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农药，多数城市人对它的认知只停留于“蔬菜残留物”。
农药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只有在远离大城市的乡村，农药才会“有所作为”。而多数城市人问津农药，在乎的只是它是否“绿色”，对环境是否友好。
殊不知，这种关心，很是落伍。“绿色”是现代农药研发最最基本的要求。按照华东理工大学药物化工研究所李忠教授的看法，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关心一下农药的“前途”。
我国是全球农药生产吨位第一大国、农药市场第六大国，但我国市场上销售的农药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不足10%，几乎没有一例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因为农药的整个创制过程，充满着技术层面之外的曲折和干扰。
行业之耻 没有一款自制产品能“走向世界”
中国生产的农药品种约260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不足10%，出口到国外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几乎是零——谁能想到，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和农药生产大国，连农药都会缺少自主知识产权！
目前，全球农药市场销售额每年在400亿美元左右，其中的中国市场上，每年农药的销售额就占300多亿元人民币。但这其中，由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农药销售额，大约只有2亿元人民币的份额。
中国市场上的农药，几乎都是国外公司的创制产品或专利过期产品。比如，大范围使用的农药“吡虫啉”，其知识产权属于德国拜耳公司，且它未在中国获得知识产权。目前，国内有75家企业生产这一农药，其中有13家合成原药。
大量企业生产的同质化产品，导致企业之间只能拼命压价。专家介绍，这一农药国外卖80万到100万人民币一吨，国内每吨只卖20万人民币。国外的农药企业每100万元人民币的销量，可以获得70万元的利润，但国内同类企业，每100万元人民币的销售额只有10万元利润的产出。“农药市场就是仿制。你能研发，我能生产，而且还生产得更便宜。”
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让国内的众多农药企业活得都很累。他们不得不为生存发愁。放眼周围，先正达、拜耳、巴斯夫、陶氏益农、孟山都、杜邦这6家跨国农药“巨头”的农业化工业务控制了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也基本保持20%以上的利润率，形成了国际垄断格局;一些全新的创制品种，在中国也处于垄断地位。
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因为缺乏专利产品和技术这个原因，中国农药企业若想接一点非专利产品的订单，必须得打“价格战”，出具比其他国家更低的价格。
农药“草甘膦”是个典型。国际市场上需求旺盛，因此全国各地都在不断地推高吨位。据统计，现在我国草甘膦一年的产能就够全世界用3年。但是，中国农药企业在国际农药价值链上只是充当着“代工者”的角色，缺乏定价的话语权。而转到国内市场，由于企业生产销售的多为非专利技术产品，只要产品有一定的利润，就会吸引那些自认为不会成为多余者的资本涌入投资，直到把一个产品的边际利润做成零为止。
当中国农药企业正为了一点薄利相互“厮杀”的时候，跨国企业却马不停蹄地忙于打假。例如杜邦公司分析测试中心实验室，即使测试中心每天不接别的活，只检测国内农药市场上的产品是否含有杜邦生产的、专利尚未过期的化合物的隐性成分，就已经忙得没有一点时间了。
研发之险 不是“爬楼梯”，而是“走吊梯”
当仿制成为一种习惯，企业更没有能力和“心情”投入研发；如此的恶性循环，又使企业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差，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悖论。
例如，科研机构研制一种新的化学成分并提出专利申请，但由于经验不足，没有及时申请混合剂型的应用专利，结果很快就有两家公司申请了20多项这一化学成分的应用——几乎覆盖了这一化学成分所有可能产生的应用。
在与这两家公司谈判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它们从没有拿到过这一化合物，连活性都没有验证过，更不用说20多个应用实验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其实可以叫“侵权”，也可以说是“敲诈”，但这，就是国内农药创制环境无比混乱的现状。
这场判断最后取得了“双赢”：由课题组提供化学成分的一种应用，让企业负责生产。
但对从事农药创制的研发人员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结果。按照国际上的惯例，一个农药从研发到上市，大约需要花费2-4亿美元，耗时10-12年。一般来说，农药的专利保护期只有20年，即使开发成功，首先还需要3到5年的市场培育，才能使一个不错的农药销售达到高峰阶段。
因此，一种农药的黄金获利期仅仅为5-7年时间，其中还夹杂着非常大的风险。比如，使用几年以后，如果发现农药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或者长期积累毒性，那么这种药品就会立刻撤出市场，前期所有的投入全都打水漂了。
“农药研发，不像是在爬楼梯，而是在走吊梯，任何一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了，就会立即掉下去，前功尽弃。”这也是农药创制和新药创制类似的地方：都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漫长的投入，外加巨大的风险，使得国内的企业更加不愿意从事研发，而同质化竞争造成极低的利润率，已经使得一批农药企业徘徊于盈利与亏损之间。
对此，上海农药研究所张一宾教授说：“国内农药企业与跨国公司在科技自主创新的意愿和意识上有重大差距。国内农药企业有资金后往往热衷于开发房地产、搞酒店或转行;在科技创新上，也往往还处在零散的游牧阶段，缺乏系统的规划，缺乏高水平创新的胆略意识。”
农民受益难 “法盲”科学家赤膊上阵搞谈判
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出最好的产品，但只要我们做出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农药，我们的农民就会受益。
某科研机构开发一款新农药，有望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可没过多久，课题组就面临各方质疑，因为负责这一农药国际市场开发的，将是一家美国公司。
课题组为什么不把化合物卖给国内的企业呢?在这个课题研发前期，所有的经费都是由一家企业提供的。一年2000万的科研经费，企业等的就是投产后的收回。
“商人都是逐利的，企业的愿望可不是和科学家一起‘放卫星’。企业总是需要做出可以用的东西，要收回投资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让我们的产品走上国际市场才是我们的愿望。”
在课题组看来，向国际市场推出自己的产品，才能敦促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降价，也是科学家的使命。“如果国外公司有一种农药，在中国市场能卖300到500万元一吨，只要我们有创新产品，形成一定的竞争力，国外的这类化合物价格就会马上跳水，每吨价格不会超过200万元。”
即使研制的化合物，可能还不是最好的产品，但哪怕它仅作为一种备选工具，也会倒逼同类农药降价，给中国农民带来实际的好处。
事实上，最近10年，国内也开始逐渐迎来农药研发的“春天”。国家“973”、“863”和科技支撑等重大科研计划专项，都在为农药创制提供大量经费。有专家称，“十二五”期间，国家在农药创制方面的投入应该会接近3亿元人民币。当然，这和发达国家动辄数亿美元的大手笔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课题组的计划是，力争2014年让新研发的产品在全国形成销售网络，并通过和美国公司合作，在2018年实现全球销售。但谈判过程非常艰难，课题组自称“法盲”的研究人员，不得不借自己的常识和直觉“赤膊上阵”——面对国外跨国集团公司的法学博士、化学博士、农药学博士、财务专家组成的专业谈判团队。“毕竟，国内既懂法律又了解农药的专业人才实在太少了。”
对话李忠：中国农药的前途，或取决于“农民科普”
记者：大多数城市人谈“药”色变，觉得蔬菜上的农药残留就是祸害食品安全的元凶。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李忠：对于农药，有很多人都存在误解。首先，大多数农药都是低毒的。很多时候，当虫害真的很严重，撒一些药品也无法取得效果的时候，那就只能用“敌敌畏”了。很多人一听“敌敌畏”，就说这是有害的。这也是一种误解。包括已经被禁用的“甲胺磷”这类农药，其实本身都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在中国，很多好的农药，被使用者用坏了。
记者：按照您的理解，“敌敌畏”也是一种不错的农药吗?
李忠：一般来说，“敌敌畏”使用14天后，蔬菜上基本就不存在毒性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毒蔬菜”，是因为农民等不及14天就采摘上市。
不止“敌敌畏”，很多好的农药被农民用坏了，我们去一些农村看，如果农民看到说明书上写着，每亩地用2克，常常会掂量一下，觉得太少了，自说自话地多加点。如果要求早晨7点到9点用药，也很少有人会遵守说明书。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检测发现会有100倍的浓度超标。
记者：看来，要成为真正的农业大国和农药研发大国，必须对农民做好科普宣传工作。
李忠：是的，这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但我们必须去走，有些事情必须要做。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常在新闻中看到农民把农药当成“自杀利器”。比如“百草枯”，因为有好几例农民喝农药自杀的案件发生，液体剂型的“百草枯”产品现在已经禁售了。但学者也做过调查，自杀行为是一种即兴行为，如果把这种药剂改为粉末状，有自杀意向的人很少愿意花时间冲调好这种农药。因此，现在“百草枯”药剂只有做成粉末状才能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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