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色列追踪我?
Azmi Bishara
我是一名来自拿撒勒的巴勒斯坦人(拿撒勒:巴勒斯坦北部古城),也是一名以色列公民,不久前,还是以色列议会的一名议员。
但如今,我处在对法国德雷福斯事件的不无讽刺的回想中------ 那次事件中一位法国犹太人被控告对他的祖国不忠,如今,以色列政府正在控告在7月份那次针对黎巴嫩的失败战争中我在帮助敌人.
以色列警察显然怀疑我在给国外机构透露情报并获得金钱回报。以色列法律中,任何人------不管他是新闻记者还是私人朋友,都可以被以色列安全机器认定为是一个“国外机构”,这种控诉的后果,就是人身监禁,甚至是死刑。
对我的这种断言是荒谬可笑的,众所周知,真主党------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人------独自收集了有关以色列的大量安全情报,这些情报远远超出以色列议会里阿拉伯议员所能提供的。此外,不像那些在以色列议会中与暴力行动有关的议员,我从来没有使用暴力,也未参与战争。相反,我的工具和手段,仅仅是著作、文章以及演讲中的简单字句。
我所极力抵制和否认的这种“草率定罪”,仅仅是以色列试图压制我和其他一些人的众多手段之一,这些人为巴勒斯坦籍阿拉伯籍以色列公民权益而奋斗-------努力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由全体公民共同拥有着的以色列,而不是一个让犹太人处处享有特权、让非犹太人靠边站的以色列。
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70多万巴勒斯坦人因恐惧而逃离,我的家人作为极少数的一部分人,摆脱了这一命运,选择继续留在祖辈生活的这块土地上。以色列,做为一个只为犹太人建立的国度,立即着手把我们转换成我们自己的国家里的“外国人”。
以色列建国的前18年,我们,作为以色列的公民,生活在被法律认可的、足以控制我们每一行动的军事管制之下,我们亲眼看到,在被摧毁了的巴勒斯坦村庄,犹太人的以色列城镇一个个诞生。
今天,我们占以色列人口的20%,我们并没有喝别处泉中的水,我们参与议会的选举和被选举,但是,我们却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面临着歧视,法律歧视,制度歧视,无法言及的歧视。
20多部以色列法律无所顾忌地给与犹太人比非犹太人更多的特权。比如,《以色列公民与入境法》给予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犹太人“自动”的以色列公民权,然后,却拒绝给予巴勒斯坦难民返回1948年被迫离开的自己祖国的权利。《人类尊严与自由基本法》-------以色列的“权利法案”,更多地把这个国家定义为“犹太族的”,而不是它的全体公民的。因此,以色列更大程度上是为那些生活在洛杉矶或者巴黎的犹太人而存在,而不是为其本国内的巴勒斯坦公民存在!
以色列自己也承认,它将成为只容许一种特殊宗教群体的国家。任何寻求民主途径的人都将不得不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中根本不存在平等的公民权。
我们的大部分孩子上的是被单独隔离的、不平等的学校。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2/3的以色列犹太人拒绝与一个阿拉人为邻,将近一半的以色列犹太人不允许一个巴勒斯坦人进入他们的家。
在以色列,我的确使自己稳住情绪, 使怒气平息。除过我在上面所谈到的一些问题外,我还要呼吁黎巴嫩人民的权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以此来抗议以色列的非法军事占领!我并不认为,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们是我的敌人!
我的言辞也许使以色列犹太人感到不适,但他们无法否认我们的历史和身份。毕竟,不是我们,而是以色列犹太人移民并迁居到这片土地。
在我担任议员的几年里,总检察长指控我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这项指控已经撤消),游说议员宣告我的“议员免责权”无效,取缔我的政党参与选举的资格(但并未成功)------所有发生的这一切,仅仅因为我坚持以色列应该是一个为全体公民所有的国家,仅仅因为我声明反对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行为。去年,内阁成员Avigdor Lieberman------一个来自摩尔多瓦的移民------居然宣称,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在这儿没有地方”,我们应该“捆绑起行李,然后消失”,当我跟一个来自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权力领导人会面后,这位Lieberman号召给我执行死刑。
以色列政权正试图不仅胁迫我,而且胁迫所有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但是我们不会被吓倒的,我们不会在我们祖先的土地上向永久的奴役屈膝,也不会让他人割断我们与阿拉伯世界的天然纽带。The Israeli美国人从他们自己曾经的制度歧视历史中知道,他们为了对付那些民权领导人而采用的一些手段,比如:电话窃听、警察监视、政治上非法化、不经控告草率定罪。在这个时代,当全世界不再容忍这些与民主相去甚远的行为时,以色列依然重操旧业。
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政府依然全力扶持一个将一切都建立在种族和信仰歧视之上、并为此而不惜牺牲其本国国民的国家?
:Azmi Bishara,
曾经是以色列议会的一名会员,4月份提出辞呈。
本文刊登于《洛杉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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