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是我八十年代末在法国留学时结交的一位相识。当时我学成回国，他则选择留在法国就业、定居并入了籍。今年他在法国退休了，当我祝贺他可以安享晚年清福时，出乎我意料的是，老李却抱怨，退休后他仍然不得不到处找些零活甚至黑工来干，以补贴家用，因为“退休金实在少得可怜”。原来法国福利制度虽好，却有种种条件和局限。
在法国，必须工作满42年并全额交纳了退休保险后，才能领取全额退休金。而全额退休金计算方式是全部工作年限中25个收入最高年限的工资平均数的50%。也就是说，一旦退休收入就至少少了一半。老李告诉我，由于他未工作满42年，因此只能拿到全额退休金的一半。尽管他在职时工资并不低，但最终退休金只有700欧元。在一个最低工资为1600欧元的国家，这点钱对于老李夫妇来说确实难以度日。幸亏按照法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他的夫人也能报销医疗费，因而生活下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比较窘迫则是无疑的。
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大多深陷债务泥潭、金融困境和经济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入不敷出的福利制度也就必然面临种种问题。而福利社会一旦寿终正寝，对整个西方社会民众、特别是低层民众生活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民众对现行西方社会制度产生怀疑，并使极端政治势力由此而崛起……
所谓福利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国民的一种国家保障。国家从保障社会秩序和公民安全的功能，推展到为国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这种保障主要为三个方面：医疗、失业和退休。保障的方式也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英国税收支撑的福利社会。英国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其费用是国家通过向全民税收来支付。第二种是德国俾斯麦时代就创立的福利保障体系：所有就业人员都支付医疗、失业和退休保险，同时也只有支付了这些保险的就职人员能够享受福利。法国则是第三类，属于将英、德两种类型混合使用的“另类”，比如法国也是由就业人员和企业来共同支付上述“三金”，但就业人员的家属却同时也可以享受医疗保险。
虽然从十九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模式之后，福利国家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福利制度，实际上是在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逼迫下，“资本”对“劳动”做出的一种妥协和让步，以缓和阶级矛盾，避免社会出现动荡。社会主义国家“从摇篮到坟墓”全面保障国民的就业、医疗、退休甚至包括住房、教育等领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是很大的。再加上欧洲各国战后普遍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现象，国家迅速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国家财富迅速积累，因而多数国家(除美国之外)都建立了福利社会体制。
简单而言，其实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法国，所有就业人员都必须将工资收入的23%交纳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和退休保险金(除此以外还要根据收入高低向国家付税，税收是国家为维持正常运转而必需的资金)。而雇佣其的企业也同样要为每一个雇员向国家交纳这三金。这三金就构成了法国失业、医疗和退休保障的经费来源。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战后伊始，直到七十年代，法国在这三个领域都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社会福利收支平衡。一名职工如果失业的话，国家便在一定条件下向他提供失业金，使他即使没有工作，也能维持生活，直到他找到一个新工作。而医疗也同样，一名有工作的法国人一旦生病，自己只要支付相对比较少的份额，而大部分医疗费都可以报销。最“福利化”的就是癌症病人，全部费用都由国家支付。法国战后开始实施的福利制度范围逐年逐渐扩大，从就职人员扩大到家属、从全民扩大到移民……
2010年9月，法国45万人大游行，抗议退休体制改革
不过，生活在法国的人都知道，福利体制实际上必须由保险制度来补充，导致法国的保险行业非常发达。比如医疗报销只能报销60%至80%不等，但即便是剩下的2%0至40%的医疗费用也相当昂贵，因此为了能够全部报销，法国人就再自行购买一种“互助式”报销保险。至于发生车祸等不幸事件时的医疗费，那更是由保险公司全额赔偿，因为在法国，任何一辆没有上保险的车都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而在汽车保险中，人身伤害是一项主要的险。退休也一样，一些收入较高的法国人除了交纳正常的退休金外，还自行购买退休保险，以增加退休后的收入。
问题是在今天“资本”全面战胜“劳动”的全球化背景下，福利社会逐渐走向死胡同。一方面资本的本性要求利润最大化，福利社会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当然就会在与利润的角逐中败北;另一方面福利社会开支大于收入，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每年都要亏空数百亿欧元的各种福利体系，在经济增长强劲时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收入来注入资金，以维持其收支平衡。而当经济危机爆发、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时，福利制度就难以持续。到今年九月份，法国国家债务已高达19122亿欧元，人均近三万欧元，国家已经无力再为每年近数百亿欧元的“福利亏损”贴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荷兰国王上个月宣布，荷兰将建立一个“参与社会”，而不再将“福利”作为国家向民众生活提供的一种制度性保障。这是欧洲开始走向衰落的又一个标志。
福利社会的终结将会对西方国家社会稳定和政治生活带来巨大冲击，其政治和社会后果将会十分严重。法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几个世纪国民傲视全球的自信心，主要就是基于其强大的国力(对外可以运用一切手段捍卫国家利益)和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对内保证每一个公民能够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不管世界发生何等变化，生活在福利国家的国民基本上仍然可以维持对生活的信心。
然而这一点在欧洲已经开始动摇，越来越多的欧洲福利国家的民众在担心福利制度将会告终。事实上，欧洲国家对福利制度的每一个修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削弱，都在影响着其国民的日常生活。在一次电视辩论节目中，一位葡萄牙记者面对电视观众坦承，葡萄牙因经济危机而导致医疗保险体制的修改，使得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不敢再去看病(太贵)，结果出现病故率上升的现象。法国社会也出现对前途信心不足的心态，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极端的政党、特别是极右的“国民阵线”;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担心，法国下一届总统大选会不会选出一个极右的总统。福利社会走向末路也使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开始对现行法国政治体制产生疑问：为什么民主体制无法解决他们天天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
退休制度是法国等福利国家中引发问题最大、最多的一项。因为退休制度基本上是靠今天就业人员交纳的保险费来支付他们父辈的退休金，过度亏损的结果是名符其实的寅吃卯粮。特别一方面人的寿命越来越长、领取退休金的数额也就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乏力，社会日益缺乏年轻人，再加上就业不足，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交纳退休保险的人在减少，保险金收入也在减少，这样，退休人员将无疑会“一蟹不如一蟹”。文章开头提到的老李的例子是非常典型的。法国出现的“新贫困”阶层，相当一部分是由退休人员构成的，可以说，福利社会的终结，很有可能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动荡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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