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机构的冗杂腐败、富裕商人阶级的骄奢淫逸、警察国家的独断专行以及中下层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使得反集权专制、反腐败、寻求社会公平和个人尊严等口号极具感召力。经济萎靡、国力不兴、国家地位的下滑和外部势力干预又使得民族独立和振兴成为了社会“革命”的感召点。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革命”价值和意识形态口号，虽然反映出了埃及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核心问题，却没有给出具有真正变革意义的答案。
“革命”毫无疑问是过去两年多埃及政治生活和政治话语的关键词。2011年的“1·23革命”，埃及人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专治、威权和腐败的统治。2011年2月至2012年6月间，埃及人高举着“再次革命”的大旗，同过渡阶段掌权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恋权与固权行为作斗争。2012年6月，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穆尔西以微弱优势赢得总统大选，随后他提出“继续革命”的口号，试图将他领导的政党和政府塑造成“1·23革命”的代言人和“革命”目标的执行者。而反对派别则从穆尔西执政一开始就以拒绝合作的姿态不断挑战穆尔西政权的执行力。双方都以捍卫“1·23革命”成就为由，支持和鼓动街头政治。2013年6月30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倒穆尔西运动爆发，在军队的干预下，穆尔西及穆兄会的短暂执政生涯结束了。反对穆尔西的埃及人将这场运动称之为“6·30革命”、“二次革命”或“纠正革命”;他们认为这次新的“革命”，推翻了无能的穆尔西政府，推翻了试图窃取“1·23革命”成果的穆兄会政权，使埃及重新回到了“革命”的正确轨道上。而支持穆尔西的埃及人则坚持穆尔西作为民选总统的政治合法性不可动摇，他们将这场“革命”称为军事政变，并以开罗的一个广场为阵地，同军队和过度政府持续对抗，要求恢复穆尔西的合法地位。
在埃及的主流政治话语中，从“1·23”到“6·30”，“革命”的对象和目标都是稳定的，即反对专治、维权和腐败，实现温饱、自由、社会公平、尊严和民族复兴。然而，不用深入观察就可以发现，这种稳定性是不存在的。就“革命”的实际参与者和对象而言，穆巴拉克政权及其获益群体从“1·23革命”的斗争对象，变成了“6·30革命”的背后参与者；穆兄会从“1·23革命”的代言人变成了“革命”成果窃取者；而军队，在“1·23革命”期间是“革命”的辅助者，在之后的过渡阶段是“革命”群众的斗争对象，而从“6·30革命”起，又成了众星捧月的“革命”领导力量。就“革命”的目标和所推行的价值观来说，“1·23革命”强调的是民主与社会公平，而“6·30革命”则强调反对外部干涉、寻求民族独立和复兴。一个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是，同样是运用1973年阿以战争中埃及军队的英勇无畏这一主题来感召“革命”群众，2011年初的穆巴拉克失败了，而当下的埃及军方却成功了。
这种不稳定性表明，在两年多来的埃及“革命”中，价值和意识形态是次要的，而权力斗争和政治投机才是这一系列“革命”的主体，前者成了后者附庸。以倒穆尔西和穆兄会运动为例，在“6·30革命”之前，反对派别指责穆尔西专权、“穆兄会化”国家机关、将穆兄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至上。他们制造舆论，引导民众发现穆尔西政权同穆巴拉克政权在专制和威权上的相似性，从而毁损穆尔西作为民选总统和“继续革命”领导者的合法性。当时颇为流行的街头口号是：“刮了你的胡子，穆尔西!一看，啊!原来你是穆巴拉克!”这种情形在“6·30革命”之后发生了变化。穆尔西被军方软禁，一批穆兄会领导人被捕之后，穆尔西的支持者打出了“合法性”这一王牌，认为穆尔西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总统，没有任何人能强制解除他的总统职务。国际舆论也倾向于这一论调，并进一步质疑“6·30革命”的合法性，将之描述为军事政变。这使得重新得势的埃及军方和自由主义阵营需要迫切证明其“倒穆”的合法性。沿用过去对穆尔西的攻击显然非常困难，因为不同于在街头呼喊口号，在司法程序中证明穆尔西专权、贪污和渎职等需要明确的证据，这个条件并不具备。出于斗争的需要，军方挖掘了其他罪证。他们首先指责穆尔西等一些穆兄会成员，2011年在哈马斯的帮助下越狱;他们又指出，“6·30革命”后西奈半岛发生的针对军队的武装袭击，是穆兄会授意下由哈马斯策动的恐怖活动;他们还揭发美国驻埃及大使馆同穆兄会秘密勾连，试图帮助穆兄会控制埃及。这样一来，“革命”的论调也从反集权腐败变成了捍卫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反对恐怖活动、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埃及内政。埃及的主流媒体涌现出大量持新论调的评论文章;军方在7月隆重纪念1973年战争，并借势鼓动民众上街游行表示对军队和“6·30革命”合法性的支持。很显然，权力斗争的需要决定了对特定“革命”价值与意识形态的宣扬。
处于权斗附庸地位的“革命”是对“革命”这一概念的自我消解。革命，从本质上来说，应该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颠覆与重构。而在这两年多来的埃及，“革命”仅仅表现为大规模街头抗议引发的政权更迭，而埃及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模式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在埃及，“革命”制造了一个假象，一个民众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和融入政治的假象，仿佛一夜之间，埃及的普通民众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话语权，改变了少数精英群体绑架埃及国家利益的政治结构。而实际上，以街头抗议为主要形式的“革命”并没有催生出崭新的民众权力代表机制;“革命”，依然是体制外的参政方式。一旦“革命”推翻总统和政权的目的达到，埃及的权力斗争又重新回到既有体制之内，在总统、政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安全情报机关和军队之间展开。根据权力斗争的需要，体制内的任何派别都会鼓动街头抗议，以彰示自己的民众基础，获取“革命”所赋予的政治合法性。这种利用“革命”壮大自身的策略，在过去的两年多来，一直为穆兄会、其他伊斯兰政治派别、自由主义阵营和军队等所采用。在埃及，“革命”成为了各方争夺的政治资本。这种性质的“革命”，显然与当下大多数埃及民众所认同的伟大的、启迪性的、引领中东乃至世界新趋势的埃及“革命”大相庭径。
于是，当下的埃及社会出现了一个“革命”悖论：一个不触及深层社会政治结构的“革命”被埃及民众视作伟大的社会政治革命来拥戴。解释这个悖论的关键在于，认清过去60年来埃及内部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埃及在地区和全球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变化。
就内部结构而言，过去60年埃及表现出了三大特征：（1）政权借助安全机构统治国家；（2）政权通过建设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推行经济补贴政策来稳固统治、收买人心；（3）中小地主阶级、新兴富裕商人阶级与官僚权贵利益绑定，通过寻租与出售土地资源获利，忽视工业化与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就外部结构而言，埃及在经济上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和资本运作的影响，在地缘政治上又为大国战略利益所牵动，长期缺乏自主性。埃及在二战期间，是英国的重要战备资源基地，在冷战期间又成了美苏遏制与反遏制共产主义传播的战略争夺点;上世纪70年代起，埃及推行经济开放政策，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定，接受美国的战略援助，通过旅游业收入、海湾国家埃及劳工的侨汇和苏伊士运河的石油运输收益来维持脆弱的财政;民族工业不兴、土地资源流失，国家逐渐为一小部分借机壮大的富裕商人阶级所绑架。
无论是“1·23革命”还是“6·30革命”，都没有从根本上推翻这些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在穆尔西执政期间，富裕商人阶级与穆巴拉克时期的官僚权贵采取了不配合新政权的姿态，拒绝将资本的掌控权交到穆兄会手中，听任埃镑剧烈贬值，外汇储备急剧缩水。穆兄会与美国合作来稳固自身权力，顺应美国试图扶持中东地区温和伊斯兰主义政权来减小极端伊斯兰主义恐怖组织对美国本土安全的威胁的方针。“6·30革命”期间，穆巴拉克时期的官僚权贵、反穆兄会的自由主义阵营同军队协作，重新获得了对国家的掌控。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是，在这次“革命”后，警察开始大规模地回归工作岗位，安全机构维持国内稳定的格局重现。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等海湾资本大国的援助迅速到位，表面上短时间内解决了埃及的财政和外汇储备危机，深层次上却继续将埃及置于区域资本势力的支配之下。
不过，也正是这些稳定持久的内外部社会政治结构，给了近两年多来的埃及“革命”以价值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发挥空间。官僚机构的冗杂腐败、富裕商人阶级的骄奢淫逸、警察国家的独断专行以及中下层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使得反集权专制、反腐败、寻求社会公平和个人尊严等口号极具感召力。经济萎靡、国力不兴、国家地位的下滑和外部势力干预又使得民族独立和振兴成为了社会“革命”的感召点。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革命”价值和意识形态口号，虽然反映出了埃及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核心问题，却没有给出具有真正变革意义的答案。被激发起来的“革命”群众，一次又一次将矛头指向了当权者，满足于推翻当权者的集体愉悦和狂欢之中，却并不去寻求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法。而少部分革命的领导者，为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所绑架，鲜有引领民众进一步探究深层次社会革命的可能性的做法。
这样一个“革命”悖论带来的现实结果就是：“革命”名义下的社会持续动荡与对社会政治结构层面长期性顽疾的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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