将结束时，我动身前往墨西哥城，在那里换乘前往恰帕斯州的长途大巴。车行12个小时之后，我便可以看到在路边走动的印第安人。那些印第安妇女背负柴禾的方法非常独特：她们用一根皮带捆住柴禾，把皮带的另一端缠绕在自己的额头上。很不走运，我的后背变得疼痛起来，不得不休息一下。后来，我有机会参观一处印第安人村庄，并观看了村子教堂的宗教仪式。为了解闷，我还参观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的人类学博物馆“美洲虎之家”。在旅行的最后一天，我乘坐大巴前往墨西哥与危地马拉边境游览几处湖泊。一位面容苍老的印第安人也搭乘这班汽车。他的憔悴外表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萨帕塔游击队发动武装起义的消息传来时，我不禁想起那位印第安人。现在，玛雅印第安人正在向全世界宣示，他们再也不会忍受存在几个世纪之久的歧视与不公正。萨帕塔民族解放军（ZapatistaArmyofNationalLiberation）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反对西半球各国领导人在迈阿密峰会上形成的所谓“团结合作”，要求实行自治和彻底的农业－土地改革。墨西哥政府对印第安人竟然敢于挑战新自由主义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做法感到震惊，迅速向南部地区派出军队。数百人死于随后发生的暴力冲突，政府军和游击队逐渐陷入相持状态之中。萨帕塔游击队未能击垮北美自由贸易区，却赢得很高的国际声誉。他们的发言人是神秘的副司令马科斯。他总是戴着黑色的滑雪面罩，吸着一支烟斗，被视为反全球化运动的象征。1996年，萨帕塔游击队在恰帕斯州举行一场名为“人性与反新自由主义洲际会议（IntercontinentalEncounterforHumanityandagainstNeoliberalism）”的国际会议。政府和游击队恰帕斯州在此时一度出现难得的休战，但战火在1997年重新燃起，45个农民死于非命。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前中校乌戈-查韦斯得到委内瑞拉的特赦。很快，他有了自己的政党“第五共和国运动”。他前往墨西哥城进行访问，并在那里宣布将参加1998年的委内瑞拉大选。应马科斯的邀请，查韦斯参加了萨帕塔印第安人从恰帕斯州到墨西哥城的长途游行。当着萨帕塔游击队成员的面，查韦斯表示在当选总统之后会反对新自由主义。这无疑是一件令克林顿政府感到担忧的事情。尽管萨帕塔游击队已经为反全球化运动赢得一场重要的心理胜利，但他们毕竟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一旦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大选中获胜，就意味着一个重要的南美国家、一个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可能会坚决反对“华盛顿共识”。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唯一的选择”(5)
委内瑞拉精英阶层的著名人物古斯塔沃-西斯内罗斯（GustavoCisneros）不会喜欢查韦斯的激进构想。1945年，西斯内罗斯出生在委内瑞拉，其家族有古巴血统。2005年，美国的《福布斯》杂志估计他拥有价值50亿美元的财产，在世界富豪榜上名列第59位。他的经商本领学自其父迭戈。当别的年轻人都跑去度假时，西斯内罗斯却喜欢观察父亲如何操持生意。早在20世纪30年代，迭戈靠着一辆汽车搞起一家送货公司。他还把一个特许经营小摊发展成一家百事可乐灌装厂，批发百事可乐。迭戈为儿子树立了一个生意人榜样。到1960年，迭戈有了足够的资本开办贝内维希翁电视台，并使其发展为委内瑞拉的最大广播公司。现在的贝内维希翁电视台因为向美国的西班牙语频道乌尼维希翁电视台（西斯内罗斯控制了它的多数股份）出口电视剧和色情肥皂剧而出名。西斯内罗斯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在美国接受教育，年仅25岁便掌管家族生意。他在10年之内把公司变为一家享有声誉的国际性企业，甚至还控制了斯伯丁（世界最大的运动产品企业）这样的著名企业。到20世纪80年代，西斯内罗斯家族不仅在资产上无人可及，在政治上也变得极有影响力。曾在1986年至1989年担任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的奥托-赖克与西斯内罗斯家族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1995年，西斯内罗斯把目光投向一系列更宏伟的计划。他采取一个大胆举动，把斯伯丁公司出售，筹措到2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然后，他开始打造他的传媒帝国。在拉美，能够与西斯内罗斯的传媒帝国相匹敌的只有鲁珀特-默多克和巴西的传媒集团环球电视台。西斯内罗斯与花花公子公司建立合作，把北美的色情影视作品带给拉美观众。他成立两家成人电视台“花花公子拉美台”和“拉美成人台”。被追随者誉为“远见卓识”的西斯内罗斯成功地建立一个帝国。他不仅对委内瑞拉感兴趣，还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签署价值2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希望借此把该公司引入拉美市场。《拉美首席执行官》的报道写道：“他成功地把自己的企业从国内推向整个地区，伸入伊比利亚美洲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西斯内罗斯是第一个带有全球视野的拉美媒体大亨。他的传记认为这位亿万富翁不仅觉察到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还牢牢抓住这些机遇！
西斯内罗斯的50亿资产不仅仅来自于媒体。他的企业帝国不仅庞大，还具有多样性。他控制着汉堡王（委内瑞拉）公司、必胜客（委内瑞拉）公司、塞勒维塞里亚（地区）公司、委内瑞拉小姐游行庆典公司、安戈斯图拉矿业公司、贝内维希翁国际电影公司。西斯内罗斯集团还拥有许多超市、快餐店和影视产品专卖权。他还是泛美饮料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最大灌装企业之一）的董事会成员。
无论品味还是生活习惯，西斯内罗斯都是一个国际化的人物。他被人们形容为“温文尔雅”。他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公寓里挂着西蒙-玻利瓦尔的肖像画、家人的照片以及一幅他与教皇的合影。他热衷于收藏艺术品，与妻子帕特里夏-费尔普斯-德西斯内罗斯出资开设有关委内瑞拉土著人文化的人类学展览。西斯内罗斯这样的人当然是西半球自由贸易的热情支持者。迈阿密峰会结束之后不久，他就在1995年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参加一场有政府和企业界人士参与的讨论会，探讨“企业界认为有助于推动西半球自由贸易的领域”。西斯内罗斯等大企业家很乐意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后来被交给西半球各国政府参考。在一个有关“进入信息市场的开放途径”的小组讨论会上，西斯内罗斯担任评论人。“现在，拉美决心开展自由贸易，”他说道，“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将提高拉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将使政府放松管制，停止干预市场，不再误导经济，等等。”
西斯内罗斯对即将到来的1998年大选进行仔细估量。查韦斯的获胜将给他的经济利益和在拉美的发展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选民在这场大选中表现出明显的阶级分野，有人不免担心会出现骚乱。随着担心的加剧，人们开始涌入超市抢购生活必备品，取款人把自动取款机围得水泄不通。大投资者感到担忧，精英阶层的许多成员收拾行装，准备前往迈阿密躲避风头。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查韦斯及其反新自由主义之战(1)
1992年之后，查韦斯崛起为一个旁人无可争锋的政治人物，而佩雷斯的星光日益黯淡。1992年之前，查韦斯不过是一个寂寂无名之辈。然而，政变失败时的一段电视讲话却使他声名大噪。他在讲话中用了“暂时”一词，并愿意为政变承担一切责任。在那些不满于佩雷斯政府经济改革的穷人和边缘群体看来，查韦斯完全就是一个英雄！人们对他的欢迎变得越来越强烈。1992年3月，加拉加斯的戒严尚未解除，一些人就自发地上街发起一场敲锅抗议，要求佩雷斯立即辞职。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位于委内瑞拉西部的查韦斯家乡旅行时，看到许多小镇的公共建筑物上满是支持这位上校的涂鸦，切身感受到人们对他的敬爱。
1992年11月，委内瑞拉爆发另一场试图推翻佩雷斯政府的军事政变（与“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无甚关联）。这场政变同样以失败告终，但佩雷斯因此承受着更为严重的辞职压力。没过多久，街头抗议者如愿以偿地看到这位政坛宿将走到仕途尽头。一个委内瑞拉法庭认为佩雷斯滥用公共资金，因而判他入狱服刑两年零四个月。民主行动党把这位在委内瑞拉政坛沉浮半个世纪之久的政客开除出党。1993年12月，他因为滥用和盗用公共资金而被正式罢免总统职务，软禁在家中。后来，他摆脱盗用资金的罪名，但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在1996年5月认定针对他的其他指控成立。佩雷斯的下台意味着传统两党体制在委内瑞拉的终结。
基督教社会党的元老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Caldera）联合一批党内持异见者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合作组建汇合党（Convergencia）。在1993年的大选中，汇合党靠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赢得胜利。不过，卡尔德拉在当选总统时的得票率仅为30%。曾在1969年至1974年担任总统的卡尔德拉在执政之后停止实施民主行动党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很谨慎地避免对查韦斯及其政变提出任何批评。他甚至下令特赦查韦斯，使后者得以在1994年出狱。埃尔讷认为，这些政变军人在囚禁期间提高了自身的政治觉悟，在出狱之后强烈呼吁重新谈判国家的外债，要求通过税制改革把更多的财富分配给穷人。查韦斯先是着手创建“第五共和国运动”，继而前往古巴会见卡斯特罗，并在墨西哥宣布参加委内瑞拉大选。
如同当年的佩雷斯，卡尔德拉最终也未能坚守自己的立场。当委内瑞拉发生银行危机、资本纷纷外逃时，他背弃竞选诺言，在1995年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谈判，谋求获得经济结构调整所需的14亿美元贷款。他根据该组织的建议制订了经济计划“委内瑞拉议程”，其内容是放松政府管制、实施私有化和削减公共开支，目的是恢复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遏制通货膨胀。西斯内罗斯支持卡尔德拉的政策，认为总统的做法使企业界得以重新树立对委内瑞拉的信心，也使外国投资者再次把委内瑞拉视为一个投资的理想目的地。然而，1998年大选即将到来，古斯塔沃-西斯内罗斯这样的大富翁应该指望谁继续在委内瑞拉推行新自由主义呢？正如大家所料，卡尔德拉的经济政策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委内瑞拉各地不断出现罢工和街头抗议，民众与警察的冲突连连发生。1997年，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高涨，卡尔德拉赢得一些转圜空间，于是提高公共开支，推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实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等到石油价格在1998年出现大跌，卡尔德拉政府不得不削减6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
在此期间，查韦斯提出一套反腐败、反贫困的竞选纲领，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出众的口才大力争取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支持。
金发碧眼的伊雷内-赛斯曾当选环球小姐，后当选加拉加斯的查考市市长。她参加了1998年大选，但不被人们看好。委内瑞拉的中上阶层担心查韦斯获胜，于是一致支持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企业家恩里克-萨拉斯-罗梅尔竞选总统。萨拉斯曾在卡拉沃沃州担任州长，并在任内实施一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例如削减公共开支），此次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为了打败查韦斯，民主行动党与基督教社会党携手支持萨拉斯。距离大选日期不到两个月时，民意测验显示查韦斯的支持率为39%。美联社的报道说，西斯内罗斯曾在1998年10月与查韦斯举行会面，但媒体大亨拒绝就此次会面发表公开评论。有报道指出，他决定采取两面下注的办法，因而让自己的媒体发布有关查韦斯的正面报道。不过，他在后来否认自己有过这种做法。克林顿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局势愈来愈感到忧虑。谁都知道，比尔-克林顿不想让查韦斯执掌委内瑞拉的大权。美国拒绝给查韦斯发放前往美国的签证，理由是他曾发动推翻宪法政府的军事政变。查韦斯的胜选会在拉美国家之中产生多米诺效应吗？美国推进的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是否会因此受挫？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在1994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之后未能取得进展。1998年4月（委内瑞拉大选之前几个月），34个美洲国家的首脑聚会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并在会上决定成立一个由各国副部长级代表组成的贸易谈判委员会。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查韦斯及其反新自由主义之战(2)
查韦斯在竞选过程中阐述的经济政策主张颇有前后矛盾之处。他一度威胁停止偿还委内瑞拉拖欠的220亿美元债务，他的另外一些言论也会使西斯内罗斯感到担忧。他允诺增加社会开支，这无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相悖。他还表示要向民众提供得到财政补贴的药品和食物，放缓国家的私有化进程。另一方面，他试图安抚本国的权势集团，因而聘请曾担任美国驻哥伦比亚和巴西大使的迭戈-阿森西奥担任自己的政治事务顾问。阿森西奥后来说道：“人们错误地把查韦斯视为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反对者！”查韦斯曾通过卫星直播向迈阿密的观众发表演讲。他对委内瑞拉的债务问题避而不谈，但表示会在历史性地赢得大选之后继续遵守国家对外国做出的承诺。在谈及先前对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改革进行的猛烈抨击时，他表示自己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一样，只是反对“野蛮的”新自由主义。
查韦斯以56.2%的得票率赢得委内瑞拉大选。这是该国历史上最高的总统候选人得票率。年已76岁的佩雷斯试图在政坛上东山再起，因而组建开放党。1998年4月，他与他的情妇被指控在美国银行拥有远远超过他们的公开收入的存款。负责处理高官腐败案件的维护公共资产法庭下令把他软禁在家中。佩雷斯坚决否认这一指控，声称有人在对他进行政治上的打击报复。为了躲过进一步的司法起诉，他寻求当选国会参议员。他还想报复一下自己的头号政敌—乌戈-查韦斯，于是这样对群众说道：“你们何时听说过，一个独裁者能够真正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佩雷斯在1998年11月如愿当选国会参议员，似乎从此可以摆脱官司的纠缠。最高法院宣布解除对他的软禁。重获自由的佩雷斯在自己的家乡塔奇拉州对支持者高呼道：“我还活着！”大概3个月之后，最高法院驳回有关佩雷斯的指控，因为参议员身份使他享有司法豁免权。不过，他的政敌没有就此停手。根据查韦斯颁布的新宪法，委内瑞拉将产生新一届国会。佩雷斯再度在塔奇拉州参选，却未能再次胜选。他失去了司法豁免权，便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避难，此后活动于圣多明各、迈阿密和纽约三地之间。2001年，委内瑞拉检察官指控佩雷斯没有向公众公布他的银行存款（根据委内瑞拉法律，政治家在就任公职之前以及离任之后都需要公布个人财产）。事实上，这些指控可以追溯到委内瑞拉国会在1993年进行的一次调查，佩雷斯却认为这是“那个人”（显然是指查韦斯）对他进行的政治迫害。与此同时，查韦斯声称佩雷斯企图派人行刺他。后者否认这一说法，却又表示：“他（查韦斯）一定会死得很惨。他活该如此！”
身处蒂乌纳军营办公室的查韦斯不会劳神关注佩雷斯的言论。他正在军官们的辅佐下专心处理国家大事。“你知道吗？”他对一位记者说道，“我在1992年2月放弃抵抗之后，就被关押在这间办公室里！我就坐在那边的沙发上。这里的一切都是当年的模样。”这位来自巴里纳斯州、出生卑微的前伞兵军官走过了一条曲折的人生之路。接下来，他将会如何应对“华盛顿共识”和扭转国家的危局呢？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查韦斯及其反新自由主义之战(3)
1998年，我正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大学历史系学习。我决定专门进行委内瑞拉问题研究，关注对象是曾在马拉开波湖从事石油开采的克里奥尔石油公司。一些同仁对我的选择持怀疑态度，因为很少有学者研究委内瑞拉。他们认为，如果我想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工作，就应该以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这些拉美大国作为论文主题。然而，我在亲身访问委内瑞拉之后，对它生出一种难以忘怀之情，并对美国在这个国家的广泛影响力产生浓厚的兴趣。委内瑞拉当时的政治进程并不吸引我。我仍然记得自己在迈阿密靠着那台破旧电视收看委内瑞拉大选报道的情景。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收看乌尼维希翁电视台记者豪尔赫-拉莫斯发回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有很强的反查韦斯倾向，颇为夸大其词。我对委内瑞拉右翼反对派没有什么好感，对查韦斯的政治实验则抱着一种犹疑态度。新宪法的颁布和新的一院制国会的成立意味着查韦斯在执政第一年获得巨大成功，他的地位得到巩固。不过，我仍然怀疑这位言辞激烈的委内瑞拉总统是不是真的能够阻止美国推动的自由贸易进程。
1999年秋天，我前往英国继续学业。那时，我花费好几天时间在图书馆阅读有关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资料，晚上在学校的电脑室继续工作。媒体上到处都是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报道。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取代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成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努力推动者。批评者认为世贸组织的众多协定仅仅有利于跨国公司和富裕国家，还有人认为美国在该组织中拥有过大的权力。此外，一些人认为许多世贸组织成员以一种不民主的方式批准该组织的相关协定，非常不利于保护民众利益和自然环境。为了更多了解西雅图会议的进展，我经常浏览indymedia.org网站。这家新网站的宗旨就是以一种不同于那些由大公司控制的大众媒介的方式报道新闻。西雅图会议的抗议者呼吁在11月30日举行抗议，以非暴力方式封锁整座城市。抗议者不仅包括大量非政府组织，还有工会、环境保护主义者、人权活动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见解，却一致反对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的自由贸易政策。
我带着极大的兴趣关注有关报道。抗议者在11月30日一大早开始汇合，继而在早上7点30分向将要举办此次世贸组织会议的西雅图会议中心进发。此后，在两个街区那么大的范围里爆发7场较大规模冲突，警方向靠近会场的抗议者喷洒辣椒水。下午3点52分，西雅图市长宣布城市进入紧急状态。由于形势变得愈来愈混乱，华盛顿州州长下令向该城派驻国民警卫队，并实行宵禁。西雅图会议无果而终未必是抗议者的努力使然，但他们的抗议行动的确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赢得广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对世贸组织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不仅催生反全球化运动，更使公众意识到世界贸易中的公司霸权问题。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查韦斯及其反新自由主义之战(4)
在大量阅读indymedia.org网站的报道之后，我开始尝试参与组织新的抗议活动。美国控制的大型金融机构长期在拉美呼风唤雨。现在，美国公众对这些机构的反感情绪似乎在不断加强。200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举行会议。我和许多政治活动者通过电子邮件就此事交流意见。美国活动者呼吁实现国际团结，于是我建议首先在英国组织一场抗议。抗议者在西雅图的秘密武器是电子邮件目录服务器，因此，我也为4月的抗议活动建立一台这样的服务器。在我的主要联系人之中有一位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发送电子邮件时留下的笔名叫做“反乌托邦”。我曾前往伦敦与他会面。这位身材瘦削的工人阶级无政府主义者留着胡须，戴着一顶毛派分子的帽子。在一番商谈之后，我们同意继续扩大与各方的联系。于是，我向英国各地的各类组织发出数百封电子邮件，从而使电子邮件目录服务器上的成员数量迅速增加。我们计划在伦敦大学学院举行一场筹备会议。“反乌托邦”已经为此租赁一间教室。我在踏上前往会场的公共汽车时，暗暗盼望那里能够聚集比较多的与会者。然而，虚拟世界的斗争热情总是很难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与会者寥寥无几，而会议本身不幸陷入为4月抗议活动而没完没了提出的建议之中。我和“反乌托邦”在会后来到伦敦的一家酒馆休息。他很想让我振作起来，于是建议干脆取消此次抗议行动，动员英国活动者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在9月共同举行的布拉格会议。我返回牛津，开始向各个学生团体和当地大学散发这一抗议活动的传单。与此同时，“反乌托邦”与一个名叫“夺取街道”的组织建立联系，并建议我一道参加将在“五一”举行的伦敦反资本主义大游行。我欣然同意。indymedia.org网站的记者对参与此次活动的抗议者进行大量采访。抗议者在路灯杆上悬挂许多标语横幅。尽管一名抗议者用红色油漆污损了一尊温斯顿-丘吉尔的塑像，但其他抗议者的行为是遵纪守法的。我非常感兴趣地注意到，一些抗议者希望创立更为绿色的公共空间，搞所谓的“游击园艺”。尽管旁边就是警察，他们依然大模大样地把许多植物摆在街道上。当抗议队伍来到特拉法尔加广场时，几个头上裹着大手帕的抗议者攻击了一处“公司全球化”的象征—一家麦当劳。这一破坏行动持续几分钟，整间店面变得面目全非，无能为力的警察只能干站在旁边观望。过了一段时间后，当局控制广场的局面，把抗议者围拢在一块较小的区域里。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查韦斯及其反新自由主义之战(5)
对布拉格会议的抗议活动正在紧密的筹划之中。我要在2000年秋天前往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因而无法参加这项抗议活动。尽管如此，我还是与“反乌托邦”等人前往布拉格参加一次准备会。这是一趟辛苦的旅行！我和“反乌托邦”一起乘坐汽车穿越英吉利海峡，又跨越德国的广袤土地。一些英国抗议者在此前从未踏上过欧洲大陆，因而为能够见到那些捷克的志同道合者而兴奋不已。大巴到达布拉格之后，我们乘坐地铁来到这座城市的一个远郊区。会议地点位于一处有机生产农场，可以为参会者提供食宿。我在这里遇到了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挪威和德国的抗议者。一位年轻的美国妇女曾帮忙组织了今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活动，现在又来到布拉格。捷克人组建了一个包括环境保护团体、人权组织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松散联盟，共同筹备9月的抗议活动。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非常年轻，决意与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划清界线。墨西哥的萨帕塔游击队没有明确的领导人（马科斯副司令自称是该组织的发言人），我们的会议也遵循此道，按照“不分等级”的方式进行组织，以免冒出来什么领导人。第一天会议结束时，我与“反乌托邦”等人一道前往将要举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的会议中心。这座会议中心宛如卡夫卡笔下那座不可攻破的堡垒，让人深感头痛，因为它恰好位于一大片开阔地带之中，任何封锁这一区域的想法都很难实现。
我没有参加抗议行动，有关情况都是从朋友那里得到的。如同当年的西雅图，布拉格街头一片混乱。数千名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后者便施放催泪瓦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以驳斥有关该组织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的指责。我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电脑上阅读大量有关布拉格抗议行动的报道，由此意识到反全球化运动正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之中。我与华盛顿的反全球化人士保持联系。当共和党代表大会于2000年夏季在费城举行时，我与他们一道在会场外举行抗议。许多抗议者曾在以往多次参与反全球化运动。眼看再次前往委内瑞拉的日子即将到来，我打算与南美洲的志同道合者进行交流。我从因特网上得到一些有关委内瑞拉反全球化运动的报道，并很快与加拉加斯的反全球化人士建立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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