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弗兰克尔 著 吴万伟 译
在阿尔米亚·里贝里奥（Almira Ribeiro）看来，走出洞穴看到事物的真实面貌就是哲学的本质。里贝里奥在巴西东北部巴伊亚（Bahia）州首府萨尔瓦多（Salvador）附近一个漂亮、贫穷和充满暴力的社区伊塔普阿（Itapu?）的中学里讲授哲学。她是我见过的最热爱哲学的人。
从非洲运往巴西的四百万奴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萨尔瓦多被卖出去的，这里是葡萄牙殖民者的第一个聚居地，也是巴西黑人最多的城市。在里贝里奥的社区里，孩子们踢足球或从事巴西武术卡波拉（capoeira），在五旬节派教会祈祷或崇拜非洲神灵。许多人吸毒，她告诉我“每年我们都有学生失学”。因为2008年的法律规定巴西全部中学都必须讲授哲学，学生们每周有两节哲学课。现在900万中学生要上3年的哲学课。
里贝里奥坚持认为“仅仅看到事物的真相并不够。”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寓言所说，学生必须返回洞穴，在那里使用所学的东西。生活给予他们运用知识的丰富机会。海边的新豪华宾馆和伊塔普阿拥挤不堪的街道之间的鲜明对比让人不由得思考平等与正义问题。围着一起踢罐头盒的孩子开始讨论民主问题：足球是巴西少数几个真正民主的活动之一，取得成功依靠的是水平而不是阶级特权。学生们在哲学和现实之间移动，参考柏拉图、霍布斯、洛克有关平等、正义和民主的观点来修改自己观点，并探讨自己作为政治行动者的角色。
为了促成这种讨论，里贝里奥必须采用根深蒂固的政治失败主义。在巴西投票是义务，但许多人认为投票没有用。2010年，国会议员选举中得票最多的人是著名电视小丑提利利卡（Tiririca），他的竞选口号是“我不知道国会议员在做什么，但投票给我，我会告诉你。”另一个高中哲学老师乔欧·贝尔米罗（Jo?o Belmiro）认为这实在荒谬至极。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哲学能带来改变。
里贝里奥告诉她的学生“政治参与还有其他的方式。”她给予学生们市政厅的投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电话号码，让他们寻找街道上需要维修的地方或问题。一个学生打电话，没有任何反应。但15个投诉电话打来后，城市就采取行动了。她问我“你看到那个路面凹坑吗？它已经被填平，那个路灯已经修好，这都多亏了我们的哲学课。政客不敢得罪可以用选票把他们赶下台的公民。”同样道理，她现在正组建哲学教师协会。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合格人员的欠缺。另一个课题是改善与该地区的学术中心巴伊亚联邦大学（UFBA）哲学系的关系。我接触的多数老师抱怨说学界哲学家对他们视而不见，瞧不起他们。
若考虑到2008年的法律首先是政治工程，这并不令人惊讶。1971年，自1964年起统治巴西的军事独裁政权（一直到1985年）取消了中学的哲学课程。中学老师、教育院系的教授、政治积极分子都支持恢复哲学教育，但学院派哲学家中的大部分要么漠不关心，要么疑虑重重。独裁政权似乎认识到哲学创造出积极参与的公民的潜力，所以哲学课被道德和公民教育课程、巴西社会和政治组织的课程所取代（巴伊亚联邦大学的一个同事回忆起自己高中时代的情况，“灌输良好行为规范和爱国主义价值观来为将军的政治秩序辩护”）。
2008年法律的官方理由是哲学“是履行公民权的必须。”因此，该法律代表了一个民主实验，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把哲学引入公共领域的尝试。至少在教师中，许多人像里贝里奥那样希望哲学将开辟一条通往更大公民参与度和更平等的道路。哲学能做得更多吗？能教给学生质疑和挑战社会基础的本领吗？
我第一次听说这条法律后非常好奇，很想亲眼看看哲学是否能在学界之外发挥作用。我对该课题的研究道路不仅是思想上的，而且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有巴西血统，在加拿大从事哲学研究。我的父母是参加反对独裁政权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群体的积极分子，在我出生之前就从巴西逃亡，虽然在1979年赦免政治难民四年后我们返回巴西。在巴伊亚联邦大学哲学系同行和本科生的帮助下，我有机会接触到萨尔瓦多的众多学校，我在这些学校担任客座老师，有机会与老师们讨论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学生希望等。
2008年法律要求巴西的中学生学习哲学，因为它是“履行公民权的必须。”
在每一个教室里，我首先遇到的一连串问题是：这个来自蒙特利尔的教授是谁？他在这里做什么？学生们想知道。我很快了解到我对巴西的哲学试验的兴奋并不是人人都有的。一个学生说“学习阅读、写作和基础数学是有用的，但我为什么应该了解柏拉图的灵魂概念呢？”
我在班上承认，为了学识的目的学习哲学或许不是利用时间的最好方法。
我问“但是如果你们想建造一个公平和民主的社会，尽可能清晰地明白正义和民主意味着什么，并考察你是否有很好的理由去追求这些理想，难道不是有用的吗？你们对真、善、美的本能不值得探索吗？”
或许，但学生提出的问题更多。加拿大腊肉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是真的吗？外国人对巴西的看法如何？我怎么从事哲学研究的？还有更多私人问题，如我是否相信上帝？这是每次上课都要碰到的问题。我提到斯宾诺莎的非人格化的上帝来摆脱困境。这个说法学生可能不大明白，说句实话，我甚至不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他们会说“我们知道，所有哲学家都是无神论者。”当我问谁是天主教徒，谁是福音派教徒，谁是非洲裔巴西宗教坎东布雷教徒（Candomblé）（萨尔瓦多一地就有超过2000处领地），所有学生至少举一次手。
我向学生保证在19世纪之前，很少有哪个哲学家是无神论者。柏拉图论证伦理学与众神意志的关系的欧蒂弗罗篇（Euthyphro）引发我们热烈的讨论。
我问他们“道德规范依靠上帝意志吗？如果上帝许可，可以谋杀一个无辜的孩子吗？”学生们发觉这个观点实在放肆。
我问“上帝不是下令亚伯拉罕干掉以撒吗？”学生们好长时间不知所措。
一个学生说“但是亚伯拉罕也认为，就像在愤怒中所倾覆的所多玛和娥摩拉一样，上帝应该为此负责。”（申命记29章24节）我承认，这可以被解释为独立的正义规范。
我继续追问。“但是如果上帝必须屈服于客观的道德规范，我们还需要依靠圣经获得道德指南吗？”
另一个学生怀疑理性替代圣经的可能性，“理性甚至能证明杀死一个无辜孩子的合理性，如果这是挽救一千人生命的唯一办法的话。”
我们暂且假设理性确实不能作为绝对道德规范的基础。我问“考虑到圣经的权威地位，如果它存在这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应该如何行动呢？”第三个学生发言说“每一种解释在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里都是正确的，这不行吗？”我提醒他们在课外活动时参观过的萨尔瓦多现代艺术博物馆。它位于恢复得很漂亮的殖民地种植园主的豪宅卡萨格兰德（casa grande）和奴隶的宿舍森泽拉（senzala）之间。“你们记得私人小教堂吗？去参加弥撒和拥有奴隶在当时并不矛盾。”许多学生的祖先曾经拥有奴隶，他们不愿意承认那种认定圣经允许奴隶制的解释的合理性。我问“那么，竞争性的解释应该靠我们的理性来裁决吗？”
我们还没有得出结论，下课铃响了，但我们触及到开放式的苏格拉底讨论所涉及的一些重要议题，这种学习似乎非常适合2008年法律设想的公共哲学。通过给学生阐明自己本能和分析支持及反对自己观点所需要的基本语义和逻辑工具，哲学能帮助拓展和提炼多元社会中因为存在利益、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冲突而不可避免出现的争论。正如里贝里奥的市政厅练习所显示的那样，哲学还能帮助公民聪明地运用他们在民主社会拥有的力量。
但是哲学真的能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吗？苏格拉底不就是因为尝试而遭到处决的吗？雅典人并没有感谢他指导他们过认真反省的生活，相反指控他传播无神论等歪理邪说腐化青年。柏拉图赞同这种观点，苏格拉底的失败是因为许多公民不是他眼中的哲学家。让他们质疑成长过程中获得的观念和风俗没有用，因为他们不可能用经过反省的观念取而代之。所以苏格拉底最后把他们推向虚无主义。柏拉图总结说，把政治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并不意味着把所有公民都变成哲学家，而是让真正的哲学家管理国家，就像父母管教孩子。虽然我纳闷柏拉图为什么不考虑另外一种选择：如果公民从很早---比如中学就接受辩证的辩论训练，他们或许对苏格拉底的反应会有所不同？或许巴西的试验会告诉我们。
但是，苏格拉底式方法在决定巴西中学课程的两大竞争性阵营中并没有获得很多支持：一边是学院派哲学家，一边是政治积极分子和教育家。
对学院派哲学家来说，哲学不是民主实践也不是解放性练习而是严格的学术研究课程。据我一再听到的叙述，巴西的哲学开始于1930年代，法国学者在圣保罗大学创建了哲学系。他们终结了在此之前一直主导巴西哲学界的以律师的能言善辩和牧师的经院哲学为特征的“浅薄涉猎时期”。这些法国学者中就有马歇尔·盖鲁尔（Martial Guéroult）和维克多·戈德施米特（Victor Goldschmidt），他们认为已经不可能搞哲学研究了，只能进行哲学史研究：通过对其内在结构的刻苦分析而重建思想体系。从那以后，学习西方哲学史就成为巴西严肃的哲学研究的范式。
詹诺蒂说“为几乎不会读写的学生讲授哲学是愚蠢和可悲的做法。”
对政治积极分子和教育家来说，这将导致“思想上的精神分裂症”，这是在巴伊亚联邦大学教育学院任教的爱德华多·奥利维拉（Eduardo Oliveira）的说法。他说“我们是否认为必须拥有德国人、法国人或者英国人的头脑，巴西人的头脑不行呢？”该阵营的许多人是“解放哲学”运动的成员，这是反对当地独裁的松散联系的思想练习，认为巴西是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支配下的殖民地。该运动的思想来源有很多，从马克思到列维纳斯（Levinas）五花八门。它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与解放神学和解放教育学同时出现于南美。但不管它的优点是什么，我感到怀疑的是实质性的哲学议题是否与民主社会公民拥有的多元化观点一致。
2008年法律的最大怀疑论者是巴西最有名望的学院派哲学家乔斯·阿瑟·詹诺蒂（José Arthur Giannotti），他是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的密友。2001年，正是这位总统否决了已经获得立法机构的批准并首次提交总统签署的法案。詹诺蒂在2008年说“为几乎不会读写的学生讲授哲学是愚蠢和可悲的做法。”
当然，公立中学的条件确实很糟糕。老师工作负荷过重，待遇过低，学生们上学常常是冲着免费午餐和优惠车费去的或是冲着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的福利项目家庭救助计划（the bolsa familia）去的。超过1200万贫困家庭获得少量财政补贴以维持孩子们上学。巴西仍然拥有1500万文盲和3000万“功能性”文盲，他们虽然认字却不明白文章的意思，更不要提写出连贯东西的能力了。
当我向学生提到詹诺蒂的观点时，他们非常生气。学生们认为他描述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你不能在公民不知道正义是什么的时候创建公正的民主社会，如果你不学习哲学就不知道正义是什么，如果学习哲学以正义为先决条件的话，在像巴西这样的不公正的社会里要获得正义就是不可能的。
该哲学法律给学院派哲学家提供了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所以他们在确保中学课程反映其精确严谨性方面一直声音最大。就在该法律即将被最终通过之前，2006年教育部公布的《课程指南》反映了一个广泛共识：中学应该采取一种简化版的学院派哲学研究即把哲学史作为“基石”。
当我问里贝里奥怎么看这些指南时，她的表情很好笑。“让我们看看晚上来上课的学生会说什么，如果我要求他们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进行结构分析的话。这些希望得到中学文凭的保姆、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等会从她所说的‘劳役’中得到什么。”即使有可能，她也没有看出来。“如果学生不能把他们学习的东西与自身的经验联系起来，这些知识对他们有什么用呢？”
但其他老师觉得，如果要严肃对待的话，他们必须遵循这些指南。一个老师告诉我“那是把一个拥有哲学学位的老师与组织学生对时事问题进行肤浅辩论的滥竽充数者区别开来的照妖镜。”
巴伊亚联邦大学的一个学生说“没有人真的认为中学生能够读完康德的《纯粹理想批判》，这帮助解释了教学辅导书无处不在的滥用。”该观点似乎是，如果你看不懂康德，次优选择就是阅读公认的权威对康德的讲解。在了解西方哲学史的概要之后，这些教辅书总是总结认为的哲学主要领域的内容。我看到的最受欢迎的教辅书的每个章节都有学生需要思考的练习题，而教师用书则包括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糟糕的情况是，这将导致死记硬背。一个老师甚至给学生多项选择题，其中包括萨特是德国人还是瑞典人、法国人、俄国人，但这种途径符合巴西的教学文化。巴伊亚联邦大学另一个学生解释说，“因为目标是让学生考上大学，老师们必须把入学考试（the vestibular）要检测的一切都塞进学生的脑子里。”
但是，哲学课堂上确实有很多真实的生活经验可以探讨。考虑一下巴西的种族平等神话，即巴西是“种族民主”的观点。遵循苏格拉底的自我探索呼吁，乔欧·贝尔米罗要求学生简要描述其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他注意到“他们总是对家庭的白人部分了解得比黑人部分更多。”一个白人同行告诉我他的黑人妻子不愿意和他一起到海滩。“人们可能认为她是与外国佬一起外出的妓女。”另外一个白人同事不能把黑人妻子带回父母家。“他们贫穷，没有受过教育，而她有历史硕士学位，负责从殖民地时期以来的罕见手稿档案馆。”在一个种族如此彻底混合的国家里，皮肤的颜色还如此重要，这说明了什么呢？
一个哲学老师解释说“我的大部分学生认为不平等是自然法。”
或者考虑一下巴西的贫富差距，巴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里许多人并不认为这不公平。在萨尔瓦多的一个私立学校（精英子弟），哲学老师路易斯·鲁斯曼多（Luis Rusmando）告诉我“你来到了本市最昂贵和资产阶级色彩最浓的学校”。他是阿根廷一个曾经渴望成为游击队员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告诉我他的两个亲属被阿根廷军事独裁者杀害），第一次来到巴西后加入了争取重新分配农田的斗争，但他不清楚为什么最终留在这所学校当了老师。虽然萨尔瓦多的人口中80%是非洲裔，但我在鲁斯曼多学校看到的黑人不是清洁工就是餐厅工人。他解释说“我的大部分学生认为不平等是自然法。”难怪他们并不觉得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社会等级差异有什么问题。“当我告诉他们在柏拉图看来，是智慧而不是金钱统治时，他们困惑不解。”鲁斯曼多也负责学生的自愿社区服务项目。每隔几个月他就开车前往学生家庭拥有的农场，他告诉我“令人吃惊的是，16岁的孩子是多么自然地负责在那里工作的20个仆人。”学生给当地日托中心捐款，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玩。“对他们多数人来说，这是聚会的机会。”但他也注意到那些没有失去惊诧能力的学生和质疑狭隘特权世界的学生。他说“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学生更亲密。”
乔欧·贝尔米罗的学生讨论了正义。在1888年，巴西是美洲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一个学生问道“但是，如果他没有机会得到土地、工作和教育，自由的价值何在？”他班上的所有学生都支持大学里的赞助性行动项目。最近几十年公立学校体系的恶化，卢拉的中间偏左政府很少采取措施纠正这个趋势，已经让穷人的孩子几乎不可能进入公立大学的让穷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工程、法律和医药等热门专业。
我问学生“配额就够了吗？难道不存在毕业的黑人工程师、律师和医生在思想和行为上与白人同行一模一样的风险吗？”如果哲学确实是改变这种态度的方法，正如学生设想的那样，那哲学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说社会正义要求多大程度的平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说，“设想一下两个炸豆馅饼（acarajé）摊位，”我指的是萨尔瓦多的最受欢迎的小吃。一个是技能高超的厨师在经营，另一个是技能一般的厨师在经营。两人都工作卖力，但第一个摊位顾客很多，第二个摊位只有零星几个顾客。“把技能高超的厨师的部分收入抽出一部分给予没有技能的厨师公平吗？”只要每个人得到平等的机会，由于才能和努力程度不同产生的差异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我进一步追问，“才能难道不是天生的偶然事实吗？为什么它应该得到奖励呢？努力真的更容易被我们控制吗？如果一个厨师在车祸中丧失了孩子，现在情绪不好，无法正常工作，她就理应受到惩罚吗？”下课铃响了，这是另一个没有结论的讨论，需要继续进行哲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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