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上海《社会观察》杂志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法国大选对中国政改的启示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其任内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再度呼吁政治改革。应该讲，整个中国对待政改----改革的一个部分----都没有异议。只是分歧在于政改的方向和路径。2012年是全球少有的大选年，而目前全球关注的则是法国大选。对法国大选的透视，或许能为中国政改提供一个必要的参考。
法国正在选举的是第五共和的总统。仅就“第五共和”这几个字，就可知法国民主道路之艰辛。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第三年，即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建立。到1804年拿破仑称帝为止，共计短短十二年的历史。而实际上七年之后也就是1799年雾月政变后，第一共和就名存实亡了。尽管如此，在短短的十二年间，竟然出现了三部宪法！
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拿破仑帝制和王朝复辟之后，1848年二月革命暴发，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然而仅仅四年，第二共和就走进历史，再次被帝制取代。需要指出的是，也就是在第二共和，法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男性公民直接普选产生议会和总统。重新建立帝制的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选票（全民公决）合法的登上皇帝的宝座：支持他称帝的高达七百多万，反对的只有二十五万。
1870年法国被崛起的普鲁士击败，第三共和登场，直至1940年再次败于德国。第三共和最大的特点是国家处在一种长期的政治危机状态中。政府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飞快速度上台下台，有些只能维持几个月----最短命的政府仅分别只存在了两天、三天、四天和五天！寿命最长的政府也不过执政两三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已经产生了五十届政府，平均每年一届。一战之后，政府更迭的速度将加快一倍，内阁的平均寿命为六个月----这恐怕是法国在二战迅速惨败于德国的真正原因。在整个第三共和国时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政党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多数或者接近拥有多数。每一届政府为了延长其寿命不得不依靠至少两个--通常是六个--政党的支持，而这些政党的利益和目标各不相同。法国政治家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竟然在二十六年间参加过了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二十五届政府。任期最长的部长之一亨利·克耶，在一九二○年至一九四○年的二十年时间里，三次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十一次担任农业部部长以及担任过过另外六个内阁职位，平均一年一换。其他政局乱象还包括任命有精神病的总统以及总统遇刺身亡。
二战结束后，第四共和诞生。然而这几乎是混乱的第三共和的翻版或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十二年间更换了二十二届政府，有两届政府仅维持了两天。第四共和的第二位总统竟然选了十三轮才揭晓。社会也由此长期动荡，法国也被称为欧洲病夫。1958年法国陷入全面危机：军方认为政府已无力解决内外危机，首先在阿尔及利亚以伞兵为核心发动了军事政变，巴黎发生游行示威，支持军人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法国本土的部分警察、宪兵以及共和国保安部队不仅不服从政府的命令，反而积极配合阿尔及利亚的军人叛乱。随后几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伞兵煽动科西嘉岛的地方伞兵夺取当地政权，也成立了“救国委员会”。中央政府迅速派治安警察镇压，但却倒向叛乱者一边。而军队政府也已指挥不动。在面临全面内战的情况下，曾在二战中拯救过法国的戴高乐再次出山，制订了新的宪法，建立了第五共和。至此，法国的共和民主制度历经两百多年的探索和挫折才总算成熟和稳定。
以法国为例，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艰难和代价之高昂超出想像。如果纵观人类历史，法国并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法国幸运的是它终于在席卷全世界的全球化到来之前完成转型，如果在今天，则已非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所能承受。今天世人都在谈论后发优势，其实先发优势同样不可小觑。先发阶段的历史条件和在“低人权条件下”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后人都无法再复制----尽管前后出现的问题并无本质不同。比如循序渐进开放投票权和对媒体的控制（持续将近两个世纪）；完成工业化和各种社会制度建设才走向一人一票的民主。这就是远望法国大选对中国的第一个启示。
法兰西第五共和之所以被认为是最为成功和稳定，和它的制度设计密不可分。今天的法国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议会民主制，而是俗称的“半总统制”或者“双首长制”。放眼全球，大国中只有俄罗斯和台海两岸的大中华地区属于此类。这三个国家的特点都是有着悠久的封建政治传统，而且由于国家巨大，都设有首相（宰相）一职或者具有相似职能的职位。所以，尽管三国制度不同，但政府架构却相近。如果对比两岸，会更加鲜明：一个有国家主席和总理，一个有“总统”和“行政院长”。这种现象也论证了“文化是制度之母”的传世西谚。所以，中国未来无论怎样演变，政府架构都将延续传统。许多自由派总是在争论中国应该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实是就理论而理论，脱离中国政治传统和现实。
当然双首长制在实际运行中会产生宪政冲突。如果反对派在国会中占据多数，总统和国会谁代表民意？双方如何运作？这些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宪政上都无明确规定，而对这个问题的应对，也同样体现了文化的决定性影响。法国曾两度出现在野党控制国会的局面，解决之道是总统任命反对派人士出任总理，这就是有名的“左右共治”。而台湾在民进党执政的八年间都是国民党在“立法院”占据绝对多数。但民进党除在执政之初短暂任命国民党的唐飞出任“行政院长”外，都是由民进党人士担任，致使“府院”八年的对立和空转，台湾也从四小龙 之首沦为末尾。
一个国家的政治改革必须传承、遵循其文化和历史传统，是远望法国大选对中国的第二个启示。
远望法国大选，自然要聚焦它的选举制度。我们知道，法国是西方七大国中（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唯一实行国家领导人直选的国家。其它国家都是间接选举。所以每当中国领导人出访西方时，它们的记者总是问什么时候中国百姓才可以直选国家领导人，实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很，或者无知的很，实是应该先反躬自问。不过，法国虽然是一人一票的直选，但由于有一套复杂的制度设计，从而将这“一人一票”有效的放到鸟笼里（这和布什总统宣称的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小布什执政失败的八年证明权力并没有关到笼子里，反而是民众表达权力的投票被有效的放到鸟笼里）。
第一是它对候选人的限制。客观来讲，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对候选人有限制。有一些限制是自然的，如国籍，年龄。但有些限制条件则含意丰富。比如台湾要求“总统”参选人要有政党推荐----这个政党也是有条件的：即在最近一次“总统”或“立委”选举，获得超过5%票数的政党。如无政党推荐，则必须获得1.5%的公民连署(即25万7695人)。除此之外就是候选人要缴纳保证金新台币1500万元。得票数不足选举人总数5%者，不予发还。凭借这几条，就可保证选举的结果无论花落谁家，都注定掌控在政治精英手中。法国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它的手法相当独特：就是候选人必须获得五百名民意代表的公开签名支持。不仅如此，这五百名民意代表至少分别来自不同的三十个县，而且来自同一县的连署人不得超过五十人。这样的高门槛，就是传统大党都未必能够过关。如排名一直位居第三的国民阵线，今年大选就是在登记前一刻才凑足。历史上它也曾因为得不到五百张民意代表的连署而失去参选资格。正是用这种方法，让获得选举权的百姓永远无法染指被选举权，也彻底把“一人一票”对权力的颠覆性挑战化解无形。当然百姓有了选举权，自然也会令统治阶层释放利益和让步，但在权力上则依然是垄断无商量。简单来讲，选民由于拥有投票权，可以影响政策，可以决定某个政治人物的命运，甚至还可以令这个制度停滞，但由于没有被选举权，却无力改变这个制度。
第二是总统大选采取绝对过半制。即如果第一轮选举无一候选人通过获得50%以上的选票，得票最多的前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有效防止极端政治势力通过选举攫取政权，以免危及现行制度。或者说通过这种设计，可以将挑战现行制度的任何势力排除在外，确保权力掌握在可信、可靠的政党手中。而且这种设计可以放心大胆的让极端势力合法存在，为其提供渲泻的途径，以避免它们诉诸暴力。2002年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就差一点暴冷：击败社会党候选人而名列第二，其比领先的希拉克仅落后3个百分点。这方面最惨重的教训则属华人社会的民主个例台湾。2000年，民进党就是凭借一轮简单多数的选举制度，爆冷赢得选举，结果八年来天怒人怨，连它最大的保护国美国都无法忍受，更遑论两岸。
不仅是最高领导人选举制度如此，就是国会选举也同样。在整个第五共和期间，除左派执政时短暂的使用过比例代表制，其他时期一直采用单一选区两轮多数决，并且规定只有第一轮达到12.5%的得票率才能进入第二轮。过去这个比例曾为5%，后来又提高到10%。客观来讲，比例代表制更能反映民意，理论上比较公平和合理，不会出现得票率与席位不对等的现象----如1968年国民议会选举，戴高乐派仅获得43.7%的选票，但在国会的席次达到73%，更不会出现一个政党获得全国相当比率甚至49%的选票，但却国会一席没有的极端现象(国民阵线一直有15%到20%左右的支持率, 但在国会并无一席)。虽然比例代表制更符合民主精神，但实际却造成了多党林立，政府短命，特别是极端政治势力也由此进入国会。显然理论和实践往往是两回事：理论上完美和行的通，在现实中却可能是荒诞。如果对比想想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实在是有其实践合理性。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左派社会党执政时，之所以执意要改为比例代表制，并不是追求所谓的民主价值，而是为了使选举结果对自己更有利。从这个角度讲真正决定选举结果的不是一人一票，而是选举制度，这自然也包括选举人的准入门槛。这就是法国大选对中国的启示之三。
谈到法国的大选，自然要关注它的政党制度。和美国不同，欧洲政党一向有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其对党员的控制和影响远大于美国。所以美国选举时就高举党内民主的大旗，在全国进行党内初选。但在法国，传统上一向都是政党高层决定候选人----或根据民调，或根据各方的利益博弈，根本没有党内初选一说。2007年，社会党才第一次尝试了党内初选。如果从党内民主的角度讲，欧洲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不过由于美国的强势，许多后起的民主国家或社会不顾自己情况，照搬美国模式。比较典型的就是台湾。民进党也是一个组织相当严密和党纪十分严格的政党，但却一再引入党内初选。结果一方面导致党内恶斗和分裂，另一方面也经常选举出不适当的候选人，更由于民进党人头党员泛滥，积弊甚深，败坏了党的形象。所以2012年“总统”选举，民进党取消党员投票初选的权利，而改用“全民调”制。至于合并举行的“立委”选举，也改为提名制。当然蔡英文力推“全民调”制，也是为了规避她党龄短，党内根基浅，基础不牢的弱点。但客观来讲，民进党照搬美国的选举制度实是食洋不化，画虎类犬。
所是是否采用党内民主或者什么模式的党内民主，一个国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以他人为师。这应该是法国大选对中国的第四个启示。
2012年举行的法国大选，有一个特殊之处：这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大危机以来第一场选举。所以从危机的产生到危机是否能够解决，都成了观察法国大选和这套制度的切入点。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危机表面看成因不同：美国是过度、超前消费，经济单纯依赖消费拉动（中国再怎么样，也还是投资和出口双拉动），致使国家和百姓债务累累。欧洲则是过高的福利一方面导致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则同样累积起巨额债务。双方的共性都是不可持续，需要变革。而面对的难题也同样：如何说服拥有投票权的百姓接受这种变革。
公正而言，今天的西方危机责任并不仅仅在统治者，也不仅仅在金融巨鳄，也在民众本身，即不仅是1%也是99%的责任。本来西方的左派主张高税收和高福利，右派主张低税收低福利，但为了迎合民众或者为了赢得大选，左派上台只搞高福利，右派上台只搞低税收，如此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最终导致今天各方皆输的局面。这里固然要指责政治人物的短视和不负责任，但民众同样难辞其咎。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和民众都是按照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进行博弈，真正的元凶恐怕是制度本身。
不过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治精英还是能够醒悟，并希望进行变革。但其阻力来自于拥有选票的大众：无论是减少开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都是选民难以接受的。席卷南欧的抗议风潮就是明证，而且也导致各国领导人非正常下台（任期未满）。回到法国身上，右派执政的萨科奇刚上任，就迎来肇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这个一向以敢作敢为著称的总统，推出了众多改革法案，包括退休制度改革。尽管他的改革幅度并不足够，但至少是在正确的方向上。但却遭到民意滑铁卢。左派的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则声称赢得选举后，重新恢复过去的退休制度，并声称将重新协商由25个欧盟国家共同制定的统一财政协定。从目前的民意调查来看，奥朗德一直遥遥领先。特别是当奥朗德声称对高收入阶层征收75%的巨额税收后，他的支持率更是迅速上升。但假如富人纷纷逃离，巨额资金流失，法国的经济还有未来吗？（实际情况是，每到大选，都有大量资金外逃，其规模远胜于中国）
其实纵观社会党在第五共和执政期间的表现，实是法国今日经济困局的首要责任人。1980年密特朗上台，立即实行全面国有化，并把退休年龄从65岁一下改到60岁。在左右共治期间，左派又推行全球独一无二的35小时工作制。这些都严重打击了法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但却得到了法国百姓支持和认可。
西方的这套制度，一言以蔽之，如果说中国的制度模式只要政治精英英明就可保障社会的总体进步，而西方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多数百姓也要英明。但这是不可能的。法国二战后对新宪法进行全民公投，戴高乐有如下评论：法国选民的态度是“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听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反对，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根本不了解”。而国家的命运就交由这样的选民去决定。这一次的法国大选就是观察民众是否有足够的理智和清醒，来面对法国的挑战和寻求解决之道，实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决。正如自由派所声称的，统治者本身是没有办法医治、监督和制衡自己，哪么，今天西方拥有投票权的百姓就能够自己治疗和监督自己吗？他们能主动接受生活水平的下降和为未来做出牺牲吗？实际上，民众对政治的绑架已经达到匪夷所思、非常荒唐的程度。2004年，中国民营电视巨头TCL收购经营不善的法国国营电视龙头汤姆逊。为改善经营，TCL决定按照法国的法律斥巨资裁减大部分员工。然而尽管法律上合法，但根据法国的政治潜规则，你必须裁减哪些容易找到工作的人，而保留哪些很难再找到工件的老弱病残！也就是说最有竞争力的员工必须裁减，而保留哪些没有价值的员工！TCL的董事长李东生找到当时的工业部长也无济于事，尽管符合法律，但不符合潜规则，工业部长明确告诉他不能这样做。最后智慧无比的中国人采取全部解聘，重新成立公司，再招回30位员工（解聘员工总数为450人！），为此TCL支付2.7亿欧元的费用。不仅如此，如果被裁减的人要自己创办公司，TCL要提供一部分启动资金，如果员工要去参加求职面试，TCL要提供津贴，如果员工在另一个城市找到工作，要住宾馆等的费用也需要TCL资助。都说商场如战场，而这些自杀性的规定，就是法国民主制度下的产物。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法国的经济为什么失去竞争力，汤姆逊这个全球电视巨头何以沦落至此，法国的高人权成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很希望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好好研究一下西方），它是什么类型的市场经济，这个制度为什么如此荒谬无比，中国为什么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
如果本人做一个结论，哪就是这场危机是由于民主导致并无法由民主解决的危机----除非多党变实质一党，无论谁上台都执行未必符合民意但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今天西方民主社会的危机，早在几百年前就被法国启蒙主义大师孟德斯鸠预言过。在他的传世名著《论法的精神》，提出：“当人们丢弃了平等精神，转而崇尚极端平等精神，每个人都要与他们自己选出的领导人平起平坐时，民主政体的原则腐化了。”“因此，民主政体需要防止两个极端：一是不平等精神，一是极端平等精神。不平等精神会使民主政体走向贵族政体或一人独裁的政体，极端平等精神会把民主政体引向一人治国的专制政体”（《论法的精神》118至119页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人的结论以及孟德斯鸠的预言是否站的住脚，很快将由法国大选以及随后的美国大选得到检验。
一个国家民主转型的巨大成本、历史上的渐进式演变已经不可再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必须符合其文化和传统、决定民主政治的不是一人一票而是选举游戏规则、西方民主的不可持续性都是法国大选给中国的启示。历史和现实给了我们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除了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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