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长性丑闻内幕越揭越黑》，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1月12日报道，法新社华盛顿11月12日电，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11月13日报道，英国《卫报》网站11月12日报道。彼得雷乌斯的后宫争风事件已经发酵成一场美国军界的政治地震了，至于这场地震是否最终会反馈给美国情报界，现在还不好说，至少在我们看来，美国军方不会任人宰割。彼得雷乌斯的小四凯利居然有军界公共情人的嫌疑，因此，此案规模的大小几乎完全取决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究竟能挖掘到多少个与凯利保持“不恰当”关系的政治人物了。当然，我们之所以始终不认为此案的性质是所谓的风纪问题，就是因为：其一，此案爆发的时间过于敏感;其二，此案的案情过于离奇;其三，牵涉入此案的人员身份过于重要;其四，此案发酵的过程过于神秘。本来，由奥巴马的连任而引发的人事变动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彼得雷乌斯事件的爆发则预示着美国政经两届在人事安排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由此就发生了这一系列非正常的人事变动。从另一方面来看，幸好彼得雷乌斯的生活不那么检点，否则，他的政敌为了搞到他，还不知道要给他安置一个什么罪名呢，轻者贪污、重者叛国，那就不是什么风纪问题了，而是违法犯罪的问题了。
《叙利亚局势日趋“利比亚化”》，俄罗斯《独立报》11月13日报道。关于叙利亚事件利比亚化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叙利亚事件爆发伊始就有了这种分析。当然，不能将两者简单的等同起来，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于战略地位的不同，叙利亚事件所具有的影响力将远远超过利比亚事件。现在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叙利亚反对派的合法性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承认前，在叙利亚政府的合法性没有被联合国剥夺前，那些联合国的成员公开支持叙利亚反政府组织同时公开反对叙利亚政府的行为实际上并不具有合法性。由此，再一次体现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性，在违背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的利益的时候，联合国就被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给晾在一边了，此时，西方既不讲程序正义，也不讲结果正义了，而只讲胜者书写历史了，而要取得胜利，那么就首先就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西方开始公开武装叙利亚反对派。
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联合国并没有剥夺叙利亚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其他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国家和组织依然拥有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尽管美国指责俄罗斯向叙利亚政府提供武器，但这实际上是美国耍的“今天你居然刷牙”的心理战游戏，只要俄罗斯不糊涂，那么就根本不必理睬美国的声音，但令人遗憾的是，俄罗斯似乎已经被美国装入了思想牢笼，这是不是反映出了俄罗斯幻想着自己还能在叙利亚反政府组织上台后依然在叙利亚保留自己的既得利益呢?很可能是的。但至少反映出俄罗斯对叙利亚政府在取得军事斗争胜利一事上没有足够的信心。至于伊朗是否为了什叶派的整体利益，也是为了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主动支援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呢?现在或许还只是在暗地里支持，但实际上，伊朗应该明白，即便它公开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也是合法的，而且，西方搞掉巴沙尔政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尽快建立起中东的反伊朗统一战线，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推翻伊朗现政权。我们总觉得伊朗在此事上存在犹豫不决、畏首畏尾的问题，由此反而膨胀了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野心。
《澳朝野反对引入核潜艇，美澳就削减军费问题分歧明显》，德新社悉尼11月12日电，法新社悉尼11月11日电。据报道，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表示，美国打算在本周举行的澳美定期磋商会议上提出对澳大利亚国防开支削减问题的关切。澳大利亚在5月份时把国防预算削减了55亿澳元(约合57.3亿美元)。但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史密斯11日对媒体说，澳大利亚削减国防开支的问题没有被列入这次会议的议程。 在美国国内，关于是否削减军费的问题已经斗得不可开交，很难排除目前正在发酵的中情局局长的后宫争风事件没有涉及军费预算的背景。然而，不管美国国内如何规定军费大小，基于奥巴马出口翻番的计划，美国政府在推动对外军售方面总还是要不遗余力的。此前，美国刚刚和沙特签订了近7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显然，如果不是美国总拿民主革命来要挟沙特王室的话，美国也就拿不到这些协议了。在东亚，美国更是用挑起地区紧张局势的做法，在东亚各国卖国势力的紧密配合下获得了大批的军购订单。然而，现在美国似乎要在澳大利亚那里碰壁了，尽管杰拉德政府已经购买了大批美国军火，但似乎依然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美国现在试图向澳大利亚出租核潜艇，以前听说过有“强买强卖”的，现在美国要在军火上搞“强租”了。美国这么干的用意很明显，一方面，要澳大利亚替美国分担部分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又要澳大利亚替美国冲锋陷阵卖命。当然，澳大利亚朝野很可能是因为害怕引入核潜艇会给澳大利亚自身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核污染还只是毛毛雨，更严重的是核战争。谁都知道，美国之所以在东亚地区增加核潜艇的部署，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对中国实施军事遏制，然而，如果澳大利亚引进了核潜艇的话，那么等于是将澳大利亚自己绑在了美国的核战车上，届时，如果中国要实施核打击的话，那么澳大利亚也就有挨打的份了。不过，现在，由于澳大利亚没有核武器，因此它并不需要害怕中国的核武器。 至于美国是否能够拖澳入水，那还要看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操控澳大利亚的政局。我们知道，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只是因为会说几句中文，就因此被美国整下台去了，而且，美国通过对澳大利亚的金融和产业的控制，向澳大利亚转嫁了大量的危机，仅从澳元对美元的汇率来看，如果将来有一天澳大利亚出现当年阿根廷那样的金融危机，我们丝毫不会感到奇怪。 《十八大记者会盛赞文化进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1月11日报道，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11月11日报道。根据相关人事说明，中国在2011年生产了558部故事影片，2003年是140部。可是，让我们很困惑的是，在2011年，能看到的影片，不要说558部，就是58部也没有，实际上，能够看到8部国产影片已经不错了，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看到”还不是指看到影片内容，而只是指看到影片的名字。谁能报出去年8部国产电影的名字?如果所谓的文化进步只是指生产文化产品的数量增多了，那么这种对“进步”概念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而且简直就是错误的。 当然，更为错误的地方还在于，一项关于中国增加进口美国电影的协议实际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因为该协议本身是对中美世贸协定的更改，本来，美国通过世贸协定已经强卖电影给中国了，现在更是增加了强卖给中国的美国电影的数量。可以这么说，该协定本身就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在此情况下，也就是在美国文化进一步殖民中国的情况下，在外国影片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又有什么进步可言呢?而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将中国电影市场占有率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归咎到中国影片质量不高这点上的说法，又恰恰与其之前将中国电影年产558部这件事作为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的那个说法相矛盾。既然中国电影质量不高，那么中国文化的进步在电影方面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如果国产电影数量大幅度增加是中国文化进步在电影方面的具体体现的话，那么为什么实现了文化进步的中国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反而会大幅度下降呢?是不是在田进的眼里，导致中国电影同时实现了文化进步和市场占有率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就是中国观众不识货、没文化呢?然而，如此一来，一个只有作品体现了文化进步，而观众却体现了文化退步的社会又怎么能被视为是一个实现了文化进步的社会呢?中国的确没有“国产电影保护月”，但中国却有“美国电影保护制度”，这一制度正是通过上述的不平等条约来实现的。
《联邦调查局插手迫中情局长辞职》，美国《华盛顿邮报》11月10日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11月10日报道，美联社华盛顿11月11日电。国内的法律党总喜欢用证据来说事，即便没有证据，也总要伪造个证据出来才行。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都是“有事实，无证据”，即便有证据，也会被篡改，甚至被直接消灭。因此，分析历史重大事件，往往只能从“谁是最大受益者”的角度来分析，尽管这种分析未必真的符合历史事实，但是，这种分析本身却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其所存在的误差也只是由当事人的主观原因造成的，但当事人的主观愿望并不会改变客观结果。
无论是俄罗斯国防部长被撤换，还是美国中情局局长被迫辞职，都是很重大的事件，因为俄美两国的军情力量在世界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裁撤他们的理由越是非政治化，其背后的文章越大，水越深。俄罗斯国防部长本来是被拿来精算国防开支的，结果，这位“精算师”却涉嫌把钱算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了，当然，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涉贪只是其被撤换的表面理由，况且，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但普京说，撤换有利于调查，换言之，在尚不能确定俄罗斯国防部涉及贪污案件的情况下，俄防长就被撤换了。更加八卦的当然还是要数美国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了，据称是因为彼得雷乌斯的“小三”向“小四”发出恐吓信，结果让联邦调查局发现，由此迫使彼得雷乌斯因婚外情辞职。巧的是，此事发生在奥巴马刚刚获得连任后。
当然，我们绝不相信这种事是什么巧合。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满足法律党“拿出证据”的要求，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有证据表明此事绝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八卦的话，我们岂不是比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更加厉害了?对此，我们依然只能从结果来分析。就美国军情两大系统互换官员一事来看，这是美国统治集团为整合军情系统、缩减开支、提高效率而做的正确部署，但是，正确的事情未必能够贯彻下去，由于军情两大系统独立惯了，各自的既得利益架构已经僵化，因此，削减开支的做法有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因此，军情系统必然会极力反对任何削减开支的做法。由此，美国资本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就会非常激烈，又由于军情系统直接掌握暴力机构，因此，任何敢于触犯军情系统既得利益的政治人物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像彼得雷乌斯这样的，能够保住小命已是万幸。如果帕内塔不小心的话，那么迎接他的恐怕就不是八卦消息，而是子弹了。
至于此事为何发生在奥巴马连任后，那么，对此，我们只能认为，其中存在私底下的交易。如果此案在大选前被爆出的话，那么一定会冲击奥巴马的选情，由此，我们反过来想，中情局一定能够从奥巴马的连任中获得好处，而奥巴马的连任也一定获得了中情局相关势力的支持。
《美数千小型银行可能关门》，美国《财富》双周刊网站11月9日文章。自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每年都有上百家的银行破产倒闭，现在，已经有机构预测美国银行的数目将从7000家减少到几百家。据报道，美国大约90%的信贷是由最大的50家银行提供的。实际上，无论“多德——弗兰克法案”是否会被废除，金融危机本身就会为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消灭中小金融资本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然而，值得中国人民注意的是，中国的汉奸国贼们却在国际金融危机这个大气候下要逆潮流而动，搞什么加快发展中小金融企业的运动。可想而知，这些被忽悠进金融业的私人资本注定会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被外国垄断资本给吞并掉，从而使得中国金融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而这恰恰就是那些主张在金融业搞私有化改革的那帮人的真正目的。
《英国学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国民幸福源于社会平等》，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10月19日文章。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沃里克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和经济研究员、英国上议院议员。该文援引了伊斯特林的一篇题为《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了人类命运?一些实证证据》的论文，其中讲到，当收入超过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之后，幸福和人均GNP并无关联。换句话说，GNP并非衡量生活满意度的适当指标。由此，进一步得出如下这个结论，即决定生活满意度的不是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而是普通民众收入的增长速度。特别指出，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极少数人攫取了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果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的不是更快的经济增长，而是更加平等的社会。最后，指出，严重的不平等会让我们产生比正常情况更强烈的物质欲望，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会想到我们比别人拥有得更少。这一状况正如《老子》所说的那样：“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因此，人民群众之所以感到不幸福，那是因为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太严重了，也正是因为那些超级富翁的存在，所以才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从此不再淡定。
近来，汉奸国贼及其走狗也在谈“贫富分化”问题，然而，它们一如既往的，它们讨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搞私有化，换言之，就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制造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机制的能力，而搞私有化的目的则是为了推进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由此，我们看到著名汉奸国贼走狗光明网评论员写了一篇题为《不可小觑“居民收入增速被高估”》的文章。单看题目，和以往一样，都很像是一篇为民请命的文章。可是，仔细一看内容就能发现，光明网评论员依然在贩卖私有化改革理念。光明网评论员的这篇文章的由头是来自《经济参考报》记者对宋国青的一篇采访报道，宋国青分析了一下所谓收入分配被动调整的问题，其所得出的结论，自然还是要通过私有化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宋国青的身份就能明白他的立场了，他是美国高盛高华证券特别顾问，因此，宋国青实际上就是一个买办学者，由此可知他给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开药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了，说白了，就是在贩卖左立克那套私有化改革主张。
也正因为它们的目标是为了搞私有化，进而为半殖民地化开辟道路，因此，它们总能将导致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归咎到公有制经济身上、归咎到国企身上。然而，我们从上面英国学者那里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反而认为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极少数人攫取大部分劳动果实——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然而，中国的学者却偏偏不懂得这个常识，相反，还颠倒黑白地抹黑国企。
再则，宋国青和光明网评论员为了达到卑鄙下流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宋国青和光明网评论员说“过去几年经济高增长，企业利润增长了很多”，而且“企业利润大都增长到国企那儿去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国企的利润获得大幅度的增长，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宋国青之流反对此事的做法，这本身就说明宋国青之流在与全民为敌，由此可知，尽管宋国青之流在此之前口口声声关心居民收入过低的问题，但是，他们所要主张的恰恰是反对提高居民收入，而且，如果按他们的私有化改革主张搞下去的话，居民的收入只会更低。另一方面，宋国青之流所谓的“企业利润大都增长到国企那儿去了”的结论与之前这帮人诋毁国企效率低的论调自相矛盾，显然，如果国企效率不及私企效率的话，那么为什么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利润大都增长到国企那儿去，而不是相反呢?可见，宋国青之流在这里故意编造谎言，光明网的公信力已经变成了负数。其三，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999年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部产值49%左右，三资企业占26%，剩下的不到25%是民营企业。到了2010年，这个比重就变成了国有26%，三资26%，民营48%。2010年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比1998年增长5.5倍，三资企业增长了11倍，民营企业增长了101.6倍。同一时期，三类企业总资产比1998年分别增长了3.3倍、7.0倍、77.9倍。由此可见，这十几年来，是赤裸裸的国退民进，如果利润大都流向国企，那么私企爆炸式的增长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自己讲过：“实践证明民营企业在我国最富有活力，力量最强，最能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然而，这个判断与宋国青及光明网评论员的判断正相反，换言之，他们之中必有一方在说谎。宋国青及光明网评论员最最无耻下流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国企的高工资作为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由此，按照他们的改革逻辑，就是要降低国企员工的工资水平。然而，我们知道，私企员工的平均工资大约只有国企员工的一半，因此，按照宋国青和光明网评论员的改革方案，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只会进一步降低，由此必然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而贫富差距的拉大必然提高中国爆发社会政治危机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宋国青和光明网评论员的私有化改革方案是包藏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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