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些年来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一言以蔽之，就是空前地增强了自身的硬实力。历史和残酷的现实都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硬实力是不行的。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位居第一。不过，中国也存在不足和危机，很突出的一点就是：硬实力讲得多，软实力重视得少，经济方面讲得多，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生态文明讲得不够，导致的结果是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自信和自觉反而有所下降，最终暴露出经济发展的合法性的问题。
当然，若没有硬实力作基础，软实力就是虚的。但是，如果在今天中国有了硬实力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还不重视政治合法性和软实力建设，长此以往，就不仅仅是丧失文化自觉和政治自信的问题了。当前流行的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法国大革命就发生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同时期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揭示的，当时主导法国的上层利益集团相互之间已经发生了裂隙，大地产商与金融集团之间存在矛盾，而中小企业主与大地产商和金融集团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而法国的政治领导人却没有注意从协调各阶层矛盾的角度，去抓住文化和政治建设的领导权，更遗憾的是：法国的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不但没有战略眼光去注意到这一点，而是一门心思去做那些破坏法国文化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事(包括在沙龙和媒体上散布极端情绪，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所以有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文化人掀起的革命”的说法，是因为法国实际上是在沙龙和媒体掀起的革命中倒下的，经济发展的势头也是这样被终止的。这也说明了当年的法国为丧失文化领导权所付出的代价。
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是：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美国总体实力相对下降，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有利于我们。但是，在人类历史即将发生大转变的关头，我们尤其需要以警醒的目光和警觉的心态注视着世界格局的变迁。与当下美国相比较，就会发现中美两国在同一时期工作、建设的着力点是不太一样的，这就警醒我们：在总体实力即将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要保持头脑清醒，更不能小看了奥巴马的“价值观战略”，奥巴马上台的时候，美国正面临着金融危机并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美国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很糟。奥巴马上台之后，转变了思路和战略，一改美国一贯提倡实力和经济总量的做法，开始大讲西方政治和文明的先进性，努力占领世界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奥巴马上台后，努力占领世界意识形态制高点
总体来看，奥巴马上台之后打了四张牌：
第一，环境牌。这就使他站在了“全人类根本利益和人类未来”的制高点上，哥本哈根环境峰会是美国由金融危机之后的全面被动转向主动的第一步，通过这一步，奥巴马把人类发展的根本困境，由严重的贫困问题、严重的世界不平等和经济差别转到了“地球变暖”上来，并进一步把“温室气体排放危害全人类”的大帽子扣在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头上。
第二，东亚牌。东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增长点，美国经济要恢复发展，就必须主导东亚并从东亚经济增长中捞取最大的“便宜”，所以他的这张牌就是挑动亚洲各国之间以及某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领海和领土争议，然后再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秩序维护者”角色，从而一改美国一贯的以强凌弱的战争贩子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东亚地区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乃至小国利益的保护者。日本右翼政权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重回“脱亚入欧”的“明治道路”，成为美国“价值观外交”的积极“拥趸”。
第三，贸易牌。他不是把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归结为美国高收入、高负债造成的企业外包和外逃，更不是归结为美国长期通过发行国债维持的高消费，而是归结为所谓的“贸易不公正”——即他所说的：美国的贸易伙伴是通过剥削劳工方才实现了廉价产品的出口以及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这样一来，只有3亿人口的美国却几乎无偿地消费着世界最廉价的商品这种不公正现象就被掩盖了，美国人均占有并消费的资源是中国的20倍这个巨大的不平等被掩盖了，而奥巴马倒是因为假惺惺地“同情劳工处境”，反而成为被一些左派人士热捧的“社会主义者”，风头出尽，人情作足。正因为今天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打着“劳工神圣”的旗号，于是他便由不劳而获者成为了公平正义的代表者，甚至成为了弱势群体代言者。
第四，金融牌。他不是把美国金融危机归结为以高债务驱动高消费的资本主义发展痼疾，甚至不是归结为华尔街金融骗子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的投机诈骗，而是归结为中国等国家的高储蓄造成的高流动性，引起了金融泡沫，最终使美国受害。这种荒唐逻辑一举把造成世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奥巴马上台后，在经济方面不是没有成绩(他在油页岩等新能源的开发方面就很有成绩)，但他最主要的着力点却是放在了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生态和重新修复美国发展道路、美国制度和美国意识形态合法性这个“大窟窿”上。通过工作重心和着力点的转移，他几乎成功地把美国由一个反面典型，重新树立为“政治正确”的典范，起码是改变了他上台之初美国发展方式被全世界唾弃的极为被动的处境，重新为美国发展方式披上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外衣，全力去掌握当今世界发展的话语主导权;而一旦有了这种政治正确的合法性外衣，他就可以合法地把美国的问题转嫁给中国和世界，可以变经济上的被动为主动。坦率地说，奥巴马上台后的一系列“组合拳”，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决定经济、政治引领经济，通过争取政治主动来改变经济被动的例证。
当然，美国从金融、外贸、环境和外交等四个方面做文章，其目的之一就是从意识形态上全面否定中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否定中国发展的成就。概括起来说，美国今天的战略核心就是：在其硬实力不断下降的同时，转而通过掌握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扮演公平正义化身的形象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以其所谓巧实力和软实力来打击中国的硬实力。关于这一点，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
当今世界的发展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增强的同时，必须审时度势、从战略高度出发，切实增强全社会对于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学习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以从根本上改变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手软、一手硬”的大问题——而在这个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以清醒的自觉，为宣传、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必须承认，恰恰是这一方面的既有工作成效十分令人惭愧。必须直言不讳指出：
第一，马克思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的权威，曾经深刻地论述过信用与虚拟资本以及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马克思本人从没有反对把生产资料以金融的方式组织起来，从没有反对资本为劳动和劳动者服务，马克思一贯倡导破除金融和资本垄断、不断创新金融民主化、资本为劳动服务的道路，但是面对今天空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试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中可曾有人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振聋发聩地揭示金融危机的根源，国家重点扶持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可曾对当今世界和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作出了马克思那样的深刻揭示。毛泽东同志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曾经指出，经济学离开了哲学，就会成为“没有思想的经济学”，甚至流于统计;而哲学离开了经济学，就变成了教条和空话，这些话对于我们改造学风和文风，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第二，面对中国灿烂的历史、近代的屈辱、现代的复兴，中国可有李约瑟、宫崎市定那样的学者，以恢弘的视野和深刻的问题意识，提出并致力于回答“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何以走向衰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何以走向伟大复兴”这个根本命题。
第三，面对中国持续发展和美国持续衰落的大趋势，建立在旧世界基础之上的旧的思想文化共识已不再适用，因此，只有立足于当今世界转变的现实，才能逐步建立起新的思想文化共识和普世价值，而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只有在积极参与制定新的世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确立——但我们今天可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与自信?可有这样的知识准备并开始付诸行动?
学术应该讲政治，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必须讲政治。而讲政治是指学术必须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目标，并深刻呼应当今世界和人类历史大转变这个政治背景。相反，我们的教学和研究长期存在着一种令人感到不满和忧虑的情况，并集中表现为形式主义泛滥。学风、文风败坏是当前最为严重的问题，而这就是最大的不讲政治，因为它掩盖了根本的问题——文化领导权的失落。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教学面临的根本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费缺乏，因为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了那些必须进行大规模基层调研的项目)，其实是不需要大笔经费的。当然，这么讲绝不是反对给予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研究项目以国家资助，而是要在做出成果后，对那些确实引起社会反响、确实解决了问题的研究给予资助和奖励，但当前的机制却是相反。以行政下拨的方式运作大笔的科研经费，不仅效率不高，而且易生腐败，长此以往，只能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瓜分经费，而学者的精力都用在申请项目上、利用关系评奖邀虚名上，没有心思去做研究。
中央倡导要切实增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这是面对危机和挑战作出的战略回应——但中国当前的研究和教学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时间紧迫、形势逼人，我们应该警醒起来。自省是形成自觉和建立自信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自省，就没有自觉。
相对于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而言，美国的学术更关心天下兴亡，比我们更讲政治。而关心天下兴亡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真正的士大夫精神的体现。古人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所以，要增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首先就要从自己做起，从对工作的自我批评做起，从改造学风与文风做起，从自省做起，甚至是从知耻做起，此所谓“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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