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政治政策，它已经给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造成很大危害。2006年10月下旬，我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访问团，对巴西和阿根廷两个国家进行了考察，主要考察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家的影响和造成的危害。这次考察收获很大，使我对拉美国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使我对当今世界存在的市场经济作了认真的反思。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模式，但是决不能小视这只“看不见的手”，它无孔不入，影响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和灵魂。所以，我们必须深刻地研究和认识市场经济的特性和规律，学会利用和驾驭这只“看不见的手”。下面我就从访问拉美说起，阐明我对当今的市场经济的看法。
一，巴西和阿根廷的基本情况
南美位于西半球的南部，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南隔海与南极洲相望，北隔巴拉马运河与北美洲相邻。面积约1797平方公里，人口3.6亿。南美国家之所以称为拉丁美洲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属于拉丁语系国家，讲西班牙、葡萄牙或意大利语。这和几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有着直接的关系。南美有12个国家：北部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厄瓜多尔;中部有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南部有阿根廷和智利。南美有着纵贯南北长约9000公里的安第斯山脉，有着世界最大的约560万平方公里的亚马孙平原，有着世界水量最大的亚马孙河。可以说，这是一片辽阔、富饶而又神秘的大地。
巴西和阿根廷是拉美两个最大的、也是自然条件最好的国家，可以称得上地大物博。巴西国土面积858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占世界第五位，比我们国家仅小100万平方公里，但没有我们国家那样广袤的、一望无际的荒漠和戈壁沙滩。亚马孙河冲积平原80%在巴西，热带雨林700万平方公里，巴西占70%，有“地球之肺”的美誉。而巴西的人口只有1.8亿。特别是水资源十分丰富，亚马孙河入海口宽40公里，水深200多米，它的一条支流黑河，水量比我们的长江还要大。据巴西学者称，亚马孙河水量占世界总水量的20%。
阿根廷土地面积220多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是冲积平原，土地非常肥沃，阿根廷的拉普拉塔河是拉美的第二大河，它三条支流的汇合处有365公里宽，水深平均50多米，他们称其为淡水海。阿根廷人口只有8000万。
这两个国家除了水资源以外，还有丰富的矿藏，有含铁量超过50%的富铁矿，有天然气和丰富的宝石矿藏。巴西曾经经济排名在世界第八位。阿根廷靠农牧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国民经济总产值排名也在世界前十位。但是，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十多年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都遭到了严重的影响和破坏。拉美国家的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政策造成的。他们现在正处于反思阶段，但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二，新自由主义及其在拉美国家的传播
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发展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前，西方多数国家都奉行古典自由主义政策。在大危机之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在这期间，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陷入经济萧条和危机，而凯恩斯主义也提不出克服危机的有效对策，于是新自由主义就大行其道。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利用这一新的形势，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从此新自由主义便上升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对内对外的政策原则。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经济上主张“使经济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尽可能快地私有化”，并且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强硬措施保证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施。在政治上极力鼓吹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推行美欧式的多党制、民主化，宣扬政治多元化和文化的美欧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化”。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利用由他们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试图在世界范围里建立以新自由主义为理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实现他们称霸世界的“新帝国主义梦”。
拉美国家历来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输出经济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生活方式的试验场。所以，它首先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其主要标志是推行“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召开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所达成的十点“共识”。其主要内容是：实施金融贸易自由化，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削减政府社会福利的支出等。在美国的压力和诱导下，拉美国家开始推行“华盛顿共识”，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和利率的自由化，放任外来资本的进入，降低公共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开支，放弃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和控制。“华盛顿共识”的实施，加速了国际垄断资本对拉美国家的渗透。阿根廷的学者说，“目前阿根廷不仅工业、商业、服务业，就连银行、电力、石油、公交、水利、邮电、铁路这样一些重要部门，也都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私有化。”这个时期，拉美国家大量出售国有企业和大公司，西方跨国公司成为最大的并购买家。拉美国家由此成为发展中国家私有化和国际化比例最高的地区，但也变得更加依赖私营经济和国际市场，更加依附于国际垄断资本。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拉丁美洲国家得以推行和迅速发生影响，除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因素外，还有着更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从国际上来讲，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得逞，同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全球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巴西学者所说，“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上世纪70-90年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有关，与80年代金融的全球化、拉美的军政府、中心国家的保守势力都有密切联系。”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正是利用这种形势试图进一步控制拉美国家。从内部来讲，这些国家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没有着力去发展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没有转向外向发展以寻求和扩大自己的国外市场，而只是力图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解决国内市场狭小的问题。结果是对外部资金和技术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后来又错误地走上“负债增长”之路，从而深陷债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诱惑和美国的压力，拉美国家已经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任新自由主义的摆布。阿根廷学者说：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压力、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有很大关系，当时不“改革”就难以找到贷款，在国内就面临更大的经济、政治压力，就难以应对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岂不知，实行新自由主义后，使这些国家不仅没有解决面临的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这无异于是从热锅里跳到了火坑里。
三，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中，要结合自己的国情，通过理论创新和学习别国的成功经验，寻找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不能简单地搬用新自由主义的作法。近二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些国家和地区，就会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第一类受其影响的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第二类受其影响的是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些亚洲国家;第三类就是拉丁美洲国家。拉美国家是近十多年来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和危害最严重的地区。尽管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开始阶段，这些国家经济有所发展，但随之而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制约了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使这些国家深陷危机而难以自拔。阿根廷学者把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十年称为“失去的十年”，巴西学者称之为“美国的陷阱”。从本世纪初他们开始进行反思，但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影响还远远没有消除。下面仅从几个方面说明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国家、主要是巴西和阿根廷造成的严重影响：
1，经济发展总体缓慢 失业率不断攀升
如前所说，拉美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之初，有些国家经济有所增长，但从总体来看，经济发展速度不仅没有加快，反而大幅降低，只相当于改革前的50%。经过几年的反思，到2004年，受惠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拉美经济有所复苏，但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在上世纪八末、九十年代初，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1.2%，从1992年-2002年的十年间，经济年均增长只有2.4%，仅相当于80年代以前的45%。阿根廷和巴西可称为是拉丁美洲的“发达国家”，人均GDP曾经达到过8000美元。但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到2002年，阿根廷人均GDP已经跌到2665美元。巴西东北部幅员辽阔的亚马孙州，至今文盲仍占全州人口的一半。与经济萧条相伴随的是高失业率。拉美地区的失业率在最近二十年持续上升，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40%以上。就是到了本世纪初，拉美地区2001、2002、2003年平均失业率仍然分别达到9.2%、9.3%、10.7%，其中阿根廷2002年还曾高达23%。阿根廷学者说：“我们没有想要的生活质量，没有效率，也没有尊严和所需要的安全，因为我们阿根廷人失败了。”“新自由主义使阿根廷这个辽阔而富饶的国家变成了本地区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2，资金大量外流 外债负担沉重
沉重的外债负担是拉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大障碍。阿根廷学者说，从1982年到1985年，拉美向外国支付了1500亿美元的利息，与此同时从这些外资中获得的净收益只有400亿美元。两者之间1100亿美元的差额需要用贸易盈余来弥补，这几乎相等于该地区三分之一的出口和50%的净储蓄。这无疑导致了国内资本的紧缺，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自1999年以来，拉美地区资金净流出仍在逐年增加，2004年达到了639亿美元，2005年进一步增加到675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转移的增加是重要因素之一。在1982-2000年间，拉美国家还外债利息高达1.452万亿，是全部外债的4倍还多。2004年，拉美国家的外债达到天文数字7230亿美元。债务成为勒索和控制拉美国家的手段和工具，成为阻碍拉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沉重枷锁。
3，两极分化严重 社会动荡不安
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大后果，就是产生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20%的最富的人和20%最穷的人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相差6倍，而实行新自由主义后这一差距迅速拉大，1999年拉美10%最富的人和10%最穷的人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相差40倍，2002年竟然上升到46.6倍。据阿根廷学者提供的数字，1960年拉美国家有1.1亿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到1994年达到了2.093亿，2004年竟高达2.22亿。该地区60%的儿童处在贫困中，5300万人面临饥饿的威胁，4200万人仍然是文盲。在拉美国家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密密麻麻的极其简陋的贫民区漫无边际，成为城市的一个独特现象。比如，巴西圣保罗市有1700万人口，其中700万人住在贫民区。这些贫民区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肮脏、混乱，当地警察都不敢轻易进入，基本为黑社会所控制。
巴西和阿根廷是拉美两个经济比较发展的国家，但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两极分化也十分严重。巴西的基尼系数曾高达0.6，经过几年的调整，到2004年仍高达0.58。阿根廷的基尼系数曾经达到0.57，现在为0.48。阿根廷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90年是21.2%，2000年上升到41.5%，到2002年6月竟然上升到53%，其中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4.4%。巴西的状况也有过之无不及。巴西人这样形容他们国家的贫富差别：富人在天上(即乘直升飞机)，中产阶级在地上(开小汽车)，穷人在地下(即乘地铁)。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这些国家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人们缺乏安全感。盗窃和抢劫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前不久在里约热内卢，我国一个经贸代表团乘车从机场到住地，中途被持枪歹徒洗劫一空。我国驻圣保罗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在乘车外出办事时也曾两次遭到持枪歹徒的抢劫。这里的人都懂得出门要带几十元的“保命钱”，当劫匪把枪口对准你时将钱交出来就可以免于一劫。去年11月中旬，也就是我们刚从拉美访问回国不久，美国总体布什的两个女儿到阿根廷旅游，在两个贴身保镖的保护下，挎包还是被偷去，被偷的手机中有高度机密的电话号码和材料。混乱的社会状况，由此可见一班。
中国有句谚语：贫穷生盗贼，富贵生淫欲。在这些国家看得十分清楚。两极分化和严重的贫富差别成为黑社会势力滋生和猖獗的温床。仅圣保罗市就有七个黑社会集团，而每个黑社会集团下面都有一大帮人，他们使用的武器比警察的武器还要先进。就在2006年5月，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黑社会势力公开向警察挑战，甚至使用火箭炮袭击警察局。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黑社会竟然开着直升飞机去劫狱，从狱警的眼皮底下接走黑老大。这些只有在惊险小说中才可以看到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都发生了。拉美其它国家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社会动荡。据有关统计，仅2005年5-8月，拉美地区就发生了2302起抗议活动。阿根廷学者不无感慨地讲：“在我的印象里，一生的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危机之中。”新自由主义政策“把我们拖进了没有希望的境地。”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最大、最直接的后果。
4，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减弱 走出困境步履维艰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私有化和政府退出对经济的管制，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由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的减弱，结果使得社会经济陷入更大的混乱，以至于失控。拉美国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的曾一度以“自由化”、“私有化”和“非调控化”进行得快速和彻底而闻名，并受到西方舆论的赞誉，但后来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阿根廷学者说：由于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退出经济领域，并实行全面私有化，包括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所以阿根廷在上世纪90年代就将电信、铁路、矿业、钢铁业等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出售，这使得政府在面对2001年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时，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因而无法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巴西学者说：疯狂地放松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这是新自由主义者为建立其新自由主义政府、满足霸权主义资本家的跨国利益以及满足盟国利益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效果只能使当时的政府和地区寡头感到满意。我们必须置疑当前这种由强国主宰的不利于弱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模式。
上述这些学者的言论，清楚地表示了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和置疑。近些年来，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展开了反思，但对新自由主义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深刻认识仍有很大差距，至于在实践上去解决它、消除它的影响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现在的政府和广大民众认识比较清醒，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希望进行新的变革。政府领导也意识到，没有经济基础国家便不可能有权威，也不会有真正的控制力。但如何增强经济实力和控制力，苦于没有办法，更难于把已经私有化的企业收归国有。但同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的认识相反，有不少学者还赞同新自由主义，甚至认为目前的后果不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而是由于实行不当的结果，因而政策调整只需对新自由主义某些具体方面予以改进即可。总之，拉美国家已经停止实行新自由主义，但是，真正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走出困境，尚需时日。
四，拉美左翼运动的高涨及其影响
拉美左翼运动的高涨，是当前国际形势、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亮点。拉美左翼运动的兴起，是当前拉美国家存在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的，是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的推行及其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这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得逞，左翼力量必然遭受巨大的压力，反之，新自由主义失败之时，就是左翼运动崛起之日。上世纪末，正在为争取执政地位而奋斗的巴西劳工领袖、现为巴西总统的卢拉曾经预言：在6-8年内，拉美大多数国家将由左派政党执政。这个预言今天已经变成现实。拉美政治“左转”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拉美政治向左转，左派领导人上台执政
在20世纪70-80年代，拉美左派试图通过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夺取政权，变革社会制度，而现在他们通过选举纷纷在一些主要国家上台执政。1999年查韦斯大选获胜，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标志着拉美左派新阶段的开始。接着上台执政的有，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2003年初)、乌拉圭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瓦雷.巴斯克斯(2004年3月初)、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领导人莫拉莱斯(2005年1月)、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巴切莱特(2005年)等。此外，2006年是拉美的大选年，又有一批拉美国家左翼领导人或者再次连任或者新当选为国家总统。它们是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多米尼加、巴拿马、秘鲁、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左翼政党获得了执政权。在2007年的总统选举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阿根廷总统夫人费尔南德斯，代替她的丈夫基什内尔成为阿根廷第一位女总统。她明确表示她是为广大穷人服务的。二是、危地马拉希望联盟党的阿尔瓦罗.科洛姆在选举中获胜，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左派总统。埃菲社在“拉美左派再下一城”一文中报道说：“这意味着左派在拉美地区的又一次胜利，也是左派在这个传统的右派掌权国家获得的前所未有的胜利”。(见《参考消息》2007年11月7日)目前，拉美已经有四分之三的国家政权掌握在左翼领导人手中。在2006年的大选中，右翼只掌握了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洪都拉斯三个国家的执政权。值得注意是，左翼领导人都以很高的胜率当选，而右翼领导人胜率很小，甚至有的胜率还不到一个百分点，他们即便上台执政也会面临很多问题，遇到很多困难。
需要提及的是，科雷亚当选厄瓜多尔总统引起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他被誉为南美的又一个“查韦斯”。他在去年10月12日的竞选活动中说：“查韦斯是我的朋友”，“我们总说我们是席卷拉丁美洲潮流的一部分，我们期待一个团结的拉美，反抗非人道、残酷的全球化。”他批评跨国公司使厄瓜多尔沦为南美洲经济最贫穷、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之一。有的媒体把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视为卡斯特罗以后的拉美新的“反美铁三角”。更值得注意的是，科雷亚当选总统时年仅43岁，曾经留学比利时，最终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这说明一些年轻的文化素质比较高的领导人当政，它势必会提高拉美左翼运动的水平，假以时日，美国称霸拉美的梦想将更加难以得逞。
2，关于拉美左翼和左派政党的分析
左翼与右翼、左派与右派的概念始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它是表示在政治上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两种对立倾向的政治概念，一直沿用至今。其内涵随着时间和条件的改变会有所不同，但一般说来，右翼是指保守的、维护现存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倾向或势力，而与此相对立，左翼或左派则是指政治上激进的或革命的倾向和党派，它主张变革现存社会或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推动社会的发展。拉美左派也具有一般左派的基本特征。
拉美的传统左派主要是指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以及一些激进团体和革命武装组织，他们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而今天的情况是，一方面左翼的势力、队伍和人数在扩大，另一方面其成分又十分复杂，什么是左翼和左派比较难以准确界定，但它们总体上是属于左翼范畴，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的复兴是有利的。可以说，这是拉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但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拉美左翼运动的高涨是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所造成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在政治上的反映。俄共主席久加诺夫称：“这是一块我们正在见证其加速“变红”的大陆”。哥伦比亚学者豪.恩.博特罗认为，“拉美左派的高潮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现象”，“当代拉美左派同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左派不同，过去拉美左派主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现在是通过选举取得政权”。
对于拉美左派国际左翼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比如巴西和古巴学者在《跨入21世纪的左派》一书中，认为拉美左派应该把拉美左派社会运动包括在内，所谓左派“是指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致富逻辑并为建立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而奋斗的力量组合”。其包括“左派党”和“社会左派”即指社会运动。美国左翼学者詹姆斯.佩德拉斯提出何为左派的14条标准，其中包括：减少社会不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置于私人利益和外国利益之上;鼓励民众参与;生产多样化;社会开支和公共开支优先;增加最低工资;实现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等。其中最根本原则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正义。很多学者把当前的拉美左派称为新左派，认为他们主要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的试验，使拉美人民深深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要求变革社会的愿望日益高涨，拉美左翼运动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应运而生的。可以说，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持批判态度，主张通过社会变革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反对由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要求建立更为平等和合理的国际秩序，成为当今拉美左派占主导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
从政治态度来看，拉美的新左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温和左派，包括巴西总统卢拉、智利总统米.巴切莱特、乌拉圭总统塔.巴斯克斯等;另一类是激进左派，包括古巴的卡斯特罗、委内瑞拉总统查委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等。前者虽然也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张社会公正，反映广大民众的利益，但是对待美国的态度，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以及在国内采取的政策都比较温和，而后者不论是对美国的霸权政策、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还是国内的政策都采取一种激进的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墨西哥前外长豪.卡斯塔涅达说：在拉美，当前有两种左派：一种是“有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倾向的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另一种是“有社会主义根源的拉美政党、运动及其领导人”。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总之，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名誉扫地，拉美地区极端不平等、不公正及其产生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拉美左翼运动产生的土壤。这种状况同拉美的民主政治相结合，必然导致拉美近年来左派纷纷上台执政。这无疑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应当把拉美的左翼运动看成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3，关于拉美的社会主义
拉美社会主义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公开宣称搞社会主义;另一种情况是不讲是在搞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的实践活动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第一种情况最突出的代表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众所周知，2005年初，查韦斯在第五届世界社会论坛发表讲话，提出在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构想，开始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定向为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主张以参与制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建立人民的国家政权，建立民主的、公正的国家机制，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国家的管理，反对一党定“乾坤”;在经济上，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建立国有企业，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建立以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体系;在社会方面，主张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和互助，注重社会福利，减少社会贫困;在对外政策上，主张世界多极化，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外交的多元化等。“21世纪社会主义”构想的提出，实际上是查韦斯试图将他所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的性质，从民主革命提升为社会主义 。
对于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西方媒体有很多的评述。比如，美国《纽约时报》2005年10月30日撰文说：“21世纪社会主义体制逐步取代自由市场体制;建立国有企业，将废弃的工厂充公，组建数以千计的合作社和由工人管理的经济实体。”文章还说，“一年前成立的经济部已将查韦斯总统的许多宏伟计划付诸实施。该部门的规划者创建了6840家合作社，它们在全国范围内雇用了21万人。包括将效率低下的工厂、矿山和田地充公的新措施，在国内收到了良好的反响，查韦斯的支持率高达70%”。可以说，这样的评论是客观的、公允的。但也有的评论将查韦斯的社会主义看成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认为查韦斯深得基督教教义的精髓。因为查韦斯进过这样的话：“在公有财产方面，真正的基督比任何社会主义者都更加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他反对专制统治、特权阶层和绝对权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查韦斯是利用基督教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恩格斯曾经说过，在一定历史环境里，宗教也可以成为政治活动的一种形式。他在《原始基督教史》中，把原始基督教的有关思想看成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的表达。查韦斯这样的看法，实际是拉美特殊精神环境的一种反映。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是为摆脱社会困境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选择，但能否成功，将取决于是否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以及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莫拉莱斯本来就是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他说：他奉行的是“公有的社会主义”，而查韦斯称莫拉莱斯奉行的是“玻利瓦尔印第安社会主义”。因为在印第安人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共同体因素和公有制历史传统。德国《明镜》周刊2006年第35期，发表了该刊记者对莫拉莱斯总统的访谈录，记者问，您打算在玻利维亚实行社会主义吗?他回答说：“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我们生活得好，实行公平和公正，不存在社会和经济问题，那么它是受到欢迎的。”莫拉莱斯在玻利维亚也实行了国有化和土地改革。他说，“不管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但至少拉丁美洲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存在种族主义的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总统。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所造成的只是损害。”
至于科雷亚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我们可以看看2007年阿根廷新闻社的一个报道，该报道说：科雷亚正致力于制定一部新宪法，而这个宪法的基础是“21世纪社会主义”。报道引用科雷亚的话说：“我们将要开展一场彻底、深刻、迅速地改变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全民革命”他斥责过去的政策是“拜美国政府的政策所赐”。“这些政策已成为厄瓜多尔，乃至拉丁美洲的灾难”。他说，“为了推行这场全民革命，我们需要21世纪社会主义。很多人让我们冠之以‘人道主义’。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不惧怕这个词汇。我们将利用社会主义探寻公平、公正和能够提供巨大生产力和就业机会的经济。”“我们的计划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异曲同工。例如，21世纪社会主义中，人民处于主导地位，而非市场。市场应当是一个良好的服务部门，而非主人。人类不应该继续被当作用于积累资本的生产工具……市场经济强调商品的创造与价值，而忽视人类的需求，生态环境的代价等。”“我们重视集体协作，这也和经典社会主义不谋而合。我们应当克服将个人主义作为社会动力的错误观点：个人主义将利己主义美化为社会的至高美德”。他还警告美欧国家不要对他们作的事情指手画脚。(见2007年11月5日《参考消息》)这里比较鲜明地表达了科雷亚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更带有理论性。
从上述可以看出，不管查韦斯和莫拉莱斯、还是科雷亚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否成熟，表述是否准确，对其理论和实践仍需观察，但他们总体上主张的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
第二种情况是不公开讲社会主义，以平民主义或民众主义面貌出现，主张社会公平和正义，反对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反思新自由主义，主张改变现存社会制度，为广大中下层民众的生存和利益呼喊。多数拉美国家左翼总统都程度不同的持这种观点。他们思想中也具有着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
关于这种情况，美国《每月评论》2005年7-8月号刊登了安德鲁.布莱克曼题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灵魂”的文章，该文阐明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的、颇有启发意义的论点。认为，以墨西哥1994年萨帕塔起义为开端的、日益壮大的、遍布全球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可称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形式。这些运动集中发生在第三世界，它们的思想资源和实践风格多样化，更具本土化色彩。但是这些运动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灵魂。文章说，他们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也没有读过卢卡奇和葛兰西的著作，但是他们从现实社会生活中扑捉住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等基本人权。“与那些受人尊重、安稳度日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相比，他们对于公平和正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更大。南美洲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一边是企业永无休止地攫取利润，另一边是被拉拢的政客们轻率和推诿的托词，他们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直接行动成为他们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唯一出路。”拉美的左派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极端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同五百年来的殖民统治和剥削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新一轮的殖民主义。文章说，“只有睁开眼睛正视这些苦难，西方社会主义才能重新找到社会主义的灵魂。” 在他们看来，是否搞社会主义，主要体现在在实践中是否关心民众的疾苦，解决社会问题。
以上只是初步的分析，对拉美的左翼运动应该进行跟踪研究。当前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拉美国家的领导人比较普遍的存在着缺乏理论重新和理论指导的现象，因此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不够深入，对未来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没有明确地理论阐发。这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状况，就使得一些拉美国家未来前景扑朔迷离。特别是在选择未来经济发展道路和对待市场经济问题上，很不明朗。如果找不到正确的发展模式，可能还会回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来。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经验，对于拉美国家来说，就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讨
市场经济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大体说来有这样三种形式。
一是，由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如前所说，这种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给拉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这里就不再赘述。
二是，目前欧洲国家施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方面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两极分化，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于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府便研究和实行福利政策，以遏制两极分化，缓和社会矛盾。其公式可概括为：市场经济+公平。所以，社会市场经济，实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良，是改良的资本主义。它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法国前总理诺斯潘曾经说过，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种市场经济由于关注社会公平，实行福利政策，一定程度地缩小了贫富差别，满足了广大群众的生活需求，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它主要是在分配领域作文章，搞福利事业和福利政策，而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其政治结构，所以这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而已。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问题，而且由于将越来越多的税收和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欧有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对于这种市场经济，我国学者也应该给予关注和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三是，我们国家主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把长期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运行的那种市场经济模式，移植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来，使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用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新的形态。它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又不同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它有着自己的特殊的本质和特殊的运行规律。邓小平在1979年就曾经明确地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理论的任务，就应当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科学的论证和科学的说明，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不能不说，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新的事物，也是当代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碰到的最大的难题。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说的，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是一个伟大创举”。因此，我们必须对它进行研究，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对此，近几年来国外学者作了不少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日共主席不破哲三的研究就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他特别强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从理论上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十多年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实践材料，有更好的条件进行理论研究、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重视这一研究工作。这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都会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讨，我想必须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姓社”而不是“姓资”，它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就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在这里，公有制是“本”，市场经济是“用”，决不能削足适履。所以，对长期在西方运行的市场经济应当是原则“移植”，而不能照搬。当然，公有制经济也要进行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就是我们多年来对所有制认识和研究而取得的重要成果。公有制经济需要改革，但必须掌握一个“度”，如果超过这个“度”，公有制已不再是主体，那就是私有化了，那我们的市场经济就不能称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所以，对公有制经济，对国有企业，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革，而不能简单地一卖了之。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如果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被颠覆，不仅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存在，我国社会也难以稳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第二，与上述相联系，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还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的分配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就连社会市场经济的倡导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试图去防止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能够更有效地防止两极分化，但现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有的统计还要高)，这已经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而同现在的阿根廷差不多。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难道不应当进行反思吗?我们应当很好地探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施行和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对此要作出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要制定具体的评估和检测指标体系。这里仍然有一个“度”问题，也就是说，不能让其它分配形式取代按劳分配而成为主体。
第三，加强宏观调控和计划管理。邓小平曾经讲到，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很有道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宏观调控和计划管理方面应当做得比资本主义更好，因为我们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运行的市场经济。在这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这里我想强调科学发展观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从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我们十多年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总结。科学发展观的要义就在于，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加强宏观调控和“五个统筹”，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克服市场经济固有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可以说，这是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成果。当前，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也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第四，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相结合，使市场经济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市场经济是多元经济，利益多元，价值多元，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影响到我们的政治生活。所以，必须使它在法制轨道上运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应当是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瓦解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社会主义的法治要制约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防止它对社会主义政治的侵蚀，腐蚀国家干部。我国目前存在的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是同市场经济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加强法治，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缩小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第五，市场经济要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建立诚信的、文明的、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多元价值观和自由化，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形成很大的冲击，甚至影响到文教、学术领域，产生文化腐败。事实上，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同上述几个问题的解决有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同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是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而且是无时不在，无孔不入。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抵制和斗争，它就会逐渐瓦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冲垮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反过来又会冲击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因此，必须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和建设，并用以指导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相协调。
以上几个方面，是探讨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几个最主要之点。只有将这几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彼此制约、互为作用，才能使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轨道上更好的运行，才能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提供可靠的理论根据。同时，对拉美国家和经济不发达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2000年4月，我去美国纽约参加第18届“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有一个小组就市场经济问题展开了辩论。有的学者不赞成中国搞市场经济，有的学者赞成中国搞市场经济，这位学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新的事物，如果中国试验成功，将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可见，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探索具有世界意义。希望我们能够探索成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应有的贡献。
靳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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