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在权力、制度、文化等领域施展着拳脚，好不风光。然而，近些年，受到新兴大国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快等因素的冲击，美国霸权渐趋衰落。
一、美国权力、制度、文化霸权的衰落轨迹
1. 权力霸权：相对削弱且呈现进一步加大趋势。经济实力是一国获取权力的主要资源。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尤其是2008年以来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对主要大国的经济发展影响程度不一，比较而言，美国、欧元区、日本遭受冲击最大, 中国、印度等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则受到的冲击较小。金融危机不仅进一步加速了国际体系中权力流散与转移的进程，也加速了北方国家群体性衰落和南方国家(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趋势，这是自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国际权力第一次出现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逐步转移，其中最显著的是美国霸权衰落加速、中美之间的权力渐进转移趋势加快。
2006—2012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4%，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平均增长率来看，美国为1.2%，欧元区为1.0%，日本为0.5%;中国为10.0%，印度为5.5%、巴西为3.8%。7年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尤其是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0%，远高于同期3.4%的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这进一步凸显美国的衰落，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即中美之间的权力正在硬实力层面渐进转移。2005—2012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5年的5.0%提高到2012年的11.0%。同时，中国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相当于美国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17.9%上升至2012年的52.0%。
另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3年1月发布的最新全球经济预测分析报告，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将在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印度将在2050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巴西将越过日本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俄罗斯则在2035年成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墨西哥和印尼也会在2050年分别超过英国和法国，土耳其将超过意大利。总体而言，从经济实力来看，西方七国(G7)与新兴经济体七国(E7：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之间权力正在渐进转移。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到2017年E7国家的GDP总量将赶超G7，若按市场汇率计算，则在2030年超过后者。到2050年，E7国家的GDP总量按照市场汇率和购买力评价计算分别比G7国家GDP总量超过50%和75%。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进行GDP总量排名，到2030年，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中国、美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巴西、德国、墨西哥、英国和法国，新兴经济体占据五席，与发达国家平分秋色。到2050年，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中国、美国、印度、巴西、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印尼、德国和法国，新兴经济体占据了六席，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模式受到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的关注与追捧，引起了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担忧。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更是引起美国的忧虑和猜忌，担心中国未来可能会排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甚至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
2. 制度霸权：美元霸权地位衰落且美国对国际组织控制力减弱。制度霸权是美国霸权有别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霸权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现以美国对国际组织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削弱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国际事务影响力大幅增强等客观事实为依据，对美国制度霸权的衰落之势进行分析。
首先，美元霸权衰落，美国对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力及影响力下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为例，2010年11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IMF执行董事会当天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份额改革完成后，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从而更好地体现该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已于2010年11月15日完成了对组成特别提款权的一揽子货币的例行五年期审查，对货币提款权进行了调整，美元的权重由44%降至41.9%，欧元的权重由34%升至37.4%，英镑的权重由11%升至11.3%，日元的权重由11%降至9.4%。美元的独霸地位已呈现下降趋势。
其次，美元霸权是美国制度霸权的基石，而霸权赖以生存的宿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所起的主要作用逐步被其他行为体所缔造的国际组织侵蚀。2013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穆尔塔扎·赛义德说：“当前，尽管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却不会改变全球经济重心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总体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今年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产出的整体贡献将首次超越发达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它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预计将继续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扮演主角。”2013年，金砖国家提出设立应急储备安排以及金砖银行，这个决定是世界金融体系发展变化的必然路径，也将进一步推动世界金融秩序的变革与发展。
再次，美国对国际政治组织的控制力及影响力下降。以联合国会费分担比例的变化为例，联合国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最大国际组织，同时也成为美国不断地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及为美国外交提供合法性支持的工具。但是，近年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其在国际事务处理上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不同于前。一方面，迫使美国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不得不寻求联合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促使新兴国家积极寻求与联合国合作，包括增加在联合国的会费，以增强自身在国际事务处理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目前，联合国已经批准了2013—2015年度各国新的会费分担比例：“中国的会费将增加61%，其会费分担比例将从3.19%增至5.15%，大约为2.78亿美元，巴西的会费增加82%，其分担比例从1.6%增加到2.9%。印度的会费增加24%，分担比例从0.5%增加到0.66%。俄罗斯的会费将增加52%。”截至2013年10月10日，新兴国家已按照新的会费标准缴纳全部会费，美国却拖欠联合国会费达7.85亿美元。
另外，在其他全球性事务的解决与处理上，新兴国家也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力挽狂澜，为《哥本哈根协议》的出台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凸显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的集体话语权。
3. 文化霸权：观念层面的向心力减弱。文化本身具有融合性和渗透性的特质，文化扩张是美国实施文化霸权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美国传统现实主义学派代表汉斯·摩根索认为，文化帝国主义“不是征服领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为手段而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当前，美国文化霸权在世界的向心力有所减弱，这相对地削弱了西方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垄断地位。
首先，中东反美思潮以及伊斯兰文化的敌对，反映出对美国价值观层面的抗拒。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霸主，加强了对国际事务干预的力度。2003年，未经联合国授权便入侵伊拉克，其后插手利比亚问题至今。美国实施“新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干涉别国内政、无视他国主权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中东伊斯兰文化盛行的地区，反美浪潮高涨，甚至对美国文化产生了敌对心理。
其次，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怀有深深的战略忧虑，孔子学院的广泛建立及汉语文化的快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美国文化霸权的扩张并对其产生了震慑作用。2013年12月7日，第八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开幕，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刘延东出席并致辞：“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是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为扩大中外相交相知、合作共赢创造了广阔空间，也为孔子学院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目前，中国已在五大洲的12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注册学员85万人。
二、美国权力、制度、文化霸权衰落的深刻缘由
1. 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国内政策不利导致美国权力霸权的基石削弱。早在2008年, 美国就有学者撰文指出，美国正在经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衰退，布什执政时期是美国走向衰落的起点。2008年以来，美国凭借美元霸权以及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重灾难大部分转嫁给了其他国家，但是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的是硬实力的重创。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在货币政策的推行上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手段，遏制了美国经济飞速下滑的趋势，但是造成了世界粮价和石油价格的暴涨，扰乱了国际金融秩序，致使美国饱受其他国家诟病。在贸易领域，奥巴马重拾贸易保护主义，墨西哥、韩国、意大利等十余个国家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国。
2. 新兴国家与美国间的利益冲突使得重塑美国构筑的国际制度成为必然。通过国际制度的建构主导国际事务，是二战后美国霸权的最显著特征，而霸权的背后则是霸权国的国家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输出。制度霸权与传统的军事霸权相比较，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渗透性和可行性。二战结束前后，在美国倡导下建立并运转的一系列国际组织、联盟，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北约、美日军事同盟等，都是美国通过其运行机制来称霸世界的手段。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机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甚至尝试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发言权，建立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国际机制。尽管目前它们在国际社会中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联盟, 但非西方世界整体性力量的增强无疑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垄断地位形成了冲击。
3. 文化本土化诉求突破文化美国化模式。把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的榜样文化是美国文化霸权的全球战略目标。近年来，美国在全球兜售汉堡包的同时，也在不断贩卖“快餐文化”，构建自身的文化帝国大厦。然而，首先，文化具有自主性与传承性特征。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保护并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提出了谋求本国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特色的诉求。这映射了世界多数国家对美国文化侵蚀、渗透的恐慌与不满，反映了它们谋求本国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特色的价值诉求。随着新兴国家力量的增强，保护本土文化已经成为它们在观念上的诉求，各国积极发展本土文化，全方位打造与完善本土文化产业，这是美国文化霸权面临危机的根本性因素。其次，本土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间接地抵制了美国文化产业的入侵，这是美国文化霸权面临危机的经济性因素。长期以来，“美国大片是推进美国流行文化向国外传播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然而，这种状态目前已有所改变。2013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我国各大院线被14部国产影片垄断，这不同于往年美国大片蜂拥而至的场景。此外，新兴国家之一的印度作为亚洲最大的电影生产王国，其宝莱坞影片也在蚕食着美国的电影市场。
三、我国的战略应对
如何把握美国的霸权衰落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必须思考应对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1. 美国霸权衰落、中美权力渐进转移，但长远看，此过程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当前，美国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中国作为潜在挑战国的现实存在，二是美国霸权衰落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因素的客观存在。美国的权力转移不会呈现直线型上升的态势，而是螺旋形上升的渐进过程。美国战略选择可能会有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以自由主义理论为依据而产生的和平禅让战略，即将领导权以和平方式体面地交给其他国家，例如20世纪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移。第二种模式，以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为依据，运用霸权衰落管理战略，在延续霸权衰落的同时，静待机遇力争霸权恢复的战略，例如英国在1763—1815年间的战略选择。第三种模式，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而产生的对潜在挑战国发动战争进而确保霸权的战略，例如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对雅典。
笔者认为，第一种模式的战略选择在现实社会中几乎没有可能，美国绝不会把权力和平禅让给其他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先后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比例等制度性措施，涉及西欧、中东北非、亚太等地区和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战略与政策的调整，这些客观事实表明，美国正在实施第二种战略即霸权衰落管理战略，在延续霸权衰落的同时，静待机遇力争霸权恢复。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那么，美国是否会选择第三种战略即对潜在挑战国发动战争进而确保其霸权呢?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但长期来看，其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首先，在中美两国竞争态势中，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竞争并存, 非对抗性竞争的成分进一步增多, 这使双方博弈具有“协调、协作、渐进”的特点，这是由双方共同利益决定的。在经济领域，召开双边或多边国际会议商讨应对, 已成为当今大国应对国际经济衰退的最主要的外交方式。例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从2009—2013年已进行了五轮，这是中美两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等广泛领域内，对涉及双方近期和长期战略性经济利益方面的挑战和机遇进行磋商的机制。在安全领域, 防止核扩散、地区安全、反对恐怖主义等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双边交流与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内容。中美双方博弈呈现“两面性”特征, 利益交叉与利益对立共存，“斗而不破”已成为中美关系的显著特点。其次，世界的无序、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尽管美国是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 但由于霸权的衰落，对国际秩序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 美国有可能带头挑战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现行国际秩序。纵观二战后的历史，美国对外战争从未间断，又有几次是经过联合国授权的呢?由于美国希望国际秩序的演变有助于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 因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必然伴随着彼此在重大国际问题，包括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分歧与博弈。在中美力量博弈中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
2. 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正确看待现阶段美国霸权的事实性衰落，以权力、制度、文化“三位一体”全方位、多层次建构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从而把握中国的战略发展机遇，是当前极为迫切的理论需求与现实考量。从权力视角看，以经济发展为基点，增加军费开支，实现经济、军事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必不可缺的硬实力条件。从制度视角看，不仅要广泛地参与国际新规则的制定，而且要与新兴国家为伴，强化机制建设，特别是渐进式改变二战后美国主导构筑的现存国际秩序，逐步确立中国在当今和未来国际体系中应有的地位。从文化观念视角看，基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要求的理论、舆论准备必不可少，特别是要通过国民讨论来塑造国内观念共识，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对国际权势构成的维度分析，对我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对中国实力估计过高、对周边形势及国际环境判断过于乐观的情绪加以正确引导，正确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艰巨性与曲折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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