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统治vs大众民主
1987年我见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当时，为了纪念宪法奠定200周年，我正在做一档宪法研究的十二集电视节目。那时候，他在法院的时间比任何同事都长，并且写了将近500份多数意见，其中许多都涉及关于平等、投票权、种族隔离、新闻自由——特别是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等根本问题。
这些判决引来了全国范围的抗议。他说他从不把这些针对他的仇视和愤恨放在心上。不过，他后来透露，他的母亲说，一直都喜欢他在新泽西法院的那些判决，但很疑惑为什么他现在去了最高法院就“不能一样行事了呢?”他回答道：“我们必须履行义务。不管大众如何反应，我们要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尽管是一个自由派，布伦南大法官也担心政府规模过大。当他说现代科学可能在造一个“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时候，我问：“怎么会这样?”他环顾了一下房间回答道，“我们现在讲的就可能被人偷听了。就我所知，科学已经能做成这种事情了，透过这些窗帘、窗户把什么东西放置进来，记下我们的谈话。”
那是个还没有网络的年代，也没有大规模的监听搅乱每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我多么希望他还在——还在最高法院!
我对布伦南的采访是那个十二集节目中的一集。另一集涉及他听说的1967年的一个案子。一个名叫哈里•凯伊西安(Harry Keyishian)的教师因不愿签署纽约州的效忠誓言被开除。布伦南当时裁定，效忠誓言和其它反颠覆罪的州成文法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中对学术自由的保护。
我找到凯恩西安并采访了他。布伦南大法官看了那期节目，很着迷地看着他裁决的名字背后的真人。记者纳特•亨托福(Nat Hentoff)一直负责跟踪报道布伦南的工作，写道：“在此之前，他可能没有见过任何诉讼当事人。但当一个案子上来，他会设法去将心比心。”看着凯恩西安的采访，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如果做出另一种裁定，他和其他教师会失去一切。”
直到任期的最后，当他在伦奎斯特法院写异议书时，布伦南被问及是否气馁。他笑着说，“我们都知道——国父们也知道——自由是个脆弱的东西。你不能放弃。”他也没有放弃。
威廉·布伦南
金主阶级和黑钱
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很久以前就警告过我们，如果对会破坏选举的巨大财富的力量不加限制，会发生什么。“买卖选票泛滥”，他写的是罗马，“金钱开始决定选举。之后，腐败在法院和军队蔓延;最后连利剑都被金钱奴役时，共和国就臣服于皇帝的统治了。”
我们还没有皇帝，不过我们却有罗伯茨法院，不断地给金主阶级特权。
我们还没有皇帝，不过我们有这样一个参议院，就像政治学者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比起对中产阶级选民的意见，参议员们很明显对富裕阶层选民反应更积极，而收入分配最底层三分之一选民的意见则对唱票表决结果没有显著的数据影响。”
我们还没有皇帝，不过我们有一个极右派统治的众议院，他们由源源不断流入的黑钱滋养着，这都要感谢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送给富人的大礼。
我们还没有皇帝，不过两党中的一个现在被激进分子掌控着，他们参与了一场压制老人、年轻人、少数族裔和穷人投票的运动;而另一个曾是普通劳工的支持者，如今却被自己与金主阶级的联合弄得虚弱不堪，只能象征性地抵抗那些让美国日益败坏下去的力量。
社会批评家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最近在《卫报》上评道：
我不会责备人们抛弃了政治……当政府-公司的联盟绕过了民主还愚弄了投票程序，当一个未改革的政治体系确保了党可以买卖，当(主要党派的)政治家干看着公共服务被肮脏的阴谋私掠，这个体制还剩什么值得我们参与?
为什么领取食品券的人数创了记录?因为美国的穷人数量创了记录。为什么美国人民跌入深渊?因为深渊就在那里!在这个富裕的国家里，仍有2100万美国人在找寻全职工作，其中许多人正在失去失业保险。而金融行业人士赚到了前所未有的利润，大笔大笔地花在竞选上，以保证一个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政治规则，并要求政府进一步缩紧开销。同时，大约46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除了罗马尼亚，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孩童的贫困比例比我们更高。而西北大学和范德堡大学的研究发现，最富有的美国人几乎没有支持政治改革来减少收入不公的。
阶级特权
听着!你听到的是社会契约被撕碎的声音。
十年前《经济学人》杂志——他们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警告：“美国正在固化为欧洲一样的阶级社会。”《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最近的头条写道：“民主和黑暗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分界比你想象的小。”
我们真的快要把自己的民主输给唯利是图的阶级了。就像我们靠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边缘等着人抡起一脚。
20年前，当我采访布伦南大法官前在他屋子里私下聊天时，我问他怎么会持自由派观点的。“是因为我邻居，”他说。1906年，他出身于爱尔兰移民家庭，镀金年代的严苛带给他亲人和邻居的艰难困苦，他目睹了“各种苦难，人们不得不挣扎地活着”。他从未忘记那些人和他们的挣扎，他相信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来创造一个国家，能让他们都获得平等的机会去过上体面生活。“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他说，“就读读宪法的序言。”
他接着问我如何形成自己对政府的理解(他知道我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里待过)。我不太记得确切的回答了，但我提醒他我出生在大萧条时期，我父母一个四年级辍学，一个八年级辍学，因为他们都要去摘棉花养家。
我记得，在我生命头11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总统。我父亲爱听广播“炉边闲谈”，好像听福音一样;我哥哥因《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上了大学;我是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园、公路和两所公立大学的受益者。我当然认为对我好的，也会对别人都好。
那是我告诉布伦南大法官的大致内容。如今，我希望自己能够再和他进行一次对话，因为那时我忘了提，也许是我所知的关于民主的最重要的教训。
1950年我16岁生日那天，我去得州东部小镇的日报工作，我在那里长大。这是一个根据种族划分的小镇——2万人口，一半白人，一半黑人——你可以得到关爱，收到良好教育，接受宗教熏陶，却完全不知道仅仅一街之隔的其他人的生活。不过，对初出茅庐的记者来说，这是个好地方：小到你可以驾驭，大到让你每天够忙还能学到新东西。很快我就时来运转。一些编辑室的老员工有的去度假有的请了病假，我于是被派去报道现在被称为“家庭主妇的抗议”(Housewives’ Rebellion)。15个小镇的妇女(都是白人)决定不支付她们的家佣(都是黑人)社会保障预扣税。
她们争论说社会保障是违背宪法的，强行征收是无代表税收，并且——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要求我们收这税与要求我们收垃圾无异。”她们雇了一个律师——正是前国会议员戴斯(Martin Dies, Jr.)，因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迫害期间任非美调查委员会主席时的所为而闻名，或者说臭名昭著。他们上了法庭，然后败诉。毕竟，社会保障不违宪。他们不情愿地缴了税。
我的报道被美联社转了，并在全国范围内传开。一天，执行总编斯宾塞•琼斯(Spencer Jones)把我叫了过去，指着美联社滚动新闻。屏幕上正是我们报纸报道的“抗议”活动。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就这样定住了。不管怎样，从学校到政坛和政府，我一直都在报道阶级战争。
那些得州马歇尔市的女人是先锋。她们不是坏人，她们常去教堂，她们的孩子是我的同学，她们中许多人热衷于社区事务，她们的丈夫是镇上的经济支柱和职业阶层。她们都很值得尊敬，是积极向上的公民，所以我花了很久思考，是什么让她们做出这种反抗。很久以后，有一天我明白了，她们只是不能超越她们自己的(阶级)特权来看问题。
她们对其家庭、俱乐部、慈善组织和教会格外忠诚，换句话说，她们忠于自己的同类——她们将民主仅限于和她们一样的人。那些黑人妇女洗衣服，给家里做饭，打扫卫生间，给孩子擦屁股，整理丈夫的床。可她们也会逐渐老去，失去丈夫，独自面对岁月的摧残。那么多年的劳动只留下额头上的皱纹和关节上的疤痕。若没有协同保障体系来保证她们辛勤劳作换来的微薄报酬，她们无以为生。
美国未完成的事业
无论如何，这是美国最古老的故事：这是一场斗争，意在决定“我们人民”(所代表的)这种精神，究竟是一份政治契约里所深植之物，或仅仅是伪装成神圣的一出荒唐表演，被有权有势者利用来以他人的牺牲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特权生活。
我要声明，我没有关于政治和民主的理想化概念。记住，我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工作过。我也没有浪漫化“人民”。你应该读一读我在右翼网站上的信件和帖子。我理解得州的那些政治家，他们谈到立法机关时会说：“如果你认为这些家伙是坏人，那你应该看看他们的选民。”
一个为所有公民服务(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正义)的社会，和一个将其制度变成了巨大骗局的社会，两者之间的区别与理想或是浪漫毫无关系。这是民主和金主统治的区别。
布伦南大法官在最高院任期的最后时刻，做了一次切中要害的演讲，他说：
“对于穷人，少数族裔，被刑事指控的人，那些在技术革命中被边缘化的人们，误入歧途的青少年，还有城市里的多数人……我们还没有正义，平等的、切实的正义。丑陋的不公继续在抹黑我们的国家。我们显然在斗争的开始阶段而不是在其结束阶段。”
就是这样。150年前，亚伯拉罕•林肯站在葛底斯堡鲜血浸染的战场上，呼吁美国人继续“未完成的伟大任务”。林肯所说的“未完成的事业”，和美国建国一代时的一样。迄今仍然如此：为《独立宣言》的允诺注入新的生命，并且保证这个共同体仍然是那个值得那么多人为之牺牲的共同体。
(本文原载于《赫芬顿邮报》网站2013年12月12日，原标题：The Great American Class War;观察者网林凌、张苗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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